一位女青年，新婚3个月，丈夫就战死疆场，留下一个遗腹子。

    5年后，她又一次结婚，仅仅两年多，丈夫又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留下了一个儿子和又一个遗腹子。在漫长、艰难的岁月里，她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伤痛，默默地抚育着三个儿子，坚定地走了过来……

这位刚强不屈的女战士，就是中国科学院计划局的离休老干部吴为真同志。

吴为真是江苏吴江县人。从小家庭困难，住在上海姨妈家，半工半读。在进步思想影响下，15岁参加地下党，18岁就参加了新四军。

1941年，她从皖南到苏北，在工作中，认识了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

彭雄原是江西永新一个农民子弟，参加过长征，是抢渡金沙江的英雄。在平型关、百团大战等战役中，先后负过4次伤。因为作战勇敢，人都称他“彭猛子”。他对部队要求极严，每周司令部操场上的大会操，他那英武的雄姿，洪亮的嗓音，严明的纪律，往往令人肃然起敬。有时，在路上看到女同志军帽不正，绑腿没打好，他也是不客气地当面纠正。他在工作中铁面无私，不留情面，但平时待人却十分热忱，虽是高级军事指挥员，但没有一点架子，常和下级一起打篮球，在河里游泳。有时和警卫员合影，他也掖着驳壳枪（其实，他有六轮小手枪），在一边随便站着。不认识人看了，因为穿戴一个模样，也分不出谁是首长，谁是警卫员。他还爱好下棋，曾为一个棋子得失和人争得面红耳赤。高兴时，和警卫员扳腕子，赢了笑得和孩子一般。

当时，吴为真在阜东县的生产合作社任党支部书记。一天，县长唐克对她说，彭雄为了纪念军政大检阅活动，要买两个胶卷，叫想法给办一下。过去，吴为真因工作也找彭雄帮过忙，这次，很快便办了。不久，彭雄来附近看作战地形，特地来看过她。以后，通过几次信，就越来越熟了。

1942年12月10日，他们经组织批准结了婚。战争年代，一切很简朴，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宴请，更谈不上什么嫁妆、几大件。师长黄克诚笑嘻嘻地来祝贺说：“新娘子赶来挺累的，放三天假吧！——工作定了没有？在什么地方啊？”彭雄说：“政治部。”

吴为真就这么到了三师政治部。

白天，他们分头上班。伙食上，按规定彭雄吃小灶，吴为真吃大灶。每逢节假日，彭雄总要叫警卫员到集市上买点好菜，与吴为真一起改善一下生活。

那时，彭雄是和黄师长在一起吃小灶。一天，师长发现彭雄没来吃饭，两次派人去请。原来这年春荒严重，除师部和地方政府拨去大批救济粮外，部队每人每天都节省出二两粮救济灾民。彭雄认为自己身体好，不像师长有病，就自动改吃大灶，每天派警卫员去伙房打饭菜。吴为真知道后，怕他孤单，也就回来陪他吃。

晚上，彭雄睡得很迟。过去，他只上过两年私塾，全靠参军后刻苦自学。短期的红军大学，受训，使他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不论政治、军事、文化……什么书都读。常常一边读一边用红蓝铅笔划着各种各样符号，或做一些批注。工作上也极用心，他有两册很厚的活页本子，上面用钢笔记载了自己参加指挥的所有战斗的详情，足有十来万字，还有他亲自绘的战图。

日常生活里，吴为真很注意保密纪律。彭雄每天经手、批阅的文件很多，她从不接触、过问。彭雄和外人谈工作，她也是避开，不该听的就不听。

傍晚，彭雄常带吴为真去政治部、医务所等处串门、散步。一次，经过村头河边，彭雄忽然指着不远处说：“这个景致很好哟！”吴为真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到一轮明月倒映水中，微风吹来，月光像细碎的银子，闪闪烁烁……她想不到工农出身的干部，也能喜欢这种情景，不禁欣然地说：“是美！”彭雄问：“你说好在哪儿？”吴为真说：“月影在水里，随着波浪曲曲弯弯地晃动……”彭雄笑着说：“以后，我们可以多出来走走。”

归来，有人说彭雄：“你是一个高级干部，怎么还有闲情带着爱人在外边散步？”彭雄说：“那有什么！”没过几天，他发现说话的人，自己也带着爱人去散步了。

不久，吴为真怀了孕。彭雄想到孩子将要出世，整天乐呵呵的。一天，吴为真忽然提出要打胎，彭雄吃惊地愣住了。吴为真说：“这年头，孩子太累人，行军不便，也耽误工作。”彭雄虽感到惋惜，但看到吴为真发愁的样子，还是痛快地同意了。由于敌后医务条件困难，这件事，吴为真只能自己想法。她先试着跑步，没有效果。又改让彭雄骑马领着，她骑了马夫的马，在后边小跑，先后3次，仍然不行。最后，下了狠心，用奎宁。彭雄问：“奎宁打得下来么？”吴为真说：“只要好，就可以。”彭雄就去医务所要了四颗德国奎宁，回来让吴为真先吃两颗，说怕吃多了伤身体。吴为真说：“吃四颗把握大些。”彭雄就给她倒了水，看她把药吞进肚里。不一会儿，吴为真感到耳鸣得厉害，随着发烧到41℃，3天不能动弹。彭雄吓坏了，几夜没合眼，忙前忙后护理，才逐渐好转。从此，再也不敢试了。

1943年初，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晚上，彭雄在烛光下，看到一份延安发来的电报。

睡觉时，彭雄问吴为真：“你想学习么？”

“怎么不想？”吴为真扭头看着他，“可惜没这个机会。”

“学习很苦哩！”彭雄试探地。

“死都不怕，苦算什么！”吴为真信心很足。

彭雄轻轻地问：“到延安去，行么？”

“到革命圣地，有什么不好？”吴为真脸上露出笑容。

“你吃不了那个苦，”彭雄摇摇头，“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北方尽是大山，比这儿冷得多，成天吃小米，不光学习紧张，还要搞大生产，纺线……”

“你能吃苦，我也能吃！”吴为真摆出不在乎的神气。

彭雄哈哈笑了。

吴为真紧紧追问：“怎么去呢？”

“延安来了电报，”彭雄小声说，“要抽调一批领导干部去培训，准备迎接抗战的胜利。”

吴为真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彭雄停了一会，笑咪咪地问：“作为家属去，行么？”

“那可不成！”吴为真噘起了嘴，“要去，就作为干部去！”

彭雄看着她那倔强的模样，不禁又笑开了。

事后，彭雄去找黄师长，提出要求去延安学习，经师长打电报请示延安，同意了。

1943年2月，彭雄等11名团以上干部在师部集中，吴为真等7名女同志和部分警卫员随行，师部派了一个连武装护送。

这时，日寇春季大扫荡开始，旧黄河两岸封锁很严，无法通过，便向东面海边转移。彭雄指挥部队和装备有飞机、大炮进行围追堵截的2000多敌人，打了几场恶战。敌人反复六次冲锋，一次，我机枪手相继伤亡，眼看敌人冲上来，彭雄夺过机枪，一阵猛烈扫射，打退了敌人。后见形势日益严重，决定改从海路坐船北上。

3月16日晚，彭雄告别仅剩一个排的护送战士，率领干部队登上了有5个帆篷的大帆船，一路顺风，行走很快。吴为真睡在舱里，做梦到了延安，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彭雄进了党校，她入了抗大，高兴得一下醒来。后半夜3点多钟，途经连云港敌据点附近，风突然停止，船不动了。天明，日寇巡逻艇驶来检查，船老大被迫落下风帆，鬼子刚踏上船板，彭雄大喊一声：“打——！”，顿时，同志们手中的“二十响”驳壳枪一起向敌人开火，敌人猝不及防，仓惶败退。接着，敌人发起进攻，彭雄冒着枪林弹雨，亲自指挥，又一次将敌人打退，但不幸腿部中弹。午后，敌人再次发起冲锋，还击中，彭雄胸部受了重伤。傍晚，敌艇载着死尸和伤兵向连云港逃去。这时，海上起风了，同志们忙起帆继续前进。船行不到半小时，连云港方向又有3条敌汽艇成半圆形追来。吴为真爬到前舱，见彭雄嘴边流血，躺在那里，便忙给他喂水，吃止痛片，又想为他包扎伤口，但缺少纱布，彭雄身体又重，怎么也弄不动，心里急得要命。彭雄看着她，艰难地说：“为真，我不行了，上岸后把我送到一一五师师部，我在罗荣恒首长领导下工作多年……你千万要爱护身体，教育好孩子……”这时，船已近岸，吴为真和警卫员忙将他抬上船板，冒着敌人六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的疯狂扫射，涉着齐膝的海水，终于登上了陆地。迎面遇到八路军战士，急速赶往独立团团部。医生连忙抢救，打止血针，吃止痛片，进行包扎……彭雄——这位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终因流血过多，于3月18日凌晨1时许，靠在吴为真肩上，停止了呼吸，年仅29岁。

4天后，吴为真等到达一一五师师部，罗荣恒政委为彭雄等16位同志，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将他们安葬在赣榆县马鞍山烈士陵园。

延安作家刘白羽、吴伯箫、金肇野、周而复联名发表了《海上的遭遇》，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

7个月后，吴为真在悲痛的心情中，艰难地生下了遗腹子，为了纪念亡夫，名字就叫“小雄”。

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奶水不够，孩子老哭。黄师长知道后，就将自己身边奶羊下的奶，每天派人送来给孩子喝。吴为真知道师长身体不好，常年有病，还这样关心小雄，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

1945年9月，吴为真随新四军三师从苏北出发向东北进军，历时2个月，行程1500多公里。到东北后，同志们见她年纪还轻，对她的婚姻很关心。但她想起心中的创伤，一直很犹豫。

1947年吴为真在哈尔滨税务局工作时，认识了二纵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长何凌登。这是一位眉清目秀、精明强干的青年，在工作上是得力人才，在球场上也是一员健将。天长日久，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

一天，有个熟人听到这消息，奇怪地问吴为真：“你怎么又找个当兵的？不怕死啊？”吴为真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只想到他人品好，思想好。要说生死，当老百姓也有死的。”

对何凌登，不理解的人就更多了。有些人奇怪地问：“一般人都找没出门子的大姑娘，你年轻轻的怎么偏找结过婚、有孩子的？”何凌登开朗地说：“她是个好同志，我们有共同的喜好、理想，在一起谈得来。”

1948年，经组织批准他们结婚了。军首长刘震半开玩笑地赞许说：“何凌登，你能找上吴为真，可不简单啊！”

婚后一星期，何凌登奉命去前方作战。

东北解放，部队迅速入关。平津战役结束后，吴为真到达天津，欣喜地见到了何凌登。

何凌登小着声，怕惊了她似地说：“为真，差一点又让你当寡妇了。”

原来，天津解放时，何凌登坐着吉普车，路经一座断墙残壁，车子刚过，只听“轰”地一声巨响，整个残壁倒下，差点把他砸死。

何凌登心疼地说：“可不能叫吴为真再当寡妇，那太对不起她了！”

战争年代，不少人都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但在死神面前，不考虑自己，反而为他人操那么大心，这种高尚品德，使吴为真深深感动了。

1949年5月，何凌登随解放大军南下。行前，为将出生的孩子，起了个名字：“永坚”，表示他和吴为真的爱情，永远坚定不移。

后来，他们一起到了汉口。这时，他们已有两个孩子，小雄虽不是何凌登的亲儿子，但何凌登对他像和自己儿子一样。一天，他们带着孩子去照相馆照相。难得的悠闲生活，勾起了这位福建闽侯青年内心一些感慨，他说：“为真，我们也该过过家庭生活了，可是不知得什么时候呢？”

是啊，结婚以来，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吴为真一对天真的大眼睛看着何凌登，她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革命者也许永远就是这样生活的。

不久，何凌登随部队调到河南漯河。后来，又到了东北辽阳。

1950年，美帝国主义将侵略战火燃烧到我国边境，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万分危急的形势。

9月15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一个小组，派去朝鲜了解美军情况。何凌登身为三十九军的参谋处长，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由于时间太急，来不及定制出国服装，他们从信托公司匆匆买了几套西装，办妥出国护照，于9月22日，赶到炮火连天的朝鲜。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不分昼夜，前后活动了20天。并冒着敌机狂轰滥炸，到达了最前线，通过亲身体验和考察，了解了美国侵略军和战争的第一手情况。

回来，他们立即驱车去中南海，向周总理作了详细汇报。不久，中央根据从各方面掌握的情况，经过慎重研究，做出了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决定。

这时，吴为真到了辽阳。

不久，何凌登被派往朝鲜前线。

在何凌登提议下，全家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照片印出后，何凌登在背面工工整整地写了四行字，表达了即将离家出国的心情，交吴为真保存。又要吴为真在同样一张照片背面，写了“合家团圆”四个字，珍惜地带在身边。

他看着吴为真深情地说：“这次去前线，形势是严重的，万一牺牲了……”吴为真心里一阵酸楚，捂住他的嘴说：“别说了……”何凌登怎能不说呢？近些天，他一直在考虑这事，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尤其这次去朝鲜，美帝像一条疯狂的恶狗，将千百万炮弹、炸弹倾倒在这片燃烧的土地上，谁能保证一定能安全回来呢？今天不说，也许将来永远没机会说了。

“万一我牺牲了，你就再找一个……”他紧紧握住吴为真的手，声音是真挚的。

吴为真眼里涌出了晶莹的热泪。

几天来，何凌登忙着参加军、师级领导干部的会，忙着组织队伍，根本无暇回家。由于过于劳累，患了感冒，又是发烧，又是泻肚，混身无力。吴为真给他吃了药，他仍很难受，彻夜未眠。他对吴为真说，部队就要出发，这事别告诉军首长，一点小病算不了什么。

10月19日上午，何凌登参加了军里召开的向市民告别大会，会场上情绪激昂，热血沸腾。

午后2时，他匆匆回家看望妻儿，对吴为真说：“方才，市领导为军首长饯行，频频举杯祝酒。我因病还没好，勉强应酬，没有多喝。回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谈了几句，看时间不早，又急忙向军直属队集合地点跑。

吴为真随别的女同志一起去给部队送行。在广场上，看到何凌登佩戴着醒目的值班星官带，大声喊着口令，在忙碌地整顿队列。然后，正步跑到军长吴信泉面前，报告人员已齐，整队完毕。接着，吴信泉讲话，部队向火车站进发。

月台上，涌满了人群。何凌登从一节车厢跑到另一节车厢，检查部队上车情况。当他匆匆从吴为真面前经过时，吴为真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轻声地说：“别忘了吃药，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投入抗美援朝战斗！”他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吴为真见他跑到军长面前，打了个立正，报告说：“部队按分配车厢上车完毕，出发时间已到！”军长当即下令开车。

汽笛长鸣，军车开动，吴为真紧紧抱着孩子，噙着热泪，向何凌登挥手告别……

23日下午，三十九军留守处李主任忽然领着东北军区两个战士走来，说接吴为真和孩子到军区去。

吴为真问是什么事，主任说不知道。吴为真想：这事真蹊跷，怎么来得这么突然？是何凌登匆忙调动工作，没空回家接我？还是出了什么事？——前方还没听到开仗，不至于牺牲吧！

她怀着满腹猜疑，想到自己已怀孕，身体不好，沈阳又人生地不熟，决定不带孩子，先一人去问问清楚。

到了沈阳，吴为真被安排住在军区招待所，她心急如焚，坐不住，立不定，一人在屋里徘徊，服务员送来饭菜，也吃不下，整整一夜都没睡。

第二天天亮后有战士来敲门，领她到军区政治部，见到了李秘书长。秘书长请她坐下，倒了茶，不知怎么，竟低头不语，在一旁踱着步。

吴为真想问，又不敢问。后来，实在憋不住，脱口而出说：“李秘书长，请快说吧，何凌登是活着还是牺牲了？”

秘书长停下，望了她一眼，将视线转向远处，心情沉重地说：“本来，军区政治部甘主任想亲自接见你。昨天，因有急事去朝鲜了，委托我来和你谈谈。这次，朝鲜战争非常严峻，过去一般战争，师以上领导干部很少牺牲，——今天，志愿军刚出国，何凌登同志不幸就光荣地为国捐躯……”

吴为真脑子“轰”地一下，只觉天旋地转，心如撕裂，猛然大哭起来。

秘书长等她略为平静，接着说：“大家也都很难过，本来不打算马上告诉你，考虑你也是一个老同志，所以，还是请了你来。领导上对这事很重视，已将遗体运到沈阳北陵，你可以去作最后一次告别。——但组织上有个要求，不要再返回辽阳，以免影响其他家属和军心，希望你能理解。”

吴为真说：“我不回去，家里还有两个儿子，怎么办？”

秘书长说：“组织上可以派人去把他们接来。”

吴为真想到孩子太小，放不下心。考虑再三，只得放弃向遗体告别，先回去。秘书长要她回去后不许哭，她也同意了。

回到辽阳，一下火车，见到来接的同志们，吴为真眼圈发热，心里一酸，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开了。同志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忙扶她上车，回到留守处，还没坐下，就纷纷问她何处长在哪儿？现在怎么了？她只是哭，不回答。军人家属对这类事是敏感的，马上猜出了原因，都哭开了。大家一边痛骂美帝，一边安慰吴为真。吴为真看事已瞒不住，只得照实说了，并提到上级怕影响军心，不让对外散布的事。大家表示一定保密，支持亲人在前方杀敌。

不久，吴为真得到组织同意，在同志们陪同下又回到了沈阳。

她驱车来到松柏参天的北陵，心情沉重地走进庄严肃穆的灵堂。当她看到绿叶丛中，何凌登头戴大盖帽，穿着志愿军军服，安详地躺在棺柩里时，不禁泪如雨下，嚎啕大哭。她边哭边将腿跨进棺木，她多么想和他同去啊……

大家好不容易劝阻了她。

后来，她才知道了何凌登牺牲的详情：那是10月22日的夜晚，志愿军向南进发。军长吴信泉坐1号指挥车，何凌登坐2号车，何凌登要求和军长换车，因为他来过朝鲜，对地形较熟坐1号车好带路。吴信泉说我是军长就应该坐1号车，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后在政委徐斌洲的劝说下，吴信泉才勉强同意换了车。朝鲜到处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没有平坦的大道，夜间行军更困难。到下半夜两点多钟，何凌登乘坐的1号车行驶在一座不算陡的山坡时，本来就暗淡的月亮正好被山头遮住，根本看不清路面在哪儿。急于赶路的参谋长下令“开灯”，何凌登知道朝鲜一再强调要灯火管制，尤其夜间声音大点没关系，不能有灯光，但没等他说出“别开灯”，司机已打开车灯，猛一加速驶上了山坡，但就在亮灯的一瞬间，被空中迎面飞来的美国飞机发现了目标，飞机立即俯冲下来，又是扫射又是投弹，子弹正从何凌登胸前穿进椅背……这位曾四次荣获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干部奖章的国际主义战士，就这样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牺牲的第一位烈士。

这年，他才35岁。

他的灵柩，被安放在哈尔滨烈士陵园里。

不久，东北局领导人专门接见并安慰了吴为真。

7个月后，吴为真生下了第2个遗腹子——志坚。

一位青年妇女，身边抚养3个孩子，自己还要工作，常常累得筋疲力尽，特别是思念亲人的痛苦，更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一次，永坚放学回家，有点难过地对妈妈说：“刚才，一个解放军叔叔来接班里同学，特别像爸爸，我真想上去抱住，叫他一声‘爸爸’，——后来一想，我爸爸早牺牲了……”吴为真望着才上小学三年级的天真、可爱的儿子，差点落下了泪。

1970年吴为真和小儿子何志坚到哈尔滨烈士陵园为牺牲20周年的何凌登扫墓 （何志坚供图）

星移斗转，三四十个春秋过去了。1989年吴为真70岁高龄时，3个孩子都己长大，成家立业。40来岁的少雄（小雄）在北京可控硅元件厂担任了工程师，由于先天性原因，两眼视野狭窄，看东西不便，小时经常磕磕碰碰。三年困难时，买不到药，病情进一步加重，有时回家，吴为真明明坐在屋里，他就是看不见，还直问：“妈妈上哪儿了？”吴为真见了，真有说不出的心酸。但他总是安慰妈妈说：“毛主席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吴为真了解儿子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有着比常人更多的困难，但他不抱怨，不泄气，他有着父亲身上那种顽强的战斗精神。事实也是如此，少雄没有忘记父辈的遗愿，过去，他在化工学校时，曾为参加救火，奋不顾身，烧掉了眉毛。在另一个厂时，有一次，经过建筑工地，一块水泥板从门框上掉下，他英勇地冲上去双手接住，救了两名女工。老二永坚也像父亲当年一样，工作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任副处长。最小的志坚，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毕业后，在北京六〇八厂任工程师，长期从事有害物质的工作。为此，1987年发了重病，不知人事，10天睁不开眼，经送宣武医院抢救，才度过了危险。——这是一个团结、和睦、可贵的家庭，有一位历经苦难、久经考验的革命的母亲，孩子们都像父辈，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从不叫苦叫累，挑肥拣瘦，计较个人得失。

这个家庭，曾经是不幸的。但是，他们与无数革命者一样，以自己的不幸，赢来了祖国的解放，使亿万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使灿烂的鲜花开遍了神州的大地。

   钱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