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里一直留存着一张老照片，上面的4个人分别是我的老战友吴谷泉、朱剑英夫妇，还有我丈夫曹岚和我。照片是1946年夏天解放战争正式打响之前，我们4个人在苏北根据地淮安的合影。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想起我们的深厚友情，勾起我无尽的怀念。

1939年冬，我（16岁）在同学朱剑英的指引下参加了抗日斗争。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刚参加部队是在国民党五战区的政治部工作团搞抗日宣传，我在那里参加了“民先”（民族先锋队，中共地下组织），吴谷泉是工作团内地下党的负责人。有一次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吴大哥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朱剑英猛跑，我脚一滑，摔进水田，他赶紧拽起我就跑，躲过了轰炸。后来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我和其他几名已暴露的“民先”队员(其中包括后来到外交部工作的崔祖武及南京市四女中党委书记周茵)，在吴谷泉等同志的掩护下一起撤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天敌人追到新四军部队时，我们都已改了名字，吴谷泉和朱剑英为避敌人的怀疑也结了婚。1940年8月，我在合肥六区工作队工作时参加中国共产党，9月又奉令调到苏北盐阜地区，参加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因交通不便及为掩护身份再次改了名字，从此与吴谷泉、朱剑英夫妇失去联系。那年我17岁，吴谷泉比我大7岁，朱剑英比我大3岁。

当时，我和另一位女同志张野萍被安排住在当地基本群众周孝云家里。我们腰里别着小手枪，剪着短发，根据党的指示做民运工作。有一回遇到敌人偷袭，我和张野萍正在区里开会，周孝云（当年12岁）赶紧把我们放在枕头下的手枪装在一只竹篮里，盖上草就沿着河边跑，躲进芦苇丛中逃过敌人的搜查。有时我们被敌人堵在村子里，也是群众把家里的便衣套在我们身上，掩护我们。

当时盐阜地区的生活非常艰苦。蒋介石集团害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对新四军一直限制发展，新四军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编制，但军饷严重不足，武器低劣，通讯设备落后。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宣布取消新四军，完全停止物资的供应，我们全靠社会各界群众和广大老百姓的无私支援，才能坚持斗争。那时没有吃的，我们靠挖盐蒿等野菜充饥，冬天没有棉服，我们就穿着单军衣抵御江北刺骨的寒风，照样乐呵呵地工作。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像亲人一样，只要有一口吃的，他们都要匀出半口给我们。有一次我鼻子大出血，晕过去了，硬是靠老乡冒着严寒从水田里挖到的一点茨菇，煮水喂我才救了性命。因此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

1945年鬼子投降后，我同盐阜地委党校同学曹岚结婚。他原来的部队是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时，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整编为新四军3师，后来又调到地方武工大队和县委宣传部工作。1946年底，国民党趁我军主力撤离苏北之机，组织还乡团回到苏北，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在苏北上空。这时，他接受组织的委派，带领一支数10人的武装小分队，穿插于敌人心脏，进行迂回活动，伺机打击敌人，目的是遏制其嚣张气焰，稳定根据地的人心。凭着对革命的忠诚和对敌人的仇恨，他带领这支精干的队伍，时而暴露自己以打击敌人，时而隐蔽实力以宣传群众。极大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左起:吴谷泉、朱剑英、曹岚、里凡

1946年9月我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刚满月后，就遇到国民党还乡团对根据地疯狂报复，组织上安排我撤退到山东后方。正当我准备撤离时，根据地仅存的党员和乡亲们含泪要求我留下，领导他们坚持斗争。看着根据地的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老百姓家毁人亡的情景，我毅然放弃后撤安排，把孩子送给人家，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留下来组织乡亲们打游击。后来，我大儿子得了肺炎，我不能在跟前照顾，又买不到药医治，等曹岚听到消息买好药水赶到时，儿子已经死在我的怀里。尽管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面对曹岚悲伤的眼神，心中仍然感到锥心的痛楚。

吴谷泉和朱剑英夫妇原在7师皖江根据地工作，1945年10月随军北撤到山东。前面说到的那张照片即是在他们由组织安排，从山东根据地到上海大成公司工作，经过淮安时，与我们重逢的留影。照片上的我当时正怀着大儿子，这是孩子留在世上唯一的照片（以后我再没有生过男孩儿）。由于环境动荡，工作繁忙，此后我又一次同他们失去了联系，直到文革之前经过多方寻找，彼此才联系上，得知他们的儿子已长大成人，在南京读书并工作了，我们很是欣慰。若干年后，我们竟成了儿女亲家，并有了共同的第三代，真可谓永续革命的情缘。

文革以后，朱剑英告诉我，在我们到新四军部队后不久，他们就撤退到江北游击纵队，在皖南事变前为军部北撤收集船只。重建军部后，一直在皖江根据地从事货物贸易工作，为部队筹集经费和物资。1945年底随7师部队从皖江根据地撤退到山东解放区时，看到部队经费非常困难，就主动把参军时从家里带出来的两个金戒指交给组织，充当经费。那时，为了给新四军筹集经费和运送物资，他们又从根据地插入敌人的心脏——上海，以大成公司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工作中充满着危险和艰辛，而且很容易被其他人误会，文革中为此也吃了很多苦头，但他们始终默默地工作。无论是从军管会接管上海再去重庆搞商业工作，还是调到中央商业部又去四川广元当县长，文革前又重回中央商业部，他俩从不宣扬自己，认为这些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不值得夸耀。他们平时生活俭朴，却经常拿自己的工资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志。粉碎“四人帮”后，为帮助国家度过难关，他俩毅然将文革后补发的全部工资作为党费上缴，受到商业部机关的通报表扬。尽管他们都已谢世多年，但他们永远是我的老大哥、老大姐，永远是我的革命领路人和学习的好榜样。

今天，在新中国60华诞之际，回顾自己的革命历程，有着特别的意义。我希望孩子们要发扬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努力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团结和带领群众，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无论退休还是在职，都要永葆革命的青春，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本文为里凡同志生前撰写的回忆文章，由女儿曹晓渔整理  军部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