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指使下，不断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制造摩擦，1939年9月初，国民党第三战区纠集“忠义救国军”的五六个支队，由新编十三师协助，联合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土顽部队，向驻在当地的“江抗”发动进攻，企图消灭“江抗”。“江抗”总指挥部叶飞发来紧急电报，要当时在昆、太、嘉地区活动的“江抗”第三路部队包括三支队迅速西撤，参加反摩擦战斗。接到命令后，“江抗”三路决定立即启程西撤，三支队由吕炳奎、邱生凡等带领一同西撤，并带走保存的武器弹药。嘉定工委讨论决定，地方群众武装及其骨干坚持原地斗争，沈青和史中兴等留下来坚持斗争，并负责照料留在当地的伤病员。王士行、高逸萍也留下来继续开展地方群众工作。部队是在朱家桥镇东边的陆家村集中待命出发西进的，临行前因行军途中，至少需准备一周的伙食费，要有1000元钱，而当时税卡征收仅有的几百元钱不够用，决定由吕炳奎紧急筹措一笔钱。吕炳奎一早在望仙桥派朱友生去昆山蓬阆镇一家大酱园店筹到了500元钱，下午三四时朱友生带钱赶回望仙桥，两人立即乘小船赶到朱家桥时，部队已提前出发,只留下了以排长杨巩为首的二三十名伤病员和一名医生。吕炳奎没有跟上部队，在安置好伤员后，回到了杨甸。他本想直接去常熟，因考虑到当地斗争需要未去，把筹到的500元钱交给陈德发送到了常熟“江抗”司令部。

　　“江抗”三路西撤到无锡地区，就奉命参加鞋山战斗，仗打得十分激烈。三支队任务是坚守鞋山下大石桥，阻击敌人，以保障正面攻击部队的安全。战斗进行中，何克希曾亲临三支队。“江抗”部队英勇作战，鞋山战斗取得了胜利，顽军向西溃逃，“江抗”三路奉命跟踪追击，扩大战果。
　　为了避免国民党继续发动摩擦和实现发展苏北的战略，10月初，陈毅司令员亲抵“江抗”作出指示，决定将“江抗”部队撤至杨中整训。三支队改编为“江抗”三路司令部特务连，后又编为新四军一支队新二团第三连第三排。蒋敏被调任九连政治指导员。

“江抗”西撤后，当地群众一度人心惶惶，吕炳奎到各地开会进行解释，表示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战斗。群众见到外冈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和留下来的干部们还在工作，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不久，在望仙桥遭到痛击的邓义、孙庆荣部获悉“江抗”西撤，又偷偷入侵到方泰镇东老古庙附近，准备继续西犯。
　　吕炳奎留下后以望仙桥镇北的几个村作为活动基地,他与朱友生、朱正高、庄凤来等几名骨干开会商量对策，决定先发制人，用了三四天时间，分头从杨甸、望仙桥、卫家角周围各村动员组织了300多人，一律穿着毛蓝土布衣服，围上白毛巾，用部队西撤时带不了的几百支枪和弹药，武装起来，一天晚上，乘天黑推进到邓、孙部队警戒线外村庄，封锁通道，就地点火烧饭，故意暴露目标，拂晓前又特意整队浩浩荡荡经方泰撤回，当地群众纷纷传说，昨天晚上过了几千“江抗”部队。邓义、孙庆荣真的以为“江抗”又来了，就象老鼠见到了猫似的，慌忙撤回到宝山地区。这次行功，受到“江抗”三路领导的表扬。此后一段时间，邓义、孙庆荣再也不敢前来外冈地区。日军有时窜来外冈镇也只是巡逻一过，不敢停留。随着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群众情绪重新高涨起来，群众武装的活动范围又扩大了，吕炳奎两次向”江抗”总指挥部报告，请求调三支队回嘉定坚持抗日，就在第二次报告发出后几天，邱生凡、李裕民、杨玖、顾士源等—批干部回到了嘉定，中共嘉定工委又领导游出队围绕作战、建政、筹款三项任务，积极开展工作。
　　9月底，嘉定公委以已经恢复健康的黄定国、杨巩等一批伤病员和群众自卫队为基础、加上邱生凡等又通过上海党组织动员来参军的一批知识青年、工人，重新组建游击队，番号仍沿用第三支队。开始由黄定国任中队长，但黄定国其人来路不正，他原参加忠义救国军，后混进“江抗”，混入了党内，因他从中捣鬼，从上海等地来参军的新兵达500多人，来一批，走一批。黄定国问题不久暴露，被开除出党，并被清洗出部队，由江苏省委派来一位原部队营级干部前来外冈游击队负责军事工作。到11月中旬部队稳定下来，约有200多人，但其中大部分是新兵，只有—些班、排长是老兵，故战斗力不强。当时，吕炳奎除参加重要的军事行动外，主要负责建立抗日政权工作，于11月间成立了外冈区公所，吕炳奎任区长，吴世贤负责区公所的事务工作，在短短一个月中，除动员民众抗日外，主要抓了乡村教育。
　　11月中旬，长泾战斗后一直潜居上海的谈思源，在“江抗”西撤后，回到了外冈镇东边，拉起了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武装，挂起苏南游击军X支队的牌子。伪乡董童达泉策划组织了嘉定自卫团第四大队，准备打回外冈来。张龙云的残部在青浦县北部编为国民党江苏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暑常备队，也时刻准备入侵外冈游击区。他们阴谋策划，妄图暗害吕炳奎。当地有个叫周文谷的人，儿子结婚，谈思源让周文谷请吕炳奎去当“证婚人”，由谈思源带领一批人埋伏在周家附近，准备在吕炳奎去周家时进行突然袭击。此事被吕炳奎识破，托辞去了上海，未去周家，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12月14日，沈青、史中兴在望仙桥获悉日伪军要来“扫荡”，谈思源也卷土重来的情报，紧急约请李裕民前来分析敌情，商量对策。会后，李裕民派人通知新建的三支队转移驻地，要部队加强侦察工作，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当夜，张龙云、项桂荣部突然入侵望仙桥镇，袭击税卡。包围了镇上的天生堂中药店。正在药店内过夜的李裕民、沈青、史中兴突围未成，一度被俘。3人遇险不惊，后乘隙机智脱逃。15日凌晨，张龙云部袭击驻在钱门塘东面巨门村的新三支队，部队被打散。与此同时，谈思源部与日军、伪自卫团一同占领了外冈镇。16日拂晓，吕炳奎听到张龙云部与日伪军因误会而发生交火的激烈枪声。当夜，他和邱生凡、王土行等在鸡鸣塘开会研究，拟利用日伪军与打着抗日招牌的张龙云顽军之间的矛盾，先让他们相互去打，待日军撤走后，再集合群众武装，击退张龙云部的进攻。然而，这时的日军、伪军、当地土匪部队和国民党顽军，为了共同对付外冈游士队，已经从暗中勾结走向公开联合。敌强我弱、兵力悬殊，加上一马平川、近靠交通要道的不利地形，使外冈游击队再难坚守外冈游击区。12月17日拂晓，日军、伪自卫团和张龙云、谈思源部，分兵多路，包围外冈镇望仙桥镇一带，合击抗日游击区中心地区，沿途大肆搜索枪枝，乱抓群众，缴去了群众武装的不少武器，在日伪军土匪部队和顽军联合进攻下，一时孤立无援的外冈游击队经过英勇战斗，从包围圈内突围出来。
　　部队突围后，吕炳奎、邱生凡等认真分析了当时敌我形势，认为外冈游击队坚持斗争近两年的嘉定游击区已难以立足，决定暂时撤离。
　　吕炳奎同朱友生在处理好埋藏武器弹药等事宜后，一起到了上海陈家木桥新新旅馆。随后，邱生凡、杨玖、江祖培等也来了。他们向江苏省委汇报了有关情况，省委认为，暂时的挫折不足为怪，指示他们坚持斗争，进行恢复抗日武装的准备。1940年1月间，江苏省委决定吕炳奎、邱生凡、江祖培、张服膺等20多人，到青浦顾复生部队去，着手重组嘉定抗日武装。因青浦的日伪军不断对抗日武装进行“扫荡”，战斗频繁，在青浦也难以进行恢复嘉定抗日武装的工作。1940年春节，吕炳奎等人又回到了上海，当时在上海的还有邱生凡、李裕民、沈青、史中兴等。不久，江苏省委决定外冈游击队人员全部转移到在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地区的“江抗”东路部队去工作。大家分成两路，一是走水路乘轮船经浒蒲到常熟，一是走陆路乘火车经苏州到常熟。几天后，全体人员均安全到达“江抗”东路部队驻地。5月下旬，昆山，青浦、嘉定的部队和东唐市常备队，组成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第三支队，吕炳奎任副支队长，张服膺任支队部书记，原外冈游击队除部分人员编为侦察通讯班外，其他干部被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邱生凡在“江抗”东路政治部任调查科科长，李裕民任东路政治部服务团团长，杨玖为常熟县教育委员会负责人，沈青在“江抗”东路后方医院和修械所任政治指导员，史中兴在当地搞地方工作，江祖培在东路司令部任作战参谋，萧湘到了江南大众报社工作，陈昂在连队任文书，林宝珊、刘士生、姚森、周孝恪、邱亦晋等先后在教导队受训后，去了凇沪游击队工作，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战斗，为抗日战争、解放站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有的继续留在军队工作，有的转到地方任职，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尽心尽力，奋发工作，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