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我们一行五人如约来到西便门一栋老式的居民楼里，拜访新四军老战士、原友谊医院的党委书记张彤。

走进张彤阿姨整洁的房间，军部分会副会长巨东梅快步屈身握住张彤阿姨的手，亲切地说：“我们代表新四军研究会军部分会领导和全体会员来看望您了！”随之呈上慰问信、纪念章和《铁流》等书籍，张彤阿姨慢慢起身与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欢迎，欢迎”。

张彤阿姨虽已93岁高龄，但头脑清晰，记忆惊人。她向我们回忆起70多年前在华中鲁艺的学习情景时，情不自禁地哼唱起《黄桥烧饼歌》等新四军歌曲，似乎又回到了那难忘的年代。当陆海英将一顶新四军军帽戴到她头上时，张彤阿姨挺直腰杆，行了一个很标准的军礼，久久不肯将举起的手放下，这一举动深深触动了我们的心。

一、不甘做亡国奴参加新四军

我们的话题从“您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

张彤阿姨出生于1924年12月18日，江苏南通人。她说，1937年淞沪抗战时，我正在上海高中读书。上海沦陷后，大家不甘心做亡国奴，学校迁到农村。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吴天明是一位地下党员，在他的指引下，我于1940 年秋投奔苏北盐城，参加了新四军。随后被送到正在筹建中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华中鲁艺）学习。

“到了华中鲁艺这个新环境，您都有什么感受？”我们追问道。

张彤阿姨停留片刻，继续说。我们从沦陷区来到新四军，就像漂泊的孩子回到了家。1940 年深秋，我到华中鲁艺报到时，学院虽然还未开学，但却处处都体现出对学生的革命教育。指导员斯曼同志发给我军装时，一面帮我缝上N4A臂章，一面讲述臂章标志的含义；她教我打绑腿时，又耐心讲解绑腿在行军中的重要功能；帮我系好风纪扣、戴正军帽，还向我示范立正敬礼的标准动作，叮嘱我做一个革命军人必须要遵守军风军纪，不得有丝毫违纪行为。在教唱军歌时，中队长陈友仁同志边讲解歌词，边对我们进行军事教育。

给我触动最大的是“皖南事变”的发生。记得1941年1月初，孙湘（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夫人）教导员紧急集合全体学员，宣布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八万重兵的包围袭击，我军英勇拼杀，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之外，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或被俘。叶挺军长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我们听后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上前线，为死难烈士报仇！

二、团结、紧张的学习生活

我们很想知道，华中鲁艺是什么时候正式建立的，都设有什么课目？张彤阿姨向我们做了详细介绍。她说，1941年2月8日是华中鲁艺的诞生日，刘少奇是第一任校长。那天在盐城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和开学典礼。会场南面墙上挂着一幅鲁迅指引着一群青年向前迈进的画像，下边写着“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方向”，正面墙上挂着 马、恩、列、斯的肖像。正当师生们布置会场时，突然有几架日寇飞机轰鸣而过，但丝毫没能影响大家的情绪。下午在开学典礼上，陈毅军长、刘少奇校长(政委）讲话，鼓励师生们把华中鲁艺办成抗日根据地的艺术堡垒，为华中鲁艺的办学宗旨指明了方向，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华中鲁艺当时设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并设有普通班和少年队，共400多位学员，由一些文化名人任教。课程基本上是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各占一半时间。政治课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课程，特别重视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还经常聆听陈毅军长、刘少奇校长讲形势报告，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在专业课方面，各系主要讲授基础理论和书本知识。我是学美术的，学校开设了素描、速写、木刻、宣传画和技法理论等课程。晚上为班组讨论会，教室没有桌椅，每人坐在小方凳上，腿上放一块木板记笔记用。

张彤阿姨强调，我们是学用结合为抗战服务，如文学系到街头办《大众报》，写墙头诗；

美术系办《大众画廊》，画壁画、刻蜡板；戏剧系成立了实验剧团，演出了不少抗战题材的舞台剧；音乐系排练了《太行山上》《勇敢队之歌》《怒吼吧黄河》等气势磅礴的大合唱。这不仅大大活跃了盐城地区的文化生活，鼓舞了军民斗志，同时也使学生们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每天三顿喝玉米和山芋干熬成的粥；住在兜率寺的大殿内，铺上稻草就成了全班的地铺。冬春雨雪多，天寒潮湿，我们不仅长了虱子（当时叫“革命虫”），还有不少人生了疥疮。但这些并没有吓倒我们，大家仍精神饱满地去学习。

我们虽是学员但一切行动是军事化的。每天黎明起床号声一响，就以最敏捷的动作打背包，整理内务，跑步出操。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学校还不时在午夜大家熟睡时，突然紧急集合，搞急行军演习。经过反复训练，我们不仅初具革命军人的风貌，还增强了连续行军、长途跋涉的能力。

三、第一堂党课被空袭打断

“您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张彤阿姨深情地回忆道，1941年3月，指导员通知我，经支部大会通过，党总支部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候补期三个月。听到这一消息特别激动，我可是第一批入党的学员。

我上的第一堂党课是在华中鲁艺驻地兜率寺，由教导员孙湘主讲。她谈了三个问题：什么人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当前的任务和最终目标、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她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每个共产党员要认识到，建设共产主义要经历长期的、复杂的、艰难的道路。为此目标共产党员必须树立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不怕苦、不怕死、前仆后继、奋勇向前。

教导员正在深入讲解中，敌机突然轰鸣而来，接着就听到城内响起爆炸声，我们迅速分散隐蔽。空袭结束后，教导员立即命令我们跑步进城参加救护。

第一次听党课，给我的影响极为深刻。至今，虽已过去70多年，但教导员的淳淳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成为激励和鞭策我革命的动力。

四、亲历北秦庄惨案

在访谈中，我们询问张彤阿姨：“在华中鲁艺学习期间，有没有遭遇过战事？”“有！”张彤阿姨沉痛地向我们述说起“北秦庄惨案”的经过。那是1941年夏，开学刚半年，日寇向我苏北盐阜地区大“扫荡”，日伪军集中了17000 兵力有备而来。华中鲁艺于6月22日撤出盐城。在湖垛镇召开群众大会，表演节目，宣传动员群众参加自卫队保卫家乡，仅三四天就有一千多名青年入伍。

7月20日，日军占领盐城向湖垛推进，那里是水网地带，日寇汽艇常常突然袭击。军部紧急指示华中鲁艺立即疏散。我们随即分成两个队，文学系、美术系为一队，由校部带领，连夜行军撤离驻地；二队为戏剧系、音乐系，由系主任许晴、丘东平及中队干部领队，开往北秦庄方向。没料到7月24日黎明时分，二队遭遇日寇袭击，造成严重损失。据了解，当时许晴主任带着十几位同志在前面开路，奋力突围，用仅有的三支手枪掩护同学们撤离。日寇紧追不舍，许晴不幸头部中弹牺牲。之后，丘东平主任用手枪掩护同学们，鼓励他们“一定要冲过去，撤到庄子里去”，而他却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在指挥的岗位上，最后牺牲在机枪扫射中。两位系主任，都是当时进步的作家和戏剧家，壮烈牺牲时年仅30岁。随队的中队干部们也身先士卒英勇献身。战斗结束后，有20多位干部和学员蒙难。

张彤阿姨说，北秦庄惨案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沉痛的，但流血牺牲更激起了同志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增强了鲁艺师生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次流血事件，证明华中鲁艺师生不愧为新四军的好干部、好战士。如今，那些牺牲的战友都长眠在盐城烈士陵园。1986年我离休后，专程去盐城为他们扫墓，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张彤阿姨告诉我们，虽然在这次大“扫荡”中，华中鲁艺师生遭遇了惨案，但在整个苏

北地区，我们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共歼灭日伪军3800人，生俘日伪军官兵400余人，击沉敌人汽艇30余艘。日寇大“扫荡”惨败的结局足可告慰九泉之下的华中鲁艺师生们了。五、华中鲁艺的学习让我受益终生

“您在华中鲁艺学习才一年多，却影响了您的一生，在新四军这个大熔炉里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刚提出这个问题，张彤阿姨马上脱口而出“一是密切联系群众，二是严明纪律”。接着，她向我们讲述了她的经历。1941年秋，苏北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刘少奇同志指出，鲁艺的组织形式不适合敌后的战斗环境。从此，华中鲁艺改编为两个鲁迅艺术工作团。1943年春，日寇又要对盐阜地区进行第二次大扫荡，为了准备反扫荡，上级决定将两个鲁艺工作团暂行分散。我于1943年初，被分配到盐东县做地方工作，去当乡支部书记。后来，又去山东搞过土改。我们讲不忘初心，就是要坚持信仰，当时我们是为了民族大义，参加抗日。后来是为了劳苦大众得解放，参加土改。解放战争中，我到小城镇做接管工作，在江苏建阳工作过一段时间。建国后，我也是从事群众和组织工作。进北京后，由市委组织部下到基层，去了顺义牛栏山，又到积水潭医院，再到友谊医院，一直在基层做党委工作。我的体会是：心有群众，解决他们的疾苦，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没有攻不下的难关。

再有就是，我们在地方工作，往往是住在老乡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必须要遵守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别看事情小，可连着民心。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国民党搜刮民脂民膏，而共产党的军队不动百姓一针一线，纪律严明，百姓当然就会跟着共产党走。我们每次离开百姓家时都要清扫干净，有专人检查。记得刚入伍时，新四军三师是从井冈山下来的部队，发的军装裤子是抿裆裤，穿着不好看，我们女兵就给改了，把高裤腰裁了，穿了腰带。这事搁到现在绝不是事，可那会儿，就是犯了破坏公物的错误，我们都挨了处罚。还有一件事也令人记一辈子。一次部队打了胜仗，老百姓抬着猪肉来慰问，一名新战士吃猪肉时把猪皮吐到地上，被当地的孩子捡去吃掉了。这件事被领导知道后马上集合部队，狠狠批评了这位战士。通过这件事，也教育了部队。新四军纪律严明随处可见，比如在训练场上，指导员要求我们“大马蜂叮你都不能动，操场如战场”。在三师时，张爱萍首长对纪律的要求尤其严格。“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铸造了部队的战斗力，无坚不摧。如今时代不同了，但好的传统还是要发扬光大。

六、老伴朱庭光也是新四军老战士

“听说与您怀有共同理想的老伴朱庭光，也是新四军老战士，14岁就入伍，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世界史学者，能说说他的请况吗？”我们又提出了新的话题。

张彤阿姨欣然同意，向我们介绍说，老伴朱庭光1924年出生，2005年去世，享年81岁。她说，谈他绕不开他父亲朱镜我同志，他是个老革命家。朱庭光童年曾为父亲的革命工作做过掩护，小时候常和他父母去“访友”（联系革命党人），曾多次去瞿秋白家。他长大后才意识到，父亲带他同行，在白色恐怖下是地下工作的一种最好的掩护。朱庭光从军后（14岁），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教导队，是该队上千学员中年纪最小的兵。班长看他年纪小又是近视眼，为照顾他，没安排他夜间放哨。朱庭光说：“我要当一个真正的兵，决不能特殊”，他坚决要求夜间放哨。朱庭光青年、中年、老年时期，都坚定地沿着父亲的革命足迹前进，最终成为一位出色的国际问题专家、世界史学家，被誉为我国二战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离休前，他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1918年到日本留学。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已有传播，他有机会攻读了不少马列经典著作。当时留日学子多攻读理工等学科，他为了探讨救国之策，选择并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专攻社会科学。1927年春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进京都帝大研究生院深造。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掌握了日、德、英、法四国语言；他广交朋友，结识了当时旅日的一些进步人士。为研究日本、了解日本，他周游日本，目睹了中国人在日本受到的歧视，曾预言将有一场中日之战。

1927年10月，朱镜我弃学回国，在上海加入创造社，成为该社的中坚分子、理论台柱子。他主编《文化批判》月刊，宣传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响亮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受到读者的欢迎。他又主编《思想》、《新思潮》，还创办书店，到大学讲课，号召学生们到实际斗争中去。他翻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恩格斯名著全译中文单行本。他和当时的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士并肩战斗，不断冲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坚持宣传马列主义。

朱镜我同志自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1938年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也曾在教导队工作过。他创作了《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的歌词，在新四军中广为流传。1941年，皖南事变突围时，他不幸壮烈牺牲。朱镜我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者，是我国早期文化、理论进步社团——左联、社联的创建人和领导成员之一，也是战斗在白区的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他学贯中西，是文坛、囚室、沙场上的一位闯将、勇士。他带领妻子儿女参加抗日队伍，是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一个典范。

我老伴朱庭光能有后来的成就与他父亲的言传身教有关，可以说是子承父业。

通过采访张彤阿姨，我们受到了生动的革命历史教育。她所讲述的在华中鲁艺的革命斗争历史及经历，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新四军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为革命后代，我们要不忘初心，继承新四军的光荣传统，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军部分会 巨东梅 邹紫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