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之际，发生在苏中根据地的、鲜为人知的海上抗日武装斗争光辉历史，令人难以忘怀。

1940年10月，根据我党中央指示，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通（通州）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创建我党第一支海上的抗日武装。在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粟裕、陶勇等的领导下，这支海上抗日武装力量，在苏中的黄海之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海上抗日战斗故事和丰富多彩的抗日英雄传奇。

根据大量的文史资料和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采访，我们写出了这篇纪念文章，以飨读者。

一、中国共产党组建了海上抗日武装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分析大江南北的局势后指出：“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从中央对江苏作出“五四指示”不难看出，可以“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1940年10月下旬，新四军第3纵队陶勇司令、刘先胜政委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命令东进如东。

如东地处黄海之滨、祖国东疆，通如海启地区东北隅，海岸线106公里，可用海域5000平方公里，与日本隔海远眺，历来为抗倭要塞、海盗犯乱之地，古人称：“远为扬州之藩篱，近为如皋之门户”。陈毅总指挥随东进先头部队沿途考察，进驻海滨古镇掘港后，凭着他的战略眼光认为，通如海启一带是围棋盘上的“金边银角”，战略地位重要，便向陶勇指出：“掘港这地方很重要，是苏北的钥匙，控制住它，对我军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陶勇也认为，通如海启地区好比一只牛犄角，可以对付盘据在上海的日伪营垒，具有军事上的战略意义。

根据“五四指示”精神和陈毅同志指示，陶勇有了“让早鸭子改变成水上蛟龙”的构想，计划创办海防部队。年底即向苏北指挥部粟裕司令员请示，要求建立海防团。对于这种为新四军职能扩展的动议，陈毅、粟裕、叶飞、季方、钟民等党政军地领导都非常重视，取得一致意见。1941年初，粟裕对陶勇的申请作出批复：完全赞同，拟拨200战士当海防团的第一批水兵。从此，便开始了创建和发展海上抗日武装的征程。

1941年3月3日，陶勇、刘先胜等在掘港召开紧急会议，通知1师3旅(原3纵) 独立团团长朱坚等团干参加，宣布以独立团留守处200多战士为基础改编为新四军海防第1团，任命朱坚为团长。此后，在陶勇主持下收编了当地有名的海盗孙二富 (亦称孙二虎) 部，后孙由于部下违纪设卡收税、自身受不了新四军军纪约束等原因出走，后余部组成了海防中队，由任彪任中队长，开往长沙继续整训和守防。

1942年初，日伪军加强了对苏中地区的“清乡”，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方在陆地上的回旋余地也越来越小，陈毅、粟裕等新四军高层果断地决定在长江口外的黄海上建立新四军的海防武装，扩大回旋余地，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把建立海防武装的任务交给了陶勇。陶勇庄重表态：“陈总，你放心吧，只要我陶勇在，黄海就是我们新四军的！” 11月5日，拨进部队，在如东何家灶成立苏中军区海防团，由陶勇兼任团长。粟裕对组团领导同志说：“这是我们创建的第一支土海军！”。

1943年春，陶勇安排周少卿组建水上公安纵队。3月，孙二富率原部下反正回来，陶勇、吉洛到码头迎接表示欢迎，并建议孙二富改名“仲明”，祝其重见光明，3旅海防中队、水上公安纵队与孙仲明的反正部队“三合一”，列入苏中海防2团，并任命孙为团长，周少卿为副团长(建国后任江苏省文史馆员)。9月，叶飞、季方、陶勇等按陈毅曾经提到给启东陆洲舫做些争取工作的吩咐，经耐心规劝后，陆率部弃暗投明，其部被编为海防3团，由陆任团长。以上3团由1师拨进部分陆军战士和武器弹药，均驻如东何家灶。据南京军区政治部编辑的“新四军丛书”《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记载，这3个海防团当时就进入新四军正规编制。1943年底，已形成苏中军区海防纵队，部队文化工作者还创作了《苏中军区海防纵队队歌》。

1944年8月7日，苏中海防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在如东丰利补行海防纵队成立典礼，正式宣布陶勇兼任苏中海防纵队司令，杨进任政委 (不久为吉洛)，崔德耀为参谋长，孙仲明为副参谋长 (不久转正)。会上，海防战士激情满怀，自豪地唱起：“我们是中国来来的新海军/我们要担负起海上的使命/每个人都沸腾着民族解放的热血/每个人都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呼声……”

对于组建海上抗日武装，粟裕、陶勇等呕心沥血、事必躬亲，并办实事、解难题。粟裕特批海防团常年吃大米，并发给每个战士一套御寒棉衣、棉背心，分工战士用缴来的日军汽车内胎做成救生圈送给海防团，并根据潮汛规律编写了口诀，便于战士记忆。陶勇也向海防战士送去自己珍藏的两双高筒胶靴，凡海防部队出色完成出海任务，他与吉洛政委都要亲自到海滩迎接祝捷，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粟裕、陶勇在一次检查海防训练工作后，表示满意，并建议组织一次海防船队检阅，为海防团战士鼓气加油。

二、摧不垮的海上抗日根据地

粟裕为苏中海上抗日武装制定了三大任务：1.开辟海上交通线，打通浙东到和山东的南北交通；2.保护组织渔民下海，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发动盐渔民拥有自己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苏中海防；3.保护转移到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和—个山炮连到海上隐蔽，并负责敌占区与解放区间的交通联络和护送干部。实践证明，苏中海防部队是一支特别听党的话、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部队，是摧不垮的海上抗日武装力量，出色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

屡战屡胜的海上轻骑兵  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打仗，不同于一马平川的陆地，必须兼备陆上功夫和海上本领，苏中海防中队的战士练就了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

沉着应战，突然袭击。1943年7月中旬，海防团以奇袭的手段在启东吕四、如东环港一带，缴获日军运输船2艘，活捉日军5名。1944 年春的一个傍晚，同利渔行的一条运输船在驶入东台海域蒋家沙海区时，遇到一条日军的巡逻艇。船主周海华与海防团战士一起沉着应对，设计将敌艇上的5名日本兵诱上运输船并把他们推入大海。6-7月间，苏中海防纵队在启东吕四一带趁敌不备，缴获日军运输船 2 艘，活捉日军9人。l0月，海防三团在弶港以南海面上与敌运输船队相遇，击沉敌船两艘，生俘日军11名，延安《解放日报》曾予以报道。

对待恶魔，决不姑息。1944 年12月，海防1团一艘海船从山东运货到苏中，路过笆斗山海面时，发现一条日本救生艇正搁浅在海上，28个日本海军官兵奄奄一息，海防团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将其捕获并优待俘虏，还给他们生火煮饭。日本海军吃饭后恢复了体力，乘夜幕将留守船上的6名海防战士、10名员工统统杀害，夺船而逃。海防二团四连的哨兵听到手榴弹爆炸声，立即汇报，海防二团指导员陈尔胜带队立即奔赴前方。敌人在仓皇夺路中再度搁浅，在我军的攻击下，1名日本海军投降，27名日本海军中，有的中弹死亡，有的放火烧船自杀。

迎难而上，誓死如归。1942年冬的某一天，海防团船只遭到暴风的袭击，被狂风吹散到海上，日伪船见机蠢蠢欲动，在这生死关头，战士们依然身背武器和弹药，抱着船板，在海上斗风搏浪，硬是与险难搏斗，并日伪周旋，平安而归。1944 年7月，海防纵队3团一部在长江口遇到化装后躲在民船里的日军，陆建平（团长陆洲舫儿子）指挥战斗时，被日军击中阵亡，连长石孝礼义愤填膺接着指挥，共产党员谭兆良负伤不下火线，用机枪击落敌船蓬帆，战斗进入胶着状态，石孝礼连长带领全体战土冲上敌船，誓死与敌肉搏，直至全部壮烈牺牲。

刺刀见红，痛击汉奸。1944年春，汪伪水巡团的海匪、汉奸仲炳贤依仗日寇威风，从长江里开到黄海渔场，进驻启东公司镇，准备下海抢鱼，但又害怕新四军，于是就去拜会陆洲舫团长，想通过陆放其捞一票。当时，吴福海正好在启东，听了陆的汇报，便带1个机枪连，在谈判地点外围埋伏，以防意外。陆带了30多名双枪手骑着自行车去赴会，吴福海团长等作为陆的随员，一起参加谈判。仲提出要下海捕鱼，陆据理力争，宣传海防严格要求，并说谁敢到渔场骚扰，绝不客气，仲当即表示放弃。可在春汛到来时，仲不守承诺，带着船队，与南北几省上千条渔船混在一起，被海防战船列队巡航发现，海防2团团长孙仲明带领九条船从如东何家灶出发，赶往事发地点，不久，孙的船队与仲的抢鱼船在海上遭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海防团团长吴福海闻讯，当即带领十来条船从弶港动身前往支援，紧密配合，在黄沙洋拉开数十里的战场，发扬刺刀见红的精神，靠近敌船，扔手榴弹，从上午打到下午，大量地杀伤了仲部，使其溃不成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

斩不断的海上生命线  抗战时期，日军为了剿灭抗日有生力量，在陆地上设有大量的炮楼、篱笆、检问所，使我方到处行不了、走不通，当时的老百姓说：“插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有粮有菜吃不到它……”。可见，日军的武装封锁，给我抗日斗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面对敌人的严密封锁，苏中抗日武装千方百计地开辟了海上交通线。

转移后勤机关  1942 年10月，海防大队大队长凌海波等带领苏中海防大队三条船，护送印刷所机器和印刷材料到大、小洋口隐蔽。不料，海上刮起风暴，狂风呼啸，海浪汹涌，刮断停泊在港口的缆绳，其中“爬爬凳”号渔船被风浪打坏，其他渔船被大风刮出港口，不知去向。根据新四军1师一定要找到漂散船只的命令，船上指战员和船工团结一致，顶狂风、战恶浪，在缺粮缺水的情况下，经过四五天努力终于找到飘散的船只，并安全返回大队部驻地如东何家灶。

组织军需物资  11月，面对敌伪的加紧扫荡，我军实行坚壁清野，将兵工厂、野战医院、药库、印钞厂、印刷厂等后勤机关的物资全部上船，3旅参谋长张震东带领山炮连，苏中海防团征用了四五十条渔船，转移到海上护送，渔船编队在海上航行了六七天，到达了盐阜地区的废黄河口。此外，粟裕派1师军需科科长张渭清和吴明义领导采购组到上海浦东以开“宝丰渔行”作掩护，采办敌人禁运物资。1942～1945年期间，在上海地下党的掩护下和码头工人的配合下，海防团共装卸军工材料、机械设备、医药通讯器材等敌人禁运物资 80 余船，近2400吨。

护送我方人员  护送南来北往的干部、知识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百余名，有的北上延安，有的南下敌占区上海。从上海来通如海启根据地的干部有陈伟达、赖少其夫妇等。一段时期内，陶勇特地派员常驻海防三团，专门协调护送我方人员事宜，海防部队胜利完成三年间的护航任务。

摧不垮的海上根据地  海上抗日武装的海船犹如流动的国土，是海上抗日军民干群避难的方舟，是新四军建在海上的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江淮银行印刷江淮币，因日军大规模扫荡，转移到海上印刷。1943年，江淮银行员工带了一部分轻型脚踏圆盘印刷机，从苏北阜宁转移到苏中四分区，在如东掘港与财经部部长、江淮银行行长朱毅会合，后去如东何家灶登船下海，开在弶港、笆斗山、苦水洋、川东闸等几百里的黄海海面上，照常印制江淮币。

1944年阴历三月，黄花鱼汛正旺，苏鲁沿海渔船都来到启东吕四渔场，不分昼夜地开网捕鱼，清晨，有人发现东南角来了一批海盗船，靠近了渔船群开始抢鱼，有的渔船想起蓬躲避。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西北角来了一队木帆船，有的渔民一看，原来是海防2团孙仲明带来护渔的9条木船，孙攀登在桅杆上用望远镜一看，有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仲”字，孙知道是崇明的大封建头子、汉奸仲兆奎一帮海盗，孙随即指挥自己的船进行打击，双方拉开阵势，敌我分明，船在航行中边打边行，混战在一起，只有看着旗号来打仗，孙的指挥船五根桅蓬向离弦之箭一样，冲过敌人几条船，靠近哪边就打哪边，救出一批渔船，又直冲敌方大船，仲指挥他的船包围海防团的战船。孙站在船的中舱，双手拿着快慢机，喊了一声“抢上风”，舵手抢风抢水，从敌方下风一扳舵、一摇蓬，飞快转身，抢在敌人上风，争取了主动，打得敌船招架不住。双方第二次冲锋开始了，双方的指挥船在海上兜着圈子抢上风，如东船身小、灵活，船老大一扳舵，船从敌方指挥船后绕过去，又一次换位，孙跳上自己指挥船的船头，接过机枪手的机枪，向仲的船进行扫射，口中喊道：仲兆奎，快投降，再不投降，教你下海见龙王，就在这时，我方为救一条渔船，驾着战船冲进敌人船群，被仲包围，孙躺在舱面上，想用喊声指挥，但声音传不出去，双方难分难舍，就这样四进四出，越打越激励，在救出那条渔船后，孙带来的9条船被包围了，这时，吴福海带来10条船，陆洲舫也带来10条船，我方29条船与敌方36条船各施战术，在吴、陆的配合下，孙猛冲猛打，杀得敌人不得不大败而逃，此战缴获敌船两艘，击伤敌船数艘，大获全胜，孙因此收到上级嘉奖。

在反“清乡”斗争的艰苦岁月里，通如海启地区由于新四军在陆上和海上建立了抗日武装根据地，互相配合抗日，黄海没有成为后顾之优，相反，成为苏中的可靠后方，成功牵制了敌方部署和力量。日本《朝日新闻》也惊呼：从连云港到上海的海面上，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在活动，神出鬼没。

三、毛泽东思想是海上抗日武装斗争的灯塔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提出了人民战争、持久战争、游击战争等论述，并系列化，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像灯塔一样，对苏中抗战中的陆上、海上根据地产生了及时、实在和高效的作用，为苏中海防部队形成屡战屡胜、斩不断、摧不垮的抗战武装力量指明了方向。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发挥党的核心作用，支部建到基层   在1师3旅海防团建立后，就任命刘光汉任政治主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后来组织的海防部队，当时都配备了政工干部从事党的工作：苏中海防团政委罗湘涛、政治部主任何振声，海防2团政治部主任柴如奎、政治指导员陈尔胜，海防3团政治指导员赵永森，组建海防纵队后，派政治委员杨进（后为吉洛）。总的来说，每一个新的部队或行政领导机构成立时，都同时成立党的领导机构，作为决策机关和领导核心。其中，孙仲明被收编后，陶勇发现孙的思想开始进步、对党组织有了感情，便指示委派的政工人员柴如奎、陈尔胜加以引导培养，1944年孙光荣入党。海防团还发展了其他海防战士加入党组织。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  海船对海防团来说就是“脚”，水上无船，寸步难行。陶勇利用春节拜年的方式，与同情革命、拥护抗日的渔会会长高亚东结交朋友，交流思想，并借到了几条船。如东著名民主人士高亚东(建国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一席话反映统战工作的魅力，他回忆说：“新四军东进后，抗日民主政府团结我、教育我，特别是栗裕、刘炎、钟民、吉洛（姬鹏飞），在近5 年的时间里，我利用上层关系和渔行老板的身份，出入据点之便，周旋于敌我友各方，为抗日事业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1年3月初，陶勇将3旅独立团改编为海防团，其团长朱坚就是从国民党驻军团副位置上“统战”过来的(后当中国人民海军总后营房部副部长)。在海防部队组建初期，海防团缺少水兵，尤其是能带出水上功夫的“船老大”，陶勇、刘先胜便想起刚抓来又放走的、人称“活海图”、“海上虎”的孙二富，同时也了解到孙的本质和为人，虽然被逼为盗，但良心不泯，有一些民族气节和江湖义气，干过一些为民除霸、劫富济贫的事，于是设计了“请君入瓮”的策略，进行规劝和教育，孙表示接受。但孙未履约并带信给陶勇去其驻地谈判，陶勇决定前往，刘先胜等均劝陶勇不能前往，防止孙再次生变，陶勇认为谈判主要靠舌战，谅孙也不敢与新四军作对，于是带领少数人“单刀赴会”，进一步做好了孙等的收编说服工作，孙被委任海防团特务营长，并进行了工作分工，但是孙到职不履责，陶勇知道了孙有情绪，便派人到孙驻地，促膝谈心，告知孙担任海防大队大队长，并对其家眷发放一定的补贴，这样，孙就带来100多人枪和多条海船参加海防值勤。当前方补源后，朱坚和部分海防战士转入陆军，陶勇决定将孙的大队和海防团的余部组成新的3旅海防团，由孙任团长。粟裕在回忆录写道：“1941年3月起，我们抽派坚强干部，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争取了有影响的孙二虎……组建了海防团。”其中，孙的得力助手周少卿，也是从海盗改造为3旅水上公安纵队队长。海上开船和生活不像陆地，必须有人手把手培训。苏中海防部队除发挥孙二虎的航海和浪中射击技术传授外，还调动周少卿的积极性，急部队之所急，主动领了一批海防战士学习水上水下功夫，顶着轻机枪踩水、打猛子潜游，培训效果很好。陶勇还救治过被海盗刺伤的船老大李水生，令李十分感动，帮助培训船员，共同抗日和遏制海盗。

机动灵活开展武装斗争，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   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讲：“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海上抗日更要斗智斗勇、以巧取胜。侵占如东的日伪军，经常隔三岔五在海上开着汽艇或皮划子耀武扬威，苏北沿海地形复杂，沙洲多，我们的土舰队，可以在近海浅滩绕丫子航行，即使撞上沙滩搁浅了，可以随时随地靠上岸，成为海军陆战队，日伪的洋海军对此无可奈何，孙仲明就惯用这种战法，诱敌深入，给予严惩。有一次遇到 10多条海匪船，他将敌人的船从浅水引向深水，又从深水引向活沙浅滩，敌船在追击中不断搁浅，几个回合就被他打得晕头转向，最后缴获匪船一条，并将船上10多名为非作歹的海匪当场枪决。可见，我们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出其不意，避其强锋，以少胜多，以强胜弱。

在武装斗争中，海防团坚持执行毛泽东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教导，充分依靠爱国群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风暴之夜，海防团的船摇晃得使人站立不住，掌舵的轮流值班。那个掌舵的老人在风暴中只得将自己的身子绑在舵上，以稳住舵柄。可是，浪花夹着大雪打在他身子上，再被西北风一吹，结起愈来愈厚的冰棱。当副老大换班时，发现老人已经成为冰人，而船还在茫茫的海上航行……海防战士们在海上为这位对党无限忠诚的老大召开了追悼会。

历史告诉世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艰难的14年中，中国人民在平原、在山地、在丛林、在草原、在沙漠到处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海上的武装斗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牵制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侵略行动，以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撑了发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不容忽视，不容低估。

历史告诉人们，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和推动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辟的根据地，不但在陆地而且在海上，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这是当时中国没有其他任何力量曾经担当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容否定，不容抹杀。在抗日战争中从陆地到海上，抗日先辈们的功勋应当永远缅怀。

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无论是陆上、是海上抗日武装从弱到强，在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战斗中走向胜利的旗帜。当前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但是，道路并不平坦，我们面对着敌对势力的严峻挑战，在维护我国主权、统一和海洋权益的斗争中，我们需要弘扬不畏艰难的革命传统，我们需要颂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俞源 陈建华 刘昌年

             （原载2015年6月30日《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