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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淮北到淮南——记扁担上的新华支社

  • 时间:   2019-07-23      
  • 作者:   许必华      
  • 来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军部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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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秋至1946年,我在新四军第四师辖区淮北行署淮北教育出版社装订股工作。1946 年夏驻在泗县城南王周庄时,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打响,股长唐斌同志对我说“小许,要打仗了,出版社要分散,你年龄小,走不动,先打埋伏,情况转好再回来。”打埋伏的意思是回自己的村子隐藏起来。不几天,100多人的出版社全都疏散了。

1947年秋,我正在村子里参加土改,奉上级指示来淮北重建出版社的刘子文同志突然来到我家,让我立即到洪泽湖畔的渔村临淮头报到。刘走后不久,前任股长马培茂来了。他此时已改名马雪林,在新华社淮北支社(即华中分社第七支社)任记者。他对我说:“不要去出版社了,到新华社吧!”在他走后,我还是去了临淮头,因为我弄不清楚新华社是干啥的。可是没几天,淮北支社另一名记者汪家谦同志到临淮头硬是把我领走了。1948年1月19日,我到了支社驻地孙巷,社长章南舍分配我当译电员,这时他们正缺人。自此以后70年,我再也没有离开新华社,从支社到总社。

一、淮北岁月

1948年1月19日,这个日子对于我,是难忘的。在孙巷只住了两三天就转移了。今天

王庄,明天谢咀,后天吕岗,几乎天天在行军,只是到了春夏之交才在唐王李三庄安稳下来,住了两个多月。当时的淮北支社只有十来个人,和拂晓报社在一起,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社长是章南舍,记者有汪家谦、马雪林、陆彦林等,欧远方、王克主要负责编报,老欧是副社长,电台台长是孟昭华,报务员有王其华、黄新生、孟昭生,译电组组长是施俊,译电员有刘昌东和我。当时我14岁生日刚过,年龄最小。在这个小集体里,我感到温暖,整天跳跳蹦蹦的,每天一清早就到田埂上跑步,一边跑,一边记电码,走路、吃饭时也在记,一天总能记住30到40个。新华社三个字的电码分别为2450 5478 4357,当天上午就记住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开始翻译延安新华总社发来的明码新闻稿,也翻译支社记者采写的稿件,发给新华社华中分社。

本来,淮北分社和拂晓报社的负责人是邓岗、戴邦,记者有沈定一、宋琼等同志,还有些工作人员。1946年夏战争开始后,能上前线的同志上前线了,老弱病残者被疏散了,于是分社改成支社。最后只留下欧远方、王克、谈一非、孟昭生四人,坚持在洪泽湖的渔船上抄收新华总社的电讯,油印出版《拂晓报》,从1946年11月24日到1947年1月26日,坚持了58天。之后就一直在洪泽湖西岸的农村里打游击。

我到淮北支社时,是在它刚刚恢复不久。章南舍同志是1947年秋从山东的华中分社带人

到淮北来的。支社重新建立后,我们仍然在不断转移。我们在前面走,国民党军队在后面追。每晚一到新的驻地,电台工作人员急忙找木杆、架天线,抢在总社、分社规定的收报时间和通报时间之前,以便及时抄收总社播发的新闻和向分社发出支社稿件。编报的同志等到总社来稿后,即刻选稿、刻蜡板,准备油印;我们译电员把电码译成汉字后,就参加摇机(即摇小马达发电)供收发报机使用。刻蜡板的同志趴在低矮的小桌子上,靠近煤油灯埋头苦干,印报的人架好油印机后,再紧张地调拌油墨,如不小心就会弄成大花脸。有几次,正在印报的节骨眼上,有了情报,就马上转移,几副扁担挑起来飞跑。一副担子是油印机和纸张,一副担子是收、发报机,一副担子是炊具。炊事员老丁最辛苦,到了驻地做饭,行军还要挑起铁锅、油盐。虽然十几个人各有自己的工作,但行军时,总是你争我夺地抢担子挑。支社社长章南舍有一匹上级配给的马,但他从来不骑。三副担子放不下的公物,都放在马背上。

行军频繁,工作量大,生活也艰苦,有时连饭也吃不上。记得住在王庄时,满村是从洪泽湖流徙过来的灾民,支社的粮食已近吃光,眼看要断粮了,司务长老张急得团团转,腰围上虽有几十块光洋,东奔西跑,买不到粮食。最后欧远方想出个主意:“吃肉!”用光洋换猪肉,既可“解馋”,又省粮食。可是又难坏了老丁,做猪肉要用的葱、姜、蒜一样没有,连盐也很少,几乎是白水煮肉。第一天连着吃了两顿,还凑合。第二天就再也吃不下去了,连胃口最好、身体特别壮的摇机员老桂、老许,也纷纷拉稀了。幸好,司务长老张在紧要关头搞到点米,老丁赶紧熬稀饭,做起他拿手的菜——炒黄豆。这顿饭,大家都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吃了个底朝天。几天之后,我们转移到了洪泽湖边的一个村子,这下可得救了,社长章南舍把大家分成两拨:女同志、男小鬼一拨,到麦田里挑野小蒜、荠菜;男同志下洪泽湖挖藕,二月的洪泽湖水还冰凉冰凉的,脚一伸进去就打颤,从早到晚,藕是没挖几根,但心里高兴,觉得比挖野菜要光荣得多。一连十几天,几乎顿顿是野菜煮藕,老丁的手艺再高,没有粮食还是做不出有粮食味道的饭来。

情况稍微好转之后,我们又从洪泽湖边转移到距湖20多里的唐王李三庄。这里的农民家里储粮多,司务长不发愁了,老丁也可以煮他拿手的稀饭和炒黄豆了,有时还能吃上白菜粉条,算是很大的享受了,同志们心满意足。眼看麦子发黄,总算熬过了艰难的春荒。

清明过后,天气转暖,夏衣没发下来,还穿着棉衣,再加上营养缺乏,不少人稍一活动

就出虚汗。到了5月中旬,每人领了一套粗布灰军装,还有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把牙刷,一袋牙粉,还有一双布鞋。我简直高兴极了,走起路来都哼着小曲。同时,发了500元华中币(等于80年代的5分人民币),我赶紧请假把它送回老家,给家里买盐。

记得就在这时,从苏北过来了一批同志,其中包括王维、许铭、冒茀君、吴旭等。机构正在酝酿变动呢!

二、夜渡洪泽湖

天气转热之后,章南舍同志宣布:苏北过来一部分同志,再加淮北支社的部分同志,建立江淮分社,王维同志任分社社长,许铭和他任副社长。同时,成立淮南支社,由他兼任支社社长,即日出发。淮南支社成员包括原淮北支社同志和苏北来的一些同志,我也是其中之一。译电员除我之外还有耿龙祥、小潘,报务员有黄新生、周潮海、朱崇儒;采编人员中马雪林、陆彦林是属于原淮北支社的。陆彦林当时25岁,是我们中的老大哥,他协助章南舍组织行军,我们都戏称他是“副官”从淮北到淮南,要长途行军,还要过洪泽湖,章南舍号召大家尽可能轻装。对于我是最简单不过了只有一条两斤重的棉被、一套单军装,别无它物。章南舍那匹马留给江淮分社了,炊事员老丁和他的炊具也留下了。摇机员中两位身体最好的老许、老桂和我们一起去淮南,挑着沉重的担子,上面都是电台设备。十几个人,散开来走,也是浩浩荡荡的,一色灰军装,章南舍还打绑腿呢,走起来特别威风。

离开淮北支社驻地时,正是麦收时节。田里、场院上,到处都是人。我们这些刚从春荒过来的人,看到那些黄灿灿的麦粒着实高兴。可是,我们还是走了。第一天的目的地是洪泽湖边上的小渔村临淮头,几十华里的路程吃午饭时就到了。我们将要从这里东渡,去淮南军区的根据地——天长县。

在临淮头没有多耽搁,吃过已经推迟的午饭之后,大队人马就找个地方歇脚了,个别精

神好的在汴河边上聊天。此时最紧张的是行军指挥员章南舍和“副官”陆彦林,他们在找船,商讨如何过湖。好在这里是汴河入湖口,船多。太阳落山之前吃完了晚饭,就登船了。船不大,中间舱坐十几个人正合适,有帆,但不敢扬起。船行约两华里,船边开始出现芦苇。两人高的细苇子把船完全遮住了,只是偶尔地钻出芦苇荡,在空旷的水面上走一段,一会儿又钻进去。天渐渐黑了下来,同志们按照规定,不吸烟,不大声说话,不打手电筒,烟瘾很大的同志显得焦躁不安。这种在洪泽湖上隐蔽行船的场面,于我并不陌生,尽管我是全船年龄最小的人。1944年初,日本人来淮北地区扫荡时,我当时所在的淮北教育出版社就从驻地大周台子乘船,经临淮头到洪泽湖芦苇丛中隐蔽,一百多号人在船上生活了好几天。那时在我们船周围,全是新四军四师师部的船只,扯起风帆挺壮观的。时隔四年,情况完全变了,当年是和日本人捉迷藏,现在则是和国民党斗,而且形势有利于我们,我们是去淮南开辟根据地的。天完全黑了,湖面静悄悄的,只有小浪轻轻地拍打着船舷。大家静静地在船里坐着,但谁也没有睡。过了大约两个小时,钻出芦苇荡,小船在无遮无掩的水面上航行。向南望去,只见三四里外的湖水中有一处突出水面的黑影,影中有火光、探照灯,还有嘈杂的人声,我想这大概就是老子山了。事先领导告诉大家,老子山住着国民党的军队,船过这里时要加倍小心。但是,看样子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探照灯只是在无目的地向四周搜索,它的灯光根本达不到我们的位置。即便如此,我们的心情依然很紧张,船上没有武器,船速又慢,一旦被发觉,就难以脱身。好在此时已渡过湖水最深处,进入浅水区了,不少人都拿起船杆撑起来,以加快船行速度。不久,老子山的火光,宽阔的水面,渐渐远去,驶入窄窄的船道,两边又有芦苇了。此时,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色,危险区过去了。

到湖东了,走在洪泽湖大坝上,我深深吸了几口气,空气清新极了,一股湿润的泥土味!晨光中的小路,稻田片片相连,蛙声此起彼伏。我想,淮南多么美啊!三、淮南,一块新天地淮南根据地位于天长县周围,距南京较近,县城为国民党盘踞,农村则是我们的。

我们从洪泽湖东岸的淮宝县向东,渡过洪泽湖与高邮湖之间的汊河继续南行。小路、水田,处处是水,我们这些来自只种高粱、小麦、玉米等旱地区域的人感到畅快。过汊河后第一天长途行军,又赶上烈日,晒得满身出汗,即使我这小小年纪,也是气喘吁吁。傍晚驻进一个村子时,放下行李后第一件事是跳进村旁的小河沟痛痛快快地洗澡。摇机员老许最欢畅,他说脚下有鱼,笑哈哈地举起一只手说:“你们看!”我一瞧,啊,是只小乌龟。于是,大家都动起手来。待大家游完上岸,竟捉了七八只,清洗下锅,加点盐(没有油),美餐一顿。这晚因为是临时宿营没有架电台,但睡得可不安稳。蛙声不绝,蚊子嗡嗡叫,还有在帐幕里飞来飞去的萤火虫,与我们作伴。这个“热闹”的夜晚,在我们淮北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但是,迎接我们的也不全是令人兴奋的事。这离南京、六合、天长等城市很近,国民党军队时常来骚扰,我们转移比在淮北还频繁,今日驻这个村,明日驻那个村,环境险恶的程度不比淮北弱,挑担子的摇机员也更为辛苦。章南舍常常晚上提着马灯去淮南地委请示工作,通讯员小吴伴随他找路,也是为了安全。这儿人生地疏,敌情复杂,一不小心就会有麻烦。到前线采访的同志更艰难,他们往往是独往独来,全靠自己的机警,既要采访好,也要安全回来,有时遇上支社转移,往往要找一两天;支社人多,行军远比淮北困难,河汊多,路窄,走夜路特别容易滑入水田、河沟,也容易迷路,谁也不敢掉队。支社的内、外勤人员,上至章南舍,下到炊事员,都一心扑在工作上,忙着向总社发稿、抄收总社电讯。抄到的稿子一面向地委报告,一面出版油印的《淮南日报》。有时前沿部队和敌人交火,我们的发报机还在工作,枪炮声呼啸作响,电键也滴滴答答。在密林掩护下的村庄里,我们可以挑着担子,从容转移,敌人却犹如瞎子,到处乱摸。我们的新闻工作就是在这么险恶的情况下进行的。

记得在一次冒雨行军途中,遇上一群从上海来的大学生,女学生穿着蓝色旗袍。男同学穿着西服短裤。在这穷乡僻壤,这些装束算是很引人注目的。几天之后,他们中一位叫周以慎的男同学分配到我们支社。他是同济大学的学生,他的到来,使支社干部的学历升高了,同志们都以敬佩的眼光看他。在周以慎到来前后,淮南地委为加强支社,还调来几位同志,一个叫万训,一个叫刘凤岐,都是地委书记级干部,来做《淮南日报》编辑;一位当过乡长的老张,来我们电台当译电员,23岁,是我们的老大哥了。

夏秋之交,我们的工作开始变得更加紧张。敌人不断从县城里出动来“清剿”,而我们在转移中却不断收到总社发来的我军在中原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解放南阳、消灭区寿年部、高树勋起义······等等,令人振奋。社长章南舍、编辑主任刘凤岐不断到电台来,在我们译电员身边等稿子。到前线采访的老记者祝子忍、新记者周以慎也常来,有时从前方一回来就先到电台。在支社里,电台成了最为注目的单位。有一天祝子忍来,我们正在抄收、翻译一条新华社社论,文中说:“大约再有五年时间,我们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看到这句话,不少人跳起来,觉得我们的胜利大有希望。但是坐在一旁的祝子忍却沉默不语,过了好一阵才说:“再过五年,我就33岁了。”这时大家才忆起,老祝家在江南,还有个女朋友等他呢。

1948年11月,好消息不断传来,鼓舞着大家。此时,济南战役开始,王耀武被俘,我军南下。一天下午,小耿对我说:“支社要抽些人去江淮分社参加淮海战役,也有你。”这当然是好事,第二天晚上电台开的欢送会上,我情绪特高。留下的同志对我们说了很多勉励的话。

我们的队伍还是十几个人,还是章南舍带队,其中多数人是原淮北支社的,还是一副挑子,唯独电台设施全部留下了。留在淮南支社的同志们把我们送到村口,一个个都流泪了。

三、重返淮北,走向胜利

时间不过几个月,战争的形势就急剧地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从天长县农村向北,过汊河,至高良涧,渡洪泽湖到临淮头,走的几乎是我们来时的原路,但却没有遇上任何敌情,我们是在以一种胜利者的心情、姿态进行长途行军的。走得轻松,似乎在遥远的淮海战场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召唤我们。从淮南水乡到洪泽湖东岸的高良涧,两天就赶到了,唯有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小个子编辑部主任刘凤岐走在队伍的最后,他看不清楚,背包又大,好在没有敌情,大家也就都不催他了。渡过洪泽湖,再次在湖西的临淮头登岸,行军的方向是重镇青阳(全国解放后改为泗洪县政府所在地)。当晚赶到泗县县城,找到新华社江淮分社驻地,我立即和分社译电组的同志汇合了。过去只是在通报时间知道对方是谁,如今真的见面了,更是亲切。两天之后,一个飘着雪花的早晨,我们又出发了,目的地是津浦路上的固镇桥。

战场就在我们西边,炮声整天价响,国民党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炮弹、炸弹不停地在我们村的附近爆炸,飞机对着我们时而扫射,时而扔传单。我们在那段时间里天天捡到国民党的传单,有时从空中飘下的传单像雪花一样,它的内容都差不多,不外是造谣污蔑,有一份上面还印着刘伯承、陈毅将军的照片,文字说他们已被“击毙”,要“共军兄弟早早投降”,我们看了直发笑。

1949年元旦过后不久,淮海战役结束。我们驻处和津浦路开阔地上,成了一条国民党的溃军之路,披大衣的、扛行李卷的、断臂的、撑拐的,时而成群,时而三三两两缓缓向南流动,从早到晚······国民党大势已去。

我们开始向南行军,目标:蚌埠。我们精神焕发,步伐有力,90多华里,太阳还高高的就走完了。淮河边上人欢马叫,蚌埠就在眼前。淮河大桥被国民党刘汝明部炸毁,巨大的桥墩倒在淮河里,他们昨天刚刚逃走,今天早晨我们的大队伍就赶到了。我们渡到河南岸时已是万家灯火,整好队形之后进入市区。灯光耀眼,我们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更加醒目。

江淮分社驻进青年宫。这不再属于淮北,也不是原来那个意义上的淮南,我们已经从农村来到城市,胜利来得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几天后,《江淮日报》出版,一个月后,我又参加到新建的新华社巢湖支社(即江淮分社第五支社)的行列,乘上我军解放蚌埠后开往合肥的第一列火车,从合肥转乘木船,之后又是徒步行军,最后,到达离长江不远的巢县县城。

三野、二野的部队,从早到晚地向这里聚集,准备渡江、解放南京。我们开始向江淮分社发出巢湖地区人民支援解放军渡江的消息了。

淮北,这个神圣的字眼,已经成为历史。但它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永远!

           军部分会 许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