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1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开始，至1937 年10月国共两党达成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协定之间，留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分散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等15个地区，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独立的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掩护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了中国革命战争由低潮进入高潮，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郭沫若于1948年在为方方撰写的《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作序时所说的那样：“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表示工人阶级的子弟不可屈服，同样的在抗日阶段以及当前的爱国民主革命阶段，发挥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弟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组织编撰了一部大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辉战斗历程和“辉煌昭亮”的业绩，然而由于宣传不够广泛深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于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然在认识上存在缺陷。为了使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这支“烛光”像红军长征一样发挥出它应有的“辉煌昭亮” 来，我们有必要从五个方面加深认识。

三年游击战争有力地掩护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举行战略转移时，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设立了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龚楚(后叛变投敌)任参谋长；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工作。同时决定在中央苏区留下红24师和十几个独立团及其他地方革命武装共1．6万余人，另有伤病员二三万人，在苏区内坚持斗争，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约50个正规师另6个独立旅，继续向苏区中心地区推进。苏区军民在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领导下，不畏强敌，英勇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把国民党主力紧紧牵制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随后，红24师等部在中央分局的领导和指挥下，继续同残暴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浴血奋战，箝制和消耗了大量的国民党军有生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 

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红6军团在突围西征时，湘赣苏区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把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党政军领导人组成新的领导机构，陈洪时(后叛变投敌)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谭余保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省委副书记，彭辉明任省军区司令员，领导和指挥5个独立团及各县游击队共5000余人，依托武功山，继续抗击国民党军3个师又3个保安团的进攻，有力地掩护了红6军团的突围西征。随后，他们又箝制和消耗了国民党“追剿”军许多兵力，有力地掩护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红25军长征以后，留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合编为红28军，由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任政治委员（未设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在高敬亭等的领导和指挥下，红28军积极开展斗争，箝制了国民党第25、第11路军及东北军一部，有力地掩护了红25军的战略转移。

此外，留在南方其他各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还有：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7军团)，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红30师，闽北苏区的独立师，闽东苏区的独立师，湘鄂赣苏区的红16师，闽粤边苏区的红3团，等等。这些部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指挥下，积极开展斗争，箝制和消耗了大量国民党军兵力，特别是湘鄂赣苏区的红16师，在以傅秋涛、徐彦刚为首的湘鄂赣省委和军区领导和指挥下，最多时持续箝制国民党正规军60多个团近半年时间，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另外，红2、红6军团的战略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掩护了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和邻近兄弟苏区的斗争。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游击队共箝制国民党正规军180个师次另30个旅次。其中，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3月，箝制了国民党正规军近80个师另20余个旅；1935年4月至1936年5月，箝制了国民党正规军51个师另1个独立旅；1936年6月至12月，箝制了国民党正规军20多个师另2个独立旅；1937年1月至7月，箝制了国民党正规军35个师另4个旅。

在此期间，各省的保安团均未计算在内。同时，对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消耗与打击也难以用数字来表示。

上述统计数字尽管不能充分反映红军游击队与敌人斗争的实际状况，但足以说明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

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革命武装力量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入湘南地区时，蒋介石除了以“围剿”中央苏区中的西路军和北路军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共16个师另1个支队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外，其余部队加紧向苏区的中心区域推进。同时，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也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等，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对苏区军民进行残绝人寰的大屠杀，苏区70余万军民残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遭受严重损失。

当时大敌当前，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应该迅速实行由正规战（即阵地防御战）向游击战转变，以保存军力，同敌人进行长期斗争。但是，由于红军主力长征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对如何坚持游击战问题进行研究和部署，而是要求红军和游击队继续实行正规战，牵制国民党军，以掩护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因此，项英等人仍然采取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阵地防御战，同敌人拼消耗。1934年11月22日，红24师等部虽然在会昌以北的谢坊设伏，歼敌第3师一半，击溃其疯狂的进攻，但却暴露了坚持苏区斗争的红24师主力，致使国民党军加快了“围剿”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步伐。11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了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控制了所有交通要道。从12月起，陈诚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集中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的兵力，寻歼红24师等部队，其余“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在占领区域内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组建地主武装，设立保甲制度，实行白色恐怖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项英等人仍不能正确分析形势，也没有接受陈毅关于尽早分散部队，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反将许多小游击队编入各独立团，将刚刚出院的伤病员补充到红24师，继续同在数量和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拼消耗，进行消极防御，“等待红军主力回头”，结果使红24师等部遭受严重损失。

1935年2月，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接连电示苏区中央分局，要求他们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反对机械的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中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要“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要缩小或取消庞大的领导机关，负责同志随游击队行动，把“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恢复党的组织，加强群众武装，并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党中央的这些指示，对中央苏区乃至其他苏区游击战争的坚持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中共苏区中央分局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迅速决定实行九路突围，将红24师等部队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但是，红军和游击队在分散转移途中再次遭到很大损失，特别是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等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不久英勇就义。项英、陈毅和赣南军区300余人转至赣粤边区，会同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及其所部共1000余人，在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区坚持斗争；邓子恢、谭震林率红24师100余人转移到闽西地区，与先期到达该地区坚持斗争的张鼎丞、陈潭秋（后赴上海治病）及红8、红9团等部会合，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和指挥下，就地坚持斗争；钟得胜、彭胜标，刘国兴等率领一部分地方革命武装，在瑞金、长汀、会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从此，中央苏区变为三个独立的游击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与党中央和自己所领导的其他地区失去了联系，各地区开始了独立地、分散地、自主地坚持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红10军团（由红7军团与红10军合编而成）亦遭受了严重损失，方志敏不幸被俘，后在南昌英勇就义。红10军团余部由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突出重围，并按照中央军区的命令组成挺进师，向浙南挺进，开辟了渐南游击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至此，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闽渐赣苏区也沦于国民党军之手，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红30师及其他革命武装也遭受很大损失，余部分散在皖渐赣边区坚持游击活动。

留在南方其他各苏区的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在国民党军野蛮的“围剿”下，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损失，并先后转入游击战争。当时，蒋介石为了彻底消灭分散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和地方革命武装，先后调集了数十万国民党正规军，会同各省军阀部队、地主武装，对各游击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和持续不断的“清剿”、“堵剿”、“驻剿”、“搜剿”等，红军游击队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条件，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但是，红军游击队广大指战员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而是坚信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必定会胜利，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就这样，在南方各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由正规军变为游击队，由集中变为高度分散，由统一领导变为独立自主地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八省游击队是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英雄部队

当南方各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党的领导机关受到严重削弱，甚至陷于瘫痪，失去了同党中央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尽可能多一些挽救和保存苏维埃运动的成果，力求多牵制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战略上更好地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项英、陈毅和各地党政军领导人积极恢复和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对游击区军民的领导。1935年4月，项英、陈毅首先在江西省大庾（今大余）县长岭召开会议，健全了党的领导机关，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斗争方针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各种斗争策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和陈潭秋到达闽西地区后，鉴于中央苏区已经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留在闽西地区坚持斗争的红8、红9团等部队在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下，也陷于各自为战的状态。1935年4月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任副主席，统一领导该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再如谭余保发现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后，即于1935年6月在江西省莲花县棋盘山召开党政军领导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谭余保任省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曾开福任游击司令部司令员，统一领导湘赣边军民的斗争。由于各地区恢复和加强了党的领导，对于红军游击队长期坚持斗争起了关键性作用。

其次，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紧密依靠群众，积极创建游击根据地。游击根据地是红军游击队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当时，红军游击队由于失去了根据地依托，在兵员补充、伤员安置、后勤供应等方面都遇到严重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长期坚持斗争，各地党组织巧妙地利用敌人将主力用于“清剿”红军游击队和控制城镇、交通要道等，而将广大的农村交给地方保安团和民团驻守的有利条件，积极深入农村，大力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抗租、抗粮、抗税，抗债、抗抓丁的“五抗”斗争，普遍建立群众武装，积极配合红军游击队开辟游击根据地或建立较巩固的立足点。诸如：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的红28军重建以后，即广泛建立便衣队，积极协助红28军建立根据地。便衣队是群众武装，以红军游击队为骨干，由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组成。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有群众掩护，便于奇袭敌人。他们不断拦截敌人的辎重，游击小股的敌人，摧毁敌人的碉堡、据点，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同时，他们到处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造成了强大的革命声势，使反动民团慑于便衣队的威力，只好龟缩在碉堡或据点内，不敢轻举妄动，使鄂豫皖边区的广阔农村逐步为便衣队所控制，为红28军安置伤员、补充兵员、保障后勤供给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使红28军得以长期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

  在根据地建设中，各地区党组织还采取了灵活的对敌斗争策略。当时，国民党为强化其反动统治，普遍实行保甲制。许多反动的保甲长、壮丁队在国民党军的支持下，大肆进行反攻倒算，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因此，红军游击队起初对他们实行坚决镇压的政策。但后来敌人改用威胁、屠杀的办法，强迫群众出任保甲长。因此，红军游击队为保存革命力量，允许群众采取“白皮红心”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策略，出任保甲长，应付敌人。同时，为了利用保甲制和壮丁队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红军游击队还纠正了一些“左”的政策，对地主、联保主任、保甲长等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晓以利害，争取好的，团结中间的，打击反动的。这些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对根据地的建设极为有利。

1937年10月2日，国民党政府根据国共两党谈判最后达成的协议，正式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共中央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下辖4个支队，以赣粤边和湘鄂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编为第1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闽西、闽粤边、闽赣边和浙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2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闽北和闽东红军游击队编为第3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鄂豫皖红28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编为第4支队，高教亭任司令员；湘南、闽中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特务营，全军共1．03万余人，6200余支枪。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海南人民自卫军独立大队，共300余人。第四军虽然人数不多，装备很差，但大部分是经过长达3年游击战争锻炼和考验的精华，是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英雄部队，是坚持大江南北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

推动了南方八省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对于坚持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广大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他们为了取得党中央的指示，多次派人设法同中央沟通联系。当得到党的《八一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等文件后，欢欣鼓舞，迅速发布宣言，张贴布告，或直接给国民党军政当局要人写信，详细地阐述我党对时局的主张，积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力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南方八省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诸如闽西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1935年12月底，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与党在上海的交通站取得联系，获得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即于1936年1月1日在上杭县双髻山召开第二次军政委员会会议，确定了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新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诸如：对驻守碉堡的民团只喊话不打枪，对保长进行分化瓦解；对城市商人贩运货物实行保护；停止没收地主、富农财产，把打土豪改为向富豪劝募抗日捐，从而得到了闽西地区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闽西地区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毛主席对坚持南方八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极为关注，先后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张云逸、李克农等许多要员在南京、武汉等地，就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张云逸还奉命到江西、广东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并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变化，于1937年８月１日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的指示》，要求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对于国民党军的任何挑衅和进攻必须坚决进行自卫还击。同时，要求红军游击队必须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对它可能采取的反革命手段，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严防“漳浦事件”重演。

这一指示，对于正在或将要同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是极大的鼓舞。他们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同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艰苦复杂的谈判斗争中，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立场，接连挫败了国民党军政当局的种种阴谋诡计，终于达成了停战协定，促进了南方八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构建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

1937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金门后，在沿海一线不断骚扰，对福州，漳州、南平、永安等地接连进行狂轰滥炸，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8年春，新四军各支队陆续开赴大江南北抗日前线，许多地区，特别是福建省的闽西、闽北、闽东等地区，为继续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福州设立了新四军办事处，在龙岩、祟安、宁德等地设立了后方留守处，并留下了一部分自卫武装，继续坚持斗争。但是，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不断制造破坏抗战的摩擦事件。在新四军第2、第3支队离开游击根据地后不久，他们竟下令取消新四军办事处、后方留守处，并枪杀共产党人，解散抗日团体，迫害爱国进步人士，指使反动地主向游击根据地进行反攻倒算，夺取广大农民的田屋，明目张胆地向我自卫武装和党的领导机关进行军事挑衅。   

在时局逆转的情况下，留守在福建省各游击根据地的党组织，为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突然事变”，按照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先后在闽东、闽中、闽北、闽西、闽南等地建立了游击队和政治保卫队，配合留守部队，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留守在南方其他许多地区的党组织和自卫武装，亦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积极指导各阶层民众开展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斗争，并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重建或扩建革命武装，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积极开展反顽自卫斗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反共阴谋，保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南方许多地区的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争取和平民主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积极发动群众，恢复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武装，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断削弱和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对于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赋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最可宝贵的胜利。”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军史专家 徐占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