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小港镇抗日救亡宣传队摄于江家山李家庄屋[1]
1937年“8.13”中日沪淞战争爆发，居住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宁波市小港镇（当日属镇海县）的许多学生、店员回乡避难。他们十分关心上海战事的变化，天天到小港镇读报室去读报。这十几个青年，由李祖平[2]倡导，成立了“小港镇抗日救亡宣传队”，并亲任队长。大家分头写标语、出墙报。李幼兰[3]、乐群[4]教大家学唱在上海流行的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路歌》、《热血》、《铁蹄下的歌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我们又排了几个《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到大碶头、长山乡、黄梅溪、江南道头、五乡碶等地演出。那时，林昌全（林平）[5]要从青峙岭东面的李隘步行五华里，风雨无阻，来到小港镇上。金贤樟（金涛）[6]则从胡家耷风尘仆仆地步行五华里来到宣传队办公处，他是当地著名绅士、长山乡乡长金商友的儿子，身穿黑色的学生装，爱国主义的激情鼓舞着他坚持抗日救亡活动。宣传队的成员渐渐增加到30来人。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唐海（解放后在上海文汇报社任职）、乐静波（原名乐秀禾），后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也是这时参加进来的。
上海的战况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不久，南京、杭州相继失陷，日舰又不时轰击着小港。国民党守军腐败不堪，打骂士兵、赌博成风，毫无积极抗日的准备。我们光靠宣传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大家建议由李祖平向镇政府去借10来条步枪，自学军事。练了几天瞄准，毫无进展，完全失去了信心，就把10来支破枪还给了镇政府。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这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党领导，光凭我们十几个有抗日热情的青年，是搞不起抗日游击战争来的。李善祥先生（李幼兰、李祖宁[7]、李采芝[8]、李采荷[9]的父亲）慷慨解囊，组织了一个抗日救护队，拯救被日军军舰炮击受伤的群众和驻军伤兵。日军随时可能登陆小港，我们为了不做亡国奴，决定先到东钱湖一带，边宣传，边等待时局的发展。在莫枝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群众往放在地上的铜锣上，扔了很多铜钱，经济上支持了我们。我二姐夫孙家文从小港跑来劝我回家，被我用抗日救亡的道理说服了他。他拿出70元钱给我，我全都交了公。乐群的父亲从上海坐了一辆黑色的小汽车接她回去，被她严辞拒绝。她说：“你有钱从上海坐小汽车来找我回去，为什么不买‘救国公债’？我决不做亡国奴，也决不到上海租界上去读书。”她父亲无理可说，就给她留下了300元钱，她全部交了公。我们的生活和演出费用，就是靠李幼兰的父亲李善祥先生慷慨相助，部分靠大家自愿乐助。
有一天，我们从宁波出版的《时事公报》上看到了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招生广告，就想先学到军事本领再说。于是大家决定从东钱湖先回宁波。我们回镇海向县政府报名，到丽水去参加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这时李祖平和夏功权[10]绕道香港、越南，到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李祖宁却和他二姐李幼兰、妹妹李采芝以及汪波[11]等10多人一道向县政府报了名，大家决心先到丽水。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年龄才只有14岁～23岁。
1938年1月在浙江丽水碧湖“战时青年训导团”
前排左至右：乐明华、虞亦博、林晖、李采芝、李又兰、乐群、李祖宁；
后排：金涛、林平、李××、汪波、乐秀运、林周岱
临行前，李善祥先生为我们饯行，由他的夫人邱天相为我们做了两桌可口的饭菜。还给了我们每人一封锦囊妙计式的密封的信件，上面写着“非到必要时请勿拆阅”。我们十分好奇，事后各自拆开，里面是一张拾元钱的钞票，并附一张字条：“当你遇到困难时可用这拾元钱。”我们都相视哈哈大笑，感谢老人家考虑周到、慷慨大方（李善祥给他每个子女另有90元）。
我们过着士兵一样的生活，那些军官们只知道要大家绝对服从。女生队的门口，还安排了穿黑色衣服的警察作为门岗。
汪波、乐群、李幼兰、李采芝、虞亦博[12]、李祖宁、金涛、林平和我(原名林圣纬)，还有新认识的杭州高中自称也是小港人的李维贤[13]，共10个人，每星期天都一起在僻静的地方交换意见。有一天，虞亦博带来了一本刊物，是由骆耕模主编的《动员周刊》，详细地介绍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情况。大家读后都决心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去，这才是我们真正向往的地方。汪波对这一意见尤为赞同。他在上海当店员时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蚁社”，政治上较为老练。他坚决地说：“我们绝不能接受国民党这套法西斯式的训练，现在我们知道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消息，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到延安去，到抗日军政大学去！”
到延安去需要路费，这件事由李幼兰负责写信给她的父亲李善祥汇寄。我们必须换上便衣，而便衣锁在仓库里。我们借口天气热了（丽水碧湖在浙江西南部，过春节后就热得不必穿棉衣），要把便衣寄回家里去，这样才从仓库中拿到了便衣。同时在碧湖的郊外，预租好了一条木船，定于下星期日上午早饭后到河边集合，乘木船顺水向丽水进发。
1938年1月下旬星期日上午，10个人都到河边，登上木船，换上便衣（黑色的学生装），把军服垫在船舱上，人就坐在军衣上，真是10人同舟共济。船工划着船向丽水进发。直到傍晚，才到丽水城边，然后派个人上城买烧饼充饥。我们还写个便条请船工带回去给训练团负责人。大意说,我们想到大后方继续读书，现送还军衣。
我们在船上坐了一夜，待天明派人上汽车站买了到金华的车票。我们极其担心训练团会派人把我们抓回去。几小时后，车到金华，立刻去火车站买票。车到九江，我们又急忙去买船票，第二天上船，就睡在通舱的钢板上，空气很坏，憋得透不过气来。到了武汉就找宁波同乡会，被安排在难民收容所里。
到延安去路费不够，李幼兰就到唐爱陆[14]先生在汉口的大儿子唐性天家去借钱。无意中被家中一个年轻女人偷听到我们要去延安抗大。这个年轻女人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武汉警备司令部情报科长乐济书。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在文革期间，上海有人向我外调说：这个女人出卖了你们。我才知道情报科长乐济书原来是这样才来找我们麻烦的。有一天晚上，一个穿黄色毛料军衣、挂手枪的少校军官突然来到我们难民收容所住处，他说自己也是小港人，并说：“我叫乐济书，受你们家长的委托，要你们千万别去陕北，你们可别忘了1927年‘4.12’的教训。”我们说：“我们是想到大后方读书来的。”有个晚上，他又找我们个别谈话，说什么“要工作也可以，无论留在大后方或是到香港，我都可以帮你们解决。年纪小的（指李采芝和我），就在这里读书”。大家都说：“我们都要在大后方读书”。
那时，李维贤曾向大家表示，想考国民党的航空学校，走航空救国的道路。汪波耐心地向他解释：国民党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抗日不坚决；只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可以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到底。汪波在上海当店员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说服了李维贤，坚决投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
我们知道武汉有两个共产党的公开单位：一个是新华书店，另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于是由汪波、李维贤（李维贤身体壮实，如遇坏人可帮助汪波自卫）先到新华书店打听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他们回来说,新华书店被国民党特务砸了，满地是碎玻璃。他们问书店店员：“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在那里？”回答是“不知道”。
正好这时难民收容所中有从陕北回来的两个小港人，都是小港附近的小学教员，一个叫乐培文，一个叫应书庭。他们从陕北公学带着《回乡服务团》的臂章到浙江去工作。正好他们知道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这使我们喜出望外。第二天汪波和李维贤就去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见王明和周恩来，回答是一星期后上午9时再来。
武汉的夜晚，敌机常来袭击。漆黑的夜空，一串串光亮的高射炮弹射向敌机，使我们感到了战争的气氛。
我们和八路军办事处预约的日子到了，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分成三个小组向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走去。八路军办事处的门口有小战士站岗，一位参谋就把我们带进楼上一间小房间，里面放着一盆熊熊燃烧着的炭火，四周围摆着11个圆凳，旁边有一长桌，桌上有茶杯和热水瓶。随即周恩来进来了。他面带笑容，两道浓眉微张，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汪波向周恩来说明来意。周恩来说：“你们还是回去吧！国民党需要新鲜血液。”大家都说：“我们是逃跑出来的，回去就会受处分。我们一定要到延安去。”周恩来同志想了会儿说：“现在延安粮食比较紧张，你们又是南方人，那就到新四军去。在那里你们和当地人民语言相通，在南方工作比较方便。新四军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我帮你们给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发个电报。”大家又提了些统一战线等问题，周恩来同志都耐心地一一回答，然后我们高兴地告别。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竟能如此平等地对待普通的10个青年，而我们既没有介绍信，也没有任何证件。这是除周公这样的共产党人外，任何一个政党领袖人物难以做到的。周公第一次和我们见面，就给我们留下了使人终身难忘、无比深刻、令人叹服的印象。
当我们回到难民收容所，才想到我们忘了向周公要介绍信，如何到南昌去找新四军呢？我们就和乐培文商量。他说，可以和他们浙江回乡服务团的领队潘念之（共产党员）谈谈。他就带了汪波去见潘念之。潘念之说：“那就请沈钧儒[15]先生给叶挺军长写封介绍信吧！”我记得介绍信是这样写的：
希夷吾兄：
兹有爱国青年汪波、乐群、李幼兰、李祖宁、李采芝、虞亦博、金涛、林圣纬、林昌全、李维贤等十人，前来参加贵军抗战，请予接纳。
沈钧儒 1938年3月15日
我们借了乐培文、应书庭的浙江省回乡服务团的臂章作为掩护，三三两两离开了宁波同乡会的难民收容所。
到了轮船码头，把臂章还给他们，并告别。到九江后，又坐浙赣线狭轨火车到南昌。
我们在南昌下车后，经中正大桥（即现在的八一大桥），找到三眼井新四军军部驻地已近中午，民运部副部长余再励同志和我们谈话。他表示欢迎我们参加新四军，并说新四军的生活十分艰苦，你们每个人可以拿津贴15元……，然后介绍我们到战地服务团去。
刚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李锦
刚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李志光
只见男女团员们拿着碗筷准备吃饭。他们看见我们10个人都很高兴，为我们找碗找筷，我们在新四军吃了第一顿饭。
我被分配到绘画组，组长是沈光，副组长是梁建勋。组员有詹尖锋、沈从耳、沈柔坚、丁剑英（丁汀）、费星。
1945年我曾在浙东“鲁迅学院”遇到过沈光。浙东纵队北撤时，他又被遣返上海。
想起1938年3月，沈光曾命我依据一本杂志中的一幅抗日漫画在南昌街头制作宣传画，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一个狞笑的日本兵用刺刀高挑一个婴儿，滴滴鲜血直流地面。围观的群众表情肃穆，我听不清他们在议论些什么，只听到他们说我是“红小鬼”！
梁建勋后任空五军参谋长，在文革中病故。
沈柔坚后来成了著名画家，任上海美术家协会、文联副主席，1998年7月11日病逝。
詹尖锋从远洋公司政治部离休后，也于2002年病故。
丁汀（丁剑英）在皖北解放区病逝。
沈竦（沈从耳）原是日本美术院校留学生，她的绘画功底最好。她的丈夫被打成右派，她在北影厂任服装设计，电影《早春二月》的服装就是由她设计的。她留下一个女儿在文革中插队后无消息，自己过早地病逝了。
费星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于2002年去世。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南昌时期的美术组，如今只留下我一人尚存人世！
何士德[16]同志在南昌江西省青年服务团任职，兼任我们服务团歌咏组的指挥。歌咏组的合唱水平很快得到了提高。吴晓邦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舞蹈家，在中国舞蹈界有“男吴女戴”（爱莲）之说。他自编自演的舞蹈《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观众的好评。戏剧组长李增援是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高材生，他编排了许多好节目，深受群众欢迎。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蒋经国的南昌“战时青年服务团”常在警察大礼堂联合演出，蒋经国和他的夫人蒋方良也同来观赏。我们的团长朱克靖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后来他协助陈毅在苏中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1月，他奉命策动国民党淮海绥靖公署长官郝鹏举率部起义，1947年1月被反复无常的郝鹏举押送给南京蒋介石，1947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于南京郊外。
副团长徐平羽（白丁），后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病逝于上世纪80年代。
当我们知道战地服务团每个团员的津贴费都是每月5元，我们就要求每月的津贴费由余再励说的15元减到5元，和大家一样。我到一支队后，知道团长的津贴费只有5元，连、排长只有3元，又要求减津贴，改为3元。
林 晖
1940年10月我从皖南因病到了苏中二旅，11月初，师政治部调我去当青年科长，正好谭震林经过这里，我就随他一同去一师师部。师部远在南通的海复镇，淮宝支队派一个连护送。
1941年11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也可能这次会议开过后才爆发太平洋战争。会后，师部仍驻海复镇。当时光吃玉米和青菜，我们多数人得了夜盲症。这对靠夜行军的我们十分不利。于是师部宰羊改进营养。我记得文艺科副科长陈亚丁，在吃早饭时，竟用羊油做的蜡烛拌在很热的玉米粥中，还吃得津津有味。他是东北人，不那么怕羊肉的腥味。
有一次，日军进攻海复镇。我们连夜冒着极其寒冷的西风，向东走去。一会儿，我左边的脸，感到热辣辣的痛，原来是寒冽的西北风带着冻雨把它打肿了。敌人奔袭海复镇，扑了个空，竟违反国际公约，在南街施放糜烂性毒气，有几个居民不幸中毒，经我卫生队抢救并对施放地点进行消毒。我和组织科长姚念走到日军施放毒气的地方去看看，只见墙壁上残存着棕色的凡士林油膏，据说日军以为这所房子好，在这所房子中涂上含有毒气的软膏，如果粟裕司令住了这所房子，就会中毒。日本鬼子的毒计没有得逞，只是害苦了老百姓。
另一次转移宿营地更为难忘。我们都在路边坐在背包上休息，电台架在路边，摇机员正在使劲摇动马达，直等到电报发完，粟裕师长才命令师部向南走去。到达新宿营地时，东方已经发白。只见地面上躺着好几具尸体。这才知道这是日本鬼子刚扫荡过苏中行政公署的驻地。我们搬到那里才是有惊无险。这是粟裕师长善于指挥游击战争的一个范例。几位同志立即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再休息。我在师部遇到最危险的一次是粟司令到军部开会，叶飞副司令由三分区来师部指挥，大概不熟悉四分区的情况，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计。敌人扬言扫荡四分区，我们就转移到二分区。行军了一整夜，拂晓时到达二分区的东台三仓。正要解开背包睡觉，突然日军机枪扫射过来，警戒部队奋起反击。我们急忙重打背包向北撤退，只听见敌人机枪子弹扑扑扑的在我们身旁落地的声音。我看见一个人跪在地上，正在包扎自己左手的伤口，我赶过去帮助他。幸好他只是擦伤。他熟练地包扎好手臂的伤口，我们就一道向北跑了一阵，听枪声已远了些，就交谈起来。我觉得他很面熟，就说：“你是乐秀逵吧！”他说：“是的。我在师卫生部工作。”我们是蔚斗小学的同学，他比我低一班，边说边走，直到赶上队伍。他原是镇海县小港镇救护队的队员。这次战地相见，如此匆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后来听说他在1945年10月15日晚，从江南乘《中安》轮渡江北撤到江苏泰兴县时，不幸船沉江心，和800多指战员同时壮烈牺牲。虽然我在宁波市民政局和小港镇政府，都提过意见，他应当列入烈士名册。但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至今仍是无名英雄。只是在蔚斗小学的陈列室展出中，有我所写的他的这些经历。
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苏中主力大部在粟司令率领下，渡江南下。姚念、袁天枢、孙国耀、王炎和我五人，遵照钟期光主任的指示，立即到东台以东的地方（地名已忘）找四团一道出发。待我们找到那里，四团几天前已南下，无法找到。这使我们深感不安，立即回去找师部，总算师部找到了。
我们在师部等待，有一天我遇见陈虹（原新四军军部青年科长）[17]从军部来，他说他准备到浙东去（后来留下未去浙东）。浙东是我的故乡。我到那里去打游击，语言和民情都熟悉。我请求钟期光主任允许我到浙东去。他立即表示同意，说介绍信由电报发过去。总务科发给我一百元伪币，作为买便衣和路费之用。在这之前，钟期光主任曾和我商讨式地说：“你能不能到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去读书？组织关系保存在我这里。到建国的时候法律人才是很有用的。”我想了一下说：“我只读到初中一年半，考大学不行。我不足16岁就参军，我还是想到浙东部队去锻炼。”他听我说得有理，就表示同意。
1943年4月到浙东去的同志有好几十人，大部是从军部派来的。带我们去浙东的交通员是周一光同志。他高个儿、小眼晴，人很机灵。我们就在启东、海门沿海一带村子里住宿，等待船只到来。这一带是产棉区，群众对我们十分客气，晚上给我们盖厚厚的新棉被。
这一带的地名很怪，例如有叫老虎尾巴镇的。我们在这里换了便衣。幸好我遇到在三旅工作的林平同志，把在东台拍的照片请他保存。在解放战争时期，一次行军中他遇见我，于是他将我的照片完壁归赵。
那天晚上，我们20多人上了帆船，船在海上航行了四天，绕过上海吴淞口外和钱塘江口，最后到达浙东三北（镇海、慈溪、余姚的北部）地区的古窑浦。这个地方没有几户人家，我们又深入步行几里，才到了一个较大的村子。周一光把我们交给另一位同志，由他把我们带到甬江边上，渡过甬江，才到达四明山北麓的陆家埠。
我们终于在芝岭找到了三五支队政治部。我要求到基层去工作，把我分配到三支队政治处任宣教股长，以后又来了组织股长余炎白，后换了郑放宇。政治处主任是由副政委钟发宗兼任的。支队长林达（原名林友璋），副支队长兼参谋长余龙贵。下面只有6个中队，连级干部多是浦东人和浙江人。三支队很精干，无论行军打仗都很灵活而有较强的战斗力。
1943年4月23日，三五支队首次攻坚战的枪声，在四明山的心脏地带——梁弄镇打响了。这是拥有一千多家商店和农户的集镇，地处余姚、奉化、鄞县、慈溪、嵊县、上虞的相邻点。四面环山，道路四通八达，对于建立四明山抗日民主根据地，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伪军第10师第37团第一营盘踞在多处筑有地堡的这个镇上，在它的西面狮子山上筑有钢筋水泥碉堡。我三支队四中队中队长都曼林带领一个区队，首先向狮子山发起攻击。112.0高地被我悄然夺取，歼敌一个班。但区队长点了一把火，发出该高地已为我占领的讯号，却惊动了守敌的其余部队。他们在102.0高地从地堡中射出了猛烈的火力，我区队长王志强英勇牺牲，两位战士负伤，进攻暂时受阻。我三支队投入两个区队连续进攻，在敌多层火力压制下，一区队长张懋功等5位同志又壮烈牺牲。参谋长俞龙贵在天明后建议暂停进攻，研究战术，待天黑后再攻，以减少伤亡。负责正面攻击民教馆的我特务大队第一中队，同样受敌碉堡火力阻击而未能完成预定任务。中队长黄玉受重伤。
春天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狮子山和梁弄镇的街道和民房。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也来到梁弄镇前线指挥所刘亨云参谋长处，共同商量继续战斗的办法，决定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采取临街逐屋打通，逼近民教馆的敌人碉堡。战士攻打民教馆时勇猛一跃，跳上敌地堡顶上，高举手榴弹，大声喊道：“缴枪不杀！不投降炸死你们！”民教馆内的敌人只得举枪投降。狮子山的残敌向百官方向突围逃跑，至此梁弄镇被我三五支队解放。共击毙伤伪军40多人、俘虏4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50余支、驳壳枪9支。余姚、上虞的敌伪军匆匆赶来增援，但在途中听说梁弄已被我攻克，都各自缩回城里去了。
我拿到了战士交上来的伪军排长的日记本，只见上面写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筑好了像马奇诺防线一样坚固的防御工事，敌人是攻不进来的。”这个伪军排长也太能吹牛了。
战后，我作了《梁弄之战》的战斗颂歌，歌词如下：
梁 弄 之 战
梁弄周围狮子山上，敌人筑好了乌龟壳，
他们说这就是“马奇诺”，障碍物重重，
还有那坚固的铁丝网。
三四五支队是无敌的武装，
为了民众要把敌人消灭！
为了民众要把敌人消灭！
大雨过去月色朦胧，我们英勇的区队长，
冲进了敌人的铁丝网，
带领着同志们，粉碎了第一个“鸟龟壳”。
三四五支队是无敌的武装，
为了民众要把敌人消灭！
为了民众要把敌人消灭！
太阳出来满天红光，敌人还想来抵抗。
吃不下我们的手榴弹，轰隆！轰隆！
火光中把他们来送终。
三四五支队是无敌的武装，
为了民众要把敌人消灭！
为了民众要把敌人消灭！
五月红花开遍山野，解放的梁弄镇多欢乐，
军民齐唱胜利歌，啦！啦！啦！啦！啦！
解放的梁弄镇多欢乐！
三四五支队是无敌的武装，
为了民众要把敌人消灭！
为了民众要把敌人消灭！
这首歌在浙东地区广为传唱，以致几十年后浙江群众艺术馆编的《浙江地区革命历史歌曲》还在群众传唱中采集到这首歌。采集者把作者的名字误写为戈扬，而戈扬当时不在三支队，真正的作者是我，当时我在三支队当宣教股股长。
我对三支队的情况，逐渐有所了解。这支部队原是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侵略上海战争后，浦东的爱国人士连柏生、林达等组建起来的“淞沪抗日游击支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1941年奉命乘海船来到浙东，在相公殿等地，连续打击日伪军，从而得到浙东人民的拥护。他们纪律严明、热爱人民，不久就被国民党看出是共产党的军队，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想消灭这支部队。
三支队长林达，曾经在浦东当过小学教员、乡长，还到新四军江抗部队教导队学习过军事，智勇双全，军政皆能，在三支队指战员中有很高的威信。4月2日，离宁波城二华里的西城桥之战，就可以看出他的睿智超常。事先他派侦察员去了解西城桥的敌情。知道那里只有10多个伪军，防备松懈，每天一早就有老百姓去赶集。我军对敌作战，多为夜袭。4月1日，他把五中队长张友知找来，说：“你和侦察员都去看过，只有10多个伪军还常打麻将，你带侦察员和一个排化装成老百姓，把枪藏进柴担中间，混在赶集的老百姓中，白天去打，有没有把握？”张友知想了一下，回答说：“有把握！”林支队长叮嘱说：“要快，必须在10分钟内结束战斗！”2日早饭后，他让警卫员把我叫去，说：“等一会儿你准备处理俘虏吧！”那天，支队部住在鄞西四明山乌岩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住在一家楼房的楼上，手里拿支烟，不停地来回踱步，有时看看手表。大约过了两小时，五中队长张友知，“蹬蹬蹬”地走上楼来，气喘吁吁地举起右手，一边敬礼，一边报告说：“一共12个俘虏，12条步枪。”
我走下楼去，只见面前一排12个穿黄军装的人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后面全是正在擦着汗拿着枪盯着这些俘虏的我们英勇无敌的战士。考虑到这批伪军全是只会敲诈勒索、吃喝嫖赌的“兵油子”，并不适合在我军当兵。于是决定按惯例每人给3个银元，让他们回家另找出路。我又向他们讲了当伪军决无好下场、抗日救国才有出路的道理。他们连连称谢，并说：“三五支队真好！”
三支队在鄞西平原活动时，林支队长每到一地，就邀请当地知名人士共同吃饭，在席间和他们共同商谈如何抗日救国，并向他们说明三五支队是人民的队伍，不扰民，在游击战争中坚决消灭日军，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樟村、密岩是四明山东麓盛产药材的地方，农民以种植治咳嗽的贝母为生，从这里向东，就是盛产稻米和塘鱼的鄞西平原。
这一带有国民党的郭青白部队，其中有个大队的大队长林一新同志是秘密共产党员。不久，林一新同志已暴露，只得把整个大队拉出来，回到三五支队。
红岭这个村子在山顶上，有一条在竹林中由石板砌成的大路直达山顶。原来这里竟是个避暑的好地方。既凉快，又没有蚊子。但我们几乎每天要移动驻地，以防敌人偷袭，不可能久住这么好的地方。
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正当梅雨时节。我们驻在鸟岩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这里盛产杨梅。我住处的老太太，每天都上山采摘最大、最好的杨梅装满一篮子，挂在我床头挂帐子的竹杆架子上，那黑紫色饱满的颗粒，甜中略带微酸的味儿，实在令人久久回味难忘。
有一天上午，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来找我。她穿著一身白底小篮花的旗袍，一进门就问我：“你是林晖同志吗？”我说：“是的。”她微笑着说：“我听说你是和我二姐李幼兰、三姐李采芝、二哥李祖宁一道参军的？”我点点头：“是的。”她又说：“我叫李艺，现在这一带做民运工作，以后得请您多帮助我喽！”以后我就常常接到侦察员从乌岩带来的她的来信，她在信中告
诉我，回信可由侦察员带到乌岩一商店交她收。我们就这样书信来往不断。由于三支队驻地几乎天天变动，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彼此的感情却随着通信的增多而日益加深。
1943年秋天，蒋介石致电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军令部长徐永昌等，限期剿灭我党领导的浙东抗日游击队。10月1日，国民党顽固派在天台召开了第二次“绥靖会议”，成立了32集团军“前进指挥部”，由32集团军副总司令竺鸣涛任指挥官。他们制定了“三个月剿灭四明山共军”的计划。
11月4日，竺鸣涛下达了第一道命令，贺钺芳的挺进第三纵队即向我四明山步步逼近。
我浙东区党委决定予以反击，司令部命令第五支队在蜻蜓岗建立防御工事，以第三支队猛烈攻击驻大俞之顽敌。但因敌工事较坚固，兵力、火力较强。我三支队虽付出一定代价，可久攻不下，只得撤出战斗。25日，我浙东部队在东西岙和顽军贺钺芳部展开激战。我三支队奋勇出击，不时有伤员下来，谭启龙政委站在山顶岩石上，从这块岩石上跳到那块岩石上，高声地喊着：“冲呀！快冲下去！”鼓舞着部队坚决打垮敌人。
这时，谭政委身边没有预备队，只有一个警卫班。首长和警卫班都用快慢机、手榴弹和一部分冲上来的顽军作战。顽军“挺三”遭我沉重打击。贺钺芳脚被打伤，我毙伤其支队长、大队长以下200余人。“挺三”不得不西撤至嵊东的东林、北庄。
战后，在一个山岙里，所有部队指战员坐在山坡上，听何克希司令员作战后总结讲话。他鼓励指战员在连续和顽军作战中，表现出了人民军队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表扬了司令部侦察科长杜锐和侦察员们一天来回跑百里路以上的吃苦耐劳精神，并特别表扬了三支队卫生员宋丹辉同志。作为一个女医务人员，在每次战斗中，始终同排长那样，站在战斗的第一线，及时为伤员包扎，挽救了不少伤员的生命。何司令员说得极其激动，当即把左上衣口袋里的一支派克钢笔作为奖品赠送给她。引起了全场指战员久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我还是在四明山峙岭和李艺见了她被捕前的最后一面。峙岭有“赤水丹山”之称，由于山石呈红色，泉水流过也呈红色，因而有此美名。我俩就坐在这赤水丹山边的黄叶树下，谈了一会儿话，没有想到从此就离别三年有余。那时，她在杜岙做民运工作。唐慧英（路红）、鲁琳珊也在那一带几个山村里，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持我军作战。四明山的妇女极其能干，有很强的负重能力。这大概是平时背碗口粗的整枝毛竹赶集锻炼出来的。她们用毛竹做的担架，两个人就能上山下山，把我们的伤员抬走。她们也会为我们部队做布鞋。不幸的是李艺和唐慧英先后被“挺五”张俊升部捕去，押送到第三战区，转送至福建崇安集中营，受尽非人的折磨。
1943年12月22日，新四军军部电令浙东部队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支队由余龙贵任支队长，林达任政委。我军公开树起了新四军的旗帜，并且佩带了“345A”蓝字的臂章，浙东的军民精神为之振奋。
正当我军连续作战一个多月，日军从余姚、奉化、慈溪、新昌等据点抽调1500余人到四明山“扫荡”。日军占领梁弄，火烧夏家岭头。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杀鸡宰鸭，无恶不作。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苦不堪言。在三北，日军增设据点，加修公路。我军正处于艰难困苦的时期。
此时，固民党又把美、英、澳等多国援助，装备精良的突击总队所属的五个突击营，调到四明山南麓，加上原有的顽军，兵力达3万人，超过我军10倍。国民党第32集团军前进指挥部下达了第二道作战命令：“集团军为彻底肃清奸军之目的，决以突击第一营为主力，挺进第三、第四、第五各纵队担任围剿与清剿，务期一举将奸匪围于四明山附近歼灭之。”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林达政委把我找去，说：“现在情况紧张，任务很重，支队部抽八个侦察员，加上三中队，由你指挥，你在唐田、北溪以南，尽量靠近敌人，把敌情侦察清楚，及时报告我。我这里有张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你拿去用。如敌人进攻，你可以用麻雀战力求延缓敌人进攻的速度。”我把林政委交待的任务，向三中队长郑光发、副中队长李树林、指导员冯曙衡作了交代，当晚南下数十里，在一个小山村里宿营。中队长郑光发看好地形，布好岗哨，居民准进、不准出，以封锁消息。
第二天清晨，就将化装成山民的侦察员们派出去，了解敌情。头两天，只能将敌人已到了那些地方报告上去。为弄清敌人的番号等详情，就必须抓“舌头”。我们三中队一直深入到三十六湾，这里已靠近蒋介石老家溪口镇，侦察员到了雪窦寺，向和尚借了本书来。我一看，竟是本《大众哲学》。我说：“这是个政治和尚。”
腊月的四明山，遍地白霜，寒气袭人，这里的老百姓在抗战前靠种花卉谋生。许多人家还有印好鲜花封面的彩色信封，专供装各种花卉的种子，生活勉强过得去。可是现在家家只有像鸽子蛋那么小的土豆，我们也只能吃盐水煮土豆了。
20日中午，侦察员肖潘、何忠在奉北雪窦寺附近，终于抓到了两个“舌头”，都是身穿旧长袍的十七、八岁的年青人。肖潘向我报告说：“这两个是突击营的便衣侦察员。”肖潘话音未落，这两人双膝跪地，连连叩头，哭丧着脸，眼泪直流，恳求饶命：“长官！我们是被抓壮丁抓来的。放我们回家吧！”我看这两个青年人，脸上还带着孩子的稚气，忙把他们扶起，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你们坐吧！不要害怕。我们三五支队是抗日的人民武装，宽待俘虏。我知道你们是被迫当兵的，奉上司命令来侦察我军情况的。发动反共内战的是国民党顽固派，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你们只要把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告诉我们，你们就没有责任了。”他们这才稍为放心，又站起来行礼：“谢谢长官宽恕。”我就问他们姓名、什么地方人、在什么部队等等。他们两人先后回答：一个叫芦文华，东阳人，18岁。一个叫陈以元，永康人，19岁。部队番号是第32集团军突击总队第一营便衣队，全队共17人。有轻机枪、卡宾枪……队长向露云，副队长龚勋。突击第一营约有一千人。我又问他们：“中饭吃过没有？”他们说：“没有。”我就叫通讯员到炊事房给他们拿两份饭来，他们狼吞虎咽般地把饭吃完。我就派两个侦察员把他们押送到驻在唐田的三支队部，并写信给林达政委报告详情，附上审问俘虏的笔录。
林达政委对这两个俘虏很重视，审问完后，就把他们押送到纵队部。纵队何克希、谭启龙首长亲自审问完后，要林达政委把他们放回去，并向突击营便衣队做些宣传工作。林达政委就派人把这两个俘虏和写给我的信一道送到我处，要我用大队长的名义，给突击营便衣队队长向露云写封信，做些对敌宣传工作。我遵照首长意图写信给向露云，信中说明：“我军坚持浙东敌后抗战，战绩辉煌，不意国民党当局竟出动部队，进攻我四明山抗日民主根据地。现我四明山军民正严阵以待。希望先生以民族利益为重，切莫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同室操戈之事。如若贸然进攻，我将坚决回击。为内战而亡，轻如鸿毛。为抗日牺牲，重如泰山。我军欢迎先生率部起义，与我军并肩抗战，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望当机立断，择善而从。”
尽管我们自己靠吃小如鸽蛋的马铃薯过日子，但我还是要事务长（即管理员）炒了一盆鸡蛋给芦文华、陈以元吃。他们千谢万谢、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说实在的，我写这封信并没有想到向露云真的会起义，我只是遵照林达政委的指示向他作些宣传而已。次日清晨一位40多岁、农村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自称姓俞，带了一封向露云给我的回信，其实是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林大队长鉴：来示敬悉。我原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现决定率部起义，请指定行动路线、到达地点，以免误会。请速回复。弟向露云。”
我立即和中队长郑光发指导员冯署衡、副中队长李树海商量：大家都同意既要防止有诈，又要欢迎起义。确定我们部队拉到山上，占领有利地形。由侦察员去接应他们起义。
我当即复信向露云，请他们于明日4时，到达晦溪。俞同志把信带了回去。
中队长郑光发带了各排长上山看地形，分配任务。指导员冯署衡召集全连战士讲话动员，说明情况，要求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或欢迎起义，听命令行事。事务长买来几只鸡和几斤鸡蛋，准备欢迎突击营便衣队的起义。
傍晚，突击营便衣队被我释放回去的芦文华，在当地俞先生带领下又来到我们驻地。带来了向露云的又一张便条：
“我队决定在明晨起义，按指定路线在明晨四时到达贵军驻地。向露云。”
第一突击营便衣队共17人，在队长向露云、副队长龚勋率领下，由俞先生和芦文华带路，准时来到我三中队驻地。我侦察员早来报告：“后面没有大部队。”我到村口去迎接他们。但这时便衣队的队员们还不知道是起义，只知道是来执行侦察任务。三中队已烧好茶饭招待他们。我们分别向他们介绍抗日战争形势，说明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意义。他们带来的武器计有：汤姆式冲锋枪、卡宾枪共12支，轻机枪1挺，英国造的装有黄色炸药、雷管引信装置、黑色塑料外壳的手榴弹14枚。这些外国武器，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向露云告诉我：这次国民党第三战区派来的突击总队共有5个突击营，每个营一千人，曾经在缅甸战场作过战，现在专门挺进到敌后对付共产党部队。我是何长工的侄子，父母都在内战时期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抗战开始，我到延安找到叔叔何长工。他要我在抗大学习。但我吃不了苦，跑了出来，参加国民党军队。我想在国民党军队中当上了军官，就把部队拉到共产党来。我本来是姓何的，“何”字缩紧了不是“向”字吗？“向”字一出头不是“何”字吗？……我又说了一些勉励他们的话，同时说明这里离国民党军队太近，你们吃过早饭，立即到我们支队部去，他们已准备好欢迎你们。
我早已派侦察员送信给林达政委，使支队部有所准备，并派四个侦察员护送他们。侦察员都非常机灵，我打了招呼，以防有诈。
向露云把英国造的黑色塑料外壳的黄色炸药手榴弹一枚送给我留念，并告诉我使用雷管起爆的方法。这枚英式手榴弹，不久就被纵队部要去作为军工生产研究之用。
纵队部召开大会欢迎他们起义，把他们编入特务大队，并任命向露云为大队副。
把向露云送到位于唐田的三支队部不久，侦察员带回林达政委一封来信，命我带三中队深入顽军后方活动，以牵制敌人。我和郑光发、冯署衡看看这张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决心找个敌人的空隙插过去。由本地战士带路走到岭上，只见南面从东到西全是举着火把在行军的顽军队伍，望不到尽头。我坐在岩石上，展开地图，用手电筒照着，询问带路的当地人战士：“我们可以走那条路插到敌人后方？”他说：“从东到西都是举着火把的敌人队伍，我也不知怎么走才能绕过去。”正在考虑怎么走才好，这时林政委派来的侦察员追上来，喘着气掏出林政委的信来，命我们立即撤回，用麻雀战的方法对付敌人。
这就使我们三中队避免了一次遭遇敌人围攻被歼的险情。林达政委的恩情难忘啊！如果他鲁莽从事，我和支队部8个侦察员以及三中队100多指战员，就会像后杜桥战斗一样，遭受灭顶之灾。我们的部队转移途中，大雪纷飞，这么大的雪我还是第一次见识。难怪古代诗人把它夸张为“雪大如席”。我们直到陆家埠附近，才追上第三支队，各自归建。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曾经被我侦察员俘来的芦文华突然敲开我的门，说他现在是《解放军报》理论处副处长，“我感谢首长把我带上了革命队伍。”我一直奇怪他的理论是怎么获得的。后来林默之（原中国远洋局政治部主任）同志告诉我：长期来，芦文华特别刻苦用功，努力自学马克斯列宁主义著作，在解放军报上写了许多评论、社论。还出版了好几本书，
在这种敌强我弱兵力悬殊的条件下，浙东游击纵队兵分两路：一路坚持四明山游击战，一路到三北找弱敌作战。1944年的春天来到了，三北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油菜花盛放，我们住在慈北宓家埭村。这个村子有家财主，有房数十间，我们三支队就住宿在他家。驻在观海卫的伪中警第二营营长麻应理得到这一情报，就急忙调集驻樟树庙的第六连，驻厉家的第五连，又调集驻观城的第四连一部，以及机炮连共300余人，兵分三路，向我进攻。前面的兄弟部队奉命后撤，诱敌深入，待敌接近宓家埭，我军用几挺机枪的密集火力，封锁桥头，杀伤敌人，阻敌前进。我三支队一部向岙口、七三房出击，迂回截断敌人的退路。在反击敌人中，战士莫树松从老百姓家里借了两张大方桌，放在小河中，一手紧握步枪，一手高举手榴弹，抢先从桌上跳过了河。全排战士也跳过了小河。敌人见势不妙，纷纷向北溃逃。我军奋勇猛追，直到沈师桥附近。敌人伤亡近百。
我三支队医务员宋丹辉、机枪手李良金等10余人受伤，兄弟部队3人牺牲。
战后，当地群众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送来猪肉、香烟、鞋子等物品前来慰问。军民士气高涨，各村民众自卫队纷纷恢复，慈北区20个村，自卫队员达到845人。伪中央警卫团则士气低落，逃跑、反正者颇多。
1944年6月7日，我三支队奇袭镇海城郊洪桥成功，仅打四枪，就俘获日军少佐军事顾问吉永久寿秀、伪舟山岛警备司令部张部队第四总队上校总队长张文达、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少校董玉亭、副大队长少校范金生、少校副官主任谢培基、上尉中队长高俊生、以及上尉书记官邵光俊等共11名日伪军官，卫兵和勤杂兵共17名。缴获短枪6枝、文件和军用品一部。我军无一伤亡，仅10分钟结束战斗。
战斗的经过是这样的：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得到镇海城郊洪桥敌伪军守备松懈的情报，就要三支队派员作进一步侦察，并相机予以歼灭。俞龙贵支队长和林达政委接受任务后，首先派出侦察员到洪桥作详细侦察，得悉洪桥驻有伪舟山警备司令部张部队第四总队司令部30人左右，住在镇西戴家祠堂里，没有构筑工事。人员大部是日伪军官，士兵只有10多名。由于洪桥离镇海县城不足二公里，所以他们有恃无恐，十分松懈。哨兵进进出出，若无其事。当时我三支队在镇海区常备队配合下，住宿在慈东骆驼桥附近名叫“桕墅方”的大院里，这院子是“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元老、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方椒伯、方樵苓、方式如、方液仙的宅邸。林政委令中队长张友知从本中队中挑选20多名机智勇敢的指战员，组成便衣突击队，在镇海县区常备队的配合下，到达预定的各自位置，包围了戴家祠堂敌伪司令部。大家勇敢地冲了进去，张友知对空打了两枪，高声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敌伪军官兵当即乖乖地举起手来，全部就擒。
这次洪桥战斗的胜利，我军无一伤亡，三支队五中队又取得丰硕战果，受到了纵队司令部的嘉奖。
俞雪明在他所属连队中挑选56名精兵护送，他自己骑了白色的高头大马前去赴宴，环顾左右，一路平川，村庄稠密，他估计不会有新四军打埋伏，就放心前进。他走到马家桥附近，受到我三支队一、四中队和顽强一中两面夹击。俞雪明狼狈逃跑，我缴获机枪3挺、步枪10余枝。
在反顽自卫战中，最艰难的莫过于坚持地方工作的党政工作干部。中共鄞江区委书记李敏，她是我的同乡，家在小港李隘，离我家小港外邵仅隔一青峙岭。她是位年仅21岁的姑娘，容貌秀丽，仪态端庄，热爱祖国和人民，早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对敌斗争坚定勇敢，深受鄞西人民爱戴。她顶风冒雪、走村窜户，向群众宣传抗战形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说明三五支队暂时撤离、机动作战，而不是被国民党突击营消灭了。那天，她和袁春妍、胡公民等党员在去密岩的路上，突然遭遇顽军浙江保安2团，不幸被捕。敌人用五花大绑把他们押送到樟村。敌人连夜审讯，软硬兼施，无法从她(他)们口中获得任何党的机密。第二天清早，阴云密布，朔风呼啸，大雪纷飞。敌人把李敏等志士捆在樟树上，强迫群众到刑场观看。几个刽子手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首先对准李敏的大腿刺去，随着厉声逼问：“快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哪里？”李敏忍着剧痛，昂起短发披散的头，向身边的同志和乡亲们大声喊道：“同志们！共产党员是硬骨头，杀头不要紧，自有后来人……”敌人发疯了，向她连刺20多刀，李敏、袁春妍、胡公民等英雄儿女壮烈牺牲在国民党顽军的刺刀下。乡亲们个个泣不成声。敌人贴出布告：暴尸村头，谁敢掩埋，格杀不论。但村民们在夜间还是设法冒死把他们所爱戴的李敏等共产党烈士的遗体，运到四明山下翠竹苍松间安葬。
解放后，李敏被浙东人民誉为“浙东的刘胡兰”。（李敏牺牲早于刘胡兰，因刘胡兰宣传得广泛，更为知名，故解放后以“浙东的刘胡兰”称之。）
日军在浙赣线发动进攻，向南占领了丽水、温州。第三战区不得不把突击总队撤回去，四明山区得到了暂时的平静。我军得以在四明山开展“百日练兵运动”，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1945年6月，整风班毕业后，我仍然回到三支队任宣教股长。当时三支队支队长由蔡群帆同志担任。政委林达、政治处主任曾平。蔡支队长带我们部分干部和二大队向富春江进发，去迎接从浙西过来的苏中老大哥部队。
天气异常炎热，行军时汗流脊背，只见一个战士身上的手榴弹冒出烟雾来，但一时又解不开绑在手榴弹上的带子，于是他迅速跑步离开队伍，向右边草丛中跑去，卧在地上，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压住手榴弹，只听见一声巨响，我们可爱可敬的青年战士壮烈牺牲了，但队伍安然无恙。这位战士是从伪中央警卫团起义过来的，如今连他的姓名可能都无人知道了。他听过指导员讲了几次政治课《我们的出路》，就认定了共产党的主张：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再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是我们工人 、农民的唯一出路。于是，他勇敢作战，努力学文化。现在他长眠在浙东四明山的土地上，成为中国人民万世永怀的无名英雄。
这些磨擦后易爆炸的手榴弹，是我们四明山敌后兵工厂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我们伟大的战土就是用这类落后的武器，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伪军以及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顽军作战，从战斗中夺取他们的武器，使自己逐渐强大起来。
我们到过诸暨浣纱溪，但这里人们在敌、伪、顽的敲诈下，生活极其贫困，人人蓬头垢面，哪里还有史书和传说中所描写的西施美丽的踪影。我们就在这一带和金肖支队会合，由纵队政委谭启龙率领，前去富春江边的场口，迎接由浙西过来的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我们三支队的任务是越过丛山，夺取场口顽军守卫的碉堡，然后放起三堆火。对岸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先头部队第十一支队也点燃三堆火，作为联络信号。火光和晨曦映照得平静的富春江上空霞光万道，欢迎我们两支劲旅的胜利会师。
四纵队早已控制了20多只木船，前卫船上高叫着我所熟悉的在苏中宝应县临泽附近分手的同在高宝支队工作的郑光宏（后任济南军区炮兵部队首长）的声音。我禁不住兴奋地高声呼唤：“郑光宏！郑光宏！”他也听出了我的声音，回叫着我原来的名字：“林圣纬！林圣纬！”我们自1941年11月在高宝支队分手后，已有四年多没有音信了。现在竟在富春江边相见，实在太高兴了。
天空渐渐地露出的晨曦，由微红变亮。四纵队由金肖支队的向导指引下，向预定的目的地进发。我终于看清了这支风尘仆仆、在浙西几个重大战役中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原苏中部队的主力军：他们肩负着沉重的装备，每个班有两挺轻机枪，身上的子弹带满装着子弹。还有那么多的重机枪、迫击炮等等。但他们的脸上，还是掩饰不住久战后的疲惫。金肖支队的杨思一、俞龙贵等支队领导同志，早已为他们安排好了休息的地方，粮草猪羊，衣被鞋袜，应有尽有，照顾极为周到。
郑光宏从皮包里拿出一颗打仗缴来的玛瑙图章，送给我作为纪念品。
我们浙东游击纵队已被改编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现在迎来了兄弟部队，从此两支部队汇合，力量大大加强，大家都非常兴奋。我们还迎来了受命到我们第二纵队任副司令员的张翼翔。谭启龙政委显得更为高兴，热烈地和他拥抱，亲切地和他握手。
在我们回四明山的途中，电台里传来了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向盟军投降的消息，大家欣喜若狂，人人笑颜遂开。但在这深山冷岙里，没有锣鼓，没有鞭炮，只有加快步伐前进。这是我们和全国抗日军民，以3500万人的牺牲、历时14年换来的胜利！我们内心的欢欣和激动，难以言述。不久，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奉命回江南。我第二纵队仍在浙东。
待我们到达梁弄附近，就听到何克希司令员等几位首长指挥部队攻克了“前方”（地名），歼灭了三次投敌、无恶不作的田岫山部。由于张俊升部坐观田岫山部被我歼灭，国民党认为他有通共之嫌，顽军第33师就发起对张俊升部的进攻。张俊升部难以抵挡，一个支队被歼，汤浦、南堡相继失守。在张部危急之际，我军当即施以援手，出兵丁宅街，击溃了国民党顽军。在何克希司令员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张俊升终于看清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于是宣布挺进第五纵队起义，参加坚决抗日救国的新四军。新四军军部立即通电宣布张俊升部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张俊升任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旅旅长，王仲良任二旅政委。我想起了1943年底，李艺在杜岙就是被张部所捕，据1946年李艺回到一纵队后告诉我，当张的部下审问她，厉声叫喊“打她”时，张俊升还阻止部下，说：“小小年纪的，别打她！”
浙东游击纵队在上海浦东地区组织了一支淞沪游击支队。他们主要是由当地抗日知识青年和农民所组成。领导核心人员都是浙东纵队派过去的。如朱亚民、姜杰、张席珍、陈伟达、顾复生、曾平同志等，分别担任支队长、政委、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职。他们按照党的方针政策，依靠群众，锄奸杀敌，粉碎了日寇、汪伪的疯狂清乡。他们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坚决镇压达一百数十人，在浦东地区威名大震，使不少伪军政人员闻风丧胆，不得不派人向我淞沪游击支队请求宽恕，答应改恶从善，如日寇一有动静，就送情报，帮助我军解决经费、粮食、医药等问题。镇压和宽大相结合，这是对付汉奸、伪军政人员最有力的手段，千万不能手软。
上海的抗日工人、学生、店员前来参军，淞沪支队就在上海附近浦东地区日益壮大。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躲在四川峨嵋山的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担任了远东战区总司令，他想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他命令侵华日军和伪军就地“维持秩序”，只许向他的中央军投降。延安中共中央军委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命令日军和伪军必须就地向我缴械投降。新四军苏浙军区连续向当地日伪军发出《对日军驻军通牒》和《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紧急通告》。
五支队等部队横扫三北敌伪据点，接连收复周巷、庵东、观海卫、临山、浒山、胜山、五夫、坎墩、掌起桥等地。我所在的三支队和兄弟部队，向鄞西和宁波外围日伪军进攻。17日肖王庙伪保安队反正。我军又连克鄞江桥、集士港、黄古林、凤岙市、布政市、蜃蛟弄、东新、栎社、庄市等日伪据点，直逼宁波城下，攻克距宁波城仅一公里半的西城桥。
早在8月19日，国民党先头部队，浙保一、二、五三个团，在鄞西围攻我鄞奉自卫队，我趁敌立足未稳对江口发起反击，但未能攻克。我军随即西进，攻占上虞县城惠丰镇。
8月28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和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诚意，主动提出将包括浙东在内的八个解放区撤至长江以北。9月20日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少数秘密人员外，必须在七天内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
这是件极其浩大而繁重的军事行动，很难设想在七天内能如期完成。但浙东纵队的首长们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毫不犹豫地、有条不紊地把各项复杂的工作一一布置下去，并且彻底落实。这和皖南事变的失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们吸取了皖南部队由于优柔寡断因而失败的教训，采取了闻风而动敏捷果断的措施，胜利地完成了北撤的使命，为革命立下了一大功绩。
撤退的部队和党政军人员共计15000人之多。需要动员大量民用帆船，从浙江、浦东、苏中、苏北，直至山东沿海，征集了大量的船只。浙东人民银行发行的纸币需要兑换回收。党、政、军需要立即精兵简政。如鲁迅学院的许多人要说服他们回家去，如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组长沈光、从国民党集中营回来的李采芝和她的丈夫、幼女等许多人就这样回了家。一大批伤病员需要组成留守处暂留四明山，后来留守处负责人因打击日伪军而失去一条腿的残废军人黄明等数十人全被国民党关进了监狱，以至遭受屠杀。
1945年9月30日，这已经延迟了三日，纵队部在上虞城贴出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书》。我们的部队已于当日下午分三路到达临山、观海卫和古窑浦。何克希司令员率领的五支队、纵队直属队的一部和起义不久的张俊升的“独二旅”由临山出发向澉浦登陆。
因国民党反动派有优于我们的通讯设备，所以当先头部队张俊升部经过澉浦时，即被敌发觉。于是国民党四个师的箭头立刻沿沪杭线指向澉浦，企图一举将浙东新四军全部歼灭于钱塘江口，以实现其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阴谋。在何克希司令员亲自指挥下，经过温情的战斗，部队从澉浦胜利突围，不仅突围出了1000多人，而且从左翼掩护了整个近15000人的“浙东游击纵队”（包括地方干部和上海部分地下工作者，如关露等）顺利北撤，使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梦想彻底破灭。这次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了223位同志的生命。
我们三支队是在观海卫登船的。蔡群帆支队长命我带一条船，船上坐了一个排，指定由我负责，在奉贤登陆。上船时，一位政治指导员忍不住先哭了起来，许多铁血男儿也跟着哭了。泪水滴滴落在沙滩上。他们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战斗于斯的浙东，和自己亲人们告别。
站在岸上的群众也挥泪相送，高喊道：“你们要早点回来啊！”
我们这一路十分顺利，风平浪静，第二天早晨所有船只相继在奉贤海滩下帆靠岸。大家整装下船，向北进军，在观音堂一带胜利会师。上海还来了不少中外记者到纵队部采访。
我们向长江边继续北上，可以望见上海市区影影绰绰的高楼。
10月20日，我们部队到达常熟南丰。第二天早晨，汉奸周佛海的伪中警2000余人，遵照国民党的示意企图把我们消灭在这个小镇上。我军愤慨之极，奋起反击，如狂涛翻滚、惊天动地，敌人狼狈溃逃，我全胜而回。应了古人所说：“哀军必胜！”缴获了不少武器，还俘虏了他们许多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发动群众，用木船胜利渡过天险扬子江，于26日，到达海安集结。我记得去淮阴参加了一次干部会，晚上观看上海青年演出的新疆歌舞，颇觉新鲜。
11月3日到达东台，这个县城依然十分繁华。11月12日到达涟水，整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我三支队和金肖支队合编为第八团，有3000多人。团长蔡群帆、副团长陈长生、政委钟发宗、政治处主任陈雨笠、组织股长郑放宇，我任宣教股长。
11月17日奉命继续北上。原本有个说法，二十军调到东北，结果上面决心把我们调到山东，在那里跨入了新的征程[18]。我惜别家乡的故土，在浙东抗战的风雨三年，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1] 二排左1乐群、左二乐杏云、左3李采芝(李锦)、左4李祖平；
二排右1唐海、右3林圣纬（林晖）、右4汪孝泉（汪波）、右5乐秀禾（乐静波）；
三排左1金贤樟（金涛）、左3李祖椝、左6虞亦博（李沉）。
[2] 李祖平——在“西南联大”加入了共产党。离休前任轻工部上海食品工业设计院院长，上海轻工业设计院副院长及中国食品科技学会理事、上海市食品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3] 李幼兰——张爱萍将军夫人李又兰的曾用名，离休前任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
[4] 乐群——曾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队副队长、政治指导员，浙东区党委打入日本宪兵队司令部的秘密组织“400小组”的负责人，离休前任上海市民政局组织处处长。
[5] 林平——离休前任智利、澳大利亚等国大使，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等职。
[6] 金涛——皖南事变前任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副科长，因病去世。
[7] 李祖宁——李志光，离休前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8] 李采芝——李锦，离休前任全国妇联研究室内部刊物编刊处副处长。
[9] 李采荷——李艺，离休前任中唱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长。
[10] 夏功权——李祖平的外甥，到昆明后参加国民党航空学校，与日军空军作战，屡立战功。2001年7月31日在国民党中评委会上为反对李登辉搞台独曾割腕血谏。
[11] 汪波——皖南事变中任第三支队侦察参谋时英勇牺牲。
[12] 虞亦博——原小港李氏义庄总经理虞述圣先生之子，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后改正，离休前任新华社辽宁分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1992年8月15日病逝。
[13] 李维贤——离休前任云南省军区副参谋长，2009年2月病逝。
[14] 唐爱陆——前清秀才，同盟会会员，参加武昌起义。曾任宁波市镇海县小港镇镇长，镇海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副主任，1944年病故于重庆。
[15] 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生于江苏苏州，1963年6月11日卒于北京。清光绪时进士。中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职。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16] 何士德——《新四军军歌》作曲者，曾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2000年12月2日病逝。
[17] 陈虹——原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科长，后任福建省统战部长，文化馆馆长。
[18] 1946年6月开始，三年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的序幕拉开了，二十军参加了一系列著名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睢杞战役、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一江山岛战役……。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 林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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