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本鬼子要打进浙江来的时候，我只有15岁。在日寇进来之前他们大量投放细菌弹，炸了以后里面爆出来的都是些麦壳子，又蹦出很多跳蚤来。很多人被跳蚤咬了以后就开始莫名其妙地犯病，没多久就会死掉，经常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人都死光了。当时大家不知道鬼子丢的是细菌弹，直到后来鬼子打进村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候我们就想，鬼子打我们的人，又占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打他呢，他竟然要灭亡我们整个民族，那我们还不如起来跟他们拼了！

1942年5月，义乌被鬼子占领了，我们义乌的几个党员秘密地开了一天一夜的会，誓与义乌共存亡，决定要组织队伍反抗日本人。我们几个人联系朋友，联系同学，后来又动员了县长吴明山。吴明山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县长，是开明人士，在义乌大家都很服从他。他出来挂名动员后，我们就慢慢地组织起来一个中队。

抗日战争期间，鬼子在铁路线上布置重兵，还安排了很多狼狗来回巡查。当时为了完成任务，经常需要有人穿过铁路去南边送信、联系，有任务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争着去完成。被敌人打死也好，被狼狗咬死也罢，当然能成功了最好，总之我们都觉得只要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就都算是完成任务。后来我们的中队发展壮大，和其他地区的队伍一起组成了浙东纵队金萧支队，我属于第八大队，共一千多人，主要在金华东、义乌两和浦江南活动。我对我们的书记杨思一印象很深，他是从诸暨来到义乌的。他做事很有眼光，很有水平，而且特别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在当时的游击环境里，生活习性等很多方面我们都有一些毛病，都要融合，有时他也会很严厉地批评我们，但我们都很服气。杨思一行为处事的作风，一直影响我之后的行军战斗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活态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根据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结果，共产党要撤出八个解放区来，而我们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是国民党的心脏地区，他们必然要我们撤走。当时国民党表面说是让我们撒出去，实际上是想消灭我们，北撤的过程中国民党一路阻击、攻打我们。国民党经常是估算我们新四军将要在什么时间到达某条江或某个城市，然后就在当天布兵拦截。所以我们只有拼命赶路，以求在他们埋伏好

之前冲过去。我们走的时候口袋里揣着些义乌的南枣和红糖，饿了就吃些枣，渴了就到稻田里要一碗水喝。这样没日没夜的行军很折磨人，走在前面的部队偶尔可以停下来吃上一顿饭，但是走在后面的部队就只有一直追赶。我当时是党员，我们的大队长王平夷让我挑一些身强力壮的人走在队伍的后面，叫做“怂恿队”。如果有人实在走不动，落下了，我们就帮他背枪，背米袋，给他一些药，催促鼓动他走。有的时候要动员他走，劝说他要是被国民党抓住，不仅自己要死，连全家都不能活，所以必须要坚持走。我当时是“怂恿队”的队长，由于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我们必须时刻不停地赶路，还要背很多东西，遇到山就要翻过去，遇到水也必须趟过去。有一次我的例假来了，可路还是必须要赶的，白天太阳很热，而晚上山里的水又很凉，我例假只来了半天就没有了，之后整个人就都浮肿了。之后有一回我们赶上了大部队，大部队的大姐们就说：“咦！文桂，这么苦、这么累，你怎么还胖起来了呢？”我跟他们说了实话，她们就去找我们当时的总负责人，让我离开负责断后的“怂恿队”，走在大部队里面，只要负责背自己的东西就好，累了还可以坐下歇歇。我走在大部队里，有一次被大队长王平夷看见了，他说：“文桂，共产党员在最困难的时候，你的位子在哪里？”一听我就明白了，共产党员应该在最困难的地方，所以我又主动回到了怂恿队。我们经过五天五夜的急行军，提前赶到了曹娥江，那边过来船接我们过去和浙东纵队其他部队会合。

北撤的路确实走得辛苦，因为这次例假的事我落下了妇科病，以后也一直没有能生育。部队撤到山东之后状况就好多了，老百姓会给我们一些小米吃，有时候也给白面，我们就把面做面疙瘩吃。山东的老百姓看到了就说：“好好的面，不包饺子吃？”他们就又给我们韭菜和半斤肉，那样我们的生活就好多了。我们把韭菜洗干净，切好和肉炒着吃，另把面糊糊做面疙瘩吃，因为我们不会包饺子。老百姓就笑我们，说我们把好东西部给糟蹋了。当时有一个妇女会主任把这话和她丈夫说了，她丈夫是一个八路军的县长，听了以后就说“你不知道，人家是南方人，不吃饺子，从来也不知道包饺子，你们妇女会还不发动去慰劳他们，帮他们包饺子吃？”所以后来他们就会给我们包饺子吃，慢慢地我们也都学会了包饺子、吃饺子。但是南方人住在北方生活还是不太习惯，他们都吃煎饼卷大葱，这叫我们怎么吃？我们在家乡里吃的都是小葱，搁在馄饨或者面条里，香香的，哪里会直接吃？而且北方天气也冷，风嗖嗖地吹，山东老百姓就给我们棉花做衣服。

这个时候浙东纵队整编成了山东野战军一纵三旅，驻扎在泰安，而我在的部队驻扎在大汶口。后来国民党要打山东，部队要去打运动战，决定组织妇女撤到后方去休息，但是我坚决不走。我们的领导苏展拿我没办法，就派我去山东大学学习，但是内战愈演愈烈，大学已经不能开课了，我就到了地方上帮助搞土地改革。

1948年底，组织号召分散在外面的同志回部队南下，当时我在渤海干校当队长兼指导员，教了半年的课。我本来想办完这一期干校，但校长说：“中央三令五申地命令下来，让你们去南方，再留你，我们就犯错误了。”所以我就去了南下的前线，加入了爱人所在的第三十三军。我们跟随大军一块儿打过江去以后，南京已经解放了，我们便转战上海，追击从海上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残余。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天，我们都还在上海保卫工厂，当时敌人还是很疯狂地轰炸我们。再后来，我被调到了南京，在南京银行工作，之后调到了北京总行，一直在北京工作。

         吴文桂口述     张月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