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谭震林伯伯诞辰110周年。也是父亲谢曙光诞辰102周年。虽然谭伯伯和父亲都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但父亲在世时，曾多次向我讲述过他在新四军二师时，在谭伯伯的领导下工作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仍犹如耳旁。

父亲1926年参加革命后，在湘赣苏区工作，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和湘赣省政治保卫局特派员。那时，父亲就知道谭震林同志是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是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当时，父亲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和苏区的老幼妇孺一样，都知道朱（德）、毛（泽东）、陈（毅）、何（长工）、谭（震林）的名字。

1939年，因工作需要，父亲从延安中央党校提前毕业，随刘少奇、徐海东同志调华中新四军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谭震林伯伯从六师调来二师任政治委员兼淮南区党委书记。当时，父亲在新四军二师政治部任民运部部长，在谭震林伯伯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初见谭震林伯伯，感到他非常严肃，使人有一种敬畏感。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工作后，才知道谭伯伯平易近人，对下属和蔼可亲、关心备至。工作上，谭伯伯贯彻中央指示非常认真坚决，对具体工作安排细致周到。

谭震林伯伯到任后不久，在安徽省盱眙县（现属江苏省）新铺主持召开了二师和淮南区党委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及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精神。谭政委在会上针对当前形势和二师的任务，作了重要讲话。谭震林政委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对华策略由原来的逼蒋投降，改为诱蒋投降。日、汪、蒋加紧了暗地里的勾结，联合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和疯狂扫荡，大搞“三光”政策。现在形势严峻，困难重重。我们的组织、思想和队伍要适应新的形势，就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要精兵简政，认真地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队伍。特别针对当时地方与军队党组织之间工作上的某些不协调现象，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与加强。将原来的路东省委和路西省委合并，统由淮南区党委领导。他还特别强调，为了渡过敌人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象延安那样也在敌后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谭伯伯还对个别领导干部中出现的摆老资格、讲究吃喝的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父亲印象特别深的是，谭伯伯说这些同志连冯玉祥都不如。冯玉祥日常生活简朴，偶尔想吃只鸡，还不敢当着部下的面吃，晚上偷偷吃。可是我们个别同志，却要天天吃鸡。这样怎么能够教育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渡过当前的困难，最后战胜敌人呢？！谭震林同志这番话对个别同志震动很大，教育至深。

新铺会议后不久，谭政委找父亲谈话，他先询问了父亲的革命经历和家庭情况，当他得知父亲也是从湘赣苏区出来的，流露出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说，我们新四军部队刚进入敌后开辟新区时，民运部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动全体指战员都来做群众工作，到处进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党团组织，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工农兵学商一致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摧毁伪政权，建立新政权等等。现在部队民运部门这些任务基本完成，有些移交给地方党委和政权机关去做了。你们现在的任务主要是如何做好军民关系和拥政爱民的工作。现在增加一个新任务：抓全军部队的业余生产工作。把民运部变为抓业余生产的部门。今后部队业余生产工作，具体由民运部来统一布置和管理，全师成立一个生产委员会，办事机构就由民运部来负责。今年的生产任务是，全师平均每人要开二分至五分荒地。具体由生产委员会开会讨论布置，统一发个文件。师、旅、团均成立生产委员会，营、连成立生产小组，统一管理生产工作。

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师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师政治部副主任余立金同志兼任，父亲兼任副主任委员，办事机构由民运部承担。

师直属队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父亲兼任。师直属队将精兵简政减下来的一百多人送到生产队，有团营干部、连排干部、战士、妇女干部和家属。各旅、团、营、连均有生产队和生产小组，多的一百余人，少的三、五人不等。开荒时动员全体指战员都参加。连罗炳辉师长、谭震林政委等师领导都力争每人开三分至五分地。农忙过后，根据耕种土地的多少，组织相应人员加以管理。师直属队的生产队养了十几头牛、几十头猪、一千多只鸭、五百多只鹅，还在新铺南面开了一个油坊。

在谭震林同志直接领导下，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像陕甘宁边区一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敌后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必要物质基础。

1942年冬，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紧张的阶段。当时淮南区党委根据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以及日寇加紧对我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的形势，决定对部分县、区的组织领导机构和武装力量重新进行调整和部署。

这时，谭震林伯伯找父亲谈话，调父亲去来六支队任政治委员，并兼任来六县委书记。在介绍了敌情和一些情况后，一再叮嘱说：你到来六去，主要是抓军队工作，立足一个“打”字，把仗打好了，你的工作就是做好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抓好拥政爱民、发动群众，这是基础。在战争环境中，搞好军民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要战胜敌人，没有群众的支援是办不到的。的确是这样，那时只要多打胜仗，就能扩大政治影响，保卫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又能鼓舞、激励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取得各界群众更多、更大的支援。还能揭穿国民党对我党我军的造谣中伤。

来六支队有个六连，1944年春奉命调到一个叫东戴庄的村子去驻防。那里是我军新开辟的地区，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群众对我新四军缺乏了解，存有一定的疑惧心理，给六连开展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支队政治处和连队党支部号召全体干部战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忍受艰苦的考验，去影响教育群众。六连干部战士首先帮助群众搞生产，做家务。住在群众家里的战士，总是把老乡们的水缸挑得满满的。全村各家的院子，战士们也经常主动打扫。农忙时，还帮助他们挑肥、割麦、打场，直到喂养小鸡。下大雨时，六连指战员顾不得自己晒在外面的衣物等，而是一口气跑到晒场，帮乡亲们抢收麦子，使群众免受损失。群众看到这种情景，深受感动，一个劲地道谢。在帮群众做好事之余，六连也注意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道理，使这个庄群众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样一来，群众对六连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由过去的避而远之，变得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了。每当六连外出执行战斗任务，回来的消息传到庄里后，老乡们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都希望自家能住上新四军。全庄人站在村口等候六连的队伍归来。听说六连打了胜仗，东戴庄二十多户农民合伙送了一头肥猪给六连，部队几次谢绝，他们就是不依，说道：“你们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最后搞得没有办法，只好收下了。六连为了答谢，利用这头猪，加上另凑的一些钱，买来酒、菜，和全庄乡亲们高高兴兴地会了一次餐。不久六连调防了，群众依依不舍送行。当时我父亲将六连进驻东戴庄前后的情况写了一篇通讯《咱们的六连回来了》，刊登在根据地办的《淮南日报》上。谭震林同志见报后，亲自打电话要报社到来六支队核实情况，并发表社论，号召淮南地区党政军民向六连学习，扎实做好群众工作。淮南军区授予六连“拥政爱民模范连”的锦旗，该锦旗现在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同国民党签定停战协定。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活动。停战协定虽然签字，但是内战的阴云却愈来愈浓，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1946年7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向我淮南根据地发起了全面进攻。我军面临的敌情是严重的。仅陇海路以南，蒋介石就集中了15个整编师和嫡系第5军、桂系第7军。蒋军用张灵甫的整编74师和第5、第7军，以我淮南天长、盱眙为目标，企图将我淮南军区部队吃掉。国民党军在强大的炮火和飞机的配合下，分别向天长、东阳、盱眙发动猛攻。淮南军区部队在谭政委等的指挥下，英勇抗击，激战竟日。虽经数度反击，歼敌一部，但终未能阻止住国民党军的进攻，战局急剧恶化。我军指战员极度疲惫，伤亡很大，且背靠淮河，已无回旋余地，不宜再战。华中军区遂命令我淮南军区部队主力先后撤至苏北淮安、宝应地区。在半个月的淮南保卫战中，谭震林伯伯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带着军区特务团从淮阴来到盱眙县岗村。他决定除留下十六团在淮南地区坚持游击战外，其余淮南军区部队渡过淮河北撤。我主力五旅、六旅、师直属队和淮南区党委、行署等从蒋坝、观音祠渡河；独立旅从黎城、金沟方向渡河，各团辎重可随师部在观音祠从临时架起的浮桥上过河。

当时父亲任淮南军区独立旅第五团政治委员，率独五团渡过淮河，进入河网地带后，派人去寻找师部。这时师首长也正沿着淮河北岸寻找独三团和独五团。由于师、旅、团之间电讯联系已中断两三天，谭政委等首长急得不得了，听到淮河南岸激烈的枪炮声连日不断，焦急地说：“完了，这是第二个皖南事变！”所以当我父亲见到谭政委时，谭伯伯激动地说：“谢部长（因我父亲原任师民运部部长），马克思保佑你们回来啦！”父亲回答说，感谢首长和同志们的关心，并汇报了渡河战斗的经过情况。谭伯伯坚毅地说：“蒋介石企图凭借强大的兵力，重演五年前的皖南事变，把我新四军消灭。但他这是痴心妄想！要不了几年，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果然，一年后我华东野战军就把蒋介石的“王牌军”整编第74师这个与我磨擦多年的老对头，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在孟良崮了。没出三年，我军又胜利地打过长江，占领南京，解放了全中国！

这些战斗年代的往事，虽经六、七十年的风风雨雨，日久弥新。谭伯伯和父亲也离开我们多年了，但谭伯伯和父亲的音容笑貌和人格风范，仍然是我们这些新四军后代永远的楷模。

附录：

  一、1941年月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敌人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面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同时敌人必更加控制伪军伪政权，增强其特务活动与破坏工作。因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一方面要有在敌后长期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 ，另一方面又要对日益增加的严重困难有充分的认识，在精神上、物质上、在各方面的工作上作好准备，去战胜困难。敌后抗战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全党全军要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增强部队战斗力，《指示》还提出实行“精兵简政”的号召，规定各抗日根据地的脱产人员（包括党、政、军、民、学）只能占根据地总人口的3%左右。

  二、1941年月12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1941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1942年敌人忙于太平洋战争，对中国战场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收复敌人撤退地区，对深入我区之据点，尽可能使之陷于孤立，自动撤去。对某些最必要的地方，可以个别的采取强攻收复手段，但不可采大规模攻势，要防止部队中及地方上可能发生的冒险精神。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止其反共为辅。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

三、1942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刘少奇亲自主持下，在苏北阜宁单家港召开。刘少奇同志会上作了《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陈毅同志作了军事建设报告。会议对各师、各根据地的工作分别作出了评述，并分别提出了今后的具体任务：“2师及皖东（路东、路西）区党委今后的任务，是彻底完成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使之达到完全巩固的程度。继续整训部队，使主力精干化，加强与扩大地方军，并以最好的地方干部来领导地方部队，真正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发展与加强人民武装，吸收青年参军。大批训练干部特别是本地干部，加强友军工作与敌伪工作。继续切实向敌后发展，在路西则继续坚持原来阵地，这是一个很艰苦很重要的任务。并经淮南路两侧与7师联系，经江浦、和含与7师联系。如反共军从皖东向我进攻，2师则担负坚决阻击之任务。”

                                                      江西  谢 勇 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