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回顾70多年前苏南东路地区，在谭震林同志领导下进行“抗战”和反“清乡”的岁月，以及解放初期，在浙江、上海工作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

    抗日战争时期，苏南东路地区是指从常州到上海、宁沪铁路东段的广大地区。当时，汪伪政府盘踞在南京、上海孤岛，汪伪的江苏省会设在苏州。这里又是连接苏北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的通道，地位十分重要。谭震林同志受中央委派，于1940年4月到达东路地区。那时，叶飞同志正率老“江抗”到苏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东路特委留守在苏（州）、常（州）、太（兴）地区的三十几位伤病员组织起来，重新成立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这就是新“江抗”，也是大家熟悉的“沙家浜”部队。“新江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抗日，但整个形势与老“江抗”走之前相比处于低潮。谭震林同志到东路后，立即着手调查研究，听取汇报。在熟悉情况后，召开东路特委、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东路抗日斗争”的精神及重大意义，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确定了对日伪顽斗争的策略和发展目标，同意了东路地区党政军的组织领导和作战部署。会议宣布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谭震林同志任书记。会议决定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编为“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同志以“林俊”的化名任司令兼政委。会议通过了“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抗日力量，建立东路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文件，中共江苏省京沪线特别委员会关于“坚持东路抗战的十大纲领”，从此揭开了东路抗日斗争的新篇章。

    我印象最深的是，谭震林同志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是完善和新建党的组织，加强党对东路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谭震林同志来东路后，在原有党组织的基础上，又相继成立了中共淞沪地区的党的领导中心。在党的领导下，该地区的抗日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

    二是扩建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在新“江抗”400多人的基础上，把东路地区的抗日队伍进行整编。首先成立了两个支队，通过大小几十次对日伪的战斗，不断打击敌人，总结经验，壮大部队。到1940年冬天，东路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已扩大到7个支队。1941年11月，又将7个支队组建成了3个纵队。到1941年6师成立时，仅东路新四军主力部队就发展到4600余人。一年多的时间，部队就壮大了十多倍。

    三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东路地区原来没有抗日民主政权。谭震林同志明确指出：东路地区要搞出大局面，求得大发展；要从思想上明确，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抗日，只有宣传共产党斗争才有力量；只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才能更好地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在谭震林同志领导下，东路各县、区、乡相继成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抗日自卫会。谭震林同志要求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切实做好财金税收工作。苏常太、澄锡虞大部分地区都成立了财经委员会。这样，既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又把税收从敌伪和地头蛇那里夺回到抗日民主政权手里。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使抗日财政用于保障抗日军民的供给，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抗日经费来源的问题。

通过抓这三件大事，充分展现了谭震林同志的领导水平和斗争经验。整个东路地区抗日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在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引起了日伪的恐慌。日伪在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后，对我东路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我是1946年调入东路特委任组织部长的。我记得，就在日伪“清乡”前一两天，在锡北一个地主家的祠堂里，谭震林同志召开了6师直属队和东路特委机关党员大会，会上表扬了先进党员，总结了前段工作，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粉碎敌伪的“清乡”阴谋。这是在敌伪正式“清乡”前的一个动员会。

1941年7月1日，敌伪开始在苏南东路苏常太地区进行“清乡”。敌人出动1万多兵力，在苏常太地区进行梳篦式清剿。为了切断抗日军民的联系，修起了竹篱笆，建起了大量的碉堡，实行了保甲制管理。由于刚开始对“清乡”的认识不足，认为和一般的“扫荡”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开始我们吃了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1941年8月，锡北、苏南区党委和东路特委在谭震林的领导下，及时总结苏常太“清乡”的经验教训，统一了认识。大家认识到：“清乡”与“扫荡”有很大的不同，“扫荡”是一种突然的、有时间性的军事行动，而“清乡”是有充分准备的军事和政治行动，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我们要做长期斗争的准备。谭震林同志提出“以分区转移对付敌人的分区‘清乡’”的基本方针，确保部队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主力冲出封锁线向西转移。地方则采取避开强敌、分散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策略，撤消了公开的党政机构，转移身份公开的党员干部。

当时，澄锡虞地区有1500多名党员，除了已公开的撤离外，我们建立了有300多名党员组成的地下组织，开展秘密活动。各区县组成武工队，在东路地区坚持抗日斗争。在主力部队撤离东路前，我们散发了“告东路人民书”，一夜就散发了几万份。当我们走的时候，已看见“告东路人民书”贴满了各村的墙头。发布“告东路人民书”的目的，就是要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告诉大家，新四军撤离是暂时的，一定要回来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在主力部队撤离后，东路特委进行了改组，我担任特委书记。不久，我们又回到东路，兑现了“告东路人民书”的承诺。

从1941年6月，我到东路一直到抗战胜利，坚持抗日斗争，共四年多时间。前一年多，我是在谭震林同志直接领导下战斗和工作。那时，部队快速发展，对敌伪战斗数百次。各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人民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这是东路人民抗日斗争的黄金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我受华东局委派任苏浙皖边区工委书记，在苏浙皖边区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恢复发展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渡江战役胜利的消息，我是在天目山上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我立即率领苏浙皖边区主力部队下山，独立解放了宁波县城。在安徽广德与谭震林、宋时轮、郭化若率领的九兵团会师。谭震林同志见到我非常高兴，对我说：“我正要找你，你们辛苦了，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你率部队与我们一起去解放浙江，你就留在浙江工作。”我当时已从收音机里听到已被任命为无锡市委书记、无锡军管会主任。我们的一个营已经开到无锡郊区。我就说：“上级已经安排我到无锡工作，我们的一个营已到了无锡”。谭震林同志跟我讲：“我也听说了，不要管它。上面我去打招呼，无锡的部队马上回来。”于是，我带着苏浙皖边区部队跟着大部队，在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打到浙江。4月27日湖州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就在杭州解放后，我接到谭震林的通知，立即赶到杭州。他告诉我“省委决定在湖州建立中共浙江省委第一地方委员会，简称‘一地委’”，由我任书记，要我立即赴任。我带领苏浙皖边区的干部和华东局南下干部纵队第八大队的同志相继抵达湖州。在“一地委”成立的同时，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一行政专员公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第一军分区相继成立，我任军分区政委兼湖州市委书记。5月15日，湖州市军管会成立，我任副主任，后任代主任。“一地委”后改为湖州地委，1949年10月搬到嘉兴后改为嘉兴地委。在省委、省政府和谭震林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工作：一是接管城市，加强各级政权的建设。我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一地委”所辖的二市十县党政军机构都建立起来；二是恢复生产，稳定物价；三是剿匪反霸；四是筹粮节粮，以解决军队和城市人民所需；五是为解放舟山群岛筹集所需船只，向群众征集民船；六是进行土改。

1951年7月，我调到杭州任市委第一副书记，主要负责全市工业、企业方面的工作。为此，谭震林同志专门和我谈了话。不久，谭震林同志调到华东局工作。我也于1952年2月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我分管工业部“三反五反”工作。谭震林同志在华东局也主抓“三反五反”工作，我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由于政策掌握得好，我们工业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没有一个“大老虎”。

韶光易逝，一晃就70多年过去了。谭震林同志的许多教诲至今在我耳边回响。他崇高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钱敏口述  钱海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