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10月下旬，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从淮南奔赴盐城。刘少奇此行是为了具体贯彻和落实党中央和中原局制定的“新四军要深入日伪敌后，向东，向东，再向东”的重大战略方针。当时，整个苏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北南部的黄桥镇，陈毅副军长率领东进的新四军主力部队，重创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主力，取得了 “黄桥决战”的胜利。
与此同时，八路军五纵队在黄克诚的指挥下，由山东省南下，一路打过来势如破竹。10月10日八路军五纵队和新四军前哨部队在东台县白驹镇的狮子口胜利会师，从而大大加快了创建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进程。
就在东进的新四军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重兵袭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八千将士大部分牺牲。
1941年1月中央任命陈毅为代军长, 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盐城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皖南事变使盐城迅速成为江南和江北新四军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盐阜地区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变得尤为迫切。
精心组建民运工作队
由于新四军的战略中心转到盐城地区，一批得力的干部也被刘少奇抽调过来，曾任天长县委书记和高邮县委书记的周利人[1]也因此随刘少奇来到盐城。
刘少奇和陈毅除了领导整个华中地区的根据地建设之外，对军部和华中局所在地盐城县的民运工作格外关心。那时根据地的建设百废待兴，但首要工作是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惟有群众发动起来了，觉悟提高了，党的组织才能壮大，部队的兵源和给养才能得到充分保证。
民运工作是当时盐城县委工作的重点，由县委委员周利人来担任盐城县委民运部长，是刘少奇的决定。周利人在津浦路东天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深得刘少奇的赞扬。他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和对党的政策的把控能力，给刘少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利人担任民运部长后，深感任务的艰巨。盐城长期在国民党和封建地主势力的统治下，民众的觉悟程度很低，许多贫苦农民面临地主的高利盘剥和恶霸势力的双重欺压，只能忍气吞声，对新四军和共产党了解甚少。而刚刚获得解放的盐城，地方干部十分奇缺，除了县区两级领导干部由我党指派外，乡镇和保甲的干部暂时还只能由原来的那些乡长、保长继续担任。所以，农村的基层政权基本上还是属于旧政权，掌握在地主和恶霸势力手里。
大量的民运干部从哪里来？成了当时急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周利人首先把盐城地下县委在城中小学举办的民运干部培训班进行了扩充，增加了一部分新学员。其学员部分来自地下党员，部分来自进步学生和社会上的抗日青年。两期培训班前后共培养了100多名民运干部。周利人本人还多次来到学习班，专门给学员们讲授根据地建设中民运工作重要性以及如何开展民运工作的知识。其间，他还深入了解这些学员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为组建民运工作队做准备。
1941年初，周利人按照盐阜党委和盐城县委的要求，制定了全县民运工作的详细计划：
一、每个区成立一个民运工作大队，由区委领导，区委书记兼民运大队队长；
二、每个民运大队有队员三四十人。队员来源：民运培训班的100多名学员，地下县委发展的党员，刘少奇带来的一批干部（主要是“乌江大队”的干部），抗大五分校调来70-80名学员。
三、春节后民运队要逐步下到乡村，各区要重点抓好一二个乡。
四、县里重点抓七区和五区的民运工作，由周利人直接负责，取得经验后即在全县推开实行。
这个计划得到了县委的批准。
春节过后，七区和五区的民运工作队就率先组成。每个队有30人左右，以外来干部为主，本地干部配合。七区的书记由周利人兼任，民运工作自然也是周利人亲自抓，区长是还寄萍。五区的书记李钟英兼民运队队长，区长是魏心一。还寄萍区长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和党失去了联系，脱离了党组织。重地下县委建后，又重新补办了入党手续。他是盐城本地干部，熟悉情况，工作又仔细，周利人同乡音很重的老农民交谈时，常常需要借助他的帮助，是周利人的好帮手。
周利人经过调查，决定七区以自强乡和新桂乡为民运工作重点，五区以十字乡为重点，民运工作队先在这几个乡开展工作。在这几个乡里，民运队先选两三个保（村）深入进去，一个保进驻五到六个民运队员。在一个新的陌生的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抓住一点取得突破，再由点及面，这样的工作方式易见成效。
周利人给民运工作队规定了几条纪律：1。工作队员一律住在贫苦农民家里，不准住地主家；2。和当地农民吃一样的饭，他们吃什么，队员就吃什么（通常是绿豆糁子粥或者是菜糊糊）；3。工作重点在贫苦农民，要和他们谈心交朋友，了解他们的诉求，做农民工作的民运队员不要接触地主和士绅，以免引起农民不必要的顾虑；4。地主士绅的工作由区领导或指定的同志去做。当时周利人做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让农民真正把民运队员当作自己可信赖的朋友，避免误解。
民运工作队的同志都是些年轻人，有的只有十七八岁，但朝气蓬勃，工作起来劲头十足。他们住在贫困农民家里，晚上打稻草地铺，白天和农民吃同样的粗粮，和他们一块干农活。条件虽然艰苦，但他们很快就和贫苦农民交上了朋友。
周利人有时也和队员们一起访问农民，了解他们的困难，倾听他们的心声，并要求民运队员要及时把贫苦农民的诉求反映上来。
把解决群众的疾苦和困难放在第一位
七区和五区是盐城县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两个区共有38个乡，每个乡有十来个村保。民运工作首先展开的三个乡约有三十多个保，周利人为了掌握第一手实情，几乎跑遍了那一带的几十个保。
那里是一个河汊特别多的区域，二月春寒，河堤旁的芦苇蒿子依然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同河堤的土路混在一起，看上去像是路，其实一脚踏上去，就会掉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 外地人不知情，一不小心就会误入河中，丢了性命。周利人每次赶到乡保检查工作，虽然都有当地的民运同志带路，但也得十分留意。有一天傍晚，周利人急着赶去一个保里参加民运队和农救会的活动，不慎一脚踏空，大半个身子随即陷入积雪下面的芦苇丛里；幸亏当时警卫员反应敏捷，一把拽住周利人的上衣。上来后裤鞋均已被冷水打湿了，周利人穿着冰凉湿透的鞋继续赶路。正是凭籍这种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没有多久，周利人就掌握了几个先行乡大部分农户和地主的家庭情况及其思想状况。
七区由王大林带领一个民运队深入到自强乡。民运队员向村民们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抗击日寇保卫家乡。起初，民众的反映冷漠，并不积极，直至与他们谈心交朋友之后，民运队员才了解到许多乡民正面临春荒，生活十分困难。于是就因势利导，向农民讲述为什么辛辛苦苦种庄稼的没饭吃，而地主乡绅则囤粮累累、挥霍无度的道理。这一下子就说到了贫苦农民的心底里，他们十分愿意听。继而便开始有兴趣同民运队员深入交谈，诉说他们的疾苦。
周利人从民运队开展工作的情况中发现，当下最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收成不好，许多贫困农户都遭遇严重的“春荒”。即去年的口粮已经吃完，而今年的粮食却接不上来，许多人家都快揭不开锅了。更糟糕的是，今年的种子也没有着落。
以往若是碰到这种年景，当地的农民或是去借高利贷，结果利滚利，越借越穷；或是外出讨饭，背井离乡。因而在当时，吃饭与种子就成了农民最大的诉求。
周利人清醒地意识到，要争取农民兄弟支持打鬼子，就一定先要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实际困难，渡过难关。
然而，粮食都被囤积在地主乡绅的粮仓里，如何才能让地主放粮来帮助农民渡过春荒呢？对此，民运队里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诸多队员看到那些不劳而获的地主富绅过着三妻四妾、鸡鸭鱼肉的奢侈生活，而终年忙碌的农民兄弟却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在生存的边缘上苦苦挣扎，甚是愤愤不平！主张政府应立即下令，让这些地主老财拿出粮食来分给农民。
周利人并没有同意这样做，而是耐心地说服那些民运队员。指出眼下我们主要的敌人是日本鬼子，我党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的土地上统统赶出去。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个大目标、大政策。只要地主是爱国的、抗日的，我们就要讲团结，就要争取他们早日站到我们一边来。决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他们拿出粮食来；这样做极易造成敌对情绪，把他们赶到国民党顽固派那边去，赶到日伪势力那边去。农民的困难一定要帮助解决，要采取说服做工作的方式，争取让地主乡绅自愿拿出粮食来，而且要用借的方式。对高利贷要坚决反对，但允许他们少收一点利息，给农民一些实惠与让步。这样，农民眼下的困难就可以得到解决，而地主绅士的利益损害不大，有利于争取他们支持我们抗日民主政府。
“我跑了很多乡，感到大部分绅士地主还是爱国的，对日本鬼子是仇恨的，是可以做工作和争取的。”周利人是这么看的。“如去年年底，部队在征军粮时，就有几户地主主动拿出几百担粮食和300块大洋。这说明他们还是支持抗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让他们自愿地借粮给农民。这一点请民运队的同志要和我们的农民兄弟讲清楚。”
由于周利人对统战政策的正确把握和对当地民情的深入了解，使这两个区的民运工作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他和还寄萍区长一起走访了当地的几户大地主和乡绅。鉴于他已经事先摸清了这些地主家的田亩数及其收成，对他们家里粮食的情况心中有数，因而在访问他们时，那些地主和乡绅们也都不敢执意欺瞒。当地有一户唐姓大财主，家有良田300多亩，街上还有两家店铺，平素对周围的邻里乡亲还算和气；周利人决定先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周利人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共产党新四军的当前主要任务是打鬼子，日本鬼子要亡我国家，灭我民族，凡是中国人都应站在抗日救国一边。你们只要抗日，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你们的合理利益同样会得到抗日民主政府的妥善保护。”接着又劝导他，“在抗日的大前提下要对乡民做出一些让步，许多农民现在正遭遇严重的春荒，揭不开锅了；还有些农民就连春耕的种子也没有。你不但要拿出一些粮食来借给农民吃饭，而且还要借给他们春耕的种子。农民有饭吃、有种子种田就有抗日的积极性。你现在帮农民渡过春荒，就是在支持抗日嘛！”这户地主看周利人讲的很有道理，态度也和蔼，对自己利益的损害并不大，恐慌的情绪顿时消失了，便爽快地答应了周利人的要求。
这一户地主的工作做通了，周利人便将他作为榜样向其他的地主宣传。大多数的地主绅士开始对民运工作队有了理解，感觉他们并不是要完全打倒自己，只是要自己对时下的农民做出一点小小的让步，并被政府视作支持抗日救国的举动。继而也都顺水推舟，答应下来。
随后，周利人就让这个村的民运工作队员动员困难的农户前去这些地主家借粮借种子。起初，乡民们并不相信能借到粮食，将信将疑地登门求借。由于事先做通地主的工作，困难农户全都顺利地借到了粮食和种子。这件事立刻树立起民运工作队的威信。农民群众也开始主动地接近民运队员，交谈诉苦，倾听抗日主张，并愿意参加和支持政府的抗日活动。
数日后，周利人觉得成立农民自己组织的时机业已成熟，便让保长把这个村的农户都召集起来。周利人首先罗列了农民所受的种种苦难及其原因，并指出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减轻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争取自己的切身利益。这时，村里的一些积极分子就开始讨论成立农会组织。开始是保的农救会，待各个保的农救会成立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乡的农救会；而农救会的负责人或是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或是由民运队推举。
七区自强乡农民钱万新[2]就是周利人那时发现的一个积极分子，让他担任了保的农救会会长，并让王大林同志发展其入党。农救会成立后，就由农救会出面去向地主借粮借种子，那些地主老财就更不敢轻视了。
当然，在借粮渡春荒以及减租减息的工作中，也曾遇到一些地主势力的抵抗。有个贫困农户白天虽是跟着大伙一起去地主家借粮，到了晚上却又悄悄地把借到的粮食送还给地主。这户地主吃了一惊，晚上琢磨了一夜，他怕自己背上“假借粮”的罪名，第二天一早就将此事向民运工作队的同志报告。民运队员便去耐心地做这户农民的工作，最终打消了他的顾虑。
这件事提醒了周利人，他要求民运队员要防止地主搞“假借粮”，要深入调查把工作做细做扎实，使借到的粮食都能切切实实地到农民手里。经过仔细的访问调查，民运队的同志果然发现少数地主有搞“假借粮”的案例。遇到这种情况，周利人便果断地让民运队和农救会对他们进行严肃批评和斗争，确保困难农户能够真正借到粮食，渡过春荒。
对于少数顽固不化就是不愿借粮的地主，民运工作队和农救会的同志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由当地的农救会组织农户每天轮流敲锣打鼓上门去借粮，宣传抗日。最终这些地主迫于大势所趋，也就只能开仓借粮给农民。
有一户大地主，开始也借出一些，但后来就不肯借了，说是怕农民借粮不还。周利人同区长还寄萍商量后，遂由还寄萍代表区政府出面替借粮的农救会担保。政府的诚意使这个地主再无法推脱，他心里暗自掂量：总不能说自己不相信政府吧。由此，其余困难的农户也都借到了急需的口粮和种子。
重点突破 两个区先行成立农救会
七区新桂乡也是周利人抓的一个点，周利人组织一个由六人组成的民运队进入该乡。队长是从抗大五分校调来的郁启祥同志。民运队先是住扎在桂吴庄，他们分头走家串户，和贫困农民拉家常、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
在和农民拉家常中，群众纷纷反映桂吴庄的保长吴有干在征税中敲诈勒索、贪污税款，还积极为国民党军队拉壮丁，意见很大，希望民运队处罚他。
郁启祥同志深入调查核实后，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周利人。周利人立即指示从反贪污入手，发动群众召开斗争大会。这样既能打击这个旧保长的恶势力，帮群众出口气，又能籍以追缴他贪污的粮款帮助贫困农民渡过春荒。在斗争会上，一些积极分子站出来检举他的种种劣迹。在事实面前，这个旧保长不得不低头认账，表示将贪污勒索的钱款折成粮食退出分给群众。这样，民运队就巧妙地利用反贪污斗争，帮助贫困农民渡过春荒。
此事使农民群众看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维护他们的利益。一些积极分子在民运队的指导下，率先成立了桂吴庄农救会。周利人接着让郁启祥带领这个民运队(除留下一个同志做组织工作，分配粮食外)，到另外两个保去开展工作。这样一个保、一个保，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 先后建立了多个保的农救会。在大多数村保都成立农救会后，周利人就组织召开乡农救大会，并成立新桂乡农救会。
在新桂乡取得经验后，周利人便将这个乡的民运队员调到其它乡去开辟工作，推动其它乡成立农救会。
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这三个乡、三十多个保，全都成立了保农救会以及乡农救会。同时，周利人又将那些能够协助借粮活动、支持抗日的地主乡绅，结合到三三制的区参议会中；继而将大多数绅士地主也都争取了过来，团结到抗日统一战线中。
自强乡、新桂乡和十字乡农救会的成立，调动了当地农民的积极性，其影响也迅速扩大。附近区、乡的农民也纷纷要求组织自己的农救会；有的农民甚至从数十里外跑来，请民运队员去他们那里办农救会和借粮。结果弄得这几个乡的民运同志忙得不可开交。周利人从各个乡、保的农救会中，相继发现了一批敢想敢干的积极分子与骨干。于是便悉心培养，将那些工作积极、在群众中有影响、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农民兄弟吸收加入党组织。有的则让他们担任乡长、保长，从而对国民党旧的乡、保政权进行了彻底改造。
周利人分别召开了五区和七区的民运工作座谈会，把这三个乡的经验在全区推开。一个月后，五区和七区率先成立区农救会和区参议会，民运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召开区农救代表会时，农民代表来了一二百人，热烈讨论了三天；农民代表的发言十分积极。最后，还讨论了夏收减租的详细办法，区参议会也通过了减租的方案。区参议会在讨论减租问题时，虽然也有许多争论，但地主士绅对最后通过的减租办法，还算满意，同意在夏收时实行。
事实证明，农民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其高涨的革命热情真是不可阻挡。
民运工作得到刘少奇的充分肯定
在泰山庙领导整个华中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刘少奇和陈毅，对于盐城的民运工作格外重视，把它看作是盐城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一环。三月底的一天，刘少奇和陈毅让刘彬通知盐城县委的全体委员到泰山庙开会，主要是汇报工作。在泰山庙西侧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陈毅本人亲自给大家沏茶，少奇同志请大家坐下后，便开门见山:“听说盐城有两个区的民运工作首先开展起来了，成立了区‘农救会’。我和陈毅总指挥都很感兴趣，今天请你们来，就是专门想听你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和经验，我们要认真地学习”。少奇同志的话使大家紧张的心情一下子轻松起来。县委书记冯国柱首先汇报了全县民运工作组织的总体概况.接着就说:“五区和七区的民运工作是由县委委员民运部长周利人同志具体负责，还是请周部长汇报一下具体的做法和经验。”
周利人看到刘少奇书记和陈毅总指挥这两位华中局和新四军的最高首长如此重视民运工作，心情十分激动。他详细地汇报了五区和七区民运工作的情况。从这两个区的地理特征到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从农民的贫困生活状况到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从民运工作队的组建到发动贫困农民向地主借粮、进而减租减息；从乡保农救会的建立到区参议会的成立，足足讲了二个小时。少奇和陈毅一边仔细听着，一边还做着笔记，并不时地提些问题。
当周利人讲到做农民工作的与那些做地主工作的人员分开之时，刘少奇点点头说：“你们工作做得很仔细嘛，搞民运工作要大刀阔斧与精雕细刻相结合，轰轰烈烈与扎扎实实相结合。”
汇报中周利人还讲到有少数地主搞“假借粮”，个别极坏的地主看到无法阻止农民成立农救会，就换个手法，以请客送礼、送钱财拉拢腐蚀农救会的负责人；甚至还用定亲的办法来收买农救会干部，企图让农救会按照他们的意志来办事。
少奇同志听到这里，立即插话说:“这个情况要高度重视，要预先对农民加强教育，组织群众监督，要严厉打击那些已经被地主收买或动摇的分子。对那些搞假借粮和行贿拉拢农救会员的地主，县区政府要制定出处罚办法，并且公布出去，依法打击少数地主富绅破坏农救会的活动。”
当周利人提到在征收军粮募集军饷的工作中，县委没有让民运工作队的同志直接参与，而是由政府另外抽调人员去办。民运工作队的同志则以农民的朋友出现，劝说群众响应政府的号召，支持新四军的抗日，从而协助政府征粮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刘少奇听了，略作思索:“这个经验值得好好总结，部队要打仗，要扩充，征集军粮的任务很重。民运工作者不以政府征粮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群众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出现，这样群众就不会用看政府工作人员的眼光来看待民运同志，而是把他们看成农户的代表，自己利益的直接保护者。自然民运同志的话他们就听得进。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听完周利人的汇报，刘少奇和陈毅非常满意地连连点头。刘少奇说:“盐城县这两个区的民运工作取得成绩，对全县的民运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整个华中地区根据地的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你们抓住了眼前农民最困难最迫切的问题给予了解决。农民以低息从地主那里借到粮食和种子，渡过春荒，虽然这对农民的经济利益并不大，然而这是在数百年来唯有今天才能第一次这样做到，这在农民中有极大的影响。县委要把这两区的做法尽快在全县推开，在各个区的农救会基础上成立县农救会。”
陈毅接着说:“各区的参议会也要尽快搞起来，还有县的参议会。要尽可能地团结争取那些开明的爱国的士绅，使他们成为新型的士绅。历史上的许多开明善举仅是少数贤豪的行为。如今，在敌后根据地，我们要让其成为士绅巨商的广大运动，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千百年的古旧陋规进行新的改革。参议会一定要严格坚持三三制的原则。共产党员如果在参议会中超过三分之一，就一定要减掉。要让参议会成为各界人士民主议政的地方，让各界人士都参与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中来。”
最后刘少奇和陈毅还指示，盐城中心区的农救会要开始着手下一步减租的准备，争取在夏收时将减租也推展开来，让农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从泰山庙出来，县委委员们都十分兴奋，议论着下一步如何尽快落实上级指示。周利人更是由衷赞叹：刘少奇和陈毅同志站得高、看得远，在根据地建设的诸多工作中，一下子抓住发动群众这个关键。唯有替群众谋利益，才能发动群众；唯有群众发动起来了，建党和武装才能得以发展。
几天后（1941年4月5日），刘少奇给陈丕显及苏中区党委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详细介绍了盐城县这两个区民运工作的成绩，并从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高度上，总结了盐城组织农救会的经验。刘少奇在信中说:“目前要大大提高民众的抗日积极性，而为了达到上述任务之目的，在地方工作上，我们必须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解决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成为我们目前发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众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的中心一环。”
“只有民众积极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卫国家民族。”
此信后以《盐城农救工作的经验》为题目，全文刊登在华中局《江淮日报》[3]和山东《大众日报》上。
“犹如当年的海陆丰”
在各区农救运动初步展开的基础上，四月下旬召开了全县农救代表大会，大会盛况空前。来自各区各乡的农民，手举红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列队进城。当时的众多代表只能分别住在学校和城中的公共场所。开会那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声势浩大。
刘少奇出席了当日的开幕式并发表了精彩演讲，全场掌声雷动。
农救大会一连开了十多天，农民代表就农民的地位，农救会组织，乡保机构，减租减息，抗日保家等问题，讨论得十分热烈。这些数百年来处于社会最低层、最被瞧不起的泥腿子们，现在可以和政府干部们坐在一起，公开讨论自己的权益，大声为自己的利益呐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呀！他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在他们的中间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相继成为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急需的骨干力量。周利人说起当时的场景感慨万千:“这次大会实际上成为一次大规模的农运培训班。”
会上一致通过了“二五减租，四六分租[4]”的减租减息条例。最后，以投豆子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县农救会。县委书记冯国柱为首任县农救会会长，先行的七区和五区的农救会代表顾延龄、马玉甫，当选为县农救会的副会长。
这次盛会，周利人和县委的同志一起做了精心的组织。会前会后发动，会上会下结合，造成了很大的声势，推动了全县的民运工作。刘少奇同志称赞这次大会：“犹如当年的海陆丰。”不久，各区各乡的农救会也都相继建立起来了。
周利人看到，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他所点燃的农救会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成为全县广大农民热情参与的自觉行动，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在城区和集镇中，周利人又发动店员和工人，通过与店主和厂主进行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组建了店员工会。周利人兼任县店员工会的会长，在店员工会中周利人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以后的反“扫荡”斗争中成长起来，龙冈镇的葛得尧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城区、湖垛和上冈又相继成立了妇救会，推动了全县妇女救国运动。县里召开了一次妇女救国运动大会。盐城这个地方封建意识比较浓，妇女工作不如其他工作开展得好，但经过艰苦的工作，也涌现出一批妇女干部。
全县农救大会结束后，一天，刘少奇和陈毅一起来到县委办公的杨家小楼，了解县委同志工作和生活情况。陈毅对周利人说：“农民的革命热情激发了，还不够。全民族的抗战还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上层人士的工作也要去做，如宋泽夫（亭湖中学校长）、胡启东（胡乔木的父亲）等。”周利人随后便登门拜访了胡启东先生。临别时，胡启东老先生特地托周利人带几十个“大头”（银元）寄给胡乔木。周利人向陈毅汇报后，陈毅说：“钱不需要寄，留在军部。”，他让军部发了个电报，那边就把事情办妥了。
没过多久，盐城按三三制的原则召开了县参议会，刘少奇和陈毅同志相继到会讲话。会上经过讨论和一定的斗争，最后也通过了“减租减息的条例”。会上选举了开明绅士宋泽夫为参议长，夏逸凫，胡启东，陈曙东为副参议长。
作为县委民运部长，周利人是盐城县民运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者。深入扎实的民运工作为他在随后的极其残酷的反扫荡战争中，临危受命、坚持原地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师分会 周晓寒
[1]周利人，曾就读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在河南大学加入地下党，抗战爆发后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担任新四军四支队民运股长、天长中心县委书记、天长县委书记兼新四军五支队独四团政委、高邮县委书记兼游击纵队政委，中共盐城县民运部长、县委书记兼盐阜军区八团政委。
[2] 钱万新解放后担任过盐城行署专员。
[3] 原载1941年4月12日《江淮日报》。
[4]二五减租是固定租金的按百分之二十五减收；四六分租是分租的按地主得四成、佃户得六成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