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3日，山东敌后战场爆发了震憾敌伪顽的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11 1师“八·三”武装起义，身为起义领导者、中共特别党员、111师中将师长，我父亲常恩多在那国家危亡、凄风苦雨的年代里，久经磨难，历尽沧桑，不屈不挠地追求光明，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熬干了最后一漓血，把队伍拉到抗日根据地，交给共产党，走完了特有的人生苦旅。

深得张学良和郭松龄的赏识，享有“常胜将军”的美誉

    父亲字获三。1896年9月3日(农历丙申年7月2日)诞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东三台子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6岁丧母，9岁丧父，寄养在老塾师的族伯家中，半工半读，勉强读完海城师范，在乡村小学当教员。

    1919年，父亲参加奉军，在一个骑兵连里当‘字兵’，抄写公文报表。为时不久，他进入黑龙江军官养成所，卒业后任事务长。1922年，保送到东北讲武堂第4期学习。富有革新思想的6旅旅长郭松龄，兼任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父亲学习努力，战术研究颇有心得，受到

郭松龄的赞许。1923年卒业，任中尉排长。1924年，父亲升任奉军精锐2旅52团1营1连上尉连长。同年9月，父亲率部在张学良、郭松龄第3军的直接统领下开往山海关，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大败直军，父亲升任营长。   

    1924年11月，郭松龄打着停止内战，实现民主的政治主张，自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在河北滦县发难，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合作，打倒奉系军阀，深受父亲的拥护。他给全营官兵讲话：“我们要打倒旧军阀，建立新制度，打倒奉天军垦，人人分田，以后的日子不会像今天这样苦了。”郭松龄举事失败后，父亲几经起伏，后调入北京黄寺第7期讲武堂任少校队附。这期招收的学员较多，近1千人，由张学良任堂长。父亲由于严于律己，训练有素，很快脱颖而出，颇得长官和学员的好评。后经堂长张学良的批准，调往26师77团，任该团2营营长。1927年秋，父亲又升任4旅80团中校团附。翌年，80团整训，改称53团。时值东北军大校阅，父亲率53团前往，训练成绩优异，名列第一，更受张学良嘉许。张学良爱才心切，将父亲调到身边工作，朝夕相随，非常器重。由于父亲勤勤恳恳，克尽职责，仅8个月，便于1930年3月被破格晋升为5旅71团上校团长。

    升任团长后，父亲以身作则，一心扑在训练部队上，每星期考核连、排长学、术科一次，优者奖，劣者罚；每月评奖各营操练一次；每逢周末，夜间训练一次。父亲风雨不误，亲临督促，迫使营、连长不敢偷懒，不得不下功夫训练部队。每逢考核，父亲的团训练成绩总是最好。直罗镇战役后，1935年，父亲升任东北军主力师111师少将师长。1937年6月，东北军整编完毕，父亲晋升为111师中将师长。张学良还曾给蒋介石写过引见信，举荐父亲，临潼候见。后因西安事变爆发，未得面蒋。

    当时东北战场上传说纷纭，有的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正倡导和平运动，国民党中央要放弃抗战国策；有的说抗战国策未变，张学良将军即将释放。父亲对这些传说将信将疑，特别是张学良将军的自由问题最为关切，他对张学良有深厚的感情，他受过张学良的知遇，一手提拔他当团长、师长，更重要的是他敬重张学良的品德，特别是西安事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扣押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的八大主张，使父亲衷心拥护，并愿为此肝脑涂地。正像他经常说起的：“渐愧得很，一生除张汉公外，没碰到第二个上级，与自已如此志同道合!”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是旧军队中长官、部属感恩图报的关系，而是建立在“联共抗日”基础上志同道合的关系。至于营救张学良，他寄希望于我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老朋友，．一定会真心实意地争取释放张学良。他两次派少校秘书王维平(中共秘密党员)前往南京、武汉探听虚实，通过我党的关系，争取释放张学良。

    1938年4月，徐州会战展开，57军归韩德勤的24集团军指挥，韩德勤兼江苏省主席，他的嫡系部队89军没有战斗力，屡战屡败。57军两个师，l 12师参加江阴、南京作战，损失惨重，新补充一个旅，尚未恢复战斗力，主要任务均由1ll师担任。解临沂之围，截击台儿庄败退之敌，死守东、西马间15昼夜，战绩显赫，受到第5战区、20军团嘉奖。57军嘉奖令称：“解临沂之危，壮本军之誉。"此役，使佩带“扬开多”(扬：扬州；开：57军军长缪澄流字开源；多：常恩多)臂章的1l 1师南北闻名。24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赞赏不巳：“这部队训练好，很管用。”为此，韩德勤几次想收买父亲。

    1939年初至1940年春，111师战斗频繁，大小数十战。其中王庄战斗，全歼曰军第6混成旅团喜早支队300余人，生俘15人，缴获三八野炮一门，轻、重机枪5挺，枪支弹药甚多，同时有八路军山东纵队七支队配合作战。1940年2月10日，山东《大众日报》称之为“两军配合粹碎敌人扫荡的极好范例。”另，黄山前战斗，痛歼碑廊出犯日军，缴获山炮一门，日军指挥官战败自杀。白家岭伏击战，缴获山炮一门，欢墩埠遭遇战，缴获重机枪两挺。多次受到鲁苏战区、57军嘉奖，战绩居战区之冠，并被列为全国善战部队之一。

　　父亲率111师先后参加扬州会战、台儿庄会战、盐城和阜宁阻击战以及徐州攻击战等大小数百次战斗，屡屡克敌致胜，为民族立下赫赫战功，被苏、鲁、皖人民誉为“常胜将军”。

西安事变，11 1师是唯一被派上用场、为少帅解忧、粉碎亲日派何应钦以救蒋名义杀蒋阴谋的劲旅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逼蒋抗日下令将住在西安临潼的蒋介石和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们一举逮捕，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宋美龄等主张用和平方式救蒋；而何应钦等则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实际是借刀宰驴，欲置蒋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然后全面降日。如若得逞，中华民族的历史将改写。

    为防御中央军进犯西安，张学良打电报给驻守在河北的东北军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及驻守在洛阳的东北军炮八旅旅长黄大定，命令万部火速向郑州、黄河大桥一带集结；命令黄部在洛阳筑起防线，共同截断陇海铁路，阻击中央军进犯。杨虎城也命令驻守在陕西大荔县的西北军冯钦哉部去扼守潼关。同时，张学良面命我父亲扼守渭南县东、渭河北岸之咽喉要地，誓死抵御中央军进犯西安。为了提前赶到目的地，部队轻装出发。父亲命令各团把多余部分的辎重、弹药、给养等交给友邻的红军使用。然后，率师不顾小雨冰霜、道路泥泞，一路小跑、曰夜兼程向渭南县东的渭河北岸急进。

    此时，何应钦亲任“讨逆军”总司令，委任刘峙、顾祝同分别为东、西路军总司令，率中央军二十八师、三十六师、五十七师以及桂永清教导总队等大批“讨逆军”杀奔西安。同时，派出飞机在华阴、三原、富平及西安附近狂轰滥炸，反动气焰甚嚣尘上。驻守在河北的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接到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后，不仅自己拒令不遵、按兵不动，竟把率兵去扼守黄河大桥、截断陇海铁路的副军长黄显声扣押起来(黄从此落入国民党的罗网，直至和杨虎城一起在重庆遇难)。接着，驻守在洛阳的东北军炮八旅旅长黄大定也叛变投敌，国民党“讨逆军”威逼潼关城下。十七日，驻守在大荔县的西北军冯钦哉部，也被南京收买，拱手让出潼关。“讨逆军"更加疯狂，大举向华阴、渭南进犯，形势万分危急。

    12月19日午后，父亲率部提前一天赶到防线，号称“讨逆军”最精锐的桂永清教导总队作为敌军先锋部队，也携最新式武器疯狂逼近。父亲派人探明情况后，立即召集参谋长陶景奎、六三一团团长王肇治、六三二团团长于一凡及六三三团团长王秉越，研究了作战方案。令王秉越团为中翼，担任正面阻击；令王肇治团、于一凡团为左、右

翼，攻击敌人侧背。拂晓前，战斗打响了。顷刻间，渭河北岸十余里的战场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父亲亲临阵地前沿指挥战斗，他激励官兵说：“眼前的敌人就是专好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嫡系部队，消灭不了他们，就别想打鬼子，剧想打回老家去!弟兄们，把打狍子、打野鸡的准头使出来，狠狠地打!为在打内战中屈死的弟兄讨还血债!为抗日救国、复土还乡扫清道路!保卫西安城!保卫张副司令!仅仅一个拂晓，就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打得横尸遍野，溃不成军，全部退到渭河以南。

    战况电告西安，总指挥部获悉111师英勇善战，出师告捷，遂又把111师调到铁路以北、渭河以南的渭南至潼关之间的正面战场，接替西北军警备二旅和东北军105师的一个旅。12月21日，父亲率111师进入正面战场后，立即命令各团官兵在原阵地的基础上，挖掘堑沟，巩固掩体，做新的战斗部署。当天下午，数倍于我的国民党中央军，向111师阵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敌军官兵还不断地喊着：“丧家之狗，交枪不杀!’’被激怒了的111师官兵也高喊着：“替蒋介石打内战的王八蛋们，不要命的只管来!”接着，便是一串串愤怒而准确的子弹。敌人溃退了，刹时又卷土重来。几次溃退，几次重来，都被我11 1师官兵的火力打得丢盔弃甲，扔下横七竖八的尸体狼狈逃窜。直至最后敌人无力发动进攻，只能按兵待援。接着，在整个渭南至潼关间的战场上，出现了偃旗息鼓、两军对峙的局面。直至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正是因为111师在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从此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所以有史学家称，常恩多在西安曾秘密会见叶剑英，并向张学良建议，对蒋介石采取紧急措施，力主“兵谏”，联共抗日。他积极参加西安事变，受张学良重托，作为张学良军事力量上最重的一颗筹码，在渭南前线率部痛击国民党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为保卫兵谏中心西安立下战功。也正是有了西安事变，作为在西安事变的危急时刻被派上用场的唯一一支雄狮劲旅，111师在历史的格局中找到了位置。

罗荣桓：他所起的作用，特别艰巨和非常伟大，是我们一般革命同志起不到的，是不可比拟与无与伦比的

    父亲出生于列强入侵、兵连祸结的年代。童年时期，他就饱尝了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欺凌，阶级仇、民族恨集于一身，是为他胸怀寄志救世雄心参加东北军(奉军)的根本原因。

    贫苦的出身，使他对铁路线上拾煤渣的贫民、财主家的长工寄予同情，对在南满铁路线上横行霸道的日本宪兵和警察充满了仇恨。饥寒交迫中，有人介绍他当警察谋生，他气愤地说：“巡警狗子还是人干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父亲悲愤万状，集合633团全体官兵讲话：“我们是东北父老用血汗钱武装起来的队伍，有誓死保卫东北的天职!”

    父亲节衣缩食、慷慨解囊，资助逃亡关内的同乡、同学，就连他的勤务兵刘万胜的微薄储蓄，也被他借去捐助。正是这些良心、责任和义举，奠定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础。

    通过与同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的豫、鄂、皖“剿”总《军事周刊》记者、中共党员王再天的相识与友谊，使父亲与我党建立了联系。从这里便开始7父亲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过渡与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再天实际上是父亲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人。

    由于王再天的启蒙和帮助，父亲对我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开始接受，他迫切地要求聆听我党高级领导人的看法。他对王再天说：“星三，你是不是共产党?”王再天连忙否认：“不，不，共产党可不那么简单，我哪里够格?”父亲说：“你不说也行，你能不能帮我找到共产党中央的负责人?我想见一见。”王再天这时已经入党，就将父亲的要求反映上去，经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润波的安排，由我党派往东北军的秘密代表叶剑英亲自接见。这天夜里，父亲赶到王再天住处，兴奋地把王再天从被窝里拖出来，使劲地摇他的肩膀，说：“你这个人说真话，你怎么不是共产党?我见了叶总参谋长了，我们谈话了，你瞧人家的参谋长，瞅瞅我们的那个鸟参谋长，啥也不是!”

    西安事变成功阻击讨逆军后，父亲在西安见到王再天，他兴致勃勃地提出：“你给我找个秘书，要共产党员。”

    2月2日，东北军内部矛盾激化，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刺杀了67军军长王以哲，局势混乱，57军军长缨澄流串通105师师长刘多荃，擅自从前线搬兵，扬言进军西安，为王以哲复仇。

    父亲面对逆转的西北形势，派少校参谋孙立基前往三原红军指挥部联系，准备率部投奔红军。孙立基返回报告：他到三原见到红军领导^彭德怀、任弼时，带同口信，为了抗日统一战线大局，希望父亲留在东北军内，与红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父亲接受红军建议．放弃拉走队伍的打算。他又向王再天重提前次的要求：“你还得给我找个秘书，共产党员!…二·二”事变后，为“联共抗日”立了大功的高福源被杀害，一批爱国进步的军官被扣押，一些人对左派避之唯恐不及，而父亲却在恶化形势面前提出要共产党员当秘书的要求。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57军军长缨澄流开始清理内部，曾向张学良提出“兵谏蒋介石”的父亲派人去三原拽彭德怀，他要带111师去当红军!

    父亲对王维平说：“张副司令的八大主张不能实现，当个师长有什么光荣，看现在这个做法，还是不让咱们抗日，不抗日的师长当个什么劲。我情愿编掉，集合一些真正为民众谋幸福的青年，组成抗日义勇军，打鬼子，救中国，这比当个受罪的师长强得多!”父亲的老部下孙立基等人也劝说：“不能丢下部队不管，使我们遭受失业的痛苦!”王维平劝说父亲坚守岗位，争取在编，掌握这支力量，对抗日意义更大。父亲接受党的劝告，放弃到东北义勇军的要求。

    1939年，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派山东分局统战部长郭子化秘密来师观察，后发展父亲为中共特别党员，并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受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不转给中共111师工委，不过组织生活，由郭洪涛同志单线联系。父亲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为数不多有特殊身份的中共特别党员。

    正是父亲的这种特殊身份，才使得他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承担起特殊使命。在父亲的掩护下，中共57军工委会得以建立，后改组为中共11 1师工委会。在父亲的保护下，“抗日义勇宣传队’’得以自由地宣传抗日救亡，鼓舞民心士气。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率111师转战苏、皖、鲁，奋勇抗击日寇，屡建功勋。在父亲的支持下，1939年1月，111师由苏北进入鲁南，按照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依托山东人民和抗日根据地，应对日渐复杂的斗争形势。1939年春，中共鲁东南地区特委书记高克亭专程访问父亲，共商合作抗战大事。

在山东，父亲提出“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号召，广大官兵与八路军友好往来，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开拓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

　　“七·七”事变后，父亲率部奔赴淞沪战场，扼守长江北岸。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父亲期盼张学良重获自由，派秘书王维平去南京寻找周恩来副主席。王维平带回周恩来的信。周恩来鼓励父亲坚持抗日，多打胜仗。周恩来副主席说：111师留在敌后，在政治上对东北军有利。留敌后，创造群众基础和政治条件，同韩德勤、李守维相周旋，掩护我党的地方工作，培养干部，搞枪支弹药，拉游击队。由东北军办教导队，以训练军事为主，吸收、保护、培训一批地方干部，结业后连人带枪搞到地方去。信最后道：“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

“九·二二”锄奸，东北军爆发第二次西安事变！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积极反共，他统率下的地方政府、地方部队与八路军大肆摩擦。同年夏天，国民党政府任命东北军57军军长缪澄流为热河省主席、鲁南游击区总指挥。缪澄流和沈鸿烈拉得很紧，一时间，反共高潮甚嚣尘上。父亲双眉紧锁，痛心地说：“我是不愿再打内战的，假如监视着，一定要打，那么，枪向上放!”父亲率领11 1师师部、直属队和662团2营在日莒公路北山区活动。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指挥保安旅进攻八路军的地方部队，父亲派少校参谋王大伦率662团2营前往，把部队横在中间，公开声言：“中国人不打抗日军!”逼使许树声的保安旅知难而退。

    这年夏天，八路军山东纵队1支队2团参谋长王玉章叛变，密告王维平、赵志刚是共产党员，缪澄流急电父亲，要求逮捕王、赵两人。父亲彻夜未眠，找来王维平透露情况：“宁肯牺牲我们这些老没用的，也得保存你们，你赶快走吧!缪澄流若敢把你押送总部，我就派人断路硬抢?你有了好歹，我绝不轻饶他们!’’

    军部盛行反共妥协论调，国特政治部主任宋迪玺在麻将桌上说：“鬼子并不可怕，可怕是共产党。”高参兰赓年、军参谋处长徐鸿恩扬言：“鬼子不打我们，专打八路。”缪澄流早巳斗志消沉，调集重兵保卫军部，日军不找上门来，从不主动出击，实在找上门来，调部队招架一下，一跑了之。公开散布：“中国的事，全坏在副司令手里，要没有双十二事件，共产党早就消灭了。”

    在军部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大会上，亡省亡家最早的东北军官兵无不心情沉重，怀念日军铁蹄蹂躏下的家乡父老兄弟。缪澄流却公开讲道：“国民政府中央根本不应该相信共产党的挑拨离间，对日本作战。中国的敌人是共产党，是‘赤匪’，中国今天还是应该剿匪，先安内而后壤外。你们作部下的，不必知道的事情，顶好不打听，听命令好了。”到会者哗然。父亲听了，心中火辣辣的。夜深返回住处，父亲接到报告，9月12日晚，在副军长朴炳珊的家里，缪军长令鲁南游击区总指挥上校参谋长于文清和665团董团长去伪兴亚建国军鲁苏战区总司令李亚藩那里领前日投敌的两个连，并与鬼子商订条约。9月13日，董团长带665团2营，还有于文清、李光烈一同去北琴口。14日，在马家窝铺见了日本鹫津兵团代表大尉参谋辛修三，与李亚藩顾问新容幸雄订妥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两条件，回来报告缪澄流，说是下回还要去订细则。父亲深感问题严重，这是投降当汉奸啊!他骂道：“抗战好几年了，还想穿黄马褂，投敌人，真找死!"父亲决心锄奸。

    9月21日，缪澄流在军部宴请刚由国民党大后方归来的王静轩

(鲁苏战区参谋长)、贺元(军统大特务)，以及护送他们的112师334旅旅长荣子恒。晚上，在军部附近的丁家小庄搭台演戏，为总部大员接风，护送部队112师334旅667团1营到场看戏。父亲欲利用此时机活抓缪澄流。但由于667团1营长韩子嘉叛变告密，使缪澄流得以逃脱。得到戏场动手的消息，就打电话通知331旅旅长唐君尧、661团团长关士栋来师开会，当即以“知情不报”罪名予以扣留。此次举事，除缪澄流外，副军长朴炳珊以下人犯全部捕获。

    父亲找来师参谋长陶景奎、少校秘书王维平，开口一句话：“我的决心已经下了!”王维平问：“估计政治影响如何?”父亲拍了一下桌子，坚定地说：“我姓常的杀敌锄奸，奋斗白头，老百姓一定赞成的，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室内烛光闪闪，父亲指示起草通电，说：“日期定为9月22日，我们要师出有名，得有个由头。”王维平说：“发扬光大当年张副司令兵谏精神，时值杀敌锄奸，可以叫锄奸运动。”父亲表示同意。父亲的通电指出：“缪奸与敌妥协，人证俱在，为了坚持抗战，分清敌我，不为敌伪造谣，混淆是非，影响抗战前途，本师长肩负东北父老兄弟姊妹重托，率东北健儿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回东北老家去，出于个人义愤和旧部拥护，仗义锄奸，尤望全国各族同胞，抗战义士，口诛笔伐卖国投敌汉奸缪澄流。”又分别给蒋介石、于学忠以及112师师长霍守义发了电报。

    东盘锄奸的枪声，捣毁了通敌反共的57军军部和鲁南游击总指挥部，围绕着57军军部专吃摩擦饭的地方政府、地方部队纷纷作鸟兽散，聚集在鲁南上空的一大片投降反共乌云顿时烟消云散，东北军、八路军并肩抗日，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一年多来，缪澄流滥用职权把持的部队纷纷归还11 1师建制，调到军部审查的战时服务团和在军部慰问演出的抗敌演剧第6队联袂归来，共同表示：坚决拥护九·二锄奸运动。国民党政训系统全部瘫涣。日本侵略者大为沮丧，派飞机前来撒传单、扔炸弹，汉奸李亚藩派人潜入665团活动。

    锄奸运动不仅受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支持和赞扬，也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与肯定。中共山东分局给中共中央发了电报，肯定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

“对此事件要表面中立，实际赞助，如常师受攻击，应予武力支援。”估计“可能宣布常师长叛逆，并进行讨伐，争取于(学忠)之左右同情或取中立态度，常师应极力影响于学忠，勿以叛逆罪名呈报蒋。由于(学忠)设法妥协了事，以便巩固部队，同时应准备一切对付可能的讨伐，不要惧怕讨伐。”

　　九·二二锄奸粉碎了山东投降派、顽固派的迷梦，遏制了苏鲁战区反共亲日分子的投降活动。沈鸿烈暴跳如雷，坚决主张讨伐111师；蒋介石气极败坏，叫嚣“该师长不识大体，义气用事，虽云忠党爱国，难辞犯上误国之咎。”要撤掉父亲师长职务。这是继公开审判张学良将军“爱国有罪”后又一次强加于东北军爱国将领的莫须有罪名。

八三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原一一四师前身光荣诞生!

    打粹国民党的桎梏，投身革命的洪流，这个强烈的愿望，在父亲心中激荡已久。“九·一八”东北尽失，打回老家去，赶走小日本，就成了父亲寝食难安的一个心结。他多么想脱去“黄狗皮”，公开自己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跟着共产党好好地大干一场啊!九·二二锄奸后，父亲与张学良秘书、总部政务处长郭维城分析国内形势、东北军前途、张学良恢复自由等问题时一致认为：只有采取张学良的兵谏方式，脱离国民党，联共抗日，才有前途。否则，东北军无法从反共摩擦的深渊中挽救出来。

    1941年元旦，父亲突然大口吐血病倒了，不祥的乌云笼罩在鲁东南山区的上空。同年1月16日，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全国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电令限期“剿”灭日莒公路以南的八路军。父亲仗义锄奸蒙受不白之冤后，111师内的国特、右派蠢蠢欲动，一些参加锄奸的中间分子也发生动摇。父亲寄希望于秋天病好后，对内部做出调整，再行举义。父亲说：“必要时我宁可一拳头打碎它，就剩我一个人，我也提着小棍走向光明。实际我们内部不乏革命志士，

只要我的病好了，一切都不成问题。在父亲的《病中杂写》中，多次流露他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蔚蓝天色，你尝受那云雾的掩盖，暴风的狂吹，可是一到晴朗的时候，你仍然是丝毫不变的蔚蓝天色，可爱!

可爱!”(1941年6月8日)

    661团团长孙维嵩率部归来，111师留在四川的军官家属数十家跟着回来，纷纷揭发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统治和东北军家属流离失所、备受歧视凌辱的悲惨生活。闻者无不激愤、落泪。

    父亲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日益提高，在他的《病中杂感》中激愤地予以抨击：“扶持封建，以为爪牙，尤想成功，千古安有是理!”、“台上利己者满布，欲求民族解放，断无是理!”、“恶势力不去，欲求民族解放，断无是理!”在他病重期间，他写了《上委座书》，实际是声讨蒋介石、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檄文：“(一)掩护贪污，压榨善良，名为维持政权，其不满意者一也。(二)纵奸不办，影响抗战，其不满意者二也。(三)扶持腐化贪污之势力，摧毁真正为求解放之力量，其不满者三也。(四)任用一切自私自利之徒，办些坑害民众的勾当，偏说志能之士，作的是不合理政治，其不满意者四也!(五)训练爪牙，除摧残人类幸福、颠覆民族外，其余只是无耻下流之士，无所不为，此不满意者五也。以上五点，实为抗战之障碍，请专电委座，痛除恶习，否则民族将沦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是所悲耳!”

    及至这年7月，父亲咳血不止，病情严重，7月7日写下遗嘱：

“(一)欲求民族解放，除打倒侵略者外，尚须产除国内封建遗毒，此毒之组织系利用财阀，构成军阀，专为自私的，他是不能谋求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要认清楚是必消除他，抗战胜利全在于此。(二)希本九·二二锄奸精神贯彻到底。(三)余病已呈不治，实不愿徒作消耗者。”这份遗嘱，无一言提及家事，满篇以国事、111师前途为重，充分体现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宽阔胸怀和伟大抱负。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政治觉悟：他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认清民主革命的敌人，不仅有日本侵略者，还有封建的垄断的买办资产阶级。这是远期的目标，而当前，就11 1师而言，是要贯彻九·二二锄奸精神，即反对投降、内战!它既符合张学良将军提出的“联共抗日"的八大主张，又符合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策略思想。

    父亲病重，副师长刘宗颜、参谋长陶景奎、331旅旅长孙焕彩、333旅旅长刘晋武等右派头子们矛盾加剧，拼命争夺师长职位。8月1日，医官宣布父亲病已不治，停止用药。他对前来探病的662团团长孙立基说：“咱们这支部队不能落在坏人手里，我死之前，要组织部队起义。”形势逼人，病情逼人。父亲要进行生命的最后冲刺。他要把邪恶的势力首先送进坟墓，拯救陷入黑暗泥潭中的111师!他要用自己生命的余火，重新点燃起广大爱国官兵的心灵，唤起他们朝着光明、朝着党指引的航向进击!

    8月2日，他请来郭维城委以重托，躺在病床上写下起义手令：

“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公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常恩多。八·二。”起义由于一个被111师反动分子扣压的进步旅长提前出逃而仓促提前举行。父亲当机立断：“事情就这么干了!这叫起义，也叫革命!这是我为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后一着。”他以开会名义让随从副官刘万胜召集团以上主官训话，当场逮捕刘宗颜、陶景奎、刘晋武、龚晓清等反动头目，向正义军官宣布起义指令。当晚，起义指挥部调动部队包围苏鲁战区于学忠总部，解除李延修、厉保元等顽固派武装。8月4日，父亲勉撑病体，分别接见营以上军官并部分军士代表，谆谆嘱咐：“咱们没有两份资本，又打鬼子，又打八路，咱们不能把枪杆子给那帮坏蛋，听人家摆布，我们不当狗，要为后世谋幸福，一万多人，一万多条枪，怕谁?如果你们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还没有忘掉受苦受难的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还想一心打回东北老家去拯救亲人的话，你们就去找共产党、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联合八路军!有小子骨头的就干起来!”刘祖荫(中共秘密党员)以“东北挺进军的名义，本着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张学良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的基本精神，起草“八·三”起义的通电和宣言。父亲在生命濒危的病榻上，提出“立即锄奸，部队南移”的决策。8月8日，起义部队进入我抗日根据地。8月9日凌晨，父亲溘然长逝，享年46岁。他生前曾说：“我是受罪的命!当我们冲破黑暗，看到光明的时候，当我们砸碎桎梏，称心如意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该结束了!”起义部队正欢欣鼓舞走上革命的征程，而他，把部队拉到抗日根据地，交给了党，就停止呼吸了。中共山东分局朱瑞书记在父亲的遗体前沉痛地说：“对不起了，同志，我们来晚了。多年来，你在最困难的环境里战斗，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你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无私无畏的革命领导同志……你永远活在人民和同志们心中!”为了团结抗战，扩大统一战线，也为了争取叛军，经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批准，111师番号不变，秘不发丧，父亲仍为新11 1师师长，万毅、郭维城分任副师长。

    “八·三”起义犹如国民党内部的一次火山爆发，震撼了整个蒋家王朝。蒋介石歇斯底里地叫喊：“向全国和世界通缉‘叛逆’常恩多!”、“向共产党中央提出严重抗议!”国民党的报纸、刊物及中央通讯社等也倾巢开动。1943年初，青史又翻过了一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1月27日，第3次甲子山讨叛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111师以及山东滨海地区的各县、区等党、政、军、民在莒南县朱梅村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发丧仪式。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陈士榘、肖华、江华、王建安、谷牧、梁兴初、罗华生等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时任八路军115师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同志在接见11 1师校以上军官时指出：“八·三”起义爆发在世界法西斯最猖獗的年代，爆发在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为国民党军队中爱国抗日的进步力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它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给广大滨海地区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常恩多将军的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

　　“八·三”起义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嚣张，抗日战争处于极端困难时期发生的，是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正义行动，分化了国民党内部，严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改变了山东地区的敌我态势，使八路军控制了甲子山地区，扩大了滨海抗日根据地。

文化大革命中，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谷牧副总理经办，给我母亲每月生活补助30元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把父亲打成“国民党”、“大军阀”，进行掘墓焚尸，对其妻、女等也横加迫害，并株连到当年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从中央到各省的许多老同志。在周总理、谷牧副总理的关怀下才得以申明正义，并给予我母亲生活补助。总理说：“常恩多同志是1939年经山东分局批准入党的特别党员，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国民党军队中起义的最高将领。11l师是东北军抗战中唯一一支最大建制的起义部队。对常恩多的家人应该照顾。”

    父亲是一个生活作风审慎的人。1911年，父亲与长他5岁的海城城郊菜农的女儿王氏结婚，终生没在续娶。旧军队里大多国民党军官都娶好几房姨太，象父亲这样生活严谨，不赌不嫖，不娶小老婆的实不多见。父亲对儿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男孩不准留分头，女孩不准穿花衣。

    父亲是一个严守党的机密的人。身为中共特别党员，他从未向身边任何人提及，就连王再天这个父亲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人，都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

    父亲是一个生活俭朴的人。去逝时身后无遗产。衣袋里仅剩的60元给了伺候他养病的勤务兵徐文斌；伴随他多年戎马生涯的马褡子、在南通做的一套将校呢军装和大衣，留给了随从副官刘万胜做纪念；写过“八·三”起义手令的派克金笔送给了郭维城。

    父亲是一个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的人。刚当团长时，全团3个营长，非赌即嫖，部队训练松松垮垮，连以上军官普遍吃空额，不关心部队生活。父亲公私分明，廉洁自守。旧军队逐月逃兵，全团合计，约在百名左右，每人响银4．08元，军需处每季报旷表一次，累计在千元以上。历来惯例：这笔款项全部归入团长私囊。父亲打破惯例，分文不取，如数上交。这些行动，迫使营、连长的贪污劣行得以收敛。当师长时，张学良的秘书郭维城慕名来访，父亲的家属住在西安偏僻小巷里，仅有三间小瓦房。郭维城慨叹道：“这哪像师长的公馆!”。

    父亲是一个仗义助人的人。当中尉排长时，他奉命在辽宁省盘山县招兵。有一次理发，看到一个顾客，手扬文明棍，劈头盖脸地殴打理发店的小学徒，父亲赶前一步，一手握住即将落下的文明棍，大喝一声：“住手!”这位顾客一看面前站着身着戎装的军官，立即软了下来。这个小学徒名叫刘万胜(现名刘唱凯)，就这样跟父亲出来当兵了。

    父亲是一个性情耿直、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人。国民党24集团军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对南北闻名的111师非常赞赏，几次打父亲的算盘。一次在阜宁前线，韩德勤派要员面见父亲，给他个人送去5万元巨款，要把111师从57军内挖出来。父亲坚决拒收贿款，说：我们是抗日军，不同于你们的保安师专为保驾的，给钱才打，我们的官兵只知为国为民，用不着拿公款做私人人情!”另一次在淮阴，韩德勤轻装简从，没给军部打招呼，直接到淮阴西营111师师部驻地，略事寒暄后，韩德勤恭维父亲说：上峰对他十分器重，如常留在苏北与他们合作，委座就放心了，一切困难包在韩某身上。做出成绩，他给上峰请功。父亲说：“本人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省主席有何差遣，只要军座一声令下，无不奉行!”又说：“关于整个的问题，请按建制找我们军长去谈，我是军人，头脑简单，只知道打鬼子，打鬼子后也到了退伍年龄，也算尽了国民的本份，别的事咱也管不了。”一席话使韩德勤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率领大批随员到达莒县，约请父亲会面，沈鸿烈大摆宴席，并给父亲送来一笔慰劳款，沈鸿烈原是东北军海军司令，凭这层关系，拉扯到“都是自家人”，十分亲切。最后，端出底盘，说山东八路军发展很快，借111师之力，限制其发展。父亲一听就烦了，说：“我们是打鬼子的，那里有鬼子就到那里去，军不干政，我是粗人，不便过问地方上的事。”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沈鸿烈送来的钱，父亲分文未取，全部发给部队，说：“省主席送钱来慰劳，仗是大家打的，功是大家的，我个人不值得慰劳。”父亲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满，连南京汪伪也嗅出味道。汪伪军政部长鲍文樾、副部长于春阁以东北军旧交为名，派人持其近影、亲笔信来拉拢、劝诱父亲率部参加汪伪“和平运动”，交换条件是统管山东伪政权。父亲大义凛然，将派来送信的两个人，杀一个，放一个。父亲愤怒地说：“让他回去报告，这就是常某人的态度!”

　　在日军大扫荡中，一些地主豪绅勾结日伪，筹办维持会，欺压人民。父亲一遇这类情况，坚决镇压，毫不留情。他每到一地，见到有钱有势的房东，见面一句话就是：“你可不要当汉奸，犯在我手，可就要你的脑袋!”安东卫劣坤胡洪亭、周诗言，协迫居民手持太阳旗欢迎日军，被111师逮捕归案，胡、周两家携带巨款买动师参谋长陶景奎说情，陶三番两次提议放人，均为父亲拒绝，根据群众要求，下令枪决，陶景奎失了面子，大闹情绪，对父亲甚为不满。

    父亲是一个时刻想着战斗的人。父亲意气风发，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徒步行军。他的副官刘万胜多次劝说：“师长，为啥有马不骑，何必走着挨累!”父亲说：“每个人都要严格锻炼，准备吃苦，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苦斗争还在后头呢!”

    父亲是一个爱用诗抒发感情的人。他在《病中杂写》中这样写道：明月良宵里，静卧草房间，沉思既往事，阵阵痛心酸，谁识征夫意，共整旧河山。1941．6．9／夜半睡朦陇，忽听雷雨声，狂风如怒吼好

像赴敌兵，惊我还乡梦，恨未到辽东！ 1941．6．15／载我有大地复我有青天，饱餐新空气，尚在日月间，病魔纵似虎，岂能撼泰山?

    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后来，父亲的11 1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集团军114师，1998年又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114师。他们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 114师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仅有的一支最大建制的东北军部队。111师有一个师训：“守规矩，卖力气。"总理曾称赞它是111师的师魂，是东北军的军魂。为民守规矩，为国卖力气，这个师训，在东北军中得到推崇。就像父亲诗“惊我还乡梦，恨未到辽东’’、“病魔纵似虎，岂能撼泰山”、“谁识征夫意，共整旧河山”，反映了东北军将士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的坚强决心。

    值此“八·三”起义七十周年之际，我谨向一直以来关心、关注我父亲的老战友、老同志和社会各界人士、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常  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