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在武汉。左起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曾山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书记项英(前排中)、副书记曾山(前排右)、委员陈毅(前排左)和张云逸(后排右)、温仰春在南昌合影。

      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寇的两大支柱。80年前，张云逸等新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披肝沥胆，历尽艰辛和国民党顽强斗争，创建了这支英雄的军队，为祖国为人民竖立了不朽的丰碑。

艰苦的三年游击战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从江西于都、瑞金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红军共三四万人，其中包括两万多伤病员，就地坚持斗争。当时南方各地苏区的军民也因红军主力转移，相继转入游击战中。他们在远离党中央领导，甚至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分散在南方8省：江西、福建、广东(含琼崖)、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15个地区，在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办事处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成为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1937年7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谈判后，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同意将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成“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对于如何改编我党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双方互不相让，争执不下。国民党不承认这些游击区的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把他们说成是土匪。企图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剿灭南方游击队，拔除这些革命支点。中共代表则采取国民党不让步就不再与其谈判的强硬态度。

张云逸赴南方游击区传达指示并同国民党谈判

      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共终于和国民党达成初步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新的军队，在南方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斗争。

      此时，中央给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张云逸下达了两个任务。一是请叶挺复出，参加抗战。张云逸和叶挺有很深的友情，他俩是生死之交的革命战友。

     1937年8月，张云逸在地下党员柯麟医生带领下到澳门会见叶挺。张云逸代表中共中央向叶挺介绍“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央实行的战略转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拟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部队的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均能接受的合适人选。中共中央敦请叶挺复出组建改编这支部队。叶挺闻言激动不已，当即表示绝不辜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随后，叶挺奔赴上海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向其表达了由其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设想，叶挺欣然同意。之后，叶挺通过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英勇作战的光荣传统。9月2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即新四军)的军长。叶挺于11月上旬来到延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与其面谈后，叶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样，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党中央交给张云逸的第二个任务，是以中共代表身份到闽、粤、桂一带与国民党当局商谈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并向南方游击队传达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南方各省游击队由于长期转战于深山密林中，对于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缺乏了解。部分游击队的领导人对国民党要消灭或吞并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警觉性不高，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中，没有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致发生了部队改编被集体缴械的事件。如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1937年6月与国民党驻闽粤军第六十五军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后，将特委领导的近千人的闽粤边独立大队开进漳浦驻防。结果于7月16日被国民党军以点编发饷为名包围缴械。史称“漳浦事件”亦称“何鸣事件”。

      交涉漳浦事件的善后问题，是张云逸与陈仪等人进行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云逸就漳浦事件与陈仪、驻闽粤军黄涛、粤军最高长官余汉谋等人反复交涉周旋，最后福建国民党当局归还了300余支枪，被扣的红军指战员除一部被继续关押或遭到杀害外，大部分被强行编入驻闽粤军。

      张云逸在华南工作时就十分关注福建各游击区的情况。1937年6月，他在给闽西游击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的信中就指出：在与驻闽粤军谈判时一定要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保持独立性，“不能随便答复对方的问题”。要其同粤军接洽时务须慎重，谨防上当。张云逸还告诉张鼎丞、邓子恢等人：“中央准备在南方也编一个军，一定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独立性，不编给国民党。他要打，就打，不怕他；他要编我们，那做不到，不然就再上山和他们干！当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地争取和平。”根据张云逸传达的党中央的指示，闽西游击队的领导统一了认识。张鼎丞派谭震林率闽西游击队一部到闽南，与中共闽粤边特委重建的红三团会合，稳住了闽粤边的形势，保住了这块游击区。

      张云逸还处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派人去赣粤边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纠正中共赣粤边特委在与江西国民党谈判中出现的偏差。赣粤边特委是1937年9月上旬开始就游击队改编同江西国民党当局谈判的，由于赣粤边特委与中央久失联络，对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未能完全了解，以致答应对方将红军游击队调离赣粤边游击区。这种做法有悖于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的工作方针。由于张云逸及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人及时向赣粤特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从而使其在谈判改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得到纠正，没有造成不良的后果。

      与此同时，张云逸接到福建省主席陈仪邀请他去福建商谈游击队改编事宜的电报。陈仪邀请张云逸来福建的真实目的，是想和中共方面商谈，将福建境内的红军游击队收编，归其所用，或由中共将其全部调离闽境，以达到稳固其统治福建的目的。

      张云逸对陈仪的邀请感到意外，他知道陈仪和他主政的福建省对抗日态度消极，而且一直没有放弃消灭红军游击队，仍在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

      尽管对陈仪的真实目的有怀疑，但张云逸还是借此机会去了福建一趟。一方面可就游击队改编问题与陈仪谈判；一方面耐心地做陈仪的工作，促使他认识到：“当前日本要灭亡中国，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要顾全大局，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张云逸向陈仪指出：“福建游击队都是中共领导的部队，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必须先由中共派人传达方针，绝不单独集中改编”。张云逸揭穿蒋介石和福建当局的阴谋。指出：国民党采取“北和南剿”方针，企图在中共与这些地方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之前，将其全部消灭，调动大批军队对游击区疯狂“清剿”，并想借谈判之机，对红军游击队实行收编。

      在同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时，张云逸提出要到闽东联络叶飞部队时，国民党代表一口否认闽东有叶飞部队存在。张云逸一再坚持要亲往会见叶飞，国民党百般刁难无法成行。张云逸退让一步，提出双方各派一人同去找叶飞。我方派孙克骥同志，国民党派保安处一人前往。事前，孙克骥将中央文件蜡封秘藏在一块肥皂里。张云逸告诫他：文件在必要时应销毁。嘱咐孙克骥：要做两手准备，万一指派与你同去的人失约，你应立即设法到闽北去找黄道书记。闽北已同国民党开始谈判，送给叶飞的文件，可请闽北方面迅速转达。这时闽北红军游击队通过谈判后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部队还从各地分别向江西铅山集中。孙克骥通过关系找到黄道同志，请求他们尽快派交通员将文件送给叶飞。

新四军的建立

      1937年11月9日，叶挺由延安来到武汉。张云逸于12月19日到达汉口，立即与先期到达的叶挺取得联系，共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12月23日，项英率领由延安赴新四军工作的一批干部到达汉口与叶挺、张云逸会合。

      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张云逸召集汉口的新四军干部开了一个会议。叶、项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并就如何组编新四军问题作了说明。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成立。

      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了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和干部配备的具体方案。国民党方面的何应钦也于1938年1月正式核定有关新四军的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问题。不久又批准了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任正副政治部主任。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移驻南昌，并正式对外办公，直接领导南方八省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训、改编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

      军部主要领导干部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把由各红军游击队改名的“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组建成四个支队。

      经过艰苦的谈判，各地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老林，在集中整训后，这支英雄的军队——铁的新四军，满怀抗击日寇的豪情壮志开赴抗日前线，驰骋大江南北，以无比顽强的精神予日寇、汪伪以重创，取得重大战果。

                               (作者系张云逸长媳 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