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的天福山，组织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西上蓬莱、黄县、掖县，建立根据地。1938年春天，又在文登大水泊组建了第三军三路，不少青年女学生和受压迫的家庭妇女，背着父母逃离家庭，投身到抗日革命队伍中来。当时参加三军三路中的十二个姑娘，以参加革命时间先后顺序，从王大排到王十二，这就是在我们胶东非常出名“王氏十二姐妹”，王六就是十二姐妹中的六姐。
王六本名叫荣修春，文登县江子荣家人，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姐姐远嫁他乡。她父母在年近五十岁时生下的她，虽然不是男孩，却被视为掌上明珠，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她在村里读完了初小后，又被送到县城一小读高小。王六人很聪明，各门功课优秀，很受老师们的器重。特别是算术老师田百川，对她很关心，甚至有些倾慕。除了在学业上经常给予指导外，还经常向她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激发她的爱国热情。后来他们恋爱了，常常以书信来表达相互间的爱慕之情。有一天，田百川突然对她说：“组织上决定让我今晚离校西上，参加军队工作。”临走前他千嘱咐万叮咛王六，让她有机会一定要参加革命。原来，她的恋人田百川是一位共产党员，党的秘密地下工作者。
在抗日救国大形势的鼓舞下，王六牢记恋人田百川临行前的嘱咐，毅然抛下了年迈的父母，舍弃了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投奔到文登大水泊，参加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三路，并跟随队伍西上到了蓬黄地区。后来，她脱下军装到地方，被分配到中共平度工委做妇女工作。
1938年9月17日，我到位于掖县的八路军五支队军政干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平度工委，也从事妇女工作。在平度工委机关所在地的旧店村小学，我第一次见到了王六。只见她中等个头，头发短短的，胖乎乎的，脸色发黑有些长，长着不少雀斑，穿一件黑色对襟棉袄和一条青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破棉鞋。当时给我的印象，俨然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假小子。她虽然只比我大一岁，参加革命也比我早半年，但象一个老大姐、老革命一样，经常带着我跑这村到那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妇女识字班，教唱抗日革命歌曲，我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如何开展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她经常对我谈起她的家庭和个人的经历，甚至她的内心秘密，她的恋爱过程及她的情人，他们之间如何传递情书，这些细节都一一地向我倾诉。慢慢地，我们俩逐渐从革命同志发展为知心朋友，几乎是形影不离。
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形势渐趋恶化，生活非常艰苦。3月的一天，我由时任平度工委组织部长的战均平（后改名周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王六的情绪开始低落消沉起来，原来她日思夜想、苦苦寻找的恋人田百川始终杳无音信。正在这个时候，她接到胶东区党委的调令，对她的工作另做安排。王六当即办好了工作调动的手续，准备去胶东区党委组织部报到。
她的工作调动，我十分不舍。在征得了领导同意后，我决定陪王六到胶东区党委报到。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一起踏上了行程。我帮她拿着简单的行李，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我们俩的心情都很沉闷。我是一个从来不会用语言来表达感情的人，还是王六先开的口，她说：“小慕子（当时我的名字叫慕显凤），我在这里什么也不留恋，就是舍不得和你分开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最了解我了。”说到这里，我们俩都流下了眼泪。她又说：“到了区党委后，你能陪我去找一下田百川吗？”我点头表示愿意。
太阳偏西时，我们赶到了目的地。到了胶东区党委组织部，一位同志带领我们到胶东区党委妇女部（后来改为胶东妇联），接待我们的是后来任胶东妇联副会长的李玉枝同志。她是我同乡蓬莱人，是我二哥的同学，也是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介绍人，我们俩喜出望外，非常亲切热情。她对王六说：“你是文登人，东海区缺少妇女干部，组织部决定派你回家乡，回文登去开展妇女工作，你有什么意见？”王六非常意外，她高兴地说：“我没有什么意见，我愿意去。”当时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一股的勇气，对李玉枝同志说：“既然东海区缺少妇女干部，那就派我同王六一起去行不行？”李玉枝同志认真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愿意去是可以的，不过我们领导得商量一下才能确定。”
第二天早饭后，我陪同王六走访驻村的所有机关部门，挨门逐户地打听寻找有没有田百川这个人，得到的答复都是两个字“没有。”无情的现实使我俩很失望，特别是王六，情绪瞬间一落千丈，甚至都感到有些绝望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十六七岁的姑娘，真是太年轻了，总感到这是自己的私事，其实只要向组织报告，由组织出面帮助寻找，是不难找到的。后来我们在东海特委时，特委妇女部长曲韶华同志是参加天福山起义的，问一下她不就一清二楚了吗？我们就是碍于面子，也太没有社会经验了。
第三天，李玉枝同志通知我说：“小慕同志，组织上同意你的请求，你和王六同志一起到东海特委分配工作吧，明天一早就出发。”我们抓紧时间办好了手续，带着组织介绍信，和东去的三位男同志一起，天一亮就离开了莱阳张格庄，前往文登林村的东海特委机关。我们白天走路，晚上夜宿，前后走了七八天时间。春天的风吹日晒，我们的面色都是一片铁黑，王六本来长得就黑，几天下来，更是黑上加黑了。
我们来到林村，东海特委书记于克恭同志、特委妇女部长曲韶华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让我们好好休息几天。几天休息下来，长途跋涉的劳累一扫而光，精神和体力都完全恢复了。特委组织部部长王台同志找王六谈话说：“特委决定派你到文登县委做妇女工作。”于是王六当天就启程到文登县委报到，并且请了假回家探望父母，我也分配到中共威海卫特区委任妇女部长。
王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见到了年迈白发的双亲，心情无比激动。父母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呆了，等他们缓过神来，双方几乎同时喊出声来，“爹！妈！”、“修春，你可回来了！”王六扑到妈的怀里，父亲握着女儿的双手，相对无言，默默流下泪水。终于妈说话了：“修春啊，打你走后，我白天盼夜里盼，一直盼望你回来。现在，我不是在做梦吧？”接着，爹忙着杀鸡，妈忙着烙饼，不亦乐乎。邻居们也纷纷到她家探望，好不热闹。王六重新回到了温暖舒适的家庭，父母重新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什么都由着她，宠着她，生怕她再次不翼而飞。父母多次苦苦哀求她，“我们一生只有你和你姐姐两个女儿，你姐姐已经出嫁，离家很远，我们又是上了岁数的人，就指望你留在父母身边照顾。如果你再走了，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呀？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两个老人吧！”
几天在家里住下来，王六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享受，精神上得到了温暖和欢乐。回想一年多来的革命经历，整天吃窝窝头、地瓜干、啃咸菜，穿得一身土布旧衣，身边没有分文，风里来雨里去的，四处奔波，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尤其是到处打听寻找的心上人不知去向，失去的初恋爱情，使她痛心不已。这些情绪逐渐演化为对抗日热情的消沉、厌倦和绝望，她思想上产生了问号，继续参加革命？放弃，不革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不革命了，读书去。”她决定脱离革命队伍，重新回归自己原来的生活，由此犯下了人生道路上一个致命的错误。王六先到汤村店子小学插班读高小，第二年考入了文登中学。文登县委派县妇救会会长荣敏之同志和我一起到她家去，争取她继续为革命工作，通过她在文登中学开展党的一些活动，当时正处在党准备发动东海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夕。
那一天，我和荣敏之同志冒着鹅毛大雪来到她家。好久不见了，王六的装束神态全然是一个洋学生，一个地主小姐。她一头披肩长发，头戴一顶天蓝色的绒线帽子，穿着一件古铜色的缎子旗袍，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棉皮鞋，在院里雪地上用一个圆筐在扣麻雀玩。王六见到我们后先是一惊，接着神情不太自然地接待了我们。荣敏之代表县委向她谈了抗战的形势，向她交待了党的任务，即在学校里联络同学，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开展工作，迎接新形势的到来。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她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了。她竟然说：“要革命就不上学，要上学就不革命。”我们苦口婆心地说服她，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我们带着惋惜和失望的心情走了。
1940年2月中旬，日寇对胶东发动了一次大扫荡，顽固派部队溃逃而散。中共威海特区委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捡起顽军丢弃的枪枝弹药，举行了东海第二次武装起义，各县都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文登中学停学了，王六由此失学回家。
不久，王六经人介绍，到文登县黄山区一个村里任小学教师。一个绰号叫“宋江胖子”的区长是当地有名的色鬼，见到了王六后立即起了歹心邪念。他用惯用玩弄女性的那套恶劣手法，诱骗王六没有结婚就同居在一起。当他卑鄙无耻的目的达到，也就是玩腻了之后，便无情地抛弃了王六，王六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无奈之下，王六只得离开学校，再次回到家中。
1944年夏天，王六听说我在文登县妇救会任会长，她非常高兴。她满腔希望地找到我们机关驻地，向我表达了愿意重新回到革命阵营、继续为党工作的心愿。我非常同情她的遭遇和处境，欢迎她回到革命大家庭，这样我们又可以朝夕相处在一起了。我怀着急切和兴奋的心情，马上找到了县委书记林琳同志，向他汇报了王六的情况和要求。万万没有想到，县委林书记板着面孔说：“她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环境艰苦时她对革命发生了动摇。现在抗日战争的环境好了，她又想来投机革命了，不能考虑她的要求。”县委林书记一番话，好似一盆冷水从我的头顶浇到了脚下，使我目瞪口呆，为她争取的余地一点儿也没有了。我心里非常难过，只好违心地婉言谢绝了她的要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王六痛哭流涕地告别了我，离开了县委机关。她鼓起勇气找到县委要求重新参加革命，万万没有想到会被党拒之在门外。她悔恨自己当时不该害怕艰苦，厌倦革命，不该为了温暖的家庭，丧失了革命意志，更不该拒绝革命去追求所谓的个人奋斗。经过一段坎坷不平的生活后，她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认识到在那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里，不参加革命是没有任何前途而言的，但一切都悔之已晚。王六怀着绝望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了家里。从此，她代替父母剥削农民，整天不是收租就是放高利贷，剥削农民的血汗，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
伟大的解放战争开始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我党领导下的各个解放区，不仅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作战，而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次运动中，王六在劫难逃。她和其他地主一样，被群众拉上台去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后来定为地主分子实行管制，扫地出门劳动改造。当时我在威海市委机关工作，听说了这些情况后，心里非常难过。为她惋惜痛心，同时也感到内疚。惋惜痛心的是，她曾是一个热血方刚的青年，舍弃父母，抛下家庭，奔赴到抗日战场，到头来却落得一个地主分子的下场，在那个阶级斗争年代里，她的处境是可以想见的。内疚的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同志、一个知心朋友应尽的责任，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把她重新拉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每当更深夜静时，王六的身影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全国解放后，我随解放大军参加接管青岛，后来调到省城济南，先后在山东工作了十六年。由于对极左思潮的恐惧，始终不敢与王六取得如何联系。如果胆子大一些，至少可以通上信，知道她的一些情况，给她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我对她以后的生活一无所知，一点音讯都没有。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后，估计她也已经早不在人世了。每当想起这一些，我就像欠了她一笔永远都还不清的债，一种痛惜和内疚的情绪始终笼罩着我，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和终生憾事。
近八十年过去了，王六当年的恋人田百川同志到底到哪里去了？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去年，我的大儿子钟安民到牟平雷神庙战斗遗址参观时，在参加战斗的人员名单中找到了答案。原来田百川同志参加天福山起义后改名田野，曾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胶东军区十六团政委等职。全国解放后，田百川同志南下中南，曾任中南军区空军组织部部长，中南军区空军工程部政委，1997年在广州逝世。
终于找到了田百川同志的下落，但已时过境迁，又有什么用了呢？我非常不理解田百川同志为什么不与王六联系，哪怕是通一下音信也好啊。我突然想起来了，王六在与田百川谈恋爱时，她的名字还是叫荣修春。或许田百川也去找过她，但那个青年学生的荣修春已经改名叫王六，离开家乡投奔革命，是抗日队伍里的女战士了。两个人的爱情就这样阴差阳错，终于失之交臂。如果当时他们取得了联系，我可以断定，王六无论如何是不会脱离革命队伍的。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有多多少少的情侣和夫妻，是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到胜利的那一天啊。一代人的命运如此坎坷，令我每每想起来都唏嘘不已。
最后说一下我所知道的三军三路中“王氏十二姐妹”的情况。王大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胶东区妇救会会长，全国解放时随军去西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厅长。王二在解放后曾担任过哈尔滨市市长。王三曾与徐向前同志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王四在抗日战争的反扫荡斗争中牺牲。王六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王八是一个童养媳，十二个姐妹中属她的身世最苦，曾给胶东特委妇女部长曲韶华做勤务员，以后听说在东北工作。王九后来改名叫刘成，她的工作能力很强，抗日战争初期在牟平县任妇救会会长。1941年1月，我接替她任牟平县妇救会会长后，她出任牟平县议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协主席。她后来到东海地委工作，嫁给了时任地委武装部部长的金铭同志。后来随地方武装升格到主力部队，直接影响了她的继续发展。全国解放后随丈夫到浙江，文革前在省级机关湖滨幼儿院当院长。我们两家常有来往，她已经去世多年了。王十一原来叫周文，1941年在威海任妇救会会长，后来嫁给东海行署财政处处长孙揆一同志，解放以后在北京工作，孙揆一同志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王五、王七、王十、王十二的情况不了解。
前不久，文登革命老前辈丛月章同志的孙子丛培军，给我小儿子钟冶平发来2015年7月19日威海日报记者谢菁撰写的《抗战中的胶东妇女》，介绍了他们了解的胶东“王氏十二姐妹”的情况。王大原名李淑媛，王二原名蔡玉君，两人曾在1937年参加抗日活动，是“河山话剧社”的骨干。王三原名王爽兰。王四原名林治惠，文登中学毕业后参加抗战，曾在文登、荣成、牟平、掖县等地工作，1939年12月在掖县牺牲。王八原名杨桂芬，出生在山东蒙阴的一个贫苦家庭，十岁被人贩子卖给石岛一个饭馆当丫头。几年后，又转卖给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为妾，受尽折磨的她最终决定参加抗日队伍。王十一原名周文，婆家是泊于镇大邓格村人，听说共产党要建队伍抗日，她忍痛撇下5岁的女儿，带领四五个妇女参加了抗日队伍，后来又动员妹妹周武也参加了抗日队伍。王十二原名梁淼，桥头镇孟家庄人，后叛变投敌，在烟台日本特高课当了特务。
王少木
【作者简介】王少木，女，原名慕显凤，曾用名慕恩慈，1923年3月出生于山东蓬莱。1938年9月17日参加革命，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军政学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平度工委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调任中共威海特区委妇女部长。1941年1月，任中共牟平县委妇委书记、县妇救会会长。1941年7月，在鲁中区党校第一大队学习。1942年7月至1945年6月，先后任中共牟海县妇委书记、县妇救会会长，中共文登县妇委书记、文登县妇救会会长。1945年7月，出席胶东区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胶东区出席拟于当年11月在延安召开的解放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妇女界代表。解放后在青岛、济南、杭州等地工作，现在杭州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