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从随州市副市长职位上退下来后，继续发挥余热，先是担负了西安至南京铁路湖北段及其与汉丹铁路联络线的建设工程。2003年底通车运行后，市委要我担任随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的工作。2007年，又让我筹建随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13年来我担任“两会”会长期间，共做了五件事：一是修建了“三馆”——修缮和筹办了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政治部纪念馆，创办了江汉军区纪念馆和张体学纪念馆；二是扩建了“一园”—— 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纪念园；三是编辑出版了 三本书——《李先念在随州》、《老区颂歌》、《江汉军区》；四是将全市166处革命遗址确定保护措施，设置永久性的标识；五是组织编辑了一本《随州市革命遗址图典》，使全市革命遗址有了一份图片档案资料。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随州的革命遗址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提升了红色旅游文化的品位。在坚守红色文化传承、建好新四军纪念馆和革命遗址标识方面，我尽到了应尽的职责，完成了任职随州市副市长期间没能完成的工作。

随州市委、市政府对我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被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回顾这13年历程，我的体会是：

一、 革命先辈为建设新中国流血牺牲的往事，不能被淡忘,我要尽己所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随州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是全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这块红色土地上，镌刻有革命历史的不朽丰碑。早在1919年6月，“五四”运动就波及随县和应山城关，宣传马列主义刊物《觉剑》在城乡传播，一批随州籍学生在法国里昂和湖北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中共随县和应山县党组织创建，继后工农运动如火如荼，4万农民自卫军向军阀地主武装开火。

土地革命时期，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转战随县、应山。在随州这块土地上，建立了随西、随北、应东3个特区、33个乡苏维埃政府，苏区面积达到2800平方公里。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鄂中省委及管辖13县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分别于随县长岗店、均川镇成立。1940年6月，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取得了开辟随南白兆山战役的胜利，创建了随南白兆山、随东四望山、随北桐柏山抗日根据地，纵队(后为第五师)司、政两部进驻洛阳店九口堰，长达4年之久。截止1942年8月，随州共建立8个县、26个区、89个乡抗日民主政府，面积7150平方公里，人口56．3万。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中原军区于应山浆溪店成立。桐柏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大片敌占区，建立了13个县、45个区、135个乡爱国民主政府。1947年12月，刘邓大军挺进江汉，1948年8月，随州全境解放。1949年5月，江汉区党、政、军机关由随县双河迁往武汉，将机关改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

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留存着革命先烈的英容风貌。随州先后为革命捐躯的烈士达25448人，被杀害的革命群众36933人。

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足迹。在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李先念、王震、李富春、徐向前、贺龙、陶铸、陈少敏、钱瑛、任质彬等均在随州留下一段难忘的战斗历程，时时勾起他们的怀念。

随州光辉的革命历程，使我更深刻感到责任重大。老区建设不仅要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让老区人民和青少年了解老区的历史，要为后人留下永久的红色记忆。

我刚任市老促会会长时，随县草店镇的干部向我诉述了一件往事，新中国建立前夕，时任草店区政委张子仪、区长王庭义等5名南下干部为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在当地帽儿坡被反动分子黄学用刀活活砍死的经过。1954年，草店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提议为这些烈士建一座纪念碑，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情便搁置下来。我听后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便对同亊们说：“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更应该注重精神的传承。传承不仅是在地面上立一座纪念牌，更需要在人民的心里立一座精神丰碑。”

我带领老促会的同志们多方奔走，筹资15万元，在烈士牺牲的地方建起一座纪念碑，了却了草店人民50多年的心愿。

此后我又支持小林镇、三里岗镇、万和镇、洛阳镇建起革命烈士纪念碑，每年清明节期间，这些地方成为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课堂。

随州还有一个十分宝贵的精神资源是，曾在随州生活战斗的革命先烈留下了记录当时革命斗争的诗歌。我们通过征集，收到200余首，加上当代人创作颂扬革命老区的诗歌百余首，我主编了《老区颂歌》，

并配了242幅历史图片和革命先烈照片。这些记录整理的诗歌，既是当年革命史实的真实记录，又是作者内心感情的自然抒发，虽然通俗，却如同一部摄像机，把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在随州建立组织，到1948年随州全境解放，以及各个时期的历史变迁，重大政治活动、人文知识等资料融为一体，成为革命历史的真实再现。

《老区颂歌》出版后，一位宜昌的读者找到我。一见面，他说在诗集中看到他爷爷的名字，书中收录了爷爷的一首遗作。他满含深情地说：“没想到几十年后，还有人记得他老人家，感谢你们啊……”

随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立以后，我又主编了《江汉军区》一书。书中收录了中共江汉区委、江汉军区历史图片及文献资料近60幅，记录了24位著名英烈的革命生涯，收录了268名江汉军区著名人物的简历。这本书成为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第七次会员大会在随州召开的一本难得的会议资料，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我还组织编纂了50万字长篇著作《李先念在随州》，全面记录了1939年1月至1946年8月，新四军第五师在李先念的带领下由豫鄂挺进纵队发展、壮大的历程，纪录了在随州生活战斗的英勇事迹，成为一本革命传统教育、廉政建设教育的生动教材。

为了发挥上述三本书的传统教育作用，我委托各县、市、区教育局免费将书送到全市各中小学图书窒。

二、革命遗址是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课堂。保护好革命遗址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随州九口堰孙家大湾是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政治部旧址，这座古民居距今已有284年历史，青砖黛瓦，外貌保存得较好，但屋内却年久失修，潮湿破烂。2008年，市老促会的资金专款专用，没有钱来维修这处重要的革命遗址。我四处“化缘”，筹集80万元将纪念馆翻修一新，并对馆内重新布展。纪念馆复原陈列了李先念、陈少敏、刘少卿、任质斌等领导人的办公、住地，供人们参观瞻仰。接着又在后山修建了烈士塔、烈士公墓和黄春庭烈士(原抗大十分校校长兼政委)墓，还铸成了李先念同志铜像，形成较为完整的五师纪念馆群。当年，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旧址群对社会免费开放。

2009年清明节，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任质斌的夫人胡志学携子女同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王群等一行20余人驱车来到九口堰。伫立在李先念铜像前，林老深情地凝望着那熟悉的身影，泪水润湿了眼角。行走在纪念馆，她仔细浏览墙上的诗词、歌词和解说词，不禁轻声吟唱起《抗大第十分校校歌》：“大洪山中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抗日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旧址虽曾修缮过多次，但还是上漏下潮，墙壁发黄脱落，非常不利于文物保存。我每当看到这情景,心里十分不安，我萌生了在修缮旧址基础上，扩建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可手头没有建设资金。我利用兼任湖北玉龙集团顾问的条件，请他们垫资80万元完成了土地的征用、赔偿、土地的平整、排水等工程。

2010年春节刚过，我背着十几斤重的12本《九口堰纪念园规划书》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到北京找国家红办罗迪辉同志，为了节约经费，我在北京选择了最便宜的地下室旅店住宿。我几次到北京汇报，终于感动了罗迪辉同志，他说：“你年纪比我大，再来回奔波令我不安，你说的事我一定办好……” 

2010年7月，经过有关部门的论证，“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旧址群景区”通过了国家发改委、中宣部、财政部、旅游局四部委联审，被增补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一期目录，  实现了随州国家级红色旅游品牌零的突破。

为了筹建新馆，详寻史料，我和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办公室的同志沿着李先念带领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成长为新四军第五师的足迹，奔赴河南竹沟、湖北广水、安陆，钟祥，京山等县市考察。还到河北西柏坡、湖南韶山、江西南昌、瑞金、福建古田等地国家级革命历史纪念馆观摩，积累陈展经验，收集了大量资料，为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纪念园的布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纪念园的建设并非我想象的那么顺利。2012年国家发改委拨付九口堰建设专项资金728万，我欣喜万分。那知，市发改委告知我说，此资金限于公路、停车场、消防、环境整治项目，严禁他用。“纪念园”工程再度停滞。

我心急如焚，只得以个人名义向市委书记、市长致函求助。马上得到书记、市长的批复，要求市、区财政和企业三方共同筹资建园。2013年8月27日，市政府在洛阳镇召开专题调研会，并明确由市、区财政各拨付150万，共计300万元用于“纪念园”建设。10月资金到位，建筑图纸同时交付。同年10月26日建筑规划、设计、施工单位进场放线施工。新馆一共四阶层，依山而建，每层橫五间竖四间展厅，契合“新四军第五师”之数，而老馆将作为重要的革命遗址和民风民俗展加以保护。

纪念园建好后，布展没有资金，我一方面向市委、市委宣传部申请布展资金，另一方面通过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向省委、省政府申请布展资金。2014年5月25日，我应邀参加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举行的会议，借此机会向新四军老战士们汇报了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纪念园的建设现状及布展资金缺口情况，当场赢得到会的新四军第五师老战士们的赞扬和支持。18名老战士当场联名，以“一批新四军第五师老战士及家属”名义，上书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并转呈省委、省政府，期盼对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纪念园建设的支持，并解决其布展资金困难。 回随州后，我到武汉直接向原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王群同志汇报，请求支持。王群同志利用一次开会的机会，向省长提出支持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纪念园布展的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得到省政府回复。省财政厅下拨经费300万元，连同先期到位的市财政资金80万，布展资金得到落实。我们仅用了两个多月就圆满完成了布展工作。

布展工作刚完成，我的身体出了毛病，每天抑制不住地咳嗽，大家劝我去检查身体 ，展馆全部工作还没结束，为了保证9月18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预展，我对同志们说：“你们不用再劝了，不把这件事办好，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2015年9月18日，纪念园成功举行了预展。我再也坚持不住了，立即到武汉检查身体，医生看了检查结果，要我马上住院治疗。当医生做完手术以后，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们才告知我患了肺癌，肺切除了三分之一。我高兴地对同志们说：“纪念园是我做得最满意的，现在死，也可以了，如果还能让我多活几年，我要把随州其他红色遗址再好好规划好……”

回顾三年的历程，我们用了不足1000万的资金，建设如此较大规模的“纪念园”建筑群，令同行惊叹，堪称奇迹。2016年6月23日，刘亚洲将军再次来到九口堰时，看到新面貌、新气象，他十分高兴，当场表态，拿出他的20万元稿费支持九口堰的建设。

现在，九口堰已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被中宣部批准为“全国爱国主义示范教育基地”，被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列为全国国防教育基地，随州武警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也成为随州市廉政教育基地，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还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名目。

三、要大力推进革命遗址价值的传播工作，不断加大红色旅游的开发推介力度，使革命遗址在利用中得到保护

自从我病以后，很多同志劝我好好休息养病，我觉得工作了一辈子，突然要闲下来无所事事，反而感到不舒服。

在我脑子里永远忘不了的是，随州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留下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革命遗址，成为一批宝贵的“红色资源”。经过国家三次文物普查，全市较重要的革命遗址有166处。上述革命遗址有的已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利用，成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进行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市情教育的重要阵地。但仍有大批革命遗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有的还濒临倒塌和遭到破坏；过去曾设置的标识有的也被毁坏。

怎样把这一停留在书面文字的成果转变成有形的记忆，使革命遗址得到更好的保护、开发利用，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这是我一直难以忘怀的事情。2016年，我把为革命遗址立碑的想法向市委书记刘晓鸣同志汇报，希望统筹编制随州市革命文物和革命遗址总体保护规划。他十分赞同和支持，并在我呈送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要求各县、市、区配合做好革命遗址立碑工作。在全市各县、市、区的共同努力下，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虽然有了碑，但无图像也是件遗憾的事。2016年底，我们启动了革命遗址的拍摄工作。大家不辞辛苦，跋山涉水，尽力将遗址拍美。在充分利用革命遗址普查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走访当地群众，进一步确定了遗址的具体方位，做到准确无误。

回顾我们抓革命遗址建设与保护的历程，我深深体会到，随州革命遗址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就在于我们同旅游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才更有利于革命遗址的保护和充分利用，起到革命传统教育的最佳作用。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例如，离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纪念园十余公里的地方，有全国最大的古银杏群落。2012年，被随州玉龙投资控股集团开发为旅游景点后，在全国声名鹊起，每年游客达30余万人。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纪念园是游人必经之地，游客都要参观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和纪念园。他们在感受美丽的田园风光之后，再体验红色文化，不仅养了眼，也养了心，获得了正能量。正因为如此，更加促进了革命遗址的建设与保护。2016年，湖北省文物局拨专款对纪念馆进行了重新维修。如今九口堰村成了全省著名的红色旅游名村。

随县洪山镇是江汉军区重要根据地。1947年，中共江汉区委、江汉行政公署、江汉军区司令部以及直属机关——江汉公学、江汉日报等都设在洪山镇周边。

2007年，湖北玉龙投资控股集团投资兴建温泉旅游度假项目，总体投资9亿元。该项目充分利用60年代原湖北省委战备基地房屋及温泉水源，打造成集吃、住、游、购、娱为一体的综合一站式景区。2011年，为了让红色文化与田园风光紧密结合，我们在这里建起江汉军区陈列馆、张体学纪念馆、江汉公学纪念馆，每年参观人数达几十万人。纪念馆的建设、管理由景区负责，我们承担了布展工作。红色旅游进景区，充分发挥了革命遗址的传播价值。

我深深感到，红色旅游是一项关系长远的政治工程，凝魂聚气的民心工程，造福百姓的福民工程，要把这项事业干好，必须有革命的使命感，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只有我们努力做了，才会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有力支持，才会有有志之士的大力援助，否则，革命遗址、红色资源可能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随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李克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