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七师 甲全军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2年~1943年，中共领导下的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在敌、伪、顽的严密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下，处于最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部队减员、供给困难成为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三大难题。中共领导下各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路线指导下开始向独立自主发展经济转型，尤以皖江根据地成效最为卓著。

新四军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1941年5月1日成立时兵力不足2000人，控制方圆不超过40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百万。到1945年北撤时，已拥有革命武装近20万（主力部队3万，地方武装，民兵15.6万），根据地面积2.25万平方公里，14个县级政权，人口300余万。从初期靠打“资敌”（没收资敌者的财产）和流动设卡收税摊派人头税等“打劫”方式勉强维持军费和地方政府财政来源，成为在新四军、八路军中军费来源最充裕、伙食标准最高（每月10元，主食大米、另发零用钱、一支牙膏、香烟三条）、军装最整齐（军部特批，全军唯一用进口龙头细布），武器装备最先进（全日式），财政储备最充足，拥有三万雄兵的主力部队，誉为“富七师，甲全军”。

抗战期间，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对新四军的财政、物资贡献最大。据新四军赖传珠参谋长日记的不完全记录：1942年底~1945年春的仅二年多时间，仅七师支持给军部及通过军部转交新四军五师的现款，约达5300万元法币（按当时价，折黄金26.5万两）。其中，44年1月~45年1月的一年间，上交现款高达4400万元。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供给标准，可供20个甲级师的一年供养。是1937年11月~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给新四军拨付总经费不足220万元（皖南事变后即中断）的20倍以上。此外，还上交军部大量军需用品、通讯器材；多次在资金上支持二师、五师。按当时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规定，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总收入中1/3归地方政府，1/3交军队，1/3交军部推算，至1944年，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年财政可支配收入应已不少于1.5亿元（当时实物价：10元可购买大米三担）。自1945年10月七师师部北撤至淮阴至1947年春新四军正式撤编和1948年大成公司撤销为止，七师师部和华东局国区部分别多次向苏皖区政府、华中分局、山东分局、华东局移交的工厂设备、黄金、资金、及在国统区银行存款，据曾负责清帐移交的孙冶方、薛暮桥、张凯帆【注一】、沈君常等同志回忆，总资产应在1亿以上，折合资金五十万两。

1943年: 创新财经政策实施

1943年3月，原皖中财经委撤销，成立由叶进明【注二】任处长、蔡辉、倪子干任副处长的财经处，蔡辉兼货管总局局长。货管总局当时主要职能一是通过下设的货检机构收税，二是通过贸易增收。下设会计科、货管科、贸易科，兼具有财政、税收、实业、贸易四大职能。七师和皖江根据地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总局”实现。新财经处成立后，着重抓了几项主要工作：一）、加强公粮、田赋和税收工作，协助贯彻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二）、加强货物管理，以控制战略性货物和易货贸易来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三）、多方扩大税源，主要是流通税，增加财政收入；四）、发展公私经营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繁荣经济；五）、成立银行，发行本票和大江币，控制金融；六）保障军队、军工所需一切物资。

蔡辉一到皖江就和皖江军民共同面临着新四军七师成立以后最严酷的战争考验：一方面由于战事频繁从民取税的财政来源锐减、一方面部队迅速扩张，皖江财经状况一度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部队供给一度十分紧张，战士没有烟抽（原来每月配给10包），每天5分钱的菜钱常常发不出，更难以完成支援军部的款、物任务。根据地缺盐、缺布匹、缺工业品，商业凋弊，农村产品流通不畅。

蔡辉临危受命，即向上级提出七条紧急筹措资金的应对措施，经区党委、行署批准后全面实施。这些措施是：

1.调重兵沿江、沿湖、沿路实行粮食封锁，掐断日伪的粮源；并由贸易总局实行对敌区粮食贸易的垄断经营（短期债券，原为自由贸易）。

2.盐业贸易国营化，由贸易总局统一组织供销（原为自由贸易）。

3.以皖中金库的名义，发行债券，以大额本票（按当时物价折算成实物，凭本票可领用实物）形式紧急回笼法币100余万元；大江币实行折实货币制，以回笼法币、伪币，控制金融。

4.以繁荣经济、互通有无和增加流通税源为目的，鼓励民间非货管物资的自由贸易，对进出根据地的敌、顽区商人、商贩和根据地商人、商贩一视同仁，实行一站过境税制（敌、顽区为多头、多次抽税），并由地方武装和民兵组成护商队，确保过往商人在根据地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抽调数百名干部充实贸易总局所属各地方的基层货管（兼税收）机构，在水、路交通要道全面设卡收税。

5.建立发展壮大公营经济、发展合私合营的合作社，形成公营经济在对敌贸易和军需、军工生产领域的主营主导地位，带动民营商贸和手工业的发展。

6.建立汤家沟自由贸易区，以长江航运为载体，以我为主，与敌、顽区开展大规模的三边普通贸易和特种贸易，“以出养进”，以迅速增加根据地的财力和大批量进口所需军用物资和民用工业品，满足根据地军民的工业品需求（当时上海粮食价格是根据地3—4倍；根据地工业品是上海的3—4倍）。

7.抽调一批有文化、有能力、德才兼备的县区级领导干部充实财经队伍，加强党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能力。

皖江贸易总局在无为三宫殿成立后，开辟二坝、汤家沟为对敌区特别贸易商港。汤家沟历史上是无为县沿江三大商埠之一（二坝、汤家沟、三宫殿），也是江南芜湖市与江北间三大商品集散地之一（东部裕溪口、中部二坝、西部汤家沟）。皖江实行粮食贸易管制和垄断经营后，芜湖米市粮价暴涨，带动南京、上海粮价暴升。我方则以汤家沟为主要交易中心，有大量粮油可供出口，短短二、三个月，吸引了大江南北大批商贾蜂拥而来，各类商行、大批易货进口的工业品源源而至，米行、盐行、五金行、百货行、客栈、食府、钱庄、豆腐店、肉店、山货行、中药店、纷纷开张，各类手工业作坊应运而生，几华里长的集市二、三百家各类商铺林立，仅粮行多达十余家，常住人员也从二、三百增至三千余人。内江千帆林立，码头昼夜繁忙，白天集市万头攒动，夜晚灯火辉煌，出现了“日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景象，被誉为“小上海”。

在曾希圣直接领导、蔡辉组织策划下，“集成号商行”通过三大运作，至1943年底彻底粉碎了敌伪的“经济封锁”。

第一、以盐、棉、粮、油大宗易货、交易为突破口，联合中间商，沟通大江南北。汤家沟重新开埠通商的消息，迅速传递大江南北，加上税低、过境安全、商品丰富，一时间万商云集。江北的粮油、土特产品在这里集中，流向江南；江南的工业品在这里转口江北广大地区。有时一个商队就是几百人，一条商船就是几百吨货物，有时一天进出货船上千艘，每天上收的过境税（当时进口税率：布匹、棉制品、药品和食盐5%，化妆品10%，奢侈品2%，军需用品、农业生产资料免税），最高达百万元。尽管战时经商是高风险行业，但巨额差价的巨大吸引力，反而刺激了长途贩运业的发展。当时，上海与皖江比，民用工业品、盐、布、纸张的差价为1：3；大米差价山货差价5：1。

第二、依靠爱国商人，进口军需及特种物资。蔡辉又恢复了与上海爱国商人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的秘密联系，授命他们设法以上海为根据地采购电台、西药、医疗用材、特种纸、油墨、炸药、雷管、印刷设备、无缝钢管等特种军需品。蔡志锷回忆说：“我们将计就计利用汪伪海军军舰在航运上畅通无阻的机会，购运军用物资；与此同时，我们又给汪伪海军军舰上人员一些额外的好处，以便我们夹运军工物品。此事由朱玉龙、武汉负责组织采购并包装。然后将这些炸药、雷管、工作用机、钢轨等夹在其他货物内运到根据地。接着又由盛慕莱贿通汪伪兵工厂厂长，卖给我们大批枪械毛坯及零配件，相机运出。”

（蔡志锷：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

1943年秋，根据上级要求，蔡辉委托盛慕莱为皖江筹建一个当时技术、设备最先进的胶印“印钞厂”，又通过蔡辉的亲戚老中医蔡玉堂，找到中华书局印刷厂的技术骨干过雪川。1944年4月中下旬，盛慕莱、朱玉龙利用伪海军军舰将全部印刷设备和辅用材料运到根据地，又通过地下交通线，将过雪川率队的印刷厂全套技术班底（64人）护送到汤家沟。大江银行印制的彩版小面额币发行后，每日兑换的伪币、顽币需用麻袋装、汽车运、轮船载。我方在金融领域取得主动权和垄断权，实现了抗币本位制。除上缴军部、支持各师数千万及用于敌区采购外，还兑换成美钞、日币、黄金，存入南京敌区银行，为解放战争期间华东局国区部开展对国统区经济、政治斗争奠定了丰厚的资金基础。

通过敌区贸易引进机器设备、原材料，也较大改善了宣传、军工生产条件。据皖江根据地的“大江报”总编辑舒文回忆：“1943年下半年，蔡辉，吴锦章等同志领导的汤家沟大成贸易公司（此记忆有误，应为集成号商行）给我们从敌占区购买了印刷机械和铅字、纸张、油墨等。自此，《大江报》就由油印改为拓印，组建了印刷厂。”（舒文：皖江地区的党报——大江报）。七师兵工厂1943年3月才形成生产能力，北撤时已壮大到800多人，能制作子弹、手榴弹、掷榴弹、刺刀、掷洋筒、破击炮、炮弹、地雷等，改造、维修各类枪、炮等，是后来华东军区军工生产部的主要技术力量之一。解放战争在枣庄战役中，发挥过无坚不摧的威力。

第三、运用执政优势，拓展特种贸易

1943年春，我军加强了对皖江东部和含地区的军事控制。这一地区临近南京、西控淮南线、东迫津浦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当地百姓迫于生计，大量种植鸦片，形成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中心。1943年夏，蔡辉根据含和货管处的情况汇报，报经曾希圣和区党委批准，决定利用和含地区的鸦片资源，作为对敌贸易的特殊武器。任命和西大队赵鹏程兼任和含货管处处长。我方利用所垄断收购的鸦片，在对敌情报和经济战中大大增加了砝码，发挥了三大特殊作用：一是通过与敌伪内部高层的秘密交易，我方进一步获得大量情报机要、军火、黄金美钞。二是通过鸦片秘密交易，收买、控制了敌伪一些重要岗位各个环节的军警人员，为我军地下交通线和军品采购线的开辟和安全，大大减少了意外风险。货物在受检被堵的关键时刻，往往一包鸦片就可能化险为夷。三是百倍以上的差价，为我根据地获取了巨额利润，客观上对抗日救国大业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创造性实现了大江币本位制和坚挺的货币信用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抗币，在1942年前后开始发行。在多数根据地实行“抵制日伪币、抗币与法币并轨流通”的双本位币制，只是各地、各时期主次不同。

皖江根据地则实现了以大江币为唯一合法流通货的本位币金融。皖江根据地自1942年２月成立大江银行，至1945年１０月北撤前，先后发行小额货币９５００万元，短期公债卷（本票）１５亿元。对日伪中储币，皖江根据地实行严禁使用、严禁流通，限期兑换政策；对法币，由于１９４２年后，法币在上海租界四大发行行关闭，贬值严重，为防止套购和影响根据地经济发展，大江银行对策是贬值收购、限期禁止。到１９４３年，大江币已确立起在皖江根据地的本位币地位，即全区以大江币为唯一流通货币，这可能在十九个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是唯一实现抗币本位的突破。

大江币的本位币地位，体现在：财政核算一律以大江币为计算工具，一切商品价格以大江币为计算单位，一切货物交换以大江币为媒介，一切税收以大江币计价。大江银行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为促进区域工农业和商业，以民生为本组织发放各种货款。日常货款包括――（１）工业贷款（纺织、五金、香烟、肥皂、造纸等专项货款）。19４3年纺织货款３０００万元，19４4年打铁货款３００万元等。（２）农业贷款，有种子贷、农具贷、耕牛贷、垦荒贷、口粮贷等。如１９４３年仅种子贷为１２０万户农民，提供无息贷款４２０万元。（３）商业贷：凡有铺店的商店、合作社不分公私都可以贷款。对到敌占区采购医药、炸药、食盐、布匹等２８重要物资，军需民用，实行特护贷，随要随贷、不限贷不收利息，还对商人利用贷款去敌区采购在回途中的意外风险（如遭敌查没、土匪抢劫、交通事故等）由银行分担一半经济损失的保险赔付制。大江银行还以货款方式买多样、标的分为实物（如种粮、农具、口粮）货币两类。原则是货款还本、贷款还粮、货物还物。也有贷款还物、货粮还款的，但一律按市场物价计算。大江银行实行低息、恶生政策。突荒贷、种子贷、免息。农业贷利息在八厘――一分二厘；工商贷款利息以一分到一分五。皖江根据地发行货币，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实物保证方针。发行货币权，由区党委统一行使、集体决策。大江银行严格实行“三防一基金”的原则，“三防”：防止滥发、防止粗制滥印，防止与伪币及法币强用； “一基金”即物质储备基金，用粮、油、棉、麻、布五种实物准备基准。

实行折实纸币制和折实本票制，是蔡辉首倡、曾希圣和区党委亲自决策的、奠定大江币信用的关键性创新。自1942年１２月第三次发行起，实施折实货币制。大江币背面印有由叶进明（财经处长兼行长）、蔡辉（副处长兼副行长）联署，注明该币值相当多少斤稻谷或棉油。1942年－1944年，三次发行短期抗日公债 “本票”，1943年为５千万元。面值为伍元、拾元、伍拾元、一佰元、一仟元等。每张本票背面均由倪子千、蔡辉联署注明本票面值某种物资实物量（稻谷、小麦、食盐、棉花、布匹等）。这种与实物等价挂勾的折实货币、本票，在日伪币、法币大贬值的条件下，最为皖江根据地百姓信任和欢迎。也保障了大江币的。挺，成功驱遂了日伪币、法币，稳定和发展了根据地金融。1942年，大江币与法币等值；1943年，大江币与法币兑换率为１：３；1944年，则为１：３００。

经一年多的努力，自1943年春--1944年秋，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财经收入以贸易性收入和流通性税收、发行折实本位币为三大支撑点，实现高速增长。这一年，皖江根据地财政收入比1942年净增长2倍以上，不少于6000万元（法币）。1944年1月24日~10月9日，七师分3次上交军部1400万元还经军部上交延安中央450万大洋。

1944年春~1945年秋：“以商养军哺民”大飞跃

1944年春--1945年北撤前夕，是七师军队和皖江根据地建设大发展黄金时期，也是财经收入以2倍数持续大增长的黄金时期。至1944年底和1945年初，七师已有财力一次性按军部要求调款5000万元支援五师。

1944年春天，皖江根据地的经济有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一件是全民皆知的黄丝滩大江堤工程建设，自1944年1月开工至1944年4月竣工。这是皖江地区有史以来，也是抗战以来全国范围兴修的最大水利工程项目，这道防洪大堤全长13华里，使境内8县400万亩农田和300万人民免遭水患。据无为水利部门评估，今天建同等规模的水利工程至少要5亿。

第二件是当时鲜为人知的秘密：皖江根据地与芜湖敌伪占领区、汪伪巨商之间建立起以民间贸易形势为掩护的“官商”间贸易渠道；进而与上海日商建立直接贸易渠道，正是这一重大突破，为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决心斥巨资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解除了后顾之忧。

汤家沟对岸的芜湖是中国四大米市之一。1942年春，皖江封粮后，芜湖、铜陵、繁昌等地的敌伪长期处于“粮荒”状。芜湖伪商会会长汪子栋早年留学日本，做过日商洋行的买卖，又在芜湖开设了“利记商号”，经营粮食、食糖、棉布、百货等，是芜湖商界的头面人物。我方以蔡辉、段洛夫（时任七师敌工部长、留学日本）为代表，经缜密准备、艰苦谈判与汪子栋和日本顾问楠木达成“秘议”。双方的条件是：“汪子栋为我们采办的物资，共分三类：第一类是军火物资，如TNT火药、雷管、机枪、扣发扳机等，占总额的30%；第二类是管制物资，如钢材、铜材、五金、工具、印钞纸和机床等，也占30%；第三类是一般工业物资，如食盐、火柴、电池、药品、杂货等，占40%.我方结算时，主要的支付手段是以粮食和山货作价，其中山货占30%。虽然，这笔交易我们是大占便宜的，但汪子栋也可以向日军交帐了。”（叶进明：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同时确定，在皖南敌区增辟易货点，增大贸易额和增加换货品种，以支持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时任皖江贸易总局贸易科长的刘建农回忆：经过不断深入做工作，楠木和汪子栋等人利用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做了一些对新四军七师有利的事，例如：

第一、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日伪方面由原来供应我方食盐、布匹、食糖等，扩大到电讯器材、五金、药品、医疗器械、钢材、纸张（印报纸用）等，这些都是我军和根据地十分紧缺的军需军用物资，大多是日伪明令禁止运入根据地的战略物资。后来甚至用一千吨的军舰几次运来了军需物资和武器、弹药。

第二、不时向我方提供情况。例如鬼子下乡“扫荡”前，向我方秘密通报，使我军能及时转移，减少了损失。有次敌人“扫荡”时，汤家沟堆放了大量粮食，来不及转移，我们就贴上汪子栋给我们的日伪“总力社芜湖分社”的标签，伪装是敌方收购的粮食，避免了敌人的抢掠。

第三、营救我方被捕人员。1945年农历正月初二拂晓，鬼子向无为东乡临江地区进行了“扫荡”，我们有五名干部（有王渔、何东初等）不幸被捕。他们都很机警，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蔡辉同志又请楠木抓紧营救，以防事情败露，请楠木和特务机关交涉并作保，汪子栋又花了钱，王渔等5人很快就被安全释放。

第四、通过楠木，为我方打通了南京日伪金融机构的联系，将我军在作战中缴款和平日收集到的大量伪币，秘密运到南京购买我军急需的物资，换回了一些日元、美钞。”（刘健农：通过经济贸易开展敌军工作）蔡辉又通过爱国人士留德化工博士的石原皋，在上海建“仙鹤药厂”为根据地秘密生产盘尼西林；又通过石和任伪头面人物的合资企业，间接建立了日商的贸易关系，套购了大量稀缺物资。至1944年春，“汤家沟”已成为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辖区最繁华的商埠，先后吸引了大批上海、南京、芜湖的商人前来投资、经商。被誉为“小上海”。贸易总局挣的钱多到什么程度呢？叶进明回忆道：“在当时利用汪伪的关系对扩大贸易是极其重要的一关。我们收集到的法币和伪币，数量之大，要用麻袋、车装，用轮船、汽车运，如果没有南京、芜湖的敌伪机关为我们服务，不仅无法度日，而且会遭到敌伪的打击，很可能连人带钱自投罗网。有了这种关系（指楠木、汪子栋）、我们用敌伪的轮船、汽车，堂而皇之运到南京、芜湖，进出敌伪的金融机关，购买我们需要的军用物资，甚至连军部需要而又难以弄到手的日元、美钞等外币，也可以从这里取得。”（叶进明：皖中财经工作的回忆）

1943年-1945年，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在曾希圣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蔡辉等同志具体组织下，坚决执行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战略方针，并从皖江实际出发，创造性践行“以商养军哺民”、“特区特贸”、“建立广泛的抗日经济统一战线”，以对外贸易为主要手段，以汤家沟为特贸枢纽，开辟了皖江根据地与上海、芜湖等沦陷区城市之间的城乡商品航运大通道，创造了根据地工农业产品大规模输出输入、流通性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及建立起大江币的本位币信用体系，三大战时经济奇迹；同期，建立起我党领导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和敌后情报交通网络，组建起一支打不烂、压不跨的对敌经济贸易和敌工情报先锋队。创造了抗日期间，中共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

皖江经验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雄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科学的运用市场规律，实现经济上的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要重视研究财经工作在中国革命的基础性作用

（一）财经工作在根据地和革命战争的基础性作用，在党史研究中长期被忽视。

（二）从外源型经济来源、掠夺型经济来源、转型供养型经济来源到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中共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为中国抗战、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奠定了民意基础。这一转折，发生在1942年。对这个拐点的伟大意义，党史缺乏深入研究。

（三）在经济来源转型期，新四军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以新民主主义路线为指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制定实施一系列创新经济政策，基本实现了货币、物价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军队供养充足，人民生活改善的施政目标，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信任，在敌占区和国统区产生巨大良性影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胜利奠定了民心基础。这一重大历史事实，还未列于党史比较重要的研究范畴。

（四）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在转型期善于创新，以稳定货币、发展民生经济和充分利用长江航道，重点发展城乡、敌我间商贸大流通为三大抓手，迅速成为全军“首富”的历史经验，长期被埋没于历史角落。

（五）树标杆，以明往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期间，认真贯彻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和经济战线，在各阶层人民支持下，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不仅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华中中流砥柱，而且成为解放战争的主力部队。其中，财经战线的宝贵经验，可作为历史标杆，以此衡量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和建国后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经济路线的得失，从而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线和改革开放的理解和认知。

（六）向被党史尘封70年的以蔡辉为代表的一代财经秘密战线的先驱者们致敬：1941年～1949年十年间，这支往来于敌后和根据地的神秘之师，冒着巨大风险为我党我军赢取了巨大财富；虽然每个人都一贫如洗，有人被杀、有人被捕，但没有一个人贪污，没有一个叛逃。尽管这批抗日爱国的仁人志士由于受蔡辉冤案株连和历史原因，解放后受到不公正待遇，多数人处境危艰。但他们当年展现的崇高民族气节、廉洁操守和充满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商战实践，值得我们大家永远怀念。

本文参考资料部分来源：

《皖江劲旅》、《新四军第七师》、《皖江风云》、《纪念曾希圣文集》、《铁流·新四军后勤战线》、《新四军第七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简史》、甄子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叶进明《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胡明《永远怀念曾希圣同志》、《张凯帆回忆录》、《江南雄师》、《中共张家港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王征明《新四军第七师和苏南抗日根据地敌伪军工作的回忆》、徐祖白《吹尽黄沙始见金——评述蔡悲鸿对我党财经工作的杰出贡献》、沈君常、吴锦章《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贸易》、刘健农《从通过经济贸易开展敌军工作》、蔡志锷《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大成公司外记》、《嘉定革命烈士传略：盛慕莱烈士》、过雪川《长江边上的斗争》、李宁：《请求为蔡辉同志平反的申述》、赖传珠：《赖传珠日记》

【注一：】张凯帆（1908~1991），安徽无为人。抗战时曾任皖江行署副主任。解放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

【注二：】叶进明（1910~2005），浙江余姚人，1927年入党。抗战期，任新四军供给部副部长、七师供给部部长、皖江行署财经处处长；上海解放后，为首任公用局局长，副部待遇。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7师分会 蔡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