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建校82周年庆祝大会，昨日上午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抗大陈列馆举行，老一辈革命家、抗大副校长何长工之子何光皓、开国大将张云逸之孙张晓龙、抗大特科大队大队长刘鼎之子刘文石等抗大后代受邀参加了校庆大会。

        法制晚报记者在现场采访了张晓龙，他讲述了爷爷张云逸谦虚谨慎，在抗大八分校担任校长时，曾给前来视察工作的，级别比他低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敬礼的往事；刘文石则向记者透露他母亲易辉在抗大一分校时曾遭遇日军袭击，宁死不屈跳下山崖被好心村民所营救的感人至深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从广州赶来的刘小风、刘瑛姐妹俩在浆水镇安庄村抗大卫生处旧址见到了在此生活70多年、与其父亲刘仿龄有过交集的村民郑有志。他虽已经97岁，但是还能清晰地记得刘仿龄给抗大师生提供卫生诊疗服务，上山采摘常山、柴胡等中草药，为疟疾患者治病的情况，以及刘仿龄的恋爱史，引起刘小风两姐妹对于父母的无限怀念。

 开国大将张云逸之孙张晓龙：

  爷爷特别重视军政教育工作    曾给比自己级别低的邓子恢敬礼

        作为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张晓龙告诉法晚记者，新四军总共有21.5万人，这其中抗大共为新四军培养了2万多名学员，占了新四军总人数的1/10。在他看来，抗大学员是新四军的一个很重要的骨干力量，开国将帅陈毅、粟裕、张云逸、彭雪枫等都曾是抗大的主要指挥员。

        据其透露，爷爷张云逸一直很重视军事教育办学，早在1940年4月，张云逸就已组建了江北军政干部学校并担任校长；皖南事变后，1941年5月江北军政学校改名为抗大八分校，校址设在安徽省天长县。

        有一次，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来到该分校视察。张云逸集合了八分校全体学员，他向邓子恢敬礼，并汇报学校工作。“事后，有人不解，问我爷爷，你是新四军副军长，级别比邓子恢高，为何却要向下级敬礼呢？我爷爷却说他作为学校校长，向主管政治工作的邓子恢主任做工作汇报，这很正常。”张晓龙说道，在他看来，爷爷谦虚谨慎，把军政教育工作看得很重。

       1943年5月至1944年3月，抗大第九分校转移至天长县大通镇、龙岗镇办学。对此，作为抗大第八分校校长的张云逸，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与鼓舞。这两所分校植根于群众，对天长地方抗日工作和根据地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推进作用，也成为了同在一个县两所抗大亲密无间办学的佳话。

        张云逸对于抗大的这种深厚情结，感染了他的孙子张晓龙，其向记者表示，他这已是第五次到抗大浆水镇校区旧址参观。每一次来他都会在陈列室里仔细地参观完整个展览。对于抗大那些历史，他百看不厌。他表示将致力于抗大精神文化的研究和传承。

 抗大特科大队大队长刘鼎之子刘文石：

母亲遭遇日军袭击宁死不屈跳崖   被好心村民发现用门板接力抬下山

 谈起抗大，刘文石向法晚记者表示，最让他难忘的莫过于母亲易辉在抗大一分校时曾遭遇日军袭击，宁死不屈跳下山崖被好心村民所营救的感人至深的故事。

        据其介绍，易辉1938年在抗大学习两个多月后，由于其所在的华北地区日军频繁扫荡，战时紧张，当地民运科急需人手。易辉作为抗大女生队的民运组长，就常被调去晋东南平顺县一带开展工作。她所在的团驻地离日军驻地只有8里地，是游击区。

        有一次易辉和民兵出击没有成功，日军有防范，占领了高地，战工团暴露了，易辉等人只好撤回。由于战工团的频繁出击，日军认定这里有不少八路军。记得那天清晨6点多钟，易辉所在的驻地突然被日军包围。民兵立即组织战斗，发现已被三面包围，民运组向仅有的一个缺口跑。那里是个大河沟，过了河沟是大山。这流水的河沟第一层仅有1丈深，第二层则有6丈深，高于三层楼。

      “面对这么深的河沟大家有些犹豫，有人脱了军装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可能他们认为被敌人抓住不会被打死。我母亲和一男一女两战友决定一起跳。最终，我母亲随这男战友跳了下去，而那个女战友没跳。跳下后我母亲摔晕了，头昏脑涨，不能动，很痛。男战友说，‘我背你走！’。我母亲说，‘不行，别管我你快走！’，之后又晕了过去。”刘文石追忆说。

        当天下午3点多，易辉被附近的枪声惊醒，用手在身边刨了个小坑，把身上的笔记本埋了，赶快装死。再醒来时周围很安静，哭叫呻吟声音都没有了，她知道自己还活着，但是腿不能动，猜想情况不好，可能骨折了。此时是8月底，蚊子很多，易辉很困倦又睡着了。直到半夜有人来，打着灯照，易辉以为是日军，可是听到了老百姓说话，马上呼喊“老乡老乡！”，有人问“妇女队？”，“是呀。”。接着他们说日军正在村里烧房子，过一会儿找人回来救助。

    第二天易辉听到了不远处有孩子的哭声，但是没有人来救。很幸运的是她们游击队的队长在对面山头发现了浑身血污的她，喊道“是不是易辉呀？”。他绕道下来，没有救护经验，将满身伤痛的易辉背了起来；他去找到老乡，带回一个大箩筐，想把易辉放到筐里抬走，但易辉还是痛得不行。于是游击队长又去找老乡拿来一扇门板，易辉躺在门板上被转移到一个山洞，游击队长说等敌人走了再下山。

       “那是一个废弃的窑洞，供羊群避雨歇脚的地方，他们派来一个年龄很大的老头儿来陪伴。我母亲记得老头儿一直在吸烟。而她当时在发烧，实际上几天前开始的肠胃炎还没有好，再加上伤痛，一直昏睡不醒。有人进洞来，摸了摸，说腿断成三截了。”刘文石说道，第二天他们来了，抬着血肉模糊的易辉，每到一个村子就换人抬，转了一天一夜到了山口，看到民运科的老许，他好不容易才认出这就是易辉，此时已是三天三夜了。

        老许说,“抗大何长工校长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找到易辉！”。此时易辉异常坚强。她说，“我没有哭，一滴眼泪也没有流。我一点也不悲伤，我来干革命的就是准备要牺牲生命的，一条腿算什么！”从跳崖到接受骨科治疗之间耽误了5至6天，骨头没有接直。医院说可以给四等残废证，易辉直接拒绝了。

        最终何长工校长代表学校给了易辉很高的荣誉，开了表彰会，并送给易辉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位校长为自己的学生骄傲。“时隔多年，我母亲到了她生命的尽头时，回忆起那次跳崖的经历时仿佛就在昨天。她对自己当时的决定无怨无悔，也一直记挂着营救过她的那些老乡。”刘文石坦言道。

        他表示，作为抗大后代，当他听到今年邢台县政府拨款3.5亿元修建邢台市直通浆水镇的36公里长的“抗大路”的消息时，深受感动，邢台县人民没有淡忘80年的抗大军民鱼水情。刘文石还表示将尽自己所能宣传好，传承好抗大精神。为此，他将在邢台市创办一家抗大影院，除一般电影外，将专设一个小厅免费循环播放抗大题材的影片。试点成功后将在全国复制推开。

 浆水百岁老汉郑有志：

 为抗大疟疾患者治病    刘仿龄采摘常山柴胡熬制药丸  

        采访中，法晚记者还留意到，从广州赶来的刘小风、刘瑛姐妹俩在浆水镇安庄村抗大卫生处旧址见到了在此生活70多年、与其父亲刘仿龄有过交集的村民郑有志。他虽已经97岁，但是还能清晰地记得刘仿龄给抗大师生提供卫生诊疗服务，上山采摘常山、柴胡等中草药，为疟疾患者治病的情况，以及刘仿龄的恋爱史，引起刘小风两姐妹对于父母的无限怀念。

        刘仿龄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抗大在浆水镇时，他是三大队（陆军中学）卫生所所长。那时，对他们威胁最大的除了敌人“扫荡”进攻外，就是当地流行严重的疟疾、痢疾、天花、疥疮等传染病。特别是在夏秋疟疾发病的高峰季节，几乎没有一个连队不患此症。当时寨上村的陆中连队因全连都染了疟疾，只好被迫停止上课。

        面对这种情况，加之敌人的严密封锁，药品来源十分困难，尤其是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更难买到。抗大卫生处的任务变得十分繁重艰巨。刘仿龄等医护人员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以治疗疟疾为重点，首先从山上采集常山、柴胡两种中草药，用大锅熬成流浸膏，再拌入甘草粉，制成“疟疾丸”，这对初发病人服用后效果较好；同时，用0.1%的红汞配成注射液，每次5毫升，发病前一小时静脉注射，对少数疟疾患者有一定疗效。

        刘仿龄还在回忆录中透露，他们上山采集中草药“火炭母”，熬成浓液，让痢疾患者服用，另从八路军总部卫生部领来中草药制成的痢疾丸，治疗效果也很好。对于疥疮，他们将硫磺加猪油配成软膏，让患者一边烤火、一边擦药，并用滚水烫洗衣服被褥，消灭疥虫，使此病很快得到治愈。

        看着父亲刘仿龄在安庄村卫生处旧址遗留下的诊疗工具，听到郑有志讲述她们父母的恋爱史，即坐在土炕上说情话时，被躲在屋内的小孩子听到，小孩子羞红脸冲出门被郑有志撞上的囧事，逗得刘小风姐妹俩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夕阳西下，她们与郑有志寒暄着，抗大军民情在这屋子里流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