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节过后不久，在研究全年工作安排时，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时任浙江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的周羽强，在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组建两个摄制组，拍摄大型文艺节目《江河湖海共此时》。根据我们事先掌握的艺术人脉，编排节目的总体框架，分别从祖国东北的绥芬河和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三亚开始拍摄，两地的距离为4600公里左右，最后两个摄制组会合在延安宝塔山下。这个想法得到了部里同志们的积极响应，大家群情激奋，纷纷请战要求参加。我被确定在北线摄制组任摄像，两位编导一位是我们广电集团的纪委书记胡戎，另外一位是我1987年《边疆万里行》的搭档陆建光。台技术部派来了两位技术人员，录音师李海洪负责同期声的采集，工程师冯亦农负责机务保障，还有制片剧务人员，显得十分精干，由胡戎担任领队。
接受了任务后，我立即开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图书室查找资料时，看到了著名画家石鲁的巨幅历史画作《转战陕北》，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这幅画。大师的笔墨概括凝练，扛鼎有力，粗笔大线，抑扬顿挫，既有黄土高原的宏阔高迈，又有陕北民歌的酣畅嘹亮，豪放中见稳健，淋漓中见沉厚，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和笔墨自主性，形象地刻画了毛主席在20世纪40年代转战陕北时，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伟岸形象。初升的太阳染红了整个群山，象征着共产党人力挽狂澜的气魄，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想到不久就要到延安去了，身临其境在革命圣地，激动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
出发前，我回家和父母亲告别。父亲听说我要去延安，严肃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是要去延安看看，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没有延安哪里会有新中国，你们千万不要忘本啊。”母亲显得有些激动起来。在他们慕氏家族中，我的大舅、二舅都在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到达延安，大舅就读于延安军政学院，二舅在鲁迅文学艺术院音乐系学习。同在延安的兄弟都不知道对方的音信，直到有一天傍晚在延河边，散步的兄弟俩先是擦肩而过，尔后回头相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时的情景是可以想见的。母亲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差点去延安参加一次盛会。那是1945年6月党的七大结束后，中央准备在11月召开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母亲在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文登任县妇救会会长，被选为胶东抗日根据地出席在延安召开的解放区代表会议的妇女界代表。9月上旬，母亲所在的山东解放区代表团步行抵达了河南濮阳，这里是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这时传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消息，大家群情激奋，热泪盈眶。当时毛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赴重庆正在与蒋介石举行谈判，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毫无诚意。很快，党中央的急电发到了濮阳，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发动内战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暂缓召开，各省代表团立即返回原地。就这样，母亲失去了去延安的机会，以后一直也没有机会去，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
《江河湖海共此时》摄制组还邀请了两位老领导和我们一起去延安。一位是浙江省文化局原党组书记、代局长史行同志，他是1939年投奔革命到延安的老革命。一位是我们台办公室原主任的朱梅芳同志，她是在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中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史行同志是故地重游，朱梅芳是完成心中夙愿，他们的兴奋心情溢于言表。这是我敬仰的两位老领导，可惜已经都不在人世了。
我们北线摄制组辗转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大庆油田、北京、漯河、郑州、西安后，在延安市郊的三十里铺，与南线摄制组胜利会师，一起抵达延安市区。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笔下的巍巍宝塔山，一下子跳入了我的眼帘，我的心一下子拎起来了。宝塔山是历代守将必去之处，是历史名城延安的标志，是革命圣地的象征。我迫不及待地奔向延河边，拍摄宝塔山的雄姿。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艰苦的延安岁月，歌颂伟大的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的丰功伟绩。“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站在延河边，远眺宝塔山，我一下子捕捉到了诗人贺敬之的那种炽热情感，这种兴奋使我这个睡眠很好的人也久久不能入睡。
我们在延安前后工作了5天，在杨家岭拍摄了由延安歌舞团帅哥美女们表演的安塞腰鼓，这里是1942年5月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地方，毛主席夫妇就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在桥儿沟，史行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鲁迅文学艺术院旧址，和老乡们聊起当年的往事，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出发前，和我二舅柯夫同在延安鲁艺音乐系的钱韵玲阿姨，曾任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听说我要去延安拍摄外景，再三交代我一定拍几张照片给她看看。遵照钱阿姨的嘱托，我找到山上音乐家冼星海、钱韵玲夫妇住过的那个窑洞，拍了一些照片。回来后我把照片洗印出来送给钱阿姨，她看了以后默默地流泪了，手上一直捏着这些照片，陷入了久久的思念。
在枣园，当地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这里是毛主席为了纪念张思德烈士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的地方。我每次去北京路过中南海南门时，都会看到影壁上“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光灿灿的大字，原来它的出处在枣园，一种崇敬之情顿时在心中升腾。我走到当年毛主席发表演讲的那个土台上，认真地朗诵了“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那一段名言。
告别的那天晚上，我们摄制组和延安地委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举行了联欢，大家喝着陕西的“西风”名酒，各自还表演了节目，我们演出的有郑文灏的京剧、陆建光的朗诵、俞焕琨的男高音，欢声笑语把住店旅客都吸引来了。那天晚上大家都喝多了，明显标志就是我们八个人住的大通铺房间里，鼾声此起彼伏，一夜未歇。也就在延安，我结识了延安电视台的晏平平，他后来调到福建电视台文艺部，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今年8月我到福州漫游时，我们又一次见面畅饮，又听到了他高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民歌风。
从延安回来后，几位编导天天泡在剪辑机房里加班加点，熬红了双眼，剥了几层皮，台领导看完样片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在我台的黄金时间首播获得了成功。不久，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又完整地播出了这个节目。记得央视文艺部地方组负责这个节目的编辑叫郑瑞霞，她对我们浙江台的气魄表示惊讶，一个省级台的创作视野已经覆盖了全国，这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氛围中，浙江台明显在全国省级电视台中是遥遥领先的。当时领导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同事们同心同德、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使那时的浙江台呈现着咄咄逼人的进取精神。我很怀念那段充满激情的创作时光，但正如一位伊拉克诗人所说，美好总是那么的短暂。
25年后的一个清晨，怀着多年来对延安的思念，充满无限豪迈、单枪匹马的我，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的千里奔跑。早上5点天还没有亮，我就驾驶着爱骑“双龙”，沿着杭长高速离开了杭州，过长江，过黄河，途径芜湖、六安、信阳、南阳、商洛等地，一路上哼着小调向着大西北进发。本来计划到河南南阳过夜，谁知下午三点就跑到了南阳外围。我在服务区查看地图，此地离西安只有500公里了。我脑子一阵狂热，决定去吃西安的羊肉泡馍。到达西安市区已晚上九点了，我的表弟崔春光小名叫五子的，已经在希尔顿饭店门口等候我多时了。安排好住宿去吃羊肉泡馍，不料扑了个空，只能到一家福建小吃店就餐。回到饭店立即熄灯就寝，一夜呼噜到天明，旅途的疲劳全然消失。回到杭州后才知道，一路狂奔的后果非常严重，违章记录竟高达15次之多，彻底晕倒在地，只有鼓起勇气勇敢面对了。
我是沿着西安到包头的高速公路前往延安的，这是我国西部里程最长的一条高速公路，起于古城西安，途经延安、榆林，终点到达草原重镇内蒙古包头市，成为贯通陕北、关中、陕南的交通大动脉。25年前我们去延安时，一路过去给我的印象，不论远山还是近川都是光秃秃的一片，几乎没有什么植被，西北风吹过来，扬起一阵尘土。现在旧貌变新颜了，高速公路两边到山上，长满郁郁葱葱的树木和灌木林。有时我都产生过一种错觉，就好像行驶在我们浙江的某个山区里。我向当地人询问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他们都异口同声赞扬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是他亲自调研后下拨了巨款扶植革命老区，让昔日的黄土高原变成了青山绿山，陕北的老百姓都念他的好。真是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现在陕北的经济大发展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和以前也大不一样了，但乡亲们依然是那么朴实热情。
到达延安后，我住在清华饭店，这里离清凉山不远。延安天亮的早，我去枣园。枣园离延安城8公里，原是一家地主庄园，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到枣园办公。走进大门口，我即被成片的银杏树吸引住了。只见树林茂密，满树金黄，一棵棵银杏树飒爽英姿地迎接着八方来客，飘落下来的银杏叶象给大地铺上了金色的地毯。讲解员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开始筹备的。从“七大”到“十九大”，我们党走过了不平凡的辉煌历程。如今又进入了新时代，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正是毛主席、小平同志他们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
从枣园回来，又去杨家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苍松环绕之下的中央大礼堂，这是党史的一座重要的历史性标志。我伫立在一颗松柏树前，仔细端详这座雄伟的建筑。中央大礼堂1939年开始修建，1942年竣工落成，建筑风格新颖独特，古朴典雅，庄严肃穆。大门上“中央大礼堂”几个字，是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所书。中央大礼堂在1947年3月曾被占领延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破坏，解放以后按原样修复。遇上山西朔州到延安学习考察的干部，又见到刚认识的《朔州日报》编辑罗慧珍，我帮助他们在大礼堂前拍了一张手拿党旗的照片，以后用微信传给了他们。我走进大礼堂仔细观察，它没有木梁木柱，只用4个大石拱做主梁，避免了阻挡视线的两排木柱子，这也是当时唯一没有木梁木柱的大型礼堂。主席台的中央，悬挂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和六面党旗，上面书有环形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厅两面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后面的标语是“同心同德”。大厅两边挂有24面党旗，代表党走过了24年战斗历程。三角木座形同英文“V”，表示着胜利的意思。大厅内摆放着当年代表们坐过的200多张木质靠背长椅和选举用的投票箱，所有这些陈设，都为我们展示了七大的盛况，让我们再次倾听了历史的回声。广播里正在即时播放有关十九大的消息，传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重要讲话的声音和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我感到这掌声仿佛和七大会场上代表们的掌声穿越时空地交织在一起，歌颂我们党的千秋伟业。
在我国文学艺术界的前辈中，许多重要的领导和艺术家都出自于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我再一次怀着敬仰的心情，前往鲁艺所在地桥儿沟。远远就看到了那一座熟悉的天主教堂，这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鲁迅艺术文学院是我党在延安成立的第一所培养革命文艺专业人才的学府，造就了一大批抗日战争需要的艺术人才，同时也为新中国的成立，储备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卓有成就的作家与艺术家。在展览室里，我看到了毛主席为鲁艺题写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还看到了许多艺术界老前辈的名字，仰慕之情油然而生。稍感遗憾的是，经过多年的维护修缮，除了那一座天主教堂还有印象外，周边到环境发生了很大到变化，现在的鲁艺已经完全没有当年的影子了。
我这次到延安，事先和我表哥慕丰安联系过。他当年是北京八一学校的学生，和我表姐爱平是从北京到梁家河插队的15位北京知青之一。听说我要到延安还要去梁家河，他连夜从北京乘火车抵达延安，特地赶来陪我一起去梁家河。丰安从事纪录片导演工作，极具艺术家气质，去年拍摄了一部反映延边朝鲜族历史的6集纪录片《阿里郎之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我看了，拍的很好。爱平现侨居英国，在一所著名大学里担任教授。我和丰安在延安会合后，决定先去志丹县走访。我们都没有去过，那里建有刘志丹同志的墓地。
我们沿303省道去志丹县，过枣园不远，路过中央军委三局纪念馆，我们进去参观。在战争年代，军委三局克服种种困难和险阻，以坚定的信念、娴熟的技能、严谨的态度和顽强的作风，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抗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为党中央和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前线作战和白区地下工作建立起畅达的联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毛主席盛赞他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过去我一直以为军委三局和后来的总参三部是一个单位，现在才知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系统，真是长了见识。
志丹县过去叫保安县，1936年为了纪念陕北革命领袖刘志丹而改名。我们过楼坪、高桥、砖窑湾、双河，到达志丹县城已是下午三时了，第一个感觉就是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整个县城非常整洁，没有想到革命老区如今发展的令人振奋。193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保安县吴起镇。1936年7月，由子长县瓦窑堡迁到志丹县，从此这里便成为继江西瑞金之后的又一个“红都”。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志丹县住了6个月，先后召开了21次政治局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到战略决策，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等著作。毛主席还在这里会见了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和著名作家丁玲，开办了抗日红军大学，培养了一批我党我军的中高级指挥员，这里被誉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许多故事。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学校有一个“将军科”，学员一共38人。他们在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最高的授到元帅，最低的也是中将。其中著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等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帅科”。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学员的悬赏金加在一起，超过200万银元之多。难怪副帅在军中从来都是一言九鼎，拥有这样一批将帅级的学生，谁当这个校长尾巴都要翘到天上的。
位于将军山下的保安革命旧址正在装修，这是由10余孔红砂石窑洞组成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到陕北以后，当地的老百姓主动把窑洞腾出来，提供给他们居住和办公，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王稼祥、李维汉、林育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毛主席、贺子珍夫妇的旧居位于红砂石窑洞右起第5孔，是一孔普通的红砂石窑洞。窑口安装的是典型的陕北窑洞门窗，窑洞宽而浅，陈设简陋。靠窗前安放着一套旧式八仙桌椅，桌上摆放着一部手摇式电话机、一盏煤油灯、一个笔筒和一方砚台。窑洞右侧的墙壁上，人为打造出一个凹型的窑穴，形成一个天然的小炕，上面铺着席子、纱毡、粗白布褥子和床单，床上放着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粗棉布被子和枕头。窑掌左边的木架上放着两只铁皮箱子，用来存放文件和书籍。窑掌右边放着一个木炭火炉，供毛主席夫妇取暖。周围摆着4个木墩子，是毛主席与他人谈话时坐的。
1936年的7月17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长达92天的采访考察。他和毛主席有几次会面，交谈国内革命战争和国际形势，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墙上挂着两张毛主席的照片，都是斯诺拍摄的，尤其是毛主席戴着八角帽照的那张，说是毛主席最喜欢的一张相片。我抚摸着毛主席睡过的床铺，他一生奉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老人家从不铺张浪费，衣服和被褥总是补了又补，舍不得扔掉。望着毛主席用过的那两只锈迹斑斑的铁皮箱，作为一个只读过师范的毛主席，为什么有雄才伟略和智慧胆识，就是他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结果。
沿着高速公路我们去延川。途经姚店、甘谷驿、文安驿，抵达延川县城，路途120公里左右。入住延川饭店，这是当地唯一的一家三星级宾馆，由于天气已经转凉，房间里已经提供暖气了。第二天一早，丰安在梁家河插队时的乡亲黑子来了。黑子大名王宪平，是梁家河村的回乡知青，退休前是延川县交警大队大队长，他亲自陪同我们进村。现在梁家河村牛了，所有进村的汽车一律停在3公里以外的停车场。我们的车能开到村委会，真是一种特殊待遇了。
在前往梁家河路上，丰安告诉我，当年插队到梁家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两个字，一个“穷”，一个“饿”。干农活要走一个钟头才能到地头，种一些小米之类的农作物，靠天吃饭，收成极低。根本吃不到肉，天天就是吃咸菜，根本没有什么油水。主食清水煮苞谷，谁饿了就去抓一把。以至于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多年后第一次回到梁家河，还就想吃那个煮苞谷。有时实在没有什么吃的，知青就结伙到隔壁村讨饭。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他们只能在窑洞里坐在炕上披着被子取暖，连草根都挖出来当柴火烧了。丰安感慨地说，那时的“苦”是现在人们想象不到的，苦不堪言。前些年他和爱平一起回到梁家河，一走进当年住的窑洞，爱平的眼泪就“噼里啪啦”地流下来了，一直哭，就是哭，不停的哭。
梁家河村两边都是山，中间的小河就是梁家河，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现隶属延川县文安驿镇。旧时的梁家河穷山环绕，缺水少粮，连条像样的土路也没有，穷得出了名。1969年1月16日，近3万名北京知青乘火车到铜川，坐解放军大卡车到延安，其中一部分到延川，再从县里到文安驿公社。分配到梁家河的15位北京知青，其中包括6名女生，步行了十几里，沿着只有一米宽的土路走到村里，开始了艰难岁月的考验。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小村子里，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住窑洞、睡土炕，吃玉米团子和糠窝窝，打井、打坝、挑粪、建沼气池，把美好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这里的山山水水。14位北京知青陆续离开了梁家河，习近平同志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在这里入党，并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用他自己的话说，梁家河是他人生的起点，他对这里的老百姓和山山水水充满的深情。
走进梁家河村委会，老远就看到一块大标语牌，上面写着习近平同志“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延川是我第二故乡”的话，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当他听到梁家河全村脱贫的消息后，写信给乡亲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村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黑子兄指着远处的水坝告诉我，这坝里的地就是当年习近平同志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带领大家打出来的。当时有的村民还不以为然，习近平同志跟大家讲道理，带领大家在正沟里打坝，为梁家河打出了这么多的良田沃土。黑子笑着说，当年打坝劳作休息时，我们在还摔跤玩过呢。习近平同志在他到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年365天，除了生病，几乎没有歇着。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还要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到后来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
黑子和丰安陪着我，一起走到沼气池边的一排六孔旧窑洞，其中有一孔是当年习近平同志住过的知青旧居。他先后在村里三个不同地段，住过三孔这样的窑洞，窑洞里陈设着这些知识青年战天斗地的生产、生活和学习用具。黑子告诉我，这些窑洞经过整修了，可不是当年的模样了，过去是破破烂烂的，炕上都有跳蚤。他指着靠近锅台边的一个铺位说，这就是当年习近平同志睡的铺。我趁着参观的人不多，赶紧到上面躺了一会儿，感觉睡在上面硬邦邦的，实在是不舒服。
走在村里的路上，黑子告诉我，那时村里的收入很低，一个工分一分钱，一个正劳力一天10工分，妇女作为半劳力5个工分，知识青年略高于妇女是6个工分。当年习近平同志一天劳动下来，收入只有6分钱。他还告诉我，当年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的七年里，仅吃过一碗白米饭，那还是一个乡亲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带回来几斤大米做了一锅饭，隔壁家的大娘盛了一小碗送给他。听到这一些，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太叫我感到震惊了。一个哲人曾这样说过：巨大的苦难就是巨大的财富，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五年来国家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了。
傍晚时分，丰安和我去看望梁家河村的老支部书记梁玉明，他是习近平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梁书记看到我们到家里来很高兴，忙着泡茶递烟，并让我坐在前年习近平同志到家时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和我们唠起了家常：“2015年 2月12日来了通知，说13日上午省发改委有人要来村里，谁知道是近平回来了。我留近平一家人吃午饭，做了些饸烙、油糕、炖羊肉、酸菜，都是准备过年的饭菜，大家喝了一瓶六年陈的西风酒，他喜欢吃酸菜。近平对我说，那个酸菜很久不吃还挺想的。”我问梁书记：“厨师是北京带来的吗？”梁书记笑着说：“哪里是北京来的，是我临时从县里叫来的”。饭后告别时，梁书记拿出一些农副产品想送给习近平同志，被他婉言谢绝了：“这个东西不能要。”梁玉明是个明白人：“他那么一说我就懂了，不能违反纪律。他到村里来，就好像回来探亲一样，和乡亲们融洽的很。”
在梁家河村委会党员教育室里，我认真阅读了习近平同志的自述文章《我的上山下乡经历》，他说自己在梁家河插队落户的最大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使我获益终生。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他还写道：“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尔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耳边经常响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歌声，眼前浮现出黄土高原那盛开的山丹丹花。这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花，不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奋斗历程的真实写照、不正是激励我们走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吗？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建立了新中国。习主席在延安七年，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延安这片被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染红的土地上，不断孕育出中国强大、使民族复兴的巨大能量，而这种巨大能量是永远都不可战胜的。
钟冶平
2017年12月19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