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兆山麓埋忠骨,郧水河畔留芳名。
在安陆,至今不少人还怀念着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的一位抗日杰士、女共产党员杨威同志。
杨威,原名欧阳威,又名欧阳克敌,湖北襄阳市欧庙人。参加革命前,在本县中学就读。抗日烽火引燃了她心中的怒火,她不忍日寇践踏祖国大好河山,愤慨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忧心如焚,毅然中途辍学,参加了革命。1939年冬,党派她到京(山)安(陆)县工作,1941年春,被选为中共京安县委委员、妇女部长。同年10月初,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21岁。杨威同志殉难已经39年了,却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冲淡我对她的怀念,她一直活在安陆人民和她战友们的心里。
杨威在京安工作了近2年时间。当时京安抗日根据地正在初建,生活非常艰苦,经费极为困难,甚至一日三餐都不能得到一饱,其他物资的供给更谈不上,没有分文津贴。在生活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她以苦为荣,没有愁怨,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终日奋战在日、伪、顽夹击的斗争前线。她以党的需要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坚持在青龙潭一带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党的建设,开辟敌占区的工作;她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平林市、巡店、雷公店等日伪据点周围,领导群众开展反掠夺斗争。不管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困难,党交给她的任务,她总是紧密地依靠群众,胜利地完成了,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党的好党员。
我认识她是1940年。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初春,我和她在县委会机关驻地的杨家冲邂逅相遇。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并不觉得陌生,彼此间好像是别后重逢的同窗挚友一样地亲近。她身材中等,体态矫健,性格爽朗,待人憨厚,刚毅坚强,生活俭朴,一见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9年冬,上级党组织为了使同志们能够度过严寒,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抽凑了有数的钱制作了数量不多的棉衣。杨威是外来干部,只有单薄的夏衣,领导上便给她发了一件。因为没有女式的,只好发给她一件男式长袍。她知道党很困难,没有对这样不合式的衣服,提出任何要求,欣然穿上它御寒,日当衣衫夜当被。记得翌年倒春寒的时间比较长,白天还可以借助太阳的热力暖身,比较好过;特别在夜晚,更觉寒气袭人,令人难熬。有时,她只好同几个女同志一起,蜷缩在稻草窝里,来一个“黄花焖肉”。有时她为着工作,彻夜不眠,倔强地忍受着酷寒的侵袭。困了她就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抖擞抖擞精神,驱走困乏;冷了,在房里蹬蹬脚,搓搓手,哈哈气,依旧不懈地工作。春夜虽寒,却折服不了她坚强的革命意志。杨威爱唱革命歌曲,工作余暇,常常在旭日东升的清晨,或是夕阳西斜的傍晚,纵情歌唱,时而是《黄河颂》、时而是《延安颂》,时而是《救国军歌》,时而是《游击队员之歌》……。歌声洋溢着她奔放、乐观的革命豪情,倾吐出她胸怀的壮志,抒发了她爱憎分明的心音,振奋了同伴们的精神,激励着战友们的斗志。她殉难前。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儿工作。那时我任妇女部副部长职务,还兼任桑树区委书记,她代表县委来指导区委召开第一次党代会。这是全县第一个召开的区党代会。县委为了取得经验,派她来办点。
九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们正忙着会议筹备工作。她身着一套兰色土布的旧便服,背着一个不大的土布挂包,风尘仆仆,来到区委会。我一见到她,真是喜出望外,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她刚一卸下简单的行装,还没有等到我问完她旅途的情况。她便含笑地凝视了我一下,就急切地要与我商谈工作。说实在的,我不赞成。一个女同志徒步走了80多里地,跋山涉水,刚到达目的地,按理是应该先休息休息的,何况她走路还有些蹒跚。但她竟毫不在意,我拧不过她那股硬劲,只有依着她谈起工作,一直到深夜,就连那个吃饭的“公事”也顾不得履行了(她常打趣地说,吃饭不过是履行“公事”而已)。
县委要求我们这次区党代会,一定要开好,要总结出经验。筹备工作也比较复杂,从代表的产生,会议的报告,议程的安排,举行的方法,会议的地址,代表的生活到代表的人身安全,都需要精心考虑。尤其是安全保卫问题。别的事都可以由我们作主,但我们当不了敌人的家。当时在我们周围,有4、5个日伪据点,远的不过30华里,近的只有10几华里,还有“黑色顽匪”。而我们只有一支二、三十人的区中队,除此,没有别的武装。要开好七、八十人的大会,并一连开4、5天,安全保卫不能不成为头等重要的大问题。杨威同志考虑的很仔细,安排得很周密,除了组织情报传送小组和民兵武装外,还发动群众议订了包括不去敌占区探亲访友,不接待外地客人等内容的《抗日公约》。同时,在会议期间,对交通要道设置了各种形式的群众盘查哨。夜晚和拂晓,则由区中队向敌占区方向派出游动小组,监视敌人的动向。
我们区党代会胜利地召开了。这次代表会开得很紧张,也很活跃。会议开始,杨威同志代表县委向大会作了政治时事报告,使代表们懂得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大事,懂得了边区的斗争任务,懂得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明确了我们区里的斗争方向、任务和方法。她用生动的群众语言,由浅入深,使每个代表(都是农民同志)都听得入神,激发了全体代表的革命积极性。代表们激动地像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似的,纷纷表示要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每当休息的时候,她就组织大家唱歌。有拉的,有唱的,有雄壮豪放的革命歌曲,也有浓厚乡音的民间小调。每次会议开始,总有一曲《国际歌》,真是歌声嘹亮,人心沸腾。谁能想到,我们在敌后的共产党人,竟能生活得如此自由。
会议闭幕的那天下午,大家正神情专注地听取大会总结报告,忽然天色暗淡。开始谁也没注意,以为是乌云遮盖了太阳,后来湾子里顿时人声喧哗,一阵嘈杂,接着,响起了一片锣声、铜盆声,还有一些其他辨别不清的响声,又听到村子里有人喊叫“天狗吃日啦!”这时,大家才知道发生了“日食”。会议暂时停了下来。杨威同志意味深长地说,这正像我们还要经过一段黑暗的里程,才能见到光明一样啊!这话逗得大家会意地笑了。她还通俗地向代表和乡亲们讲解了一番“日食”的科学道理,圆满地结束了这次区党代会议。
紧接着,她又要开始新的战斗历程。县委指示她开辟敌占区工作,到罗家店一带,建立一个新的区委会。这个地区可以说是日、伪、顽共管的“殖民地”,人民所受到的痛苦,难以言状。开辟这个地区,是为了巩固基本区,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占区。她肩负着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重任,即将与我们分手。然而,时隔不久,她竟蒙难了。
她蒙难的那天,是10月7日。当天早饭前,我们还住在一块——小丁家湾。清晨,天气晴朗,四周一切都很平静,她兴致勃勃地提议到村外去散步。我们迎着朝霞,踏着晨露,漫步在空旷的田野上。习习晨风,带来阵阵泥土的芬芳,缕缕炊烟,在湾子上空袅袅缭绕,不时还传来塘堰里的鱼跃声;田垅上碧绿的杂草和还没有动镰的金黄色的稻穗,交相掩映,如同一幅优美的画图。面对这沁人心脾的景象,她向我述说了一番革命的前景: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如何继续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未来农民的生活,将会如何美满幸福,以及如何建设一个人民的国家等等。她对革命满怀胜利信心。
早饭后,我们分别走向各自的战斗岗位。晚间,我们仍然回到这里。经过一天的忙碌,杨威还是那么精力充沛。我们借助一盏豆粒似的小油灯光亮,分工写着区党代会的总结。“夜战”驱散了倦意,迎来了东方黎明。
翌日早起,她例行向大家布置了工作后,便去所开辟的新区召开新的区委会,并约定晚间都到大丁家湾碰头宿营。之后,我和区委其他同志,到各支部去了解党代会的贯彻情况,最后我到郭家棚子召开了一个支部的支委会。夜幕降临了,我和区委妇女委员谢清英同志,一同来到大丁家湾等她,但直到夜深还没见她回来。我们猜想是不是还没有开完会,或是另有其他工作,相信她总会回来。我实在困极了,就和衣躺下。刚睡下就听到北边一阵犬叫声,我警惕地立即起来,同武工队长、前县委书记的警卫员小黄,快速跑到湾子外,观听动静。北边的犬吠声逐渐平静下来,四周都很沉寂。转回湾子里,我有点耽心,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黎明,我还迷迷糊糊地躺着,突然有人惊慌地喊我,我接过情报一看,惊得发呆了。太突然,万万没有想到在犬吠的那一阵,正是杨威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大堰角被敌人抓走的时刻。我忍不住胸中一团怒火,转身命令武工队紧急集合,怒不可遏地朝着大堰角跑步前进,查看了敌人破坏的现场,紧接着向“黑色顽匪”盘踞的罗家庙方向,沿途搜索,但没有看到杨威同志的踪影,只在稻田里拾到一些文件和她的工作日记,大家默默无言,忍痛地返回了宿营地。回到沈家岭,遇到胡仁,他告诉我杨威同志被抓的经过:他们开会到鸡鸣,刚刚睡熟,被敌人包围了,前后门都被堵住,先撞开了前门,抓走了杨威等同志。他因为躲在粪窖里,才得幸免。
为了营救杨威等同志,我们当天把这不幸的消息报告了县委,同时又布置了侦查。情况弄清楚了:杨威同志是被嗜血的顽匪晏永宽部绑架的。晏永宽是国民党派在敌后依附日寇的“游击”大队长,其部是国民党勾结日寇共同反共的一股“黑色顽匪”。
在敌人面前,杨威同志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情操。她被绑架到匪穴——罗家庙时,“黑色顽匪”得意忘形地“审问”杨威同志姓名,杨威同志昂首挺胸地回答:“姓抗名日”,并反问敌人是干什么的?顽匪十分胆怯,妄图以拍案打椅来吓唬她。敌人淫威何所惧。杨威同志理直气壮地揭露顽匪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当杨威同志看到顽匪室内挂着令人厌恶的膏药旗时,心头一阵绞痛,怒火万丈,声严色厉地责问顽匪:“你们究竟是国民党,还是汉奸走狗?”匪徒们张口结舌,答不上话,只有一个为首的队长丁某感到露了馅,为了遮羞,连忙吞吞吐吐地说:“哎哎哎,这没关系,我们是国军,这不过是为了应付日本人。再说,‘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算不得么丑事。”丁匪的狡辩,更加激怒了杨威同志。她随即打断了丁匪的诡辩:“真不知道天下羞耻!你们为了破坏抗日,为了迫害共产党人,竟然认贼作父!”丁匪像饿狼似的一声吼叫:“这是我们曹勖的命令,不准你瞎讲,你还敢违抗?”她轻蔑地一声冷笑,跃身撕扯太阳旗,并痛斥匪徒们和日寇的无耻勾当。丁匪和几个匪徒蜂拥而上,对她一阵毒打,凭着人众力强,把她拥进了狱房。
她虽身陷囹圄,但还惦念着同时被绑架的区委书记黄吉祥等同志的安危,思念着县委和其他同志。突然又被“提审”了。开始,匪徒又问她姓名,并睁着一双令人厌恶的贼眼,等待着回答。她还是一句:“我姓抗名日!”色厉内荏的匪徒无可奈何,只好说:“好了,好了,先不问你这个。”当敌人问她是干什么的,她内心炽烈的火焰,再也压抑不住,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为了民族解放,为了拯救人民出水火,为了消灭你们这些敲骨吸髓,危害国家,危害民族的黑色匪帮。”顽匪们黔驴技穷,恼羞成怒,竟丧心病狂地对她施以毒打,她一次又一次地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仍然骂不绝口地痛斥匪徒,直到失去了知觉为止。
罗家庙是一个二、三十户人家的小镇,群众对顽匪的这种惨无人道的罪行,异常愤恨,有的咒骂土匪没有人性,有的暗暗流泪,有的翘着大拇指称赞她不愧是一位女英雄。最后,顽匪无计可施,一无所获,竟灭绝人性地用所谓的“拌豆腐”的酷刑,残杀了我们亲爱的杨威同志。当她被顽匪们押解到寨门外杀害的时候,她深知匪徒们的阴谋,镇静自若,气宇轩昂,首先走向同时被捕的同志们面前告别,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保持革命气节。然后从容不迫,视死如归,迈向刑场,沿途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政策,痛斥顽匪勾结日寇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直到她完全停止呼吸。
杨威同志被害三十九年了,迄今,在她就义的罗家庙周围,群众还挥泪传颂着杨威同志赤胆忠心,壮烈就义的英雄事迹。杨威同志永垂不朽。
(此文写于1980年4月。作者欧阳辉,全国总工会农林工会原秘书长。1981年7月出差吉林伊春遭遇车祸,因公殉职。 五师分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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