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邓淮生副会长，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和各位来宾：

    您们好！

　　今天，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在这里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红一方面军30名长征女红军中目前惟一的健在者、浙东新四军老战士--我的母亲谢飞同志举办祝贺百岁寿辰的活动，我谨代表母亲、代表刘爱琴大姐和全家人，对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和莅临活动的全体嘉宾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为活动锦上添花、展示精美书画作品的各位作者表达诚挚的谢意！

　　下面，由我作一发言，简要介绍一下母亲于各历史时期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

　　母亲原名谢琼香，1913年2月3日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的一个贫苦家庭，因生于农历壬子鼠年腊月二十八，故戏称自己是"老鼠尾巴"。她从小聪慧好学、爱憎分明而且胆识过人。1926年，上中学时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教育。1927年2月加入共青团，以少小年纪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她在身为中共党员的三哥引领下，在家乡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期间，曾担任乡苏维埃政府委员、妇女协会主任、团支部书记。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4岁半。后担任文昌县所辖区党的区委委员兼妇委书记。

　　1928年至1931年底，母亲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到香港、新加坡从事革命活动。她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掩护省委机关会议、保护负责同志安全。1929年，她只身一人远渡重洋，到新加坡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机关从事机要、保卫和秘密出版工作。不久又被派到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机关秘书处做掩护工作。

　　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在母亲离开的那几年，我们老家遭受了当地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全家十余口人惨遭反动派杀害，房屋被三次放火焚毁。解放后，她的两位哥哥、一位嫂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2年1月母亲奉调回国，先后在中共福州、厦门中心市委从事机要工作。根据多年地下斗争的经验，她深知机要工作的危险性，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必须有对应之策。她后来回忆说："每天我总要预备一壶温开水，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把保密文件放到温开水里湿一湿，吞到肚子里。当时的文件都很简短，好吞。"

　　1934年夏，母亲秘密进入江西瑞金，在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从事机要工作。同年10月，她与蔡畅、邓颖超等30余名女红军参加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漫漫长征路上，她与战友们既要为部队筹粮筹款，还要照顾老同志和伤病员。她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与代价，像人们熟悉的母亲"带病爬过泸定桥"、"一筐梨的故事"、"牛粪堆里挖粮食"等，不过是众多真实故事中的几个片段。最终，她们跟随主力部队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与各种艰难险阻，完成了转战陕北的壮举。

　　长征结束后，母亲与刘少奇同志在瓦窑堡结婚。从1936年开始，她在北方局工作，先后于天津、北平、太原等地掩护、协助刘少奇同志开展秘密斗争。

　　1937年底至1939年初，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且经过长征洗礼的母亲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中央领导同志论著、中外革命运动史、党的建设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为今后担负的党政军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之后至1945年，母亲在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其间，她在上述四省先后分别担任过组织科长、区党委委员、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特委宣传部长、报社负责人、党训班主任、地委委员、县委书记兼新四军特务营（独立营）政委等职。

　　母亲兼任江南社副社长时，使用"谢明明"的化名开展工作和撰写文章，极大地鼓舞了苏南地区的抗日运动；担任浙东区党委党训班主任时，开设有关党和民主政权建设、抗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课程，亲自编写讲稿并登台讲课，为发展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兼任新四军余上特务营政委期间，率领部队驰骋沙场，坚决抗击日寇和伪军。据浙江余姚《红色十六户》一书介绍，母亲在对敌作战中有"稳、准、狠"三大特点，指战员都很佩服她。由于她智勇双全、指挥有力，被当地群众亲热地称为"谢团长"。

　　抗战胜利后，母亲调华东局工作，任华东妇委会常委兼组织部长；次后，调任华东局大连办事处处长，负责安置撤离的非战斗人员；再后，调任东北局特别委员会委员、东北纺织工业部职工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前夕，调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三部工作。

　　新中国成立不久，母亲在新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任副主任、主任，39岁考取该校法律基础理论专业研究生。她在自述文章《理想之光》中写道："我报考了法律基础理论专业研究生。当时，与其他同学相比，我的基础比较差，而年龄又大，困难很多，怎么办呢？靠信念，靠毅力，靠刻苦。"我依稀记得小时候，母亲一边工作学习一边照料我，非常辛苦。那几年，她为了集中精力投入工作学习，只得把我送保育院（幼儿园）上全托。

　　1957年2月，母亲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完成了从老革命到新专家的角色转换，成为老同志中的高学历者之一。她笃学不倦，刻苦研读马列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治学严谨，认真组织教学活动，亲自讲授法律法规，多次在法学刊物上发表论文。

　　由于过度劳累等原因，母亲患上了严重失眠病症。她除了求助医生、药物外，只有拼命地工作，而且从不吃晚饭。同时，几十年如一日特别重视锻炼身体，包括长距离快步走、骑自行车、打太极拳、游泳、舞剑等，外出挤公共汽车也是锻炼的手段之一。"我就不信斗不过你"（指病症）这句话经常挂在她的嘴边。

　　十年浩劫，母亲惨遭迫害，被投入秦城等两个监狱关押5年多。她被捕后，家里即被查抄，1969年1月我也被赶出北京去陕北农村插队。1973年5月、7月，我曾两次上书周恩来总理"告御状"，请求他主持公道，还母亲以清白。

　　1973年7月28日，经党中央批准，母亲被"立即释放"出狱，后这一天被她定为"政治生日"。6年后，她被彻底落实政策，复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1982年改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1984年被聘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当时母亲已年届7旬，虽历经坎坷但诚心不改，面对长期不公正的对待，仍然能够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工作为重，辛勤耕耘在公安教育这块沃土上，默默地发挥着自己的余热。母亲的宽容与大度令我十分敬佩。

　　从战争年代在家乡办平民学校、在根据地办党训班、在大后方办职工学校开始，母亲与教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后她又在院校工作了几十年，先后经历了中国人民大学时期、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和中央人民公安学院时期以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筹建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她为我国年轻的教育事业开拓进取、努力拼搏，培养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专业人才。其后，在政法公安教育战线上，她殚精竭虑、忍辱负重，为加强国家的政权建设与法制建设、培养公检法专门人才再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母亲为人低调，淡泊名利，生性不喜张扬，从不居功自傲。从1978年被选为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开始，她才相继担任或聘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公安部咨询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宪法研究会顾问等社会职务以及海南省和新四军研究会的名誉职务。

　　1983年母亲退居二线，依然关心未尽的相关事务。一是充分发挥公安部咨询委员作用，为解决基层公安机关办案经费、交通工具、民警待遇等困难建言献策；二是认真履行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职责，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出谋划策；三是积极参与抢救革命历史资料的工作，经整理的回忆材料，有些被中央或地方党史刊物采用；四是重视家乡的发展。海南建省前后多次与有关领导同志共商振兴大业。作为海南惟一参加过长征的女性，母亲是当地的骄傲，被赞誉为"长征英雄，海南女杰"。

　　母亲于2000年9月离休，在胡锦涛、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以及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现在北京安享晚年。10余年来，她偶尔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出席长征和新四军的有关纪念活动、与老战友会面、接受媒体专访等。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纵观母亲85年的革命生涯，从琼岛少年共产党员到海外青年地下工作者，从长征女红军到马列学院学员，从地委常委到新四军女"团长"，从法律研究生到政法公安教育家，无论斗争多么艰巨、路途多么坎坷，她从不低头、从不屈服、从不动摇，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信念，永葆忠诚于党的政治本色，是无畏的战士与坚定的革命家。

　　母亲把我从小拉扯大并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大学生和人民警察高级警官。几十年间，耳濡目染，她坚忍不拔的意志、果敢顽强的作风、光明磊落的品格与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深感自豪与骄傲！在此，我为母亲祈福，恭祝她老人家福寿双全！龙年吉祥！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代表母亲、代表刘爱琴大姐、代表全家人，对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及浙东分会，对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时，感谢福特宝足球发展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良好服务！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年新春快乐！

                                         谢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