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刚满23岁的家父鲁冰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八中队任指导员。这一年，对建立刚2年多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来说，是非常艰苦的一年。

年前，即1943年12月20日，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李默庵又向围剿部队下了第二次作战命令，并调来美、英装备的精锐部队突击总队第一队（下辖5个营，每营约1000人）。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增至3万之多，超过我军10倍。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处境非常险恶。

根据新的斗争形势，1944年2月19日，浙东区党委和纵队领导毅然决定：何克希司令员、谭启龙政委率司、政机关和三支队等，主动跳出敌人的重围，分散游击；参谋长刘享云率五支队、金萧支队等部队坚持在四明、会稽，与敌周旋。

我军主力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国民党顽军即以5个突击营3000余人为主力，纠合顽军浙江保安 2个团，顽军挺进第四、第五纵队，以及当地一些土顽部队，四出骚扰，疯狂围攻留在四明山的新四军部队。

2月25日中午时分，五支队和警卫大队行进到宁波鄞县西部茶坑村，准备宿营时，顽军浙保第二团60来人向我袭来。我军立即应战。谁知战斗一打响，顽军突击第一营、第四营约3000多人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冲锋枪、机关枪、卡宾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我父亲所在的的八中队只有100来人，面对着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坚守在茶坑山顶，英勇顽强阻击敌人。

顽军一波又一波地向我军阵地发起冲锋，我军则充分发挥机关枪和手榴弹的威力，与顽军激烈厮杀，击退了全英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的3次进攻。顽军在我军阵地前丢下了几十具尸体和不少枪支弹药。

战斗已打了三四个小时，这会儿，双方都暂时停止了射击，只有零星的几声枪声，战场仿佛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夕阳落山之时，除了哨兵，部队都在休息，有的在修整工事，准备迎接夜晚到来之前的战斗。渐渐地，天色暗了下来，只要再坚持一下，一旦进入了黑夜，战斗的主动权就会掌握在我们手中。

突然，敌人从父亲所在阵地的左侧发起进攻，轻重机枪齐发，弹雨如注。

父亲不幸中弹3颗，接着，又飞来一阵子弹，又中3颗。他的左臂、右腿、左胸各中 2颗子弹，两根肋骨被子弹打断，一颗子弹嵌在左肩，最惨的是右腿——敌人打的是“开花弹”，进口只有枪眼大，出口却比手掌还大，一块大腿肌肉飞溅四周，两根洁白的韧带耷拉下来，断挂在鲜血染红的棉裤外。顿时，父亲全身血肉模糊，血流满地。

敌人还在从侧面向八中队包抄过来，父亲斜靠在工事里坚持指挥部队战斗。战斗一直打到天黑，部队才脱离战斗，立即转移。这一仗，打了5个小时，我军重创顽军浙保二团和突击营，击毙击伤300余人，俘虏18人，缴获长短枪28支，机步枪子弹近8000发。但我军也伤亡50来人。

部队没有担架，中队长命4名战士抬着父亲撤退。父亲坚决不同意：眼下部队正需战斗员，怎能为自己就占用4名战士！他紧咬牙关，强忍剧痛，由通讯员半架半扶着，随部队走了7里山路，撤到部队救护站包扎了伤口。这是怎样的7里山路！真是一步一个血脚印。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生命力，这7里山路就是迈不过去的坎！

父亲到了包扎所，就因失血过多而昏迷不醒。

此时，部队还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只好把伤兵员都“寄养”在老乡家里隐蔽，尽管这样很不安全，国民党部队肯定会来搜查，但紧急之中也只能这样了。

父亲当时被“寄养”在一座庙里，一个暗地里倾向共产党的保长进庙见到了父亲，赶紧把父亲转移到山上一户偏僻农家。这家人为安全起见，连夜又把父亲抬到离家百十米远的茅草丛中藏着。

此时，正是天寒地冻的冬天，白天，父亲躺在茅草丛中度分如年，身上又冷又饿，但又动弹不了；天黑了，农家大嫂才悄悄地端来米汤喂父亲喝。7天，整整7天7夜，在这位大嫂的精心养护下，父亲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7天后，国民党部队退去了，部队派出好多战士到茶坑山里找到了父亲，战士们含着泪把他抬回司令部医务所。此时，父亲的伤口已经腐烂，混身爬满了蛆。

在后方医院，父亲养伤半年，多次随医院转移、隐蔽，伤未全愈就回到部队，又走上了抗日战场。

解放后，父亲曾再次来到茶坑，他要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但是很可惜，他问了许多人，谁也不知道那位农家大嫂家住何处。

             王毅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