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医司令
我的父亲吕炳奎1914年生于江苏嘉定县杨甸乡,幼年染病垂危之际,幸遇走方郎中救治,从此立志学医,以冀解人之难。16岁时拜嘉定名医汪志仁为师;20岁起,挂牌应诊。由于医术高明,而对穷苦农民更是送医舍药。不久他就在嘉定西部几个乡镇享有医名,有了很高的社会威望。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接着进犯上海,11月11日上海失守,11月14日嘉定沦陷。嘉定境内先遭国民党败军的骚扰,又遭日本侵略军的烧杀,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拯救家人和乡亲,父亲以行医防身为由,先后购买了10多支步枪,1支手枪和一挺机枪。当时国民党军队溃退后流散于嘉定的枪支很多,杨甸地区农民为了自卫纷纷买枪,因父亲在那一带威望很高,因此土匪来收枪时,大家都说是寄存在吕先生处的就能保留下来,这样杨甸一带大约收集了200余流散支枪。
1938年春节后,父亲发起建立了“杨甸民众自卫队”,也称七村联防,后发展为嘉定外冈游击队。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后,很快显示了威力。1938年清明节前,四五个土匪窜到杨甸敲诈农民,群众武装把他们打跑了。群众武装还深入到朱家桥镇,捉拿做尽坏事的汉奸徐朴民、刘世民并就地枪决。这一除暴安民的行动,在上海近郊影响很大,一时盛传“嘉定城外出了一支真正抗日锄奸的游击队”。八一三周年自卫队500余武装到嘉定城外向日军鸣枪示威一小时,更显示游击队的实力与抗日决心。
“杨甸民众自卫队”一身正气,是与父亲的爱国心、正义感分不开的,他身为有名望的乡村郎中,和四方村民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在社会上与三教九流也有广泛接触,在和这些人周旋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抗日主张,因此日、伪、顽把他看成眼中钉,一面扫荡、袭击、暗算,一面拉拢、劝降,但都没有使他胆怯与动摇。
父亲好友陆铁华向他老同学吴雪之反映了外冈方面的情况。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建国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共江苏省委也正在关注着这支部队。1938年9月初,中共党员邱生凡受党委托与父亲会面。父亲向邱生凡详细介绍了杨甸地区群众武装和日伪、匪顽方面的情况,认为只有扩大真正的抗日力量,外冈地区抗日斗争才有希望。邱生凡向父亲阐明了抗战形势、任务与共产党的主张,同意他扩大抗日武装的计划。邱生凡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了部队情况,为了提高父亲阶级觉悟与思想认识,党组织安排他去上海参观当时有“孤岛上的解放区”之称的、由我党主办的难民收容所,并动员上海难民收容所的青年前去参加部队。
年10月初,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注意隐蔽,稳步发展”的指示,这支队伍虽然打着国民党的部队的编号,但在父亲、邱生凡领导下的,实际上已成为我党领导下上海郊县三支抗日武装之一。他们烧毁日本军用飞机,伏击日军运输汽车,截击日军汽艇,铲除汉奸、土匪,使匪徒及伪职人员受到很大震动,当地民众受到很大鼓舞,因为父亲走到哪里,还不忘给乡亲们看病,所以也被当地民众亲切称为中医司令。
1939年4月,新四军六团东进作战,他们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捣乱破坏,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简称“江抗”),独立自主地扩大抗日力量,相继创建根据地,成立了以叶飞为书记的东路工作委员会。1939年7月7日,父亲率部与“江抗”汇合,歼灭暗中投降日军的许雷生部队。7月20日父亲在青浦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21日配合叶飞全歼邓敬烈匪部一千余人。七月底在“江抗”部队支持下在八字桥痛击日军,毙伤日军近20人。7月24日经过整编,外冈游击队加入主力部队,编为“江抗”三路三支队,父亲任支队长,邱生凡任支队政治处主任,从此父亲正式成为新四军的一员。
1940年2月父亲调到苏常太地区的江抗东路司令部,跟随谭震林政委行动,谭政委专门给父亲与任天石讲课十余次。这对他转变思想,成为革命者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如他自己所说:“在抗日前我是个乐天派,玩字画、喝酒作诗、收藏古董、组装收音机等等,从当时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走向国民党的政治舞台,另一条是从乐天派走向落魄人物的下场。但我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与正义感,对抗日要求迫切,因此我必然会与过去的生活决裂,走向抗日的道路”, “1940年到来到江抗东路司令部之后,在随谭震林政委一起行动时,每天晚上谭政委都给我和任天石同志上课,十几次课之后,我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认清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进一步懂得了革命不只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更是要消灭国民党统治。”
经过谭政委这次特别教育之后,父亲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对革命具备了全面的理论上的认识,使他工作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也从一个爱国热血青年逐步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职业革命家。
1940年5至8月父亲任江抗东路第二纵队第三支队副支队长。同年6月18日三支队在昆山石牌大风湾与日军激战,毙伤日伪军20余人,史称大风湾战斗。
1941年5月父亲任路南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参与反清乡及开展浙东的准备工作。他在苏常太期间,还利用医生及本地人的身份积极开展地下工作,电影51号兵站、沙家浜就是反映当时他们的地下斗争情况。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1941年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及中央书记处给刘少奇、陈毅的电报中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的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地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1941年5月间中共江南区委员会成立书记谭震林。刘少奇、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由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开辟浙东的工作。江南区党委决定将淞沪中心县扩建为“路南特委”。当时父亲为路南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江南区党委指示路南特委立即组织浦东工委的武装力量,向浙东挺进。
1941年6月华中局派谭启龙负责领导中共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以浦东为跳板向南发展,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5-10月间,陆续有各路部队从浦东南渡浙东。
为了进一步加强达到浙东部队的领导,1941年10月,根据新四军第六师师长、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书记谭震林的通知,由吕炳奎、王仲良、蔡群帆在逍路头组成中共浙东军政分会,指定由父亲任军政分会书记,统一领导三北地区抗日斗争,至此三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在浙东根据地建立初期,父亲曾任四支队政治委员。后因其具有医生身份适于地下工作,再有开辟三北根据地的领导经验,组织决定让他开辟三东根据地。舟山地区经济发达,如果开展工作成功将为未来根据地经济提供良好保证。1942年10月起,父亲先后担任三东地委书记,三东地区特派员等职,并兼海防大队政委。
1943年曾因逃兵出卖而被捕,但凭着医生身份掩护及党的营救而脱险。第一次被捕后地下党用了500双胶鞋来赎人,敌人竟然吃到甜头,屡次三番前后共抓了三次,为的就是敲诈。这也为他在浙东的工作增添一份传奇色彩。
“我们的根据地,不但在陆地要发展,而且海岛也要发展。”1944年5月,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接到纵队政委谭启龙和司令员何克希的指示,向海岛进军,开辟隐蔽的海上游击根据地。
1944年8月21日,海防大队大队长张大鹏和与父亲决定,首先选择灰鳖洋的大鱼山岛作为进军舟山群岛的跳板,由第一中队承担任务。第一中队上岛后不久,200多日军和300多伪军就分乘大型兵舰105号和多艘登陆艇,在两架敌机的配合下,向大鱼山岛发起了陆海空军联合进攻。部队已无法转移,也无法隐蔽,只有坚决的打!第一中队三个排分别占据了大岙岗、打旗岗和湖庄头三个制高点,形成犄角之势。面对武器精良、八倍于我的日伪军,孤军作战的第一中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血战。大岙岗是我军的主阵地,在副大队长陈铁康和中队长程克明带领下顽强抗击,打退了两路敌人的三次冲锋。指导员严洪珠和排长陆贤章带领战士坚持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当大家的弹药将要耗尽时,已经受伤的严指导员忍着伤痛,一面在阵地上来回爬动,把牺牲的各受重伤同志身上的子弹带解下,分发给大家;一面领着大家高唱《繁昌之战》,激励士气。当敌人冲上山冈时,他用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壮烈自殉。整个大鱼山血战先后激战七个小时,共毙伤日伪军百余名,海防大队包括副大队长陈铁康、中队长严洪珠等42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血战大鱼山岛”被誉为海上狼牙山,这次战斗的影响巨大,是浙东纵队抗日作战的代表性事件。1944年10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曾作了报道。
1944年底至1945年8月,父亲先后任浙东江防处主任,三北工商管理局局长,三北税务局长,浙东财务委员,浙东银行襄理。
1945年8月至10月,任浙东纵队北撤海上抢运委员会书记,组织了3000余船次参加北撤任务,1945年10月底他在北撤途中指挥作战负伤。
父亲1946年4月任苏北鸿济贸易公司经理,鸿济公司为苏北解放区最大的贸易公司,负责军需物资采购、情报及统战工作。在曾山同志领导下,父亲负责在淮阴地区购买房屋数百间,供国共谈判成功后党中央迁址所用。
1946年8月至1949年2月,父亲任华中海上工作委员会书记,江南工作委员会第二副书记,同期兼任华中海防纵队政委,负责统战、情报工作及物资保障工作。
在长期的海上工作中,父亲利用自己的医生身份,以高超的医术为载体,在上海结识了各界人物,顺利的开展统战、情报等工作。当时统战过来的就有申屠宏等好几位军统少将,他们在上海解放时曾保护了上海的户籍资料。七十年代末申屠宏曾常住我家,写了很多资料,后来成为杭州文史馆馆员。父亲通过拜老头子掌握了码头资源,通过些关系,以做生意为由头将军需物资运到解放区。一次粟裕司令派给他搞干电池的任务,结果他们一下搞到了满满一艘机帆船的电池。
海防纵队前身为苏北海防团,主要负责海上物资运输,保卫渔民出海捕鱼。海防纵队有机帆船40余艘,每艘船上有铁板工事,配有机枪,有的船上还配有榴膛炮、平射炮、炮击炮,出海续航能力达30天左右。1947年7月父亲指挥海防纵队4连6连在江苏合德缴获敌坦克登陆艇一艘,这是我解放军拥有的第一艘现代化军舰。海防纵队于1949年3月改编为华东海军第一纵队,成为解放军组建海军的基础力量。
二、新中国中医事业的铺路基石
1951年至1954年,父亲担任中共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953年初,江苏省委书记邀请几十位专家到家里过除夕,席间,向专家们谈及中医问题。省委书记提出要创办一所中医院、一所中医学院,并说吕炳奎副部长抗战前是一位中医,在嘉定地区很有名,要他来负责组建中医院、中医学校,请他当院长,专家们一致赞成。父亲当即表示愿重操医业,一辈子为中医事业奋斗。
当时中医正处于卫生部采纳余云岫废止中医案的余波之中,中医在社会上被视为封建残余,中医从业人员也是士气低落,对未来充满悲观失望情绪。
1954年3月,父亲以省委统战部与省卫生厅的名义召开了江苏省第一次中医代表座谈会,应邀参加会议的中医专家有70余名。开幕式在省政府礼堂举行,陈毅市长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举行得非常隆重,许多老中医感动得热泪盈眶。会后向中央作了报告,省市也陆续举行了同样的会议。
中医院按300张床位的规模筹办,当年秋天,父亲调到省卫生厅任厅长兼党组书记,他坚持在医院动工基建的同时,先维修旧房,开设门诊,邹云翔、曹鸣皋、叶橘泉等十几位名老中医都参加了门诊部的工作。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在两年多时间中,培养了200余名各科师资,编写出版了27种教材,积累了中医课堂教学的经验。为后来成立的南京中医学院和北京中医学院,提供了师资、教材和教学经验,仅支援北京中医学院的教师就达四十位之多,如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王绵之、颜正华等,他们大都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医专家。
1956年9月父亲奉命调任卫生部,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徐运北和中医司副司长何高民到住所看望父亲,谈了一些工作情况。也谈了中医司司长缺职的情况。父亲意识到将要肩负的重任,表态说:“徐部长,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中医事业。我是中医,一定为中医讲话,为中医事业工作,这就是我的决心。”
上任后碰到的第一件难事,就是北京中医学院建院初期遇到的难题。北京中医学院筹建工作条件很差,由于学院无教师、无教材、连学生的碗筷都未准备,入学后学生抵触情绪很大,上街游行要求改善办学条件,并向卫生部提意见,向周总理告状。学生“闹事”,卫生部主管部门医教司经过半年周旋,仍无法解决办学的基本条件。这时,父亲主动提议,南京方面有房子、教师、教材,暂时迁至南京。这个意见得到卫生部、中宣部、文教办的同意。父亲带了三封介绍信直奔南京,向江苏省委求援。消息传到北京老中医耳中,他们马上向周总理报告:北京中医学院不应该南迁,也不同意南迁。总理得知后,批评说:“首都办不成一所中医学院,这不是笑话了!”亲自责成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处理此事。
齐燕铭提出了把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中国人民大学的大院让给北京中医学院,卫生部交400万元为人民大学在西郊扩建校舍,院址解决了,但北京中医学院的师资、教材仍无办法。父亲又奔赴江苏省求援,求得教师40名并带全部自编教材,使北京中医学院的教学工作走上了正轨。
在短短的三四年中,南京、北京、成都、上海、广州等中医学院都先后举办进修班,如北京的《内经》班,南京的温病、针灸班,成都的《伤寒》班,培养师资,向全国推广南京的教学经验。到1960年初,全国各中医学院的师资队伍已经形成,这为新中国的中医教育奠定了基础。
为了配合西医学习中医班教学工作的需要,他提出组织编写《中医学概论》的建议,要求从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通俗易懂地阐明中医理论体系。1958年夏秋之间,《中医学概论》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对当时的西学中教学工作和普及中医药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本书至今一版再版,为读者所欢迎。
1962年国家精简教育规模,卫生部提出将全国23所中医学院精简到5所。面对这突如其来变故,父亲上书周总理,据理力争,最终23所中医学院保留下21所,只有河南、河北因省里坚持下马而被砍掉。
年底,北京、上海、成都、广州4所中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北京中医学院总结6年的办学经验,评估教学质量,几位老教师认为,毕业生的中医理论基础不够,运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的水平不够,建议加强中医课的分量,增加中医课的教学时教。据此任应秋、李重人、陈慎吾、于道济、秦伯未等5位老教师上书卫生部,拟出了加强中医课程、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书,父亲作了修改后交给徐运北同志,这就是中医界著名的“五老上书”。“文革”开始后反中医的造反派把“五老上书”当作毒草加以批判,把父亲及5位老教师当做牛鬼蛇神加以批斗。父亲竟被“造反派”打断两根肋骨,幸亏一只铁烟盒挡住了心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对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给予热情的支持。1958年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时。中医司会同中宣部体卫处、国务院文办文卫处,总结出“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 ,于1958年9月25日以卫生部党组名义向中央报告。毛泽东主席10月11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卫生部的这个报告,正是由父亲主持起草的。在毛主席批示精神的鼓舞下,二年制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武汉、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相继举办,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中医药界遭受到严重摧残。老中医大多被定为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中医学院被拆并,搞垮了中医医疗、教学、科研队伍,中医工作濒于毁灭的边缘。“四人帮”强制推行:“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就是说中医已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了,中医司也被取消。
1976年“四人帮”垮台,中医百废待兴。1977年父亲恢复工作,接管中西医结合办公室工作。复职后,他首先是调查研究,摸清情况,起草了一份关于对中医工作的认识和建议的书面材料,准备向中央报告,当时得到许多记者支持,并由新华社发了“动态”清样,直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领导同志看到清样,即召集卫生部正副部长到中央开会。说吕炳奎的意见很好,你们根据这个意见,写个报告,由中央批示转发。这就是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1978年(56)号文件的来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启发了人们的思想。父亲反复考虑中医工作之所以困难的症结所在,认为除了思想认识问题以外,在方针政策上,以往“西医学习中医是关键”的提法,有否定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及其能动作用的偏向,贬低了中医的学术地位,也挫伤了中医的积极性。从而得出在现阶段,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同时各自独立发展才是正确方向的结论。经过多次讨论,卫生部党组明确了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
1982年退居二线后,父亲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他又致力于推进民办中医事业的发展,他和崔月犁同志等一道,创办“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创办“光明中医函授大学”。
1984年底,当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在全国政协礼堂宣布成立之时,得到了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名老中医的用户。他们纷纷主动要求在当地成立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分校(或辅导站),在短短的二三年,各地相继建立了分校34所。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以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临床的办学方针,以寓医理于临床的教学思想,以早就一代既明医理又能治病的临床中医师为培养目标,吸引了大批酷爱中医者入学。到1992年底,中医专业已有2万多名毕业生,骨伤专业已有5000多名毕业生。
2003年春季,中国大地发生了数十年一遇的瘟疫灾害。在这紧要关头,九十高龄的父亲毅然主动请缨,上书温家宝总理,要求亲赴前线抗击非典。温总理批示组建吕老抗击非典医疗小组。父亲坚持要去前线诊治病人,但因各种原因并未成功。而这期间有一个朋友是北京垂杨柳医院护士,在护理非典重病号后也出现了高烧等症状,因惧怕大剂量激素及隔离治疗,求到了我哥哥吕嘉戈。父亲根据其病情开出了很简单的方子。其方以“宣肺、清热、解毒、利湿为纲”,在服用三日之后护士的烧全退了。这是父亲诊治唯一的一例非典病人。
典是父亲的最后一次为国出击,然壮志未酬,使得他更认识到了中医的危机——后继乏人乏术,政策执行不利等等。中医的一切让他魂牵梦绕,中医的现状促使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上书胡锦涛主席要求振兴中医。
父亲认为中医是中华文化的脊梁,可以说中医包含了中华文化中所有精华,不论是德还是智,都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故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他说:“中医灭了等于人的脊梁断了,脊梁断了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为了振兴中医他奋斗了大半生,也在中医发展史上写下来浓重的一笔。人们以“中医信赖的带头人”、“中医司令”、“中医泰斗”、“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称颂他品德与业绩。
三、高风亮节传家风
父亲一生不计名利,从解放初到去世职位未升半级,没有暖气的房子一住就是几十年。离休后他每天仍勤于应诊,对于组织上他也尽量少麻烦,每次出门活动大多都是由我打出租车陪着去。1999年老战友诸敏的告别仪式,我们坐着一辆夏利出租车冒着酷暑前去,一路上父亲随和的与司机随意交谈,司机师傅知道父亲是位中医就要带孩子看病。他女儿是肾炎,后来经过父亲半年多的治疗康复了,这样的事情在父亲行医生涯中不胜枚举。我家所住卫生部宿舍周围都是老北京大杂院,邻居谁家有人生病很多会找到父亲,他都会耐心诊治,没有任何门槛。全国各地中医界的人士登门造访,不论何种身份也都是亲切接待,有的困难还会给予资助,至今还有曾被资助的人跟我谈起这些,感慨不已。我家每天来访者络绎不绝,总有十几拨人,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他病倒。他最后一次为人诊病是2003年7月,这离他去世仅有几个月。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他坚忍不拔,追求真理的风范深深影响着我们。哥哥吕嘉民用了近30年时间写成《狼图腾》一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哥哥吕嘉戈从事中国文化研究,至今到处讲学,勤奋著书。
父亲这一代革命者,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代人,他们高风亮节,艰苦奋斗,将中国从一个极端落后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整为东方强国,而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更是可以传代,如果我们能够深刻理解他们,继承他们,就会获取无尽的精神与智慧能量。
浙东分会 吕嘉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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