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八一三”上海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向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不久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上海沦陷。浦东地区的散兵游勇及当地土匪流氓，纠合小股武装，乘机骚乱。地主豪绅为了自身利益，也拉起了武装，割据地盘，继续鱼肉百姓，爱国青年激于义愤，纷纷组成抗敌后援会，抗日宣传队等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2日中共江苏省委派陈静，由蔡辉陪同，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中找到了浦东地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失掉关系的党员，来到浦东地区开展了武装斗争。1938年初，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浦东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浦委），书记陈静，组织委员周强，宣传委员朱君务。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于1940年5月下旬，在金子明同志主持下，开会重新分工：金子明任书记，诸亚民任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周强任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朱人俊任伪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了由我党同志和进步人士建立的三支武装：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和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

时至1940年，保卫团第四中队发展成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连柏生任支队长，吕炳奎为青昆中心县委员兼军事部长。同时中共浦委积极开展了抗战和对伪军的策反工作，将伪和平军第十三师第六团及伪五十团的一部分部先后拉出，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

1940年七八月份，江苏省委决定，浦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归新四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领导。所谓“东路”，是指无锡到江阴的锡澄公路以东的广大游击区，谭震林同志任“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委。谭震林同志要求浦东地区连柏生坚持“灰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不要亮新四军的牌子。

1941年5月中共路南特委由顾德欢为书记，姜杰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吕炳奎为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金子明为委员。中共浦东工委由金子明任书记，朱亚民、朱人俊、周强、陈伯亮为委员，下设军事工作委员会，朱亚民为书记，民运工作委员会陈伯亮为书记，敌伪工作委员会朱人俊为书记，方晓、吴建功为委员。通过对“五支四大”进行整顿和精简，任命林达为“五支四大”大队副，金镏声为指导员，加强了部队的军政领导，并将第一期教导队骨干徐志达、许培元、张友知、胡铁锋等充实到“五支四大”担任班排干部，将“五支四大”大队副赵熊、黄玉等先后派往“江抗”学习。

谭震林同志派中共路南特委军事部长周达明来浦东检查和指导工作，通过一段时期随队考察了解，他指出“浦东部队素质好，群众纪律严格，很能干，但人员太少，可以争取更大发展。” 1941年1月，“江抗”派蔡群帆、夏士行、凌汉琪等来浦东，以教导员名义负责“淞沪五支队”的军政工作。

一、红色通道的建立

1941年初，党中央决定开辟沪杭甬三角地区，中共浦委根据中共路南特委指示和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谭震林同志的指示，即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此先后派朱人侠、朱人俊、胡骏通过国民党南汇县长夏履之的关系，和驻上海的国民党第三战区专员平租仁（在浙东）取得联系。然后又派朱人侠到浙江余姚平租仁的淞沪游击指挥部的办事处（即宗德分署）薛天白处领取了子弹五千发，手榴弹五百枚，返回浦东。

接着又派潘林儒、张大鹏、吴德标等带领少量武装人员从海上去浙东探定交通路线，侦察情况，在薛天白处再次领取子弹五千发，手榴弹五百枚。

当时，正值日寇发起宁绍战役，（41年4月宁波论陷），国民党正规军望风而逃，浙东地区三北一线（三北即镇海、余姚、慈溪三县之北部）全部落实敌手中，薛天白要留下潘林儒、张大鹏等一起打游击，被婉言谢绝。潘、张率领武装仍回浦东，将情况汇报了中共浦委。

1941年5月，“淞沪五支队”决定成立常备大队，统一领导分散在各地的各个常备中队，任命潘林儒为大队长 ，后又任命姚镜人为指导员，黄玉为军事教官，陈一竹为大队部副官。

“五支四大”领导派张大鹏率小股部队，回浦东开展海上游击战争，建立起海上红色通道，奔波于杭州湾至浦东南汇老港之间，开展与日伪的斗争，并不断地向浙东输送武装人员、枪支、弹药、药品等物资。

所谓红色通道主要是指上海、浦东和浙东三北，苏北、胶东和浙东三北等地间的海上联系。这条红色通道的建立有其历史和地理的特殊性。

从历史上看，上海和宁波三北，浦东与浙东之间，一直紧密相连的；上海开埠之后，宁波三北人民或通过海船、海轮及帆船飘洋过海到了上海，据二十世纪前统计，上海人口中宁波人占三分之一以上，上海的经济中宁波人也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上海的崛起也促进了浙东三北地区商业的发展。抗战开始后，上海成为孤岛，浙东宁波一直到1941年4月沦陷前还偏安于一方，成为我国东部沿海与外界交通之唯一港口，商人和旅客也多通过浙东之三北、浦东海岸的几个口子相互交往。1941年4月浙东宁波、三北地区相继沦陷后，无论海上轮船、陆上铁路，公路均被日军控制，只有乘帆船通过杭州湾往返，当然也会受风浪限制和日军、土匪等武装拦截的危险。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明确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础，经过上海党在该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这里所指沪杭甬三角地区就是后来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武装作基础，就是中共路南特委领导的浦东工委所掌握的抗日武装。

年4月23日敌占上海、宁波、奉化后，毛泽东、朱德同志给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刘少奇、陈毅等关于浙东成立战略单位发了一个电报（4月30日），电文说：“4月23日，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区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大有发展前途）。”这个电报更明确的指出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重要。

1937年底，上海、杭州、南京相继沦陷，苏南、浙北相继为日军控制。1941年4月浙东沦陷，国民党军队全力退入天台等内地。京、沪、杭铁路和海上交通，均为日军控制，浙东抗日根据地遂与华中抗日根据地隔绝，苏北、浦东要派部队到浙东去，只能用木帆船通过杭州湾进行，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迫使浙东区党委成立了“海上工作委员会”，开辟海上运输线。在上海霞飞路开设“古董商行”为掩护，作为上海与华中联系的重要枢纽，还专门成立了海防大队，通过建立海防大队和“海上工作委员会”，我们在海上有了自己武装的帆船，利用这个重要的红色通道多次顺利地运送领导和武装人员往返浦东和浙东。如1941年11月，“五支四大”蔡群帆、林有璋派吴铁锋率一短枪班从浙东回浦东侦察敌情，之后又指示夏治行从浦东带领短枪班回浙东报告情况。

12月，浙东军分会根据侦察到的浦东情况，决定由张席珍、成君宜、陈友新等率领“五支四大”抽出的干部战士三十多人回浦东，在奉贤三团港登陆，又浙东军分会又派王荣贵、许培元等率领“淞沪五支四大队”第一中队全体人员回浦东，在南汇潘家泓登陆（塘东区）。

“海委”机关建立后，从浙东沿海至江苏的沿江沿海，先后设立了浙东的古窑浦、浦东南汇塘东区的潘家泓、二灶泓、小洼港、马勒港、五号桥，川沙的龚路、崇明的堡镇，启东的汇隆等九个交通口岸联络站，并在沿海开设了“陆公和粮行”、“沪海运输公司”、“宏泰运输公司”、 “协利商行”、“盐行”和“永和花厂”等商业企业，以掩护、运送各种物资。1945年9月中央命令北撤后，吕炳奎任浙东纵队北撤海上抢运委员会书记，负责北撤海上运输的指挥工作，浙东根据地的机关、部队还是依靠木帆船，组织了3000余船次进行北撤，通过这个红色通道胜利完成了北撤任务。

二、红色通道的重要作用

浦东和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红色通道四年中发挥了无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我党通过红色通道运送了大批武装力量到浙东。南汇区为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浦东和浙东联络要地创造了有利地理条件，仅四个月中，就运送了七批900余抗日武装人员去浙东敌后。这些人大都是从浦东南汇塘东区潘家泓、二灶泓、老港港、六灶港、小洼港、五号桥、马勒港乘木帆船南渡浙东的四灶浦、相公殿、古窑浦。浙东的商行老板施元同和保长宣生敖等与浦东商人沈友初、黄矮堂、林有德、林有仁，表面为商人实为我党的地下联络员。如潘泰和在上海红十字会华山医院旁边开设药店，为浦东浙东部队提供药材；林有德在南汇城内开设盐行，沈友初开设协利商行，储贵彬在南汇东门外开设永和花厂等等，都是我党的地下联络站，所以批批能有相互接应。又如浙东商行老板施元同等来浦东时，通过住宿在黄家、蒋家和林家，借机互通情报，进行抗日斗争。

通过这条红色通道，从浦东南汇塘东区从苏北分批运一批党、军、政的重要领导干部。1941年带浦东部队到三北的就有：姜文光、姚镜人、陆阳、蔡群帆、林有璋、朱人俊、王仲良等大队、支队一级以上领导干部，大都从南汇（塘东区几个）渡口南渡浙东段头海、四灶浦和古窑浦。1942年６月下旬，谭启龙、顾德欢等领导干部，由淞沪五支队队长连柏生、张席珍、王荣桂率五支一大队护送，从浦东南汇潘家泓渡口南渡到浙东古窑浦的。建立了海防大队以后，我军自己有几艘木帆船。1942年7月起至1943年，在苏北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一师又分批派了三百多位党、军、政的重要干部，由海防大队从苏北接送到浦东南汇二灶泓、潘家泓，和老港等港口，再从浦东海岸滩涂几条港口南渡杭州湾，到三北古窑浦登陆，开辟四明山根据地。

通过红色通道运送的有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参谋长刘享云，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和纵队机关作战科长徐瑞，通讯科正副科长钱刚、颜飞，机要科长田森，组织科长徐方，宣传科长江岚，保卫科长邱子华、人事教育科长周毅、张新华，浙东行署文教处黄源，楼适夷，财经处陆慕云、魏善诚，还有丁公量、韩社、于岩、丁柯、崔左夫等；支队领导有王胜、邱相田、汪志华、曾阿缪、陈长生、李明、应晓初、苏岗、朱光、余龙贵、钟发宗、周瑞林、曾平等，大队一级干部有张季伦、雷泽、戈阳、余旭、张意万、刘发青、陈铁康、蓝碧轩、蔡子悟、陈菌、林峰、俞火日、章力行、陈洪才、陈松、张任伟、肖松林等；党政地委一级干部陈洪、罗白桦、黄知真、谢飞、李乐山等，军政干校唐炎、张浪，党训班徐峰等。他们中有不少是老红军，这一批重要领导骨干，后来都成为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以队、大队的领导力量，也成为区党委、地委、县委主要负责人，以及浙东行署专署的负责干部，在军队和根据地建设中起了骨干核心作用。从浙东到浦东，甚至到山东，在敌后抗战四年中，依靠这条红色通道往返运输过的武装和干部约有17000人次。原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古窑浦这个联络点在建立浙东根据地和以后我军北撤的4年多时间里，一直担负浙东与苏中的联系任务，从苏中来的人员、物资和浙东去苏中的人员一直在使用这个联络点，未出现过一次问题。在形势非常复杂的战争年代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负责这个联络点的同志是有功的” 。

运送军用物资，保障根据地的物资流通是开辟红色通道的又一重要任务。随着浦东和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武装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成批的弹药、药品、器械的运输和伤病员的送治也都只能通过这条通道来完成。由连柏生介绍在上海红十字会工作的潘太和，潘又串连了一批人，帮助我军采购西药和医疗器械，并护送伤病员黄玉、林有用、王胜、沈光中等去上海红十字会（华山医院）秘密治疗。在浦东南汇六灶港开设商行的沈友初，打通驻日寇老港检问所的关系，先后将印钞机，织巾机等物资运送到浙东三北根据地。又如五号桥黄矮弟的高梢船，新港六灶港沈友初、蒋树楼、金阿妙、金大官等船老大和商人都为我运输干部和物资出过力。在浦东奉贤县拓林开设商行的张金根等，通过浙东来沪商行人员，将浙东纵队急需的布匹、肥皂、蜡烛、毛巾、药品、电线、电池等物资运送至浙东，还专为我军从忠义救国军中收购枪弹。海宁的顾家康，专门采购布匹，纸张，都是通过这条海上通道运到三北来的。通过红色通道，1944年间还为海北工委送去了一船棉花，为胶东根据地送去废铁轨，并从胶东运回浙东一批手榴弹，这些军需物资在根据地和部队的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这条红色通道，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仍然发生重要作用。如1947年6月30日，淞沪工委书记张帆同志率50武装从南汇（塘东区）南渡杭州湾，在古窑浦登陆，为四明山根据地输送大批子弹和武器。1948年5月，张帆同志和储贵彬同志率浦东人民解放军和大团镇自卫队200余人和大批武器在浦东南汇小洼港渡口，南渡海上，在浙东姚西十六户登陆后到达四明山，有力地支援了四明山的武装斗争。

浦东人民和浙东人民为红色通道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功绩将永留史册。

                                 林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