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鬼子投降的消息，象一股电流，迅速地流向城市，村庄、田野，流向受过战火洗礼的四明山。苦战了八年，热望和平的浙东人民，怎不为这消息振奋？人们奔走相告，互相祝贺，欢欣得流下了眼泪，在欢腾中谈论着幸福的明天。但是，正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天空又出现了战争的阴云：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从陆上、空中、海洋把他的主力运输到全国各个角落，“肃奸’“剿匪”的叫嚣声也随之而起。在那动荡的日子里，电报频传。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党中央发布了“八·二五”时局宣言。这一切意味着局势的变化。但我们绝对想不到，正当我们向敌后日伪据点分路进军，把主力集结在宁波城外，准备攻取这个浙东沿海的大城市时，却传来了“放弃浙东，全军北撤”的命令。

那是一个难忘的早晨。

记得那天吃过早饭，我正在看文件，秘书匆匆地推门进来。

“政委，急电！……”看他脸色阴沉沉的，似乎发生了什么突然的不幸。

我放下手头的文件，迅速地把报夹子打开。电报上面冠着“加急”两个字，发报栏内署着新四军军部首长的名字。我读着电报，每一个字都紧扎住我的心扉。当读到“浙东纵队务须于七天内将全体人员撤离浙江……”我的手情不自禁的抖动起来。的确，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简直使我不敢相信．但这毕竟是事实——电报，军部的命令！

不用怀疑中央的决定，应该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当我把周围情况，当前的局势细细想过以后，我醒悟过来。但是，执行这个命令毕竟是痛苦的，我的思绪又象黄河决口似的奔腾起来。四年前初来浙东时的情景，坚持四明山斗争的艰难岁月，突破姚江，转战三北……，一桩桩难忘的往事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四年前的一切，想起了曾经和我一起冲锋陷阵现在已经倒下的战友……

何克希司令员看了那份电报，和我一样，从读完电报的第一分钟起便担负了感情重担，我们两个坐在一间小屋子里默默地看着那份电报。我们不是为了北撤的困难而忧虑。应该承认，七天内北撤是会有很大困难的，要准备那么多的船，要组成一支庞大的水上部队。我们更明白，在撤退的遭路上，敌人已布满了障碍，但是这一切对我们革命者，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战士又算得了什么！深信我们的战士会战胜任何困难，深信我们的战士到了紧要关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带领这样的部队，指挥员还愁什么呢？而我们现在痛苦的是要离开这里，离开这块曾经用我们的血汗灌溉过的土地，离开数年朝夕相处的浙东人民。

我们紧张地执行着军部的命令。七天的时间是短暂的，它不允许有丝毫松懈。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撤走一部分伤病员，动员一批能走的，并能在上海、杭州找到关系的伤病员，弄到合法的身份后，从陆上撤走。

我们把准备北撤的约一万五千人分成三批，同时在桩山、观海卫、古窑铺登船渡海。我被指定带领纵队机关，一部分地方党委、教导队、四明山自卫队和警卫大队共五千余人。从古窑铺渡海。我们约定三路各自行动，以江苏青浦为中途集结点，在那里会合后，过长江去苏北。

计划拟好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问题是：这么多的人要从海上撤走，加上武器，装备，非三百条船不可。可是哪里来这么多的船昵？我们浙东纵队虽有一支海上大队，但他们的船只也少得可怜，最多也只能凑上几十条船，还差二百多条呢，怎么办？新造吧，不成，哪来那末多木料和工人？再说有了船也少船工。最严重的是时间也不允许，七天内是无论怎样造不出那末多船来的，办法只有一个，找现成的船，动员老百姓的船。于是，东至舟山群岛，西至曹娥江，秘密和公开的寻找，动员民船。有篷的，带杆的，大的，小的，只要能下海的船都行。我们感谢浙东父老，他们在我们的紧急关头，又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

七天，不到七天，我们所需的船只都集中了。浦东地区的武装部队在找船工作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共中央华中局为了支援我们，还从遥远的胶东、苏北派来了船只。九月三十日，这是我们进行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天，部队集中了，有关留下坚持斗争的各项工作也作了安排，连一切宣传工作也在保守秘密的情况下准备就绪。现在留下的工作是，准备启碇远航。

这是我们留在浙江的最后一个夜晚。杭州湾里，沿着海岸静静她停泊着待命出发的木船。战士们聚集在沿海城镇，他们照常操练，一切都跟往常一样。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部队明天就要北撤。当他们明天听到军部的命令时，将会引起多大的震动……我走回室内，一次又一次地来回踱步。夜很深了，窗外万籁无声，城东的那座宝塔，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挺秀，壮丽。我象突然发现什么，仿佛今天才懂得浙东有这么美好的土地，那么纯洁美丽的夜晚。

随着晨曦，我们迎来了十月的第一个早晨。按照命令，我们要在今天下午一点从杭州湾渡海撤离．据情报，敌人估计我们北撤路线是北渡杭州湾，跨过沪杭、京沪两线，通过杭嘉湖水网地带渡过长江，他们已派兵准备追击围堵。他们慌慌张张地调集了二十五军和一百军两个军的兵力，安置在沪杭线上对付我们．国民党三战区的陈沛部队已经从宁波、绍兴进到余姚附近。很明显，敌人企图把我们消灭在杭州湾附近，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但是，他们算错了。他们已经迟了，我们已经作了一切准备，有足够力量击溃沿途敢于阻挡我们的敌人，有信心渡江北上。临走前我们接到军部来电：已指派陶勇带领部队在淀山湖附近接应．这对出发前的我们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一切都是按计划中规定的那样顺利地进行着。部队已分头集中到渡海的码头，北撤的指示已传达到营级干部。下午四点，我准时到达了古窑铺。古窑铺的海边已站满了人，这里有我们的战士，干部，地方工作人员、船工和欢送我们的群众，他们三三两两的围在那里说着、笑着，显然，他们还没有知道北撤的消息，不会了解为什么要上船渡海，也许他们在想的是即将到来的一次海上战斗。他们一见我去立即静了下来，用探求的目光看着我，似乎等待我解答他们这个谜。我从群众中穿过，摸着袋里即将宣布的军部的命令。

部队迅速地排成了整齐的行列。场地上静静的，可以昕到海水拍打船板的声音。我环视四周，看着站在面前整齐的队伍，看着站在战士们身边的数以千计的群众，想到四年前我们渡海南来，那时只有几百人。而现在……．我终于在战士面前宣读了军部的命令。当我读到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中央决定将坚持敌后的新四军撤至长江以北，“浙东纵队务须于七天内将全体人员撤离浙江”时，我发觉自己的声音沙哑了，听到从群众中传来的呜鸣的哭声，我的面前交织着一片激动人心的景象，整齐的队伍，战士按照自己的位置站着，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军人，谁也没有因激动而挪动一步。当我发出了“登船”的命令后，人群喧哗起来了。群众扑向自己的战士，握着战士的手，互相诉说着。。祝你们一路平安！一你们一定要回来!”不能忘了我们，不能忘了四明山！不能忘了三北！”群众激昂地喊着，叫着。“我们一定会回来！”战士们也激动地齐声回答。这声音象响雷，传向天空，传向遥远的东海，传向四明山的每一块土地。

船慢慢地离开海岸。我们挥着手，挥着帽子，站在海岸上的群众，嚷着，叫着，喊声里掺着哭泣声。远了，连声音也听不见了，我才回到舱里。但一会儿我又走上船尾，我拿起望远镜寻找古窑铺，古窑铺海岸的人们还是站着，挥手着。

“等着吧，浙东的人民，我们一定回来！”我从心底里默念着这

句话。

历史是最好的证明人。四年以后，我们终于回来了。浙东纵队的指战员不但回到四明山，而且还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迈步前进。

                 谭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