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我至今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那时我很年轻，在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做卫生工作。特务团装备很强，是保卫军部的，团长刘别生、政委张闯初，有三个营一个连。我们这个团是先遣部队，皖南事变打起来时在最前面。当时我们按原定计划在前面攻星潭，打了一夜已经打得很好，打开了局面，部队在坳口打了个小胜仗，已经快到长江边上。刘别生和张闯初通过电话向军部建议把主力调过来从这里冲出去，这里敌人不多。军部的情况比较复杂，耽误了时机，等了半天，最后命令来了：“撤退！”那就撤退吧。山很大，我和刘别生他们一起下山。我记得很清楚，下山以后看见叶挺骑马过来了：“哎，你们怎么样？部队下来了？你们怎么下来了？”刘别生讲了情况，说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山上。叶挺说再加一个连，堵住这个口子。后来撤退到丕岭，这是一个山口，是交通要道，敌人就在我们后面跟着。天快亮时，我们特务团放两个营在山口上堵着。七八点钟，军部有命令要求撤回来，我们放了一个连，其他人悄悄地撤下来。在丕岭附近有一座小山，下午五六点钟，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1、2、3团，还有机关等等到达后，都集中到这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反正人很多。部队已经很疲惫了，也很狼狈，乱哄哄的。因为要求轻装，满山上扔的都是背包、箱子、大衣、药品。下午特务团在一个小山上集中吃晚饭。军部开会，晚上八九点钟命令传来：今天晚上大部队全部突围，三条：一，所有人不要掉队；二，所有人背后系一条白毛巾，轻装；三，队伍打散了有三个地方可以去：过长江去江北游击队，往上海去浙东游击队，到苏南去江南指挥部陈毅那边。命令下达后就出发了。天下着小雨，烂泥路不好走。部队太多，刚出发就乱了。团长找不到营长，营长找不到连长，没有建制就没有办法指挥，就不能够组织有效的抵抗和突围，冲出来的人就活下来，突围不成就牺牲或被俘掳，7天7夜，战斗基本结束后，一个军部就这么被消灭掉。

在大部队突围的那天晚上，我们一百多人在特务团团长刘别生指挥下没有被冲散。刘别生是老红军，带队有经验，带着同志们打一阵跑一阵，我也跟着。第二天早上，去山上躲躲，晚上再打，第三天返回来，从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且想不到的地方——老军部茂林这边的山上突围出去，算是小突围成功。这时军部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我们一百多人也只剩下二三十人，周围全是敌人，但是已经不是那么多了。我们晚上继续在山上躲着，白天出来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后来总算冲出敌人的大包围圈。随后在长江边上打游击，准备找机会过江。我们在长江边附近的山上，一个多月里东跑西藏，打得只剩一二十人。天气寒冷，人又饿，没有东西吃，边打仗边跑路，江边的情况又不熟悉，很困难。幸亏刘别生团长有打游击的经验。后来找到地方党，情况稍好一点儿。尽管刚刚打完仗，地方党也很弱，他们还是想办法让老百姓用水桶装饭送上山来给我们吃，但也经常送不上来，就没有饭吃。一有机会我们就打打国民党的农村小办公署。这种地方一般只有几条老枪一个电话机，我们弄点吃的就走不敢耽误。有时候就吃老百姓挂在房檐下的老玉米，就这么嚼嚼，喝点水咽下去，人都浮肿了。就是这样，我们仍坚持打游击，一个月后地下党安排我们过长江去苏北，第一天没有过去，长江上有鬼子的兵舰，用探照灯来回扫，后来乘坐老百姓的船才过了长江，回到了新四军。回到江北环境就有所好转，可以好好的休整一下。

别人是皖南一次突围，我是皖南两次突围。情况是这样的：回到苏北一二个月后，许多同志通过上海、内线回到军部。军部有一个命令：要组织一批精干的同志回到皖南坚持游击战，打回去。刘别生是司令员，组织了一二百人的队伍，包括皖南突围回来的同志。换上便衣，有三个队，一个是长枪队，三五十人，队长是红军干部；一个短枪队，也是三五十人，都是冲锋枪（驳壳枪）；一个干部队，只有五六个人，供应、卫生、政治、人事等等各管一职，我是负责卫生的。本来没有我，因为和刘别生关系好，在皖南就经常一起打球，他一定要我去，跟我说：我们革命到底吧，坚持皖南战斗，一直动员我，我就同意了。但这次比第一次还吃亏，还没有出发就泄密了，南京国民党已经知道，而我们还不知道。出发那天刘别生拉肚子不能走路，副指挥长是杨采衡，当时是作战科长，由他来指挥。三个队出发，前面是长枪队，中间是干部队，后面是短枪队，火力很强的，真正打游击的话，有皖南地下党的配合，还是有战斗力的。那天部队一出发天就下雨，上了船雨也没停。总算过江了，到达繁昌附近，天没亮，雨还在下。我们的任务是天亮前急行军三十里，穿过鬼子一条公路的两道封锁线上山，上山我们就有些把握。现在下雨路不好走，没有办法穿过封锁线上山，就在长江边上的围堤附近找老百姓的家躲躲，准备等到天黑再走。白天走太危险，敌人看见就要打。第二天天刚亮，老百姓来报告：同志，同志，和平军日本鬼子来了！当时我们往哪里跑？后面是长江，江边只有一点点油菜田，没有地方躲避。没有办法，只能把门关起来不要动，敌人进来我们就跟他们拼，他们不进来不发现就让他们走。但我们还是被敌人就发现了，他们哗哗哗地围上来，双方就开枪打起来。敌人是有准备的，先冲上房顶。我们长枪队短枪队也能打，双方火力都很猛。还有的战士从后门跑到江边的油菜田里，油菜刚长一点点高，也不好躲，眼看敌人围上来了，长枪队短枪队的队长都是红军干部，有经验，一商量，躲不了就冲出去，我们就往外冲。我们这一打，敌人也害怕了，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我们有的同志冲上房顶就打，街上的敌人也很多，但也不是日本鬼子的大部队，看到我们这么厉害，就慢慢的撤退了。我们的人从长江边上、油菜田里走出来，长枪队短枪队都没剩多少人，牺牲了一半多，干部队还在。短枪队队长原来是项英的警卫排长，也是老红军，右肩膀受伤了。我们想办法找东西吃，吃了就往山那边摸着走。敌人又赶来在后面追。杨采衡说不要停，快跑。当时杨采衡也负了伤，他让警卫员背上皮包跟着我们跑，警卫员不肯，杨采衡命令说：“走！”警卫员只得跟着我们跑。后来杨采衡被日本鬼子抓住，南京国民党得到消息，吹牛说抓住了新四军的大干部。当我们躲到晚上准备出发时，结果天不作美下起了大雨，人浑身是泥，道路难走，走得很艰难，原来两个小时的路程，结果走了五六个小时，天亮才到山边上。那时我们的副指挥长被敌人抓了，部队也被打散，幸好我们中间还有一个营长，也是老红军，几个人就一起跑。跑到屋后边的山顶上，当我们翻山时，鬼子在后面追来。刚刚过山顶，又被对面山上的国民党部队发现了，只听见有四川口音在喊：“啥子部分哟？”我们十几个人不理他们接着跑，他们的机关枪就哒哒哒地打过来，日本鬼子看见国民党打就不追了。

我们跑到山中间的竹林里面暂时歇一歇，山上是鬼子碉堡，山下是国民党部队。日本鬼子骑马在外面叫，出来吧，优待你们。我们不理睬，但是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只要鬼子进竹林就开枪，鬼子也害怕不敢进来。我们就在长江边打游击，有五六天吧，同时寻找地下党。这个时候团政治处的石昂还在，还有刘谦，穿着便衣下山到村子里找地下党。地下党知道我们要过来，尽管他们力量也很弱，又刚刚打完仗，但仍是把我们送过了长江。老百姓很好，还把短枪队丢掉的枪送过来。我们这次比第一次还苦，又危险重重。负了伤的短枪队长在江边拉着我的手说：“郑岗同志你无论如何也要把我带走，我要革命一辈子。”我心里很难过，我们怎么带负伤的同志呢？政治干部过来做他的工作，给他留下一些银洋，替他包扎好伤口，让他躲在老百姓家里。后来，文化大革命来调查时，我对这一段历史做了证明，证实短枪队长确实受伤，是我给他亲自包扎的，他是坚持革命的。

二次突围后，卫生部来电话要我回去，说是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郑岗，想办法让他回来。我休息了一段时间，办理了手续，化妆，从上海转到苏北。那时军部在盐城，回到了军部就到家啦。

我这一生经历过不少危难，吃了好多苦，要牺牲早就牺牲了。皖南事变那时候，还两次过长江，国民党、日本鬼子的子弹就在身边啪啦啪啦的，就是没有打到我。真幸运啊！

我和石昂是老战友，听说后来他去中调部了。1999年我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办画展，他也来了，我已认不出他，他说，我是石昂啊！我说，你还没有死啊！两人就紧紧拥抱在一起。

杨采衡以后也被营救出来，解放后是北京的一个部长。

                  军部分会：郑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