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强大，取决于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政威力，也取决于自己的文化魅力即软实力。几个方面缺一不可，不然断难自立于世。

                                                                ——题记

     标题中的“文化”二字，原来是“粮草”，但我当年亲见亲闻的却不是。

    新四军到我们家乡以前，我就是先听到了他们的军歌，“……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这就是革命的文化与文艺工作。正如一句成语，“先声夺人”，中国人民军队，特别是我们新四军，就是以其嘹亮的军歌战歌之声，唤醒了吸引了又感召了广大人民；也警告了震慑了和吓退了凶恶敌人，革命事业就在我们的歌声中，建立并发展起来，这才有了后来的新中国，又有了直到如今的改革开放新面貌。我的亲身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篇回忆长文，就来说说这段历史，也是我们家乡和我与家乡的往事。

“先声夺人”的新四军

    上世纪40年代初，我们家乡正被“日伪顽”盘踞着，一位地下共产党员，夜里悄悄来到我家，关紧门窗后对我父亲说，新四军要打过来了，这才是抗日的队伍。接着小声唱了一首《新四军军歌》，正是这歌声告诉人们，我们这儿也有了希望，就要天亮了！

    这第一个向我们唱军歌的地下党员，就是原泰兴县蒋华区最早的共产党员叶正，他是在上海做工时入了党，被党组织派回家乡来发展组织，第一个就发展了我父亲，接着就创建了党在当地的基层组织和红色政权，又拉起了第一支人民武装，对日伪军队和反动派开始了游击战，随后才迎来了新四军部队。

    我的家乡地处长江北岸水网地带，为大部队行动造成了不便，最初只是新四军的一个连，一天夜里唱着军歌吹着军号，开到江边来了。我当时才十来岁，就跟着长辈们迎接了自己的队伍。又在长辈们的指导下，在村头路口贴标语撒传单，宣扬新四军是抗日武装，日本鬼子好景不长。那些传单是油印的，还有漫画插图，画着新四军刀砍日本兵，号召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拥护自己的军队抗击日寇……。我已跟父亲认了些字，又喜欢画画，就把传单上的画临摹下来，画在自己和私塾同学的小本子上，甚至也贴到村外路边的大树上，由此开始了我的“文艺宣传工作”。

    也就在这前后，叶正同志常为我父亲带来一些书刊和宣传小册子，我至今还记得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石印本本，上面是图画下面是快板。还有专讲“阶级”、“阶级斗争”和“反对剥削压迫”的理论书，甚至见过一本硬纸封面上有列宁头像的中文洋书，里头有“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等新词，听叶正和我父亲讲了其中的革命道理。蒋华区有了党的区委和抗日区公所后，我还跟父亲去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们区还是“拉锯”和“半伪化”地盘，白天是反动统治的天下，夜里才由革命者来活动。就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这次会议竟是以文化教育为专题的，会议中还散发了一本题为《万事通》的石印小本本，里头有教人识字和讲道理的短文；还推广一种叫“康果”的墨水精，冲水当墨水蘸水纲笔用，都作为农民“冬学”和“夜校”的教材用品。就在抗日战争对敌斗争仍然紧张时，竟这样抓紧对人民群众进行文化教育，同时又在开展活跃的文艺宣传工作。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事：蒋华桥一度有个伪军据点，建了座炮楼还拉了长长的竹篱笆障，新四军决定将它拔掉，泰兴独立团一下攻克赶跑了敌人。战斗刚结束就传开了一首新歌，用《杨柳青》曲调配上了新词，歌名就叫《十打蒋华桥》，把这场战斗唱得生动有趣，大大鼓舞了人心。编写歌词的是县里著名“民间诗人”高野夫。他作的许多诗歌民歌到处传唱，乡下小学生大姑娘们都会唱，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全国解放后他也到了北京，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之一。

这些史实表明，我们党一直重视文化教育和文艺宣传工作，早就做到了兵马未动，文化先行。正是这样，我既受了教育，又积极参加活动，使我由一个农村孩子，边学文化边作宣传，一步一步锻炼成长为一个红色文化文艺工作者，最后竟成了作家和画家。而我一生的道路，正是由泰兴老家起步的，我的起点就是泰兴“县学”和县委文工队。

创办“县学”和文工队，培训人才又作宣传

    抗日战争最后阶段，日伪军队加紧了“清乡扫荡”。1944年初夏我父亲不幸被捕，中秋节时，日伪又将我家和半个村子烧光了，逼得我当时就逃离家乡，投奔革命队伍，以求生保命。我先在蒋华区委直属的侦通班个把月，区委见我太小就把我通过地下交通站，从蒋华区转送到正在宣堡区的县委。这时叶正同志已在县委工作，他通过县委又把我送到“县学童干班”学习。这个“县学”就是原来的泰兴乡村师范，高年级学生编为“民干班”，主要训练做民兵和民运工作。低年级学生编为“童干班”，学习怎么组织儿童团和宣传“减租减息”、“拥军拥政”等等。还有个训练在职干部的“财经班”，为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培训经济人才。主管“县学”的就是泰兴县委和抗日政府。

    我到县学不久就被发现爱好文艺，常被派到附近一些小学或私塾，教儿童们唱抗日歌曲，组织儿童团和妇女识字班，还写抗日标语画墙头画，宣传新四军和党的政策。在县学还办了墙报黑板报，不断画画和写美术字标语，这都锻炼了我的文艺才能，也使自己成了个小小人才。当年冬天为迎接农历年关，县委成立了文工队，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把我也调了过去，使我成了个文艺小兵。

    我们文工队一共十几个人。“男主角”李吉之，是从县独立团来的，是个战斗英雄，又是“快板大王”，能随口编唱顺口溜。“女主角”是李芳，也叫常红仙，她父亲是位革命烈士，本人长相俊美，又能演会唱，专当“花船芯子”。我参加扎花船，还画漫画写标语。正月初一我们就去各村舞花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欢乐中心。到顾家庄后，扮“骚达子”的李吉之唱道：“灰堆上有个臭鸭蛋，顾家庄有个顾凤山……”，把当地那个汉奸骂得狗屎不如。李芳在花船中的歌唱，吸引了许多年青人，跟着我们去了一村又一村。我不仅参加伴唱和敲锣打鼓，还上场跟李吉之一起串演小骚达子，也大受人们欢迎。正是在年关宣传时，县委书记莫珊找到我说：“小鬼，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父亲从敌人监狱跑出来了，过几天就到县委来，你们父子要团圆了！”这是我在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过年，从集体到个人都充满了喜庆。

    年关文艺宣传结束后，我回到童干班继续学习，文工队的李芳、杨玉兰等女同志成了我的同学。当年县学的各个班，既没有教室也没有宿舍，校址就在宣堡区的薛家垛，上大课时不是在当地一座破庙里，就是在白果树下或是晒场上，分组学习和讨论活动，就在驻地农家和村里地头等等到处打“游击”，也不分师生,都散住在当地农家，伙房就借人家煮猪食的大锅做饭，开饭就在各家屋檐下或大门前，公家只管主食没有副食，原来那时抗日政府经济拮据，只能拨给学员粮食，却支付不了菜金，我每顿饭只能到伙房要点盐粒佐餐，开春后才挖点野菜清水烧了也吃得很香。过一段时间结算“伙食尾子”，用省下的粮钱买点肉解解馋。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传来了，我们也一边学习一边“生产”，我参加为新四军做军鞋扎鞋底，每扎一双可得几毛钱“抗币”酬劳。我扎了好几双得了些钱，除买学习用品外还凑钱买了点猪肉，借农家锅子白水煮了，半生不熟就捞出来吃，连汤带水都舔光了，只觉美味无比又终生难忘。可见我们的学习生活既艰苦又丰富多彩。学习内容也是这样，有时事政治和党的文件指示，特别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与“整顿三风”等等，还有三分区老专员朱克靖写的《从九一八到七七》，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长俞铭璜的《新人生观》等，大家都边学习边联系实际。学习结束后由县委统一分配工作，同学们都成为当地党政军文机关的有用之才，不少人后来都成为领导干部或专家学者。不过我却没有分在泰兴，而是去了所属的三分区。

这是我一次违反课堂纪律的结果。在县学有一天，原泰兴乡师老校长，正任三分区专员的刘伯厚老人，来为我们作报告，我作为小学员坐在第一排，见他白胡子飘飘很有风度，一时技痒就画了他的速写肖像，被他老人家发现了，报告一完就喊我道：“小鬼！你干什么了？快给我看看！”我想这下糟了，不听报告画小人，思想开小差做了小动作，只得硬起头皮交上画像，准备接受批评训诫。不料他老人家一见却笑道：“不错，不错，画得入神！”说着还让大家看，人们都说挺像他。他马上对县学领导们说：“这个小鬼是个人才，你们要好好培养！”这使我不仅没有挨批评，反而受到了重视，更由此基本奠定了我的一生，从县学学习结束，我就被选送到三分区的《江潮报》社，向本分区的大画家高斯同志专门学画。我的文艺创作道路，也从此在泰兴正式开始了！

抗战胜利声中的苏中文坛

     黄桥决战以后，新四军在苏中地区站住了脚，成立了由泰（州）泰（兴）靖（江）如（西）几县组成的三地委及其分区，并创办了《江潮报》，开始是油印的，后来改为铅印。我从父亲处常见到这份报纸，上面不断发表抗战消息，报道根据地的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除了大报还办了专给农民和基层干部看的《江潮大众》，更为通俗和生动活泼。女主编就是我们泰兴人周文凡，她是原泰兴乡师“生活指导员”（即党的负责人）汪普庆的夫人，夫妇都是我们县的文化名人。大报上常有高斯同志的木刻作品，我去报社就是为了向他学画。他是我在绘画和木刻上的启蒙老师，但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文字编辑，作画刻木刻等于是他份外的事。这种“多面手”作风当时就影响了我，从那时起就学着他，一边画画一边热衷于写作。战时报社没有固定地址，主要在泰兴东北角的北新街和古溪一带，有时在如西地区活动，印刷厂隐蔽在相对安全的秘密地点。我在报社时，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报社和分区机关一起，进驻了大反攻中刚解放的黄桥重镇。《江潮报》也办成了日报，高斯同志工作也更紧张了，但仍带我到石印作坊，画和印了一批宣扬抗日胜利的漫画和图表。

    黄桥的文化和文艺工作十分活跃，原在泰兴的黎岳冰同志，领导着地委的大众剧团，就驻在报社附近，每天排戏唱歌十分引人，我就常去看热闹。黎团长见我爱好文艺又能画画，动员我去他们那儿，竟从报社把我调了过去。团里正在排演《曹立三的转变》和《刘桂英是朵大红花》，这都是苏中文化名人赖少其的作品，他本来是鲁迅直接培养的青年木刻家，同时又进行文学创作，正是这种“左右开弓”作法，革命需要什么就干什么，能画画刻木刻，又能作文写剧本，和我的学习榜样高斯一样，连写带画地干了一辈子。我到剧团才个把月，在黄桥的三分区各单位，都行军去了新解放的如皋县城。抗日胜利后，苏中地区进行改编，将原来的三、四分区合并为新的华中一分区，我们大众剧团也转为一分区文工团，使我一下穿上军衣，成为一名新四军小兵。当时是1945年12月，我把这写为自己的“入伍时间”。其实我于1944年9月已在区委侦通班，早就参加革命了。自己填错表竟丢了，后来发的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再也补不上了。

我到分区文工团的同时，原在黄桥的《江潮报》也到了如皋，与原四分区的《江海报》合并，成为新的《江海导报》。高斯和周文凡等同志也都来了，汪普庆同志到了分区“文协”，和夏理亚、丁正华和蔡雄等同志创办了《文综》、《民间》等刊物。他们向我约稿，使我在他们刊物上发表了木刻和石印画。我还和原童干班同学王英勇一样，也在《江海导报》上发表文章。这使如皋成了我的“发祥之地”，我的美术和文字处女作（应是童男作）都在此问世。当时当地的文化事业和文艺活动相当繁荣，如皋就有好几个文工团和剧团，苏中军区前线剧团（就是后来的南京军区前线剧团） ，在如皋“水绘园”一座大草棚式剧场，演出了由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大戏《甲申记》，成为当地的文化大事。这台戏由夏征农、吴天石和沈西蒙编剧，王啸平导演，又由沈亚威、张锐和龙飞等作曲，并由茹辛、茹志娟兄妹和顾绛等主演，确是一部由文化精英们创作的文艺精品。我们分区文工团和别的剧团也有演出，记得有来自大后方的《雾重庆》，从京剧和外国戏改编的《锁着的箱子》、《破旧的别墅》等等，这都反映出党对文化和文艺工作的重视。

文艺宣传迎接新的战争

    1946年初起，国共内战阴云密布，分区文工团组成若干小组，在如皋县城内外直到国民党踞守的南通白蒲对面丁堰等地，到处去作文艺宣传，揭露敌人的内战阴谋。我在的小组演了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把原剧中的卖唱姑娘改为我这个男小鬼，我装得有气无力唱不出，被扮为父亲的吴若中用鞭子抽，正埋伏在观众中的同志就喊：放下你的鞭子！吴若中向人们哭诉国民党打内战，使老百姓有家难回，只得在外流浪卖唱，激起观众高呼：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这时已有人从延安来到苏中，带来了《兄妹开荒》等剧本，分区文工团也排演了，曾到泰兴老叶庄等地演过。上海、重庆等地也有人进了解放区，他们带来不少文艺书刊。特别是苏联在中国的出版物，如《苏联文艺》、《时代画报》和卫国战争小说集与剧本等等。我还见到和参考了一些苏联绘画。华中军区也出了新的《江淮画报》和文艺刊物，上面有着邵宇、吴耘、江有生和赖少其等同志的作品，对正面临内战的军民群众，起到了应有的鼓舞作用。

    当年5月新四军主力华中1师开到如皋。驻在孔庙的师部文工团，与驻在长巷一号的分区文工团联欢时，1师文工团游龙团长向分区文工团曹铨团长，指名要去了我，使我从地方部队上升为野战军主力的文艺小兵。1师文工团在如皋也有多场演出，有《掼碗》等一些独幕剧和活报，其中的趣事我已回忆成文，2013年在如皋和南通的报刊上发表了。为了教育部队迎接内战，1师文工团排了延安来的剧本，《同志，你走错了路！》表现有的干部丧失了警惕，吃了国民党的大亏。只是这出戏没等正式演出，国民党大军就打上门来了。当年7月12日晚上我们装好了台，等粟裕司令在台前讲完话就开演，哪知他没讲完，战争就开始了，文工团连忙拆台连夜出发，开出如皋西门直奔泰兴，天亮到达黄桥。我见到了正在那里的父母和弟妹，没敢停留只急行军跑向宣家堡。7月13日当夜，6师在泰兴，我们1师在宣家堡，打响了全国解放战争第一仗。战斗中文工团男同志都去了作战连队，让我跟女同志去了前线包扎所。女同志管救护伤员，所有牺牲烈士都交给我，由我将他们一一登记后再交给民兵去掩埋，所以这一仗我专和死人打交道。战斗一结束部队又往回开，路过黄桥时我请假去看父母。父亲抓紧时间拉全家去镇上唯一一家照相馆，拍了“空前绝后”一张全家合影，照完相我就追赶队伍走了，我们家也从此五流四散甚至家破人亡了！连同整个苏中地区也都陷入一片战火。不过我一边行军作战，一边还刻了小木刻又印成小传单，努力鼓舞我的战友们。

泰兴、宣家堡是“苏中七战七捷”第一仗。第二仗在如皋东南丁堰、林梓开打，接着一仗又一仗一直打到九月，部队伤亡很大又疲劳不堪，征用了大量民船穿过高邮湖宝应湖撤往苏北，又同国民党军几次交手。就在这样险恶紧张的战争形势下，我们部队仍然歌声不断，唱着《自卫战》、《说打就打》、《拉开两条飞毛腿》……，部队边唱边撤到了山东，国民党大军从四面八方围攻过来，这时又唱开了陈毅司令作词的《决战之歌》，似乎要同敌人拼老命决一死战了，哪知唱着唱着又消灭了敌军好几万，还活捉了他们的师长和司令等等。这时华中来的新四军和山东部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我们1师成为4纵队，都归陈毅、粟裕统一指挥，迫使国民党将“全面进攻”改成了“重点进攻”。粟裕副司令调兵遣将，在沂蒙山区的孟良崮打了个险仗，痛歼了“国军王牌”74师。部队战后立即多路突围，我们文工团向北转移，通过渤海地区过了黄河，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段时间当然不能演戏，不过不耽误唱歌画画说快板，我还为自己订了个小本子，专记自己的战斗生活，封面上还题了“征途”二字。这个本本至今还在我身边，已经成为战争年代的“革命文物”了。

我和部队一起成长壮大

    我们部队离开苏中苏北后，我与家乡和亲人也断了联系。但我所在的部队已成为“华野”主力4纵，不只越打越强越壮大，人也越打越多。连我也长大了，由一个小鬼成为老战士，亲历了华东战场的各个大战役。在连续战斗中，我按照部队和战争要求，一路画画写标语和唱歌编快板，还演活报剧和放幻灯片，以种种文艺形式向军民群众作宣传。我们文工团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和《赤叶河》等解放区著名歌剧，从部队到我们每个人，都一起成长并走向成熟了。淮海大战以后我们被改编为解放军第23军，已是一支兵强马壮又战功赫赫的光荣大军，1949年开春后我们浩浩荡荡向南进军，又回到了我的老家苏中地区。我们家乡成为攻向江南的出发地，部队在此集结进行渡江训练，更在这儿将入侵长江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击伤，成为一个重大国际事件。当时我已是个刚到18岁的新党员，乡亲们见到都说我是个大人了！

    但我回乡探亲时，竟没见到自家一个亲人。在敌军大兵压境时，父亲转移并隐藏在外地坚持斗争，还乡团却说他已被抓到枪毙了，又说我也被国军飞机炸死在黄河边上。弟弟在老家被还乡团踢死了，母亲被逼得由舅舅领到江南，再到上海浦东，改名换姓给人家当烧饭老妈子，其实她才三十多岁。我回村里看到，一个中青年男子都没有，全被卷入战争，跑的跑死的死伤的伤了。村外添了一片新坟，村里多了一批寡妇！我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跟大军一起杀向了江南。占领宁沪杭后，又解放了舟山群岛。正准备趁热打铁再去解放台湾，却忽然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国军队被迫赴朝参战，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才停了战，我也到了北京还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我在第一个寒假时才回乡探亲，终于在全国解放后又回到了老家。

    当年的新四军东进到泰兴，硬是顶住了四面八方来的敌伪顽的各路围攻，不仅在我们家乡站住了脚，更以其主张方针和文化宣传，特别是以军歌战歌响亮的歌声，感召和感动了人民群众，使其思想精神深入人心。这就是“兵马未动，文化先行”，以文化这一不开枪不打炮（那时部队也没有什么炮）的斗争方式，使自己由弱到强以致威不可挡。过去反动军队曾用种种手法破坏我们党和军队的形象，常常冒充新四军来烧杀抢掠，企图激起老百姓都来反对新四军。但是所有的反动军队，虽然武器比我们好，力量也比我军更强，却都唱不了新四军的歌，一出来就被老百姓识破，揭穿了他们的鬼把戏。凡是真正的新四军队伍一到，不用叫门不惊扰老百姓，只在村里唱道：“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千家万户就打开了大门，迎接自己的队伍，这就是当年最生动也最真实的历史画面。

    所以，如今我们面向未来，就要更加回顾历史，继承发扬以往的成功经验，“兵马未动，文化先行”。以文化、文艺和精神力量，来战胜当前和今后的一切困难险阻！

    最后我再引用习近平同志的两句话：“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经济事业要没有文化支撑，也不会更发达。正如毛泽东的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支撑的经济，就是个愚蠢的土财主，或是土匪似的暴发户，必将受到历史的报应和惩罚！

    这就是一个高龄老兵以毕生经历经验得到的历史教益。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1师分会洪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