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原名胡学成，1925年生，江苏启东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军，1942年在四分区的启东工委任保安科长、社会部长，1943年派往上海浦东做地下工作，1944年任华东军区公安司令部科长、情报总站站长，1948年任华中警备第八旅作战科长。1953年在南京高级步兵学校任教，1956年被中央军委派遣到越南任军事顾问。后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研究员、副部长，武警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我的家乡在江苏南通市启东县（市）。小时候我家很贫穷。我是独生子。母亲在我四五岁时就病故了。我和父亲相依为命，他把我拉扯大。父亲帮人家杀猪宰羊挣不了多少钱，吃喝都成问题，根本没有钱交学费，所以我小时候没有条件上学。在我十一二岁时，当地政府办了一件好事，建了儿童短期小学（义学性质的小学），设在离启东汇龙镇以北大约3华里的“中慧乡”，每期两三个月，我就到那里去读免费的小学。我的老师是女的，叫施燕玉，是我的恩人。施老师认为我比较聪慧，写字也好，悟性也好，很喜欢我，也知道我上不起学，她就保举我上了县里的“汇龙镇中心小学”。我一去就插班到三年级，但是没有三年级的教科书，我只能拿到第六册，但考试时还名列前茅。第二个学期就没有书了，我就直接念第八册。不久，日本鬼子来了，我就辍学了，所以实际上我真正上学也就几个月，后来的知识都是自学的。在部队我上了两次函授大学。1982年筹备创建“中国人民武装部队学院”，任党委书记,副院长。我是小学都没有读完的人当了大学党委书记（大笑）。

1937年秋天，启东被日本人占领了。全县群情激奋，掀起了抗日热潮。当时有一个抗战支队的宣传队，到启东来写标语宣传抗日。宣传队里有男有女，都很喜欢我们小孩儿，教我们唱歌。那时我只有十二三岁，但是很痛恨日本人。我要求参加他们的队伍，他们就同意了。1938年9月我就参军了。当时队伍里还有一些娃娃兵。

    参军初期我当过勤务兵，“三八大盖”都比我高，后来我看当号兵比较适合，我又去学吹号当号兵。新四军东进创办了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后，我被推举进了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后改为抗大九分校），在军事队学习军事。当时的队长、排长、指导员我都知道。但现在都已经去世了。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学员学习时间都不长，大约三四个月。战争年代嘛。学制都不长。

学习结束后我被调到苏中军区保安处锄奸保卫训练班，担任保卫干部。那时是军政一元化。处长是周林（建国后曾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高教部副部长等职）。受战争影响，如皋县划分成三个区，如中、如东、如西，很快我又调到如中行署任保安科长。周林是苏中军区党委的保安处长。1942年下半年我调到启海行署（也称东南行署），任侦察科长，性质是反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要打内战，行署备战工作很紧张，成立了情报站，我又去当情报站的站长，主要是搜集国民党准备打内战的情报，包括国民党据点的情况。解放战争时我任军分区情报站的总站长（辖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个县）。解放战争开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讯工具很差，没有无线电，也没有电话，情报传递很受影响，只能各自为政，所以后来情报总站就撤销了。我就从情报总站调到设在南通地区的军分区司令部任侦察科长。梁灵光当时任军分区司令，后任29军参谋长（解放后曾任轻工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等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虽然我们不在前线作战，但是我们的工作对于战役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记得在1943年或者是1944年， 新四军在海门、启东地区组织了一支队伍，对外叫行动队，其实就是短枪队，每人一支驳壳枪，穿便衣，表面上看像老百姓一样。有一次行动，是潜伏到日军据点，缴获了其最新式武器—―“九二”式轻机枪，这个轻机枪可以上刺刀。我们抢到后就跑，鬼子就在后面追，打枪，有一位短枪队员负了伤。跑的时候我们想用这挺新式机枪反击敌人，但是不会用（笑）。此事我们受到了苏中军区的表彰，还授予了黄士其同志战斗英雄称号。

我们还经常到地方去锄奸。有一次我任县保安科科长的时候组织了一次锄奸行动。启东九龙镇一个日伪据点里面有个汉奸叫小施英，作恶多端，必须除掉。这个据点离启东汇龙镇16公里。日本人防卫很严密，但是我们得到群众拥护。我们的情报网做得不错。在伪军里面也有我们的人。我们在晚上潜伏到据点附近的群众家里。我们三位同志白天化装混到据点里面把小施英除掉了，等日本人反应过来，追我们，我们早就撤离了，没有伤亡。

在侦察科工作的时候，每次战役战斗之前，我们都要把攻击的目标画成地图，有时还需要立体地图，哪里有据点？哪里有碉堡，哪里有地堡？从哪些地方进攻？里面的工事是怎么样的？敌人在哪里配置什么武器？哪里有铁丝网？从哪里突破，都要从地图上绘出来，提供作战部队参考。搞情报有时派联络员去，有时我自己去，还有利用一些情报关系，把情报送出来。情报关系有各种各样，有的是敌人内部的。偶尔还要抓俘虏了解情况。还有就是依靠老百姓，从多方面得到情报。所以情报都比较准确。

有时我亲自去侦察。一般是晚上，我就提一把驳壳枪，到据点附近去找关系。苏中地区地处长江入海口，水网密布，有大河小河，那时候还有纵横分布的明沟、宅沟。农家场院周边都有宅沟，里面长有许多高大的芦苇，小河沟里养着鱼虾，长着菱角莲藕等作物，还有很多的棉花地、玉米地。乡间小路很窄，只有不到半米宽度，两边都是芦苇。夏天蛙鸣蝉噪，水蛇出没。晚上敌人都不敢出来，我不穿鞋子，光脚走黑路，有好几次踩到蛇身上，我怕蛇，蛇也吓跑了。那时虽然人小，但不怕死。

    当时我们能取得胜利与老百姓对新四军的拥护是分不开的。苏中地区的老百姓对新四军非常好，到老百姓家敲门说我是新四军，老百姓就开门了。也不分新四军是哪一部分的，新四军称号就是通行证。我们就住在老百姓家，老百姓们把敌人的炮台、碉堡情况都告诉我们。有时需要把碉堡内部的人找出来了解情况，我们就住在碉堡旁边的老百姓家里，因为离敌人最近的地方最安全，最靠的住。解放战争时期，敌人搞大扫荡，我们就住到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吃什么。渔民把螃蟹弄成蟹酱，家家户户都有，就用它下饭。他们也尽可能给我们煮点菜饭、菜粥。有时把黄豆炒好放点盐、放点水，黄豆就软了，好吃了。能吃到豆腐就很奢侈了。在老百姓家里吃饭要付伙食费，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总目标就是要解放全中国。每一项具体任务都要完成好，也没有觉得艰苦。1943年延安开始整风运动，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人生观，那时还没有提价值观。人生观关键就是生死观。有人就是生死观过不去，怕死。我很明确，绝不怕死。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军队里。渡江战役时我在警备第8旅任作战科长。我们先打敌人的桥头堡—―八圩港，就在江阴要塞的对面，那是个桥头堡。八圩港打下了，江阴炮台的国民党军就起义了，这很重要。如果要是他们不起义我们要过江就非常困难。还不好过江呢，炮弹会封锁住长江。

    我还组织了三次对国民党的袭击活动，每次大约是用一个班的兵力。有一次我们化妆以后，袭击了国民党占据的宋季港。里面有我们的内线，我们化妆潜伏到敌人内部最后取得胜利。

对内，我们还有整治特务的任务。敌人伪装混入我们队伍，假装很积极。这些危险人物我们要挖出来。锄奸保卫部的同志下部队时叫“特派员”。战士们都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找谈话”。有些人没问题也害怕，好像惊心动魄的感觉，一讲话就紧张。特派员权威很大。其实我们有时只是找干部战士了解情况。

1师分会:朱宏佐、方莹、温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