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金希明，后来改名金炘，1923年2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1926年葬父，父亲去世后，我跟着奶奶和母亲生活，就读苏州闾门小学。

1937年刚小学毕业，就赶上“八一三”日本鬼子进攻上海，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苏州呆不住了，我们就回了老家常州。可常州还是呆不住，1937年年底我又随奶奶和叔父一家逃难去武汉。当年逃难的人很多，交通拥挤。叔父有个朋友是国民党陆军的军医，他帮叔父雇了一条小船，护送我们先到了南京。当时，南京的机关要员都迁往武汉，市面萧条，行人稀少，看不见守卫的士兵，北风吹得电线发出嘶嘶的凄凉声音，阴森恐怖，那景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叔父又想方设法买船票到了汉口。到了汉口，我随奶奶投奔了舅爷爷家，他家在汉口江汉关开有交通大旅社。当时，武汉聚集了很多流亡青年，有的参加了国民党的战地服务团，有的去了延安。我的一个表姨要去延安，我也想跟着去，奶奶知道了训斥了我和叔父。奶奶是想让我当小学音乐老师，所以逼着我天天练风琴。此时，母亲从上海来信要我回上海，说她做工的新亚药厂在英租界，受战争影响不大。那时南京即将失守，国民党机关纷纷迁往重庆，叔父一家也要移居重庆。我想妈妈，不想跟叔父去重庆，就坚决要回上海。恰好叔父有个朋友在公路局，当时公路局要解散，有几个老职员打算回宁波老家，我就和他们同行，坐火车和长途汽车到了宁波，又从宁波买了轮船票，一个人回了上海。

回上海后，母亲想让我继续上学，让我去找有钱的姑母家。姑父是做棉纱、油漆生意的富商，现在看算是民族资本家。可我不愿意投靠他们，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当时新亚药厂招工，我就去应试，进了新亚药厂做工。当时考取的还有常州老乡丁贞（参加新四军后改名丁冰净）、宜兴的失学青年朱凤彩等人。我和她们志趣相投，经常谈论些抗日的事。丁冰净住在南京路亲戚家，亲戚是常州孟河的老中医。她不想住他家，离工厂又远，就搬到我家一块住。母亲租了个亭子间，朱凤彩也搬来住，由我母亲照料大家的生活。工厂的蒸汽可以让员工蒸饭，母亲每天把米淘好，进厂后就放到锅炉房去蒸，中午拿回来我们四个人一起吃，还买些咸萝卜干、炸黄豆作小菜。星期天休息，母亲就到菜市场买些便宜的菜改善伙食。当时的租界还算平静，算是沦陷区的孤岛吧。

1939年，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工人救亡协会，除做工外，还参加了工人夜校，读书会等活动。丁冰净的弟弟丁兆甲（原公安部十二局副局长，现离休）参加了新四军，一次为陈毅军长送文章到上海译报周刊发表，到我家看他姐姐。我听他讲了新四军在老家常州孟河活动的情况非常兴奋，就想去参加新四军打鬼子。不久，丁冰净动员了在新亚药厂的工友严凤宝（后改名严敏）一起参加了新四军。我因当时参加了上海工人救亡协会，没有同意我去，母亲就我一个女儿，相依为命也舍不得我走。我那时还在夜校工作，有时送人参军，开欢送会，大家情绪激昂，一起唱送郎参军的歌曲。1940年冬，经工人救亡协会同志介绍我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我还动员了张秀宝（后改名张逸秋）和一个姓丁的男孩一起走。我跟母亲说我们是到苏北去读书，母亲终于同意了。张秀宝没有和家里说，结果我们走后，秀宝的母亲找到我母亲大吵了一架。我们从南通掘港到了海安，原本要到军部抗大去，结果被苏中行政学院截住了。当时黄桥战役刚刚结束，新四军正忙于根据地的建设，到处都在招人，苏中行政学院招生的同志说，我们这里和抗大一样，也参军，我们就留着苏中行政学院学习了。我们换上了灰色的新四军军装，和我编在一个班的还有谢天顺（谢蒨）、汤聿文、朱振国、张逸秋等，班长是管文蔚的夫人张云（后改名朱竹雯）。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在苏北重建军部，将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我被招到新四军1师通信科无线电中队学报务，我们是第一期学员，同学还有谢蒨、张逸秋、汤聿文、朱振国、朱振传、张乃言等。我们的班长叫周维亚，是报务员，不久就回电台工作了。那时共产党还是半公开的，我4月份就入党了，班里同志都不知道。周维亚调走后，就由我担任班长。我们学员随师部行动，一边行军，一边上课，课余还给摇机员（电台使用手摇电机，摇机员兼运输员）、炊事员上文化课，教唱歌，星期天做群众工作，有时开晚会给大家演节目。半年后学习毕业了，我分配到电一台工作，电一台是联络军部和延安的。我第一次联络上上级电台，心里不知多高兴。

师部机关女同志很少，个人婚姻问题很突出，部队规定男方要28岁、团级干部才符合结婚条件。1941年年底，经上级批准我和无线电中队队长廖昌林结婚（他是1932年参加红军的长征干部，符合条件）。我当时还有顾虑，担心有了孩子跟着部队行军打仗很困难。这种顾虑不是多余的，我们所处的沪宁浙一带是敌伪“清乡”、“扫荡”的重点，顽军也和日伪暗中勾结，斗争形势极其严峻。敌人抓老百姓筑篱笆、打围子，我们晚上就动员群众拆了。1942年秋天，日伪军又对新四军苏中根据地发起了疯狂的大“扫荡”。当时，我怀着孩子，妊娠反应很大，吃不下东西，但照样还得天天行军，随后方医院转移。一天，我坐着独轮车随部队转移，颠得腰和肚子好痛，一位刚从上海来参军的广东籍女医务员来看我，给我做了检查，让我不要紧张，恐怕是要分娩了。她那么年轻，还是个姑娘，可和蔼可亲的笑容，沉着老练的作风，使我很快平静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吴秀瑛。

那时部队活动的江苏东台海边一带，人烟稀少，隔好远才有一户人家。老百姓靠烧盐为生，他们把海水围在海滩上晒成盐水，再用盐灶的扁平锅熬成盐出售。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每家一般只有一间土房，半间放杂物，半间睡觉。当地的老百姓迷信，认为在家里生孩子不吉利，会招来血光之灾。吴医生就赶紧用两米长的芦苇席竖起来，在盐灶边围了半圈，再用白布蒙上，作为产房。海边风很大，临时的“产房”四面透风，我感觉很冷。部队要到十月份才发棉花，吴医生刚到部队，还没有轻装，就把她带来的毛毯给我盖上，同时还教照顾我的老乡怎样做婴儿衣服，怎样给婴儿穿衣服、洗澡。在她细心照顾下，我生了个女儿，因为是海边生的，就取名叫“苏海”。广东人生完孩子兴吃姜末蛋炒饭，正好是晚饭时间，她就亲自到伙房为我炒了碗姜末蛋炒饭，看着我吃完。当时我也饿了，吃得很香。不久，她就调到另一个医疗队去了，我们再没有见过面。

1943年9月14日，我从苏中二分区出版的《滨海报》上看到《悼吴秀瑛同志》的文章和粟裕司令员的挽诗。秀瑛在反“扫荡”中，为了掩护伤员和老乡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含着泪水看完了她的事迹，心情非常悲痛，好几天梦中都梦到她英勇献身的情景。因为当时部队频繁转移，没有机会亲自去祭拜，一直是个遗憾。

1942年年底，为了应对残酷的斗争环境，苏中的党政军机关实行精兵简政。我带着孩子不便随部队行动，1943年1月，经组织同意，我通过在上海购买电信器材的商人，从南通掘港乘轮船到了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冲进了租界，我母亲就不在新亚药厂继续工作了，而到我五姑母家帮工。我到上海后，在五姑母家暂住了几天就回到常州老家。在老家，我托人在城外找了一家老乡，把女儿寄养在他们家。这家人家虽然不富裕，但刚死了孩子，对我女儿很好。当时，日伪实施“清乡”，出入城都需“良民证”，我就借了亲友的，还好没有遇到麻烦。安排好女儿之后，我又回到了上海五姑母家。我姑母家也知道我在苏北干什么，只是谁也不问。我一个表姐夫参加了“左联”，他经常带一些苏联画报来给我看。那年初夏，我又回了南通。南通周围就是苏中四分区的地界，我找到了四分区司令部电台台长张四维，见到电台就等于回到了家，大家相见非常高兴。从四分区我又回到师部。

1944年春，新四军1师苏中军区发起了车桥战役，歼日伪军近千人，华中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宝应射阳一带成了根据地的腹地，1师师部也随苏中党政军机关从东台迁至宝应。当时苏中军区通信科住在宝应西安丰镇的潘家村。1944年7月，我的大儿子“建新”出生了，是季方同志的夫人钱讷仁接生的。钱大夫是上海同德医学院妇产科毕业的，1940年参加新四军，新四军的许多孩子都是她接生的。那天正好是农历6月1日，老乡们都说是个吉利日子。脱离了战乱，老百姓的生活安定，军民关系也非常融洽，我母亲也带着寄养在老乡家的女儿来到根据地照顾我。

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我带病观看盛大的阅兵式。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一边看一边流下热泪。特别是老兵方队走过时，我感到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战友们、烈士们的血没有白流。祖国强盛了，人民富裕了，要更加珍惜和平，让子孙后代铭记历史，珍惜今天。

                                          1师分会:金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