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根据地战略是红军武装割据战略的延续与发展

1937年7月23日，距卢沟桥事变仅16天，毛泽东就提出全国应实行“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配合”的战略主张（1）。此游击战争显然是主要由善于此道的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所进行。8月1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游击战争的进行方式，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2）。8月4日，毛泽东又指出，要实行“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和“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的战略（3）。9月3日，毛泽东已明确提出要建立“我军之中心根据地”（4）。9月21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5)。至此，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短短两个半月时间内，就基本形成了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的抗日战争前期的中共军事战略（6）。

之所以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形成中共的上述军事战略，除了战事急迫，敌我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明明白白摆在那里之外，刚刚结束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共以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行之有效的武装割据战略，成了鲜活的强有说服力的思想源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清党，大批毫无准备的中共党员被屠杀；7月15日，汪精卫反共，原本对国民党“左派”抱有幻想的中共再一次受到重创。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了南昌起义，开创了斯大林所说的“武装的革命发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新时代（7）。随后，中共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检讨对策。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8）。在南昌起义失败，起义部队退走广东后，8月9日毛泽东却提出，应该在湖南“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9）。当年的秋收起义后，敌我力量悬殊的事实，迫使要生存，要发展的部队唯有上山一途。很快，毛泽东形成了武装割据的思想，“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并且，“‘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10）。

毛泽东关于武装割据的思想，曾用不同的表述方式，诸如“边界”，“边区”，“苏区根据地”，“军事根据地”，“红色政权”，“游击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苏维埃武装割据”等等，但基本语义是相同的。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稍许缓稳的陕北，总结了十年来的武装割据特点，“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时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11）。换言之，武装割据地的基本特点是：第一，统治阶级的统治力薄弱的地区，尤其是军事力量薄弱，革命的武装力量可以战而胜之的地区；第二，交通不便，远离统治力量中心，统治力量难以迅速到达的地区；第三，经济落后，群众贫困，原始革命的要求较高，土地革命的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第四，文化落后，群众要求单一集中，易于发动和组织起来形成革命力量的地区。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在敌强我弱的大态势下，根据地的规模小，不稳定，敌围剿来了，就可能跳出包围，待敌退了，再回来恢复根据地等派生特点就出现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敌我友的关系比土地革命时期更为复杂。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阶级矛盾的下降，原来的国民党敌军，现在是友军；而日本侵略军的力量比之原来的国民党军更为强大凶残。但在日军长驱直入，国军或由于战略撤退，或由于不敌而溃的情况下，出现了大片敌后的军事真空地带。对武装割据战略如此熟稔的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根据新的战略形势，发展了原来的武装割据思想，及时提出到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把区区数万八路军、新四军，兵分多路，化作千千万万个“元始天尊的弟子”（12），在诸多个广阔无比的天地里，胼手砥足，筚路蓝缕，先后创建出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江、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等中共领导下的十九块抗日根据地（13），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或缺而又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

在日本军力相对薄弱的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是对武装割据思想的继承；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辟抗日根据地，是对武装割据思想的发展。这可是攸关整个抗日战争发展走向的继承和发展。

二，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是一次反传统的战略测试

细看上述十九个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基本都是武装割据传统的延续，不是省与省之间的边缘地带（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察豫、冀鲁豫、湘鄂赣、鄂豫皖），就是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僻远地区（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广东、琼崖、河南），唯有浙东（14），与其他十八个抗日根据地完全不同，恰恰就在敌人中心城市的旁侧，在交通要道的两翼，在富庶的鱼米之乡，在江南平原水乡，在文化比较发达的人口密集地带。

浙东抗日根据地，主要的区域有两块，一块是紧靠浙江宁波以梁弄为中心的四明山根据地，基本占领了从杭州到宁波的杭甬铁路与公路两侧，和从杭州到金华的浙赣铁路与公路的两侧；另一块是活跃于上海边沿的浦东地区，包括南汇、奉贤、川沙，以及浦西的松江、青浦等地区，直接威胁上海到杭州的沪杭铁路和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铁路，甚至可以威胁上海虹桥机场的安全（15）。

       这完全是一次反传统的战略安排。但这肯定不是一次无意或盲目的战略安排。

从红军长征结束，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确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军事领导就一直在筹划为中共的武装力量寻找既能抗日，又能生存的根据地，先有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东征（16），期间明确提出要在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17）；又有抗日先锋军的尝试（18）；还有西路军西征的决心（19）。

卢沟桥事变爆发，面对日寇的大规模入侵，毛泽东提出，“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具体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西进及沿平汉南进之敌，以出击侧面的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并便于派一部远出热河，这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20）很显然，这是传统的武装割据根据地向抗日根据地发展的思想萌芽。随之有晋察冀等一系列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根据地思想，一直关注着包括浙江在内的非传统的根据地区域，伴同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不时提出新的想法和建议。

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打电报给在武汉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请他们考虑后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建立“浙南军区，攻击占领杭甬路及浙赣路之敌”（21）。1938年2月，毛泽东又提出建议，“应抽调八九万军队组成二三十个基干的游击兵团，每个兵团三四千人，派坚决而机动的指挥员领导，加强其政治工作，配置于从杭州到包头的敌人阵线前面，从这个长阵线的二三十个空隙中间，打到敌人后方去。如能运用得宜，结合民众，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必能在敌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运动战，而使敌军疲于奔命。”（22）当然，毛泽东的这些建议并没有被国民党当局采纳。

毛泽东转而把视线转向中共自己领导的军事力量。1938年5月4日，毛泽东给新四军的项英发电报，提出“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23）毛泽东已看到与过去土地革命时期很大不同的战略条件。

就在同一时期，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理论上阐述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规定了”必须有抗日根据地，如果“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但对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否能“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在许多地区，“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例如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大城市的附近地区和某些平原地区。” “至于敌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火车站和某些平原地带，游击战争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那里有比较稳固的伪政权”（24）。也就是说，在1938年5月，毛泽东已认识到在平原、河湖港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虽还没有具体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敌占的大城市附近地区，及铁路线等地，毛泽东没有认为有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性。

到了1941年，抗日战争经历了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反击蒋介石的皖南事变，2月1日，毛泽东给新四军的电报提出，“华中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关于浙东方面，及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做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25）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开辟浙东这个“战略基地”。紧接着，4月30日，应对日军占领宁波、奉化、温州、福州等地，毛泽东给新四军电报提出，“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26）。又是“战略基地”，又是“战略单位”，况且还有“大发展前途”，毛泽东对浙东的重视，非同一般。

正是在毛泽东如此具体的指示背景下，1941年5月10日，中共路南特委指示上海浦东工委，派姜文光（27）和朱人侠（28）率领已有多年游击战争经验的浦东武装部队50多人，作为先遣部队，南渡杭州湾，登陆浙东三北地区（即镇海、慈溪、余姚三县姚江以北地区）， 侦察联络。6月16日，又派浦东工委的蔡群帆（29）、林有璋（30）率130多人，再行南渡。登陆浙江三北后，即与姜文光、朱人侠部取得联系，于18日和25日两次联合伏击日军，两战皆捷，声威大振。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纪念日，朱人俊（31）和方晓（32）率350多人，三渡杭州湾，自此正式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浙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33）。这既因形就势地实践了毛泽东关于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设想，又创立了有别于中共传统的武装割据的反传统方式。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战略”，究竟其意为何呢？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军事著作等身，专业术语烂熟于心，不可能误用或错用这个基本概念。这里的战略，有着一显一暗的两层意思。其一显，是军事上的，就是形成日军的内线战场，在敌后牵制、分散、消耗、消灭敌军，在长期的抗战中，配合友军的正面阵地战，抗击日军的入侵；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日军的战略包围，最终彻底粉碎日本侵华的图谋。其一暗，是政治上的，就是在敌占的中心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旁，江南平原水乡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区域，中共的军事力量也能站住脚，能占有一席之地，能够生存、发展，从而证明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能力，在非传统地区的适用性。

当然，这是一次风险很大的实践。首先是日军的力量强大，机动性好，在江南平原水乡，要坚持游击战争尤为艰难，“在某些重要战略地区，例如华北与长江下流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平原地带将难于保存大的兵团，山地将成为主要的根据地，某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可能暂时地缩小其数量”（34）；其次是共产党有贫困乡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也有大城市白区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但没有在浙东这种地区公开武装斗争的经验；再次是浙东是蒋介石的老家，日军入侵后的短时间内，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退走浙南浙西，但这是不容放弃的地区，或迟或早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一定会回来，届时与比我强大的多的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关系，一定特别错综复杂，只要我坚持抗战，一定会有种种摩擦，在日、汪、蒋三方夹击下，中共的武装力量能否站住脚，是个很大的问号。

还有更深一层的忧虑。当抗战初起，1938年5月，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就准确又清晰地预见了整个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结论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35）。那胜利之后呢？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毛泽东会预见不到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的形势发展，无非是两种大的可能：一是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和平建国；一是国共两党再度决裂，内战再起。事实也证明，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给刘少奇拍电报说，“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36）。可见，无论哪一种可能，在浙东这个战略要地，蒋介石的“龙兴之地”，共产党成规模的军事力量断难有容身之地。当浙东形势开展较好，陈毅等新四军领导向中央报告要派更多部队去“开辟沿海广大地区”时（37），毛泽东果断地回电：“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38）毛泽东给新四军陈毅和饶漱石的这份电报，发于1943年的1月5日，也就是新四军决定派谭启龙（39）任浙东纵队政委和何克希（40）任浙东纵队司令，到浙东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半年之后。

        一面是再三强调浙东是“战略基地”，要建立独立的“战略单位”，且有“大发展前途”，一面又担忧能否在如此反传统的区域站住脚，甚或在抗战胜利后被“消灭”掉，可是如能成功的话，其战略意义如此巨大，唯一可行的，就是试一下，可以就坚持下去，不行就撤回来。正如谭启龙所记忆的，他第一次与何克希在浙东会合后，何克希向他介绍了陈毅在为何等远赴浙东饯行时，“特别关照说，到了浙东，搞得顺利，就在那里打天下；搞得不好，打起背包回来，可不要亏掉老本。”（41）战略测试的意图可谓十分明确。

三，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实践是成功的战略测试

关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设想，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为主的广大干部战士出生入死、栉风沐雨地用生命和鲜血化为现实的。要在如此复杂的反传统的地区站住脚，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实践极为丰富，有些也极为独特。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择其相关要者，简述于下（42）。

共产党的军事力量（43）在浙东能否赢得民心，从而站住脚，最根本的一点，是是否能够并有效的抗击日军。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17日占绍兴，19日占镇海，20日占宁波，22日占慈溪，23日占余姚，如入无人之境，短短一个星期，把整个浙东地区占领，国军第86军，新编第9军有10多万人，未作抵抗，退到浙南浙西地区，浙东成了敌后。当时日军的气焰嚣张，一个班的兵力就敢大摇大摆地到乡村去抢掠，浙东人民弥漫着一片惊恐、绝望、痛不欲生的情绪。6月18日，刚刚南渡到浙东才2天的蔡群帆、林有璋部署、指挥，姜文光部配合，在余姚北部的相公殿设伏，日军30余人被毙伤各8人，弃尸丢枪而逃。这是浙东抗日打响的第一枪，消息似春雷一般，不胫而走，迅速传遍浙东，浙东还有好样的中国人，还敢而且能够打败小日本，浙东人民就像大旱望见云霓，大有扬眉吐气之感。25日，蔡群帆率部再度在相公殿设伏，再次击败日军。一周内两战两捷的事实，不仅唤起了普通浙东民众的抗战热情，也赢得了众多国民党地方势力的赞佩。初来乍到的这支武装力量，理所当然地成了抗日力量的主心骨，顺理成章地成了民心所向，自然而然地为日后在浙东站住脚打下了难以撼动的基础。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不到半个月打通了浙赣铁路线，国民党30万军队不敌10万日军，退入浙西南山区。金华萧山交通要道两侧成了敌后，新四军浙东纵队迅速南下，即与当地坚持斗争的中共组织取得联系，创立了会稽地区的抗日根据地。8月20日，在诸暨的龙凤山、鸡笼山伏击日伪军，毙伤日军少尉柳泽春夫以下20余人，俘虏伪军10余人。10月24日，再毙敌4人。自此，新四军浙东纵队在金萧地区打开局面。

1942年10月，日军出动近千兵力，对抗日游击的中心区域三北地区“扫荡”，8日，新四军浙东纵队与日军激战，击毙日军22人，毙伤共近百人；9日，再毙伤30多人；26日，伏击伪军第十师一个营，全歼该营，俘虏营长以下200余人，从而粉碎了该次“扫荡”。

10月14日，驻守金华东乡大小葑门的日军小队9人，到义乌西乡肖王塘抢掠，被新四军浙东纵队伏击，击毙少尉吉田以下8人，仅一人逃回据点。日军随后撤消了大小葑门的据点。新四军浙东纵队无可争辩地赢得拥护。正是这一次次的战斗，浙东人民看到了新四军浙东纵队的实际抗日行为，因而支持这支抗日的部队在浙东发展壮大，这完全符合得道多助的历史逻辑。

浙东毕竟是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的力量弥久而雄厚，新四军浙东纵队要站住脚特别不易。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要挺进浙东，不得不借用国民党部队的名号。1941年5月10日，第一支小部队南渡到浙东，用的就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番号。到浙东后，又陆续谋得“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和“鲁苏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的番号，1942年取得“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三支队”的番号。一直到1943年12月22日，才公开打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旗号。这种隐蔽自己的灰色策略，在开始时还得到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的少量弹药，也使部分有正统思想的人士少了心理障碍，更重要的是，迟滞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寻衅摩擦。国民党在差不多半年后，才完全搞清这支部队的政治面貌，于是在11月开始调兵遣将，企图消灭或赶走新四军浙东纵队。但这无比重要的半年时间，这支部队已经誉满浙东，深得民心，已经与上中下各阶层建立了广泛又稳固的抗日统一战线，因而不可撼动。从1941年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军事力量先后三次成规模地进攻新四军浙东纵队，不是惧于日军的扫荡而回退浙南浙西，就是被新四军浙东纵队各个击破，粉碎进攻，没有一次得手。新四军浙东纵队不仅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开辟了地域越来越大的浙东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做到如此，一开始隐蔽策略得当的作用不能低估。

新四军浙东纵队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对友军坦诚相待，友军有难时鼎力相助，从而在形势危急时，能争取一部分比较友好的国民党军队中立或不积极进犯，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与国民党暂编第30师第88团田岫山部和第89团张俊升部的关系就很典型。第88团原来驻守在浙江天台，1942年10月第30师师长张銮基被国民党浙江省当局设计暗杀，88团团长田岫山被“为师长报仇”所蛊惑，离开驻地前往宁波要投靠日军，途径慈溪三七市，何克希司令仅带警卫等3人，深入田部，与田整整谈了一下午一晚上，劝阻田投敌。虽未成功，但为后来继续做田工作铺下基础。田投敌后，与日军的矛盾日渐尖锐，1943年4月30日，终于在余姚周巷反正，即刻受到日伪军的攻击。为掩护田部渡过姚江，新四军浙东纵队5月5日主动攻击日军，5月21日再度与日军激战，掩护田部安全渡过姚江，进入四明根据地。前后两战，新四军浙东纵队牺牲31人，伤33人。田岫山于6月12日和14日，两次致函何克希，感谢对他的支援，并要求“派一位好思想、好学问的秘书”，何克希再次仅携数人前赴田部与田会谈，达成“互不侵犯，团结抗日”的协议，并派人去田部帮助工作。在此之前的三四月间，新四军浙东纵队与89团团长张俊升经过商谈，建立了友好关系，并按张的要求，也派人去张部帮助工作。就在与田部达成协议仅仅一个月后，1943年7月，国民党第三战区策动“限期剿灭”新四军浙东纵队，把88团和89团收编为挺进第四纵队（挺四）和第五纵队（挺五）。 在派往挺四和挺五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大部得以安全撤离后，田岫山竟将共产党派去的见习报务员活埋。挺四和挺五与其他国民党军队一起，进攻四明根据地，共产党部队一面发通电呼吁团结抗日，一面撤出梁弄等四明根据地。11月19日，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浙东纵队猛烈进攻，浙东第二次自卫反击战爆发，新四军浙东纵队首战小胜后，再次主动撤离，发出呼吁团结的第三次通电。之后双方互有攻守。1944年6月9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9月9日，日军占领温州，国民党担心清剿四明根据地的部队有难以撤回的危险，急令其各部撤回较安全的天台等地。浙东第二次自卫反击战遂告结束。1945年2月21日，伪军第36师的3个团，围困挺四田岫山部，情况危急。新四军浙东纵队接报后，不计前嫌，向伪军36师突然攻击，解了挺四田部的围。3月11日，何克希与田岫山、张俊升会晤，签订了“联合抗日宣言”。4月15日，国民党再度调集部队要发动第三次进攻。挺五张俊升要求谈判，何克希派朱人俊去，争取张团结抗日、反对内战。5月10日，挺五张部同意借道，让谭启龙所率的队伍通过。26日，田岫山却又一次背信弃义，令他的参谋长带队再度投降日军。29日，新四军浙东纵队在争取到张俊升部同意中立后，发起讨田战役，毙伤100余人，俘虏谍报参谋、中队副以下140余人，全歼投敌的田部，仅有数十人逃脱。31日，进攻田部所在的上虞县城。6月4日，完全切断了挺四田岫山司令部上虞县城与后方基地许岙的联系。21日攻占了许岙，先后歼灭田部1000余人。就在同日，国民党第32集团军发动第三次浙东内战，进攻与新四军浙东纵队友好的挺五张俊升部，张部损失颇大。28日，新四军浙东纵队历经数战，将进犯部队全数击溃，在挺五张俊升部的配合下，将32集团军等追击至新昌，挺五张俊升恢复了原来的驻地。30日，被围困在上虞县城的挺四田岫山部向西南方突围逃窜，上虞县城解放，此为浙东第一座解放的县城。7月2日，挺五司令张俊升毅然公开与新四军合作，携手抗战，争取民主。6日，新四军浙东纵队将突围的田岫山部大部歼灭，除田与少数随从逃脱外，其余均被歼灭，彻底消灭了这股忽蒋忽汪，反复无常的军事力量。11日，张俊升致电新四军军部，拥护中共主张，誓愿接受中共和新四军的领导与指挥。13日，挺进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任命张俊升(44)为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旅旅长。联合，斗争，分化，孤立，短短几年时间，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浙东抗日舞台上，纵横捭阖，出神入化，完全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稳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

这种任命起义或投诚首领为改编部队军事首长的事，在新四军浙东部队并不是孤例，这对尽可能吸引各方抗日武装力量集合在新四军旗下，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941年5月，国民党第34师的一个连残部，在连长孙彦龙的带领下，改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属下的宁绍游击大队，孙彦龙任大队长。1943年12月9日，伪中警团教导第1总队第3营第8连60多人，在班长徐秀天、张有为率领下，反正抗日，改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警卫大队，任命徐秀天为大队长，张有为为大队副。1944年1月9日，国民党32集团军突击第1总队第1营便衣队17人，在队长向露云、副队长龚勋率领下起义，被改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直属特务队，任命向露云为队长，龚勋为副队长。1944年12月17日，王鼎山、单孝升率领盘踞在奉化、新昌、嵊县一带的“土匪武装”500余人，参加新四军，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嵊新奉抗日别动总队，任命王鼎山为总队长，单孝升为总队副。以上数例，尽管后来徐秀天因环境困难思想有变，企图谋杀谭启龙和何克希而邀功，发现后审判为死刑被枪决；向露云同样吃不了苦而投日当了汉奸，这终难免，但在当时，新四军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政策，产生了效果很不错的影响。

随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声名越来越大，纵队的人员也迅速扩大，其中大量的是各地发动起来的抗日力量，包括改编的各类非新四军系统的军事力量，也包括闻风而至的大中小城市热切要求抗日的知识青年。新四军浙东纵队在1941年9月，几乎是甫抵浙东，就开办了培训各类人员的教导队，后发展为教导大队，最后是浙东军政干校，不管形势一度相当困难，一直坚持到1945年北撤，先后办了6期，加上一些诸如无线电、保卫工作、医疗卫生（45）、会计、机要(译电）、党员干部等专门训练班，有一千多人受过培训，许多原来对共产党、新四军了解不多的抗日青年，成为各级的骨干力量，也就是不过三五个月的时间，原本需要团结教育的热血青年，成了凝结更多热血青年的中坚力量。

         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友军，中共浙东区党委专门作过规定，“宣传方式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不必作国共好坏的比较，不能恶意的指责对方，更应注意不谈国府及蒋的坏话，停止一切用‘顽军’、‘顽匪’、‘顽固反共派’、‘反共投降派’、‘土顽’等等的字句，转变人民中现存的对立空气为友好亲善抗战团结的空气。这样才能促进整个时局好转，争取友党友军继续坚持抗战。”（46）显而易见，这样的低姿态，对团结抗日，一定会起到减少摩擦，一致对外的良好作用，从而稳定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

浙东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存在发展，出色的敌工情报工作是重要原因之一。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对田岫山和张俊升的工作，以及对各国民党军队和伪军的工作，从而唤起他们站到人民一边，参加新四军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对日军的敌工工作，新四军浙东纵队有其独到之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特点是日、汪、蒋、共的力量犬牙交错，上海、杭州、宁波以及一个一个几乎相连的县城，驻扎着大量的日军和伪军，他们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清乡扫荡，而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到游击战争的要诀避实击虚，情报工作至关重要。宁波日军宪兵队是驻扎宁波的日军最重要机构之一，但就在这个龙潭虎穴内，居然潜伏着一个由8人发展到60多人的新四军浙东纵队代号“400”的谍报小组，直接受浙东纵队负责敌工情报工作的丁公量（47）领导，日军的清乡扫荡等各类情报就通过这个小组，源源不断及时而又准确地传送至新四军浙东纵队，纵队领导从而可以决断，是转移回避，还是设伏消灭。与此同时，在宁波、宁海、余姚、慈溪等城市内，都有新四军浙东纵队派出的谍报站。新四军浙东纵队还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即后来的“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合作，直接做日军官兵工作，1943年就有义乌楂林日军采伐队长坂本寅吉参加新四军，1945年5月9日，驻慈溪县城的日军无线电通讯班长本村正春军曹，向新四军投诚。25日，驻慈溪汶溪的日本兵岩冈文雄携枪参加新四军。6月4日，驻余姚的日本宪兵队补助宪兵成田恒夫携枪参加新四军。8日，驻慈溪的日本工兵部队朝鲜兵杉本庆云、安田凤道、安田学奎、文元享俊等四人，携枪参加新四军。1945年8月，当日本宣布投降，新四军浙东纵队决定撤回400小组，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大场敬次和思想课长铃木政一知道了他们是新四军时，不但同意他们带走原配的武器，还送他们电台、机枪、弹药等，甚至还担心出意外，派了一个排护送400小组回四明山（48）。没有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工作，没有新四军浙东纵队在与日军浴血搏斗中产生的威望，这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

以上只是新四军浙东纵队千头万绪各项工作的一小部分，但已能显现延安的战略设想是如何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成为实实在在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从1941年浦东部队南渡的900来人，发展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15000余人，4年多的日子里，新四军浙东纵队，发展了计有4个专区，16个县的抗日根据地，总面积约1.4万平方公里，人口228万；军事上，不计淞沪支队，抗击和牵制了2万多日军和2万多伪军，作战643次，收复上虞、南汇两座县城，攻克收复敌据点110多个，解放同胞400万人，毙伤俘日军少佐顾问、伪军上校总队长、团长以下官兵9197人，争取了1800多名日伪军和反内战的国民党军官兵反正起义。共产党的力量牢牢地在反传统的区域站稳了脚跟，赢得了上中下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反传统的战略测试完全成功。

四，成功的反传统战略测试的战略意义

既然战略测试已经成功，那就没有必要再横生枝节了。所以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时，中共痛痛快快地答应，将新四军浙东纵队全数撤往长江以北，作为其他谈判的一个让步筹码。1945年9月19日和29日，中共中央连发两电，第一份电报命令，“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49）；第二份电报的语气更为紧急，“同意你们提议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具有好影响”（50）。这“越快越好”四字，含义深刻。当新四军浙东纵队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在杭州湾南岸一个漂亮的转身，收拢围攻宁波等中小城市的部队，一渡杭州湾，二渡黄浦江，三渡长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3次拦截，长途跋涉近月，终于到达江苏海安，胜利完成北撤时（51），毛泽东的战略测试完美结束。

1946年内战再起，国民党武装力量号称800万，实际战斗部队不到450万，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算上刚刚在抗战胜利时加入的在内，号称120万。毛泽东凭什么在1946年的7月就作出战略预测，算定5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消灭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呢（52）？到了1948年11月，毛泽东将消灭蒋介石军事力量的时间从5年缩短到3年（53）。毛泽东的战略底气从何而来？战场上的较量结果，当然是最重要的依据，但浙东成功的反传统的战略测试，不可能不对毛泽东对战略形势走向的判断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蒋介石老家，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在敌人最中心城市的周边，在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两侧，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面对文化最发达的民众，我们尚且可以在政治上赢得上上下下的民心，军事上无中生有打出一片天下，进得去，站得住，出的来，方方面面都十分成功，其他地方，还在话下吗？！

注释：

（1）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1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以下简称《毛军》）

（2）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毛军》第二卷，第20页。

（3）毛泽东，“对国防问题的意见”，《毛军》第二卷，第23页。

（4）毛泽东，“与阎锡山交涉红军活动区域”，《毛军》第二卷，第40页。需要说明的是，在1935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毛泽东就曾提出“抗日根据地”的概念，（如“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毛军》第一卷，第413页等）但此处的根据地，是泛指中国军事力量占领的地区，并非专指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5）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毛军》第二卷，第53页。

（6）毛泽东，“战争与战略问题”，《毛军》第二卷，第424页。

（7）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8）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毛军》第一卷，第1页。

（9）毛泽东，“湖南民众组织更需要武装”，《毛军》第一卷，第6页。

（10）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军》第一卷，第13 ~ 4页。

（11）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军》第一卷，第710页。

（12）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4页，张爱萍回忆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派他们“下山”开辟工作时的用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

（13）十九个抗日根据地名称，源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的注释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46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

（14）此点毛选的注释有误。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浙江的抗日根据地，正式的名称应是“浙东抗日根据地”，而非“浙江抗日根据地”。本文采用正式名称。

（15）叶清达，“战斗在沪杭甬敌后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史实概要”，《战斗在沪杭甬--新四军浙东纵队回忆与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至1943年底浙东纵队亮明新四军旗帜后，中共浦东地委改为淞沪地委，区域已达浦东、浦西、浦南、海北等，几对上海形成包围状态。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史料》，第438 ~ 510页。

（16）毛泽东，“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毛军》第一卷，第442 ~ 4页。

（17）毛泽东，“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毛军》第一卷，第453 ~ 4页。

（18）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毛军》第一卷，第470 ~ 1页；“第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及其方针任务”，《毛军》第一卷，第504 ~ 5页。

（19）毛泽东，“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毛军》第一卷，第529 ~ 31页；“冬季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毛军》第一卷，第574 ~ 6页；“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及其领导机关名称人选问题”，《毛军》第一卷，第656页。

（20）毛泽东，“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毛军》第二卷，第25页。

（21）毛泽东，“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毛军》第二卷，第136页。

（22）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毛军》第二卷，第170页。

（23）毛泽东，“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毛军》第二卷，第220页。

（24）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军》第二卷，第231，244，246，247，248页。

（25）毛泽东，“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毛军》第二卷，第622 ~ 3页。

（26）毛泽东，“发展上海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毛军》第二卷，第639页。

（27）姜文光，1909 ~ 1941，上海南汇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浦东工委伪军工委委员，打入伪军工作。1941年5月10日，与朱人侠率50多人，赴浙东三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番号为“第三战区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任大队长。1941年10月22日，率部在慈溪横河镇附近伏击日军时，壮烈牺牲。

（28）朱人侠，1918 ~ 1993，上海南汇人。1938年7月赴陕北公学、陕北抗大学习，1939年12月回到上海南汇，打入伪军工作。1941年3月，率十余人初探浙东，取得了“第三战区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番号，打通了浦东至浙东的路线。1941年5月10日，与姜文光率50余人赴浙东三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任大队副。1941年9月，调任浙东鲁苏战区海上游击第1大队大队长。后历任浙东慈溪庄市征收处主任，三北自卫总队副官主任，慈姚县浒山区区长等职。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转业，在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工作。

（29）蔡群帆，1915 ~ 1974，宁波鄞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任中共青浦工委军事部长。1940年六七月后，调江抗路东第3、第4支队工作。不久，任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浦东支队政委。1941年6月，率130余人到浙东。6月18日，指挥了浙东三北敌后抗战第一仗--余姚相公殿战斗，取得胜利。28日，再战再胜。1942年5月，率200人的南进支队，任队长兼政委，开辟会稽山新根据地。1943年调任三北游击司令部第3支队政委，11月任司令部参谋处长。12月，奉命赴金萧地区组建金萧支队，任支队长。1945年3月，率金萧支队两个大队到余姚梁弄，与第3支队合并成立新的第3支队，任支队长。1945年9月北撤后，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第3旅第8团团长，后历任纵队参谋处长、师参谋长、华东军区作战处长、上海警备区副参谋长等职。1956年授大校军衔。

（30）林有璋，又名林达，1914 ~ 1947，上海南汇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6月，与蔡群帆率部南渡浙东，在余姚登陆的第3天，在相公殿西的相公庵伏击日军，初战即胜。10月，任淞沪游击队第3支队支队长。1944年1月，改任3支队政委。1945年11月，任新四军第1纵队第3旅第9团政委。1947年初任华东野战军第3师第9团团长。7月18日，强渡沙河时，不幸中弹负伤，当天下午光荣殉职，年仅33岁。

（31）朱人俊，1916 ~ 1993，上海南汇人。1935年，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1936年，因暴露身份赴日留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返国参加抗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任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及伪军工委书记。经过工作，在伪50团内掌握了6个连的武装。1941年1月，取得“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宗德部队”和“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3纵队”的番号，任中共“3纵”工委委员兼“3纵”司令。南渡浙东后，1942年11月任4支队政委。不久，调中共浙东区党委敌伪军工委任副书记、书记。1944年1月，任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1月，任浙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公署秘书处长。1945年5、6月，调任由张俊升部改编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2旅政治部主任。北撤后历任华东野战军1纵队直属特务团和炮团的政委、三野先遣纵队1支队干部队政委、渡江工作委员会委员。渡江战役后，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准备委员会秘书处长、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处长、交通处长、浙江省交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兼省财经委员会委员、东北煤矿第一基本建设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党组书记兼副台长。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政治部主任。1979年调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

（32）方晓，1918 ~ ，上海南汇人。1937年11月，赴陕北公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回上海浦东工作。1940年10月，任中共浦东工委南汇七区工委委员，打入伪军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浙东分委“3纵”工委委员。1942年，在中共浙东区党委敌工委工作。1943年3月，任三北地委敌工委书记，敌工部长。1945年10月，任中共杭州市工委委员。1947年6月，任杭州市副特派员，杭州市工委书记，杭州市青委副书记。解放后，先后从事组织、安全、外交等工作。

（33）叶清达，“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史实概要”，《战斗在沪杭甬--新四军浙东纵队回忆与研究》，第51，53，5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

（34）毛泽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毛军》第二卷，第399页。

（35）毛泽东，“论持久战”，《毛军》第二卷，第290 ~ 6页。

（36）毛泽东，“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毛军》第二卷，第681页。

（37）陈毅、饶漱石、赖传珠、张云逸，“陈毅等关于浙东地区局势致毛泽东等电”，《新四军 -- 文献（3）》，第91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38）毛泽东，“新四军工作的总方针”，《毛军》第二卷，第696页。

（39）谭启龙，1913 ~ 2003，江西永新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共青团湘鄂赣省委书记、中共湘鄂赣省委常委、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赣东北、苏皖、皖南特委书记，苏南、浙东区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参与创建江南抗日根据地，领导创建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和浙东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1纵队、华东野战军第7兵团政委，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省长，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青海省革委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四川省顾委主任。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和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40）何克希，1906 ~ 1982，四川峨眉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曾到四川忠县组织游击队，后在达县、成都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5年1月在峨眉组织武装暴动，后率百余人转至洪雅、雅安一带开展游击斗争。同年5月赴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江阴参与组建抗日武装。1938年秋起，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路军副司令员、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副司令员、新四军第6师副参谋长等职，参与领导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6月被派至浙东，后任三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1944年1月任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是浙东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第1纵队第3旅政委，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1948年10月任第三野战军第35军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特种兵纵队政委、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南京军事学院装甲系主任。1956年任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1966年起先后任浙江省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55年授少将军衔。

（41）谭启龙，《谭启龙回忆录》，第1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

（42）下文所述史料，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叶清达，“战斗在沪杭甬敌后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史实概要”，《战斗在沪杭甬--新四军浙东纵队回忆与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

（43）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有诸多不同的番号和名称，为了行文及阅读方便，下面除有需要者外，概以最后番号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称之。

（44）张俊升，1905 ~ 1995，河北威县人。1928年春，进奉系部队当兵。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被擢升为基层军官，并被选送到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学习，在校时集体加入国民党。1934年军校毕业后，升为营长兼烟台市盐务缉私所所长。1935年，升任独立45旅教导大队大队长。1937年，部队在淞沪战役遭重创后，赴浙江，出任独立第45旅特务团副团长。1939年5月，任国民党30师88团副团长，后调任89团团长。1943年秋，国民党第三战区授予该部以“第五挺进纵队”番号。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后，积极争取其抗日，自1943年1月起，先后派人前往帮助工作。3月，与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签订了《联合抗日宣言》。1945年7月11日，率部宣布起义。13日，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2旅，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兼第2旅旅长。1945年10月，随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11月，2旅在苏北涟水整编为新四军独立第1旅，任旅长。1947年调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副参谋长。194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20军副参谋长。4月，奉调赴京学习后，任刚组建的华东军区装甲兵部队副参谋长。1955年转业，任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改正。任浙江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1987年离职休养。1995年12月在杭州逝世。1955年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45）虞人荣，“回忆浙东纵队首届卫训班”；郑散骑执笔，“回忆浙东纵队第二期卫训班”；陈卫生，“忆新四军浙东纵队医务干部训练班”，《浙东抗日根据地财经后勤卫生专辑》，第228 ~ 45页，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余姚市新四军研究会，慈溪市新四军研究会编。

（46）“浙东区党委关于长期坚持浙东斗争的决定”，1942年9月22日区党委通过，《浙东抗日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四卷《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第43页，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出版。

（47）丁公量，1921 ~ ，浙江定海人。1938年1月参加新四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教导总队锄奸干事、第一支队政治部特派员、教导总队特派员，经历过皖南事变。1943年至1945年，先后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敌伪军工作部部长、城工委副书记、支队政治处主任、干部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长、第三野战军20军58师172团政委、三野第9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长。1950年10月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任九兵团保卫部长。1953年5月，在板门店谈判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代表，后任遣返战俘办公室主任。1954年至1964年，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60军181师政委。1964年转业到地方后，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1978年后，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

（48）夏继诚，《日寇宪兵队里的新四军--四00反间谍小组纪实》，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12月。

（49）“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1945年9月19日，《浙东抗日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七卷《忍让为国，告别浙东》，第45页。

（50）“中央关于撤退江南部队向北进军问题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9月20日，《浙东抗日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七卷《忍让为国，告别浙东》，第46页。

（51）叶清达，“战斗在沪杭甬敌后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史实概要”，《战斗在沪杭甬--新四军浙东纵队回忆与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

（52）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0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

（53）毛泽东，“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1981年12月。

                             浙东分会  王  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