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解放，党中央、毛主席就十分重视对旧南京的改造。我们新的市委建立以后，所以要抓整党，就是为着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改造旧南京工作中的先锋队作用。

    我想起了1949年9月，正当秋风送爽的金秋时节，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方面的代表，在代表团团长粟裕同志率领下，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情景。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集中了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的精英。这也是我第一次踏进当时刚成为党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一道，欢聚怀仁堂，聆听了毛泽东主席所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参与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事，还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我仰望第一面五星红旗由毛主席亲手冉冉升起，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深感任重而道远。

    尤其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大会开幕前，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来到代表团下榻的六国饭店，看望全体到会代表，向大家亲切问候。毛主席还曾兴致勃勃地让我陪着他散步聊天。当时，张治中先生也陪同在一起散步。这件事，在毛岸青，邵华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中的《和省委书记们》这本书里，也有专门记述。那是在饭后，我穿着一身簇新的军装，刚刚走进六国饭店豪华的中楼大厅，忽然耳畔传来一阵惊喜的叫声：

    “啊！这不是江渭清吗？！”

    我扭过头去，华丽的枝形吊灯下，站着张治中。而与他站在一起的，竟然是毛主席！    “哎，你怎么认识他啊？”毛主席问惊叫的张治中。

    “这个人可厉害哪，抗战之初我就领教过啦！”张治中回答道。

    “那时他是个小兵，你是堂堂一省之主席，他能厉害得过你嘛？”毛主席风趣地反问。

    “主席，你听我从头慢慢道来。”张治中朝我笑了笑，转向毛主席说：

    “那时我在湖南当省主席，立了一条规矩，每逢星期一、三、五，我接见有关来访人员，每人限谈30分钟。有一天江副团长驾到，拐弯抹角谈了30分钟，走了。我就知道江副团长还得来，无事不登三宝殿嘛。果然，只隔一天，他又来了。这回门卫挡住了他，可他老兄在门道里就朝我的办公室大声喊道：‘好，好，你不让我进去没关系，请转告张主席，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可我们新四军没饭吃，士兵都有怨气，说老子没饭吃，上山打游击！’我一听话茬不对，赶快跑出来说：‘江副团长，我们合作很诚恳嘛，你怎么说要上山打游击啊？’您猜他怎么说，他说：‘民以食为天呀，我们没有饭吃，怎么抗日啊？’我赶紧说：‘咱们想想办法嘛。’他立即道谢：‘那我就代表将士们先谢谢张主席的大力帮助啰！’您瞧江渭清多会说话，一下子就把我将在那里了。结果，从我那里整整借走了2000块光洋！”

    张治中先生的一席话，使我重忆起1938年初部队刚改编成新四军一支队一团时，我曾去长沙索要军饷的往事。那时，我还不到“而立”之年，所以说话不免很有些锋芒。须知，当时2000块光洋，可买4000担稻子哩！毛主席听罢这件事，也不由得开怀大笑。

    接着，我就加入了毛主席和张治中先生的散步行列，边走边谈。当我谈到接管南京的情况时，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你们的胜利，靠了三个法宝：模范的纪律，模范的群众工作，模范的统一战线。”在交谈中，我提起在中央苏区瑞金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的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是啊，那时虽有苏区政权，但只是几块根据地，只能算全国政权的雏形。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召开这次政协会议，就是要协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全国人民自己的政权。”张治中先生也会心地笑了。

    毛主席接着又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渭清啊，你现在从部队转到地方，当了南京市委副书记，要好好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切不可在进城以后被‘糖衣炮弹’打倒！”他还特别谈了旧南京的改造问题，指出：“你们要把南京这个为官僚服务的消费城市变成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城市。”

    我听了非常振奋，深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既抓住了彻底治理旧南京的症结所在，又为建设新南京指明了方向，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第一，从“为官僚服务”变成“为人民服务”，这是城市性质的改变；第二，从“消费型”变为“生产型”，这是城市发展方向的改变。归结起来，就是要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南京。我也向他老人家谈了自己的设想，打算在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首先从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入手，更新南京旧貌。

    当然，要实现这个根本性的改变，任务是艰巨的。人所共知，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旧南京，是个千疮百孔、腐败不堪、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烂摊子”。这里，既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又是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发展的庞大臃肿的官僚消费城市。在灯红酒绿的“繁华”中，混迹着各色社会垃圾。据1948年6月统计，全市号称135万人口中（包括其后划归安徽的马鞍山市和当涂等县），有国民党政府官吏和公教人员11万，警察、宪兵、特务2万多，他们的眷属7万，专为他们服务的茶房、厨师、娘姨（女佣）、仆役9万，还有同上述几类人沾亲带故的闲杂人员约33万，这几类人口共计约70万，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仅占总人口的10%左右。

    在这样一个畸形城市里，我们接管之初，就碰到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大批人员无业或失业，总数达50万左右，其中因天灾人祸而离乡背井的苏北、皖北难民约20万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包括有将军头衔的旧军人，以及流落街头的孤儿、乞丐、娼妓等约10万人；此外还有大批失业工人、店员、仆役、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政机关裁减解雇人员等也有20万人左右。街头杂乱而肮脏，称得上是座名副其实的“废都”！路边街道，到处是灾民们临时搭建的茅屋。在北极阁山下四周，简陋的茅草小屋成片相连；在三山街到夫子庙一带，从早到晚到处是银元贩子敲银元的叮当声和叫卖声；在夫子庙到石坝街一带，不分白天黑夜，妓女到处拉客；孤儿、乞丐多得叫你出了门都不能走，在鸡鸣寺、中山陵，到处都是。我们的干部一出门，就有行乞的孩子一串一串地跟在屁股后头，伸着乌黑的小手叫喊：“老爷，老爷，给我几个钱吧……”

    特别是在这个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里，军、警，宪、特机关林立，各种帮会社团众多，国民党南逃时有计划留下的“敌后情报员”等潜伏特务，加上流散特务，计有3300多名；还有在混乱中从监狱放走和逃逸的惯盗、惯窃3000多人；所有这些，对地方治安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我们市委根据中央、华东局“关于以疏散为主，临时救济为辅，大力开展群众性生产自救”的工作方针，于1949年9月成立“疏散人口委员会”，开始了大规模的疏散工作，着手处理50万左右滞留南京的失业无业人员。我和“疏散委”的同志认真讨论和制订了疏散方案，决心再繁杂也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首先是妥善处理好国民党政权首脑机关“一府五院”（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其下属机构所留下的5.6万名人员问题。我们在具体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曾出现过简单急躁“一锅端”的现象。毛主席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批评，他曾告诫大家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我在重庆谈判时就说过，国民党要我们不另起炉灶，那我们就要在你的灶上吃饭。今天，我们取得了政权，如果不把人家养起来，人家也要另起炉灶。”据此，党中央对国民党机关中旧人员的处理，曾专门作了指示，指出：除反动有据、劣迹昭著而为群众不满予以撤职，除首恶分子依法惩办外，对其他人员实行“一律包下来”，“三个人饭五个人吃，房子挤着住”的政策，其中有一技之长又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公教人员，尽可能予以留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对旧公教人员，分别情况作了处理：大部分继续留用，共有3.76万余人，成为人民政权的干部；6000多人被送到各类学校学习，然后分配工作；其余一般也得到了妥善安置，使他们感到共产党宽厚，新社会温暖。这样，团结、教育、改造了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为建设新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为疏散对象的第二类人，就是来自苏北、皖北的灾难民，这是疏散工作的重点。这类人原有20万之众，加之疏散过程中不断从江北涌来新的灾民难民，这就更增加了疏散工作的压力。当时，我曾去灾民难民群居的“棚户区”察访，看到他们拖儿带女，多数靠乞讨为生，以豆渣、野菜、菜叶充饥，景象十分凄苦。由于人民政权刚建立，处于百废待举阶段，这么多难民充塞市区，不下决心疏散，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就难以建立。为此，我们一方面派人在难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做好各项相应工作；另一方面发动难民，开展互助自救。1949年底召开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还特别选出了难民和失业公教人员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处理难民委员会”，并制定了疏散人员与组织生产，紧急救济“三结合”的灾难民处理方针。接着，于1950年1月专门召开了全市“难民代表会议”，进一步提出了对灾难民和其他失业人员，实行“社会互济、生产自救、政府帮助”的工作方针。

    当时，正值岁末年初，寒冬腊月。灾难民和失业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党和政府，对他们的疾苦怎能不闻不问？我代表市委首先向市级机关和驻宁部队进行动员，号召大家节衣缩食，开展“捐献一餐饭、一件衣”的活动。在机关和部队带动下，工厂职工随之开展了“捐献一月所得”的活动。工商业者也纷纷响应市委号召，为赈济灾难民认捐、义卖。经过各界各方面努力，共救济灾难民9万人。市政府还拨出5万斤大米，急救处于寒冬中的失业和半失业工人。我们组织机关干部在大雪纷飞中来到灾难民群居处和失业、无业人员家中送粮、送钱、送衣，并组织巡回医疗队送医上门，为有病者治病，使他们深切感受到党的温暖，体会到新旧社会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1950年，南京四区合作社造碱组、织布组的生产情景。

    在组织赈济的同时，有步骤地开展灾难民的疏散工作，先是将那些在家乡有房有地的人动员回乡生产；暂时难以回乡者，就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鉴于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在各地普遍展开，我们因势利导，把动员疏散与鼓励回乡参加土改结合起来，在原籍农村的灾难民中，很快掀起了一个兴高采烈回乡分田分地的高潮。市委趁热打铁，指示开回乡人员欢送大会，那种敲锣打鼓、热烈欢送的场面，至今使人难以忘怀。为了妥善安置回乡人员，除建立了转送站，帮助办理通行证、回乡证明和购买车船票、发给伙食费等以外，还派专人护送回乡，协助所在地政府安置，确保他们能分配土地、解决住房和生产工具等。市委考虑到灾难民的遣送和安置，面广量大，曾及时向政务院提出专项拨款的报告，使各地区较好地解决了安置经费的困难。到1951年初，安置回乡灾难民达18.4万人。

滞留南京的大量难民和游民通过浦口、下关、中华门的码头和车站被妥善疏散还乡

    疏散的第三类人，是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他们结成团伙，流浪街头，有的因生活无着，偷窃扒拿，扰乱社会治安。1949年5月23日，市军管会命令成立“南京市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我和杨松青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次日，我们发出布告，成立了10个收容站，命令原国民党现役军人在本市无户籍又无正当职业者，就近登记。考虑到这批人身份特殊又凶悍蛮横，对他们的疏散工作做得特别仔细。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教育，并发放路费，开具回籍证明；另一方面与各有关省联系，请派专人来南京，将他们带回去。截至1950年2月，共收容遣送散兵游勇及其家属4万余人。

    疏散的第四类人，是流落街头的孤儿、乞丐、娼妓和失业的娘姨、奶妈等。对这些人区别处理，例如，动员娘姨、奶妈哪里来哪里去；孤儿学校、孤儿院收容流落街头的孤儿；对有些年龄较大的孤儿，进行专门培训；许多孤儿后来成了工人和生产骨干。

    娼妓卖淫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我们采取坚决措施，取缔妓院，消灭卖淫活动。对娼妓，一面组织她们学习，一面给她们体检、治病，有的送回原籍，有的安排就业，给予生活出路。

    乞丐是旧南京的一大社会问题。除了灾民和老弱病残，生活无靠而沦为乞讨者以外，有相当一批是职业性的。这些人结伙强讨，干扰市民正常生活。我们设立了7个收容所，还办起了“生产教养院”，由各区政府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会同公安人员，深入丐窝，宣传教育，集中收容，分别处理。到1952年底，收容处理各类乞丐49560人。

    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经过上下共同努力，全市共疏散回乡33万多人，加上安排就业就学和做其他安置的10万多人，基本上解决了国民党遗留的大批人员失业无业这一社会问题，稳定了社会秩序，为把南京这个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社会主义新型城市扫清了障碍。

毛泽东和江渭清亲切交谈

  “大跃进”、“公社化”中提出“吃饭不要钱”、“生活集体化”，农民普遍吃食堂，（江苏）全省一度办起30万个食堂，吃食堂的占农村总人口的97%。所谓“吃大锅饭”，就是从那时候流传开来的。当时，我们已经发现，这样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难,浪费甚大，弊端甚多。还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区提出的经过群众讨论、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把口粮分发到户，实行社员回家自炊自吃的办法。但是，庐山会议以后，刮起新的“共产风”，把这些做法当成“右倾”，加以批判。一些停办的食堂，被迫重新开伙。1960年春统计，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16.8万个，参加农户4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5%。为此，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作出明确规定：一是各级党委，都要有一个书记专管以食堂为主的群众生活福利，从省到公社都要建立生活福利委员会；二是建立以党团员为核心的食堂管理委员会，社、队各级干部都要轮流到食堂当炊事员,帮助食堂改善经营管理；三是各级干部下乡，都要按照定额标准吃饭，不准特殊，不准吃夜餐；四是分配给社员的口粮，一定要保证到人。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主席南下调查，到达杭州。他把六个大区书记和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找到一起，听取关于纠正“五风”问题的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食堂问题。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主席带着大家，听柯庆施讲食堂办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其他人也是一片赞扬，毛主席听得眉飞色舞。那正是早春时节，我坐在车上，眼望窗外。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尚未过去，麦苗点缀田野，沿途寒风瑟瑟，富饶的江南大地，显得十分冷落。我看着外面的景况，心头很不是滋味，所以一言不发。

    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见大家议论风生，就我沉默不语，说：“渭清同志，他们都讲办食堂好，唯独你不讲话，这是什么道理？”

    我回答说：“我不好发言。”

    毛主席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就鼓励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后来，有人把这话概括为“三不主义”，就是毛主席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对着我第一次提出的。

    毛主席既讲了“三不”，我也只好放开胆子讲了。我对他说：“大家都讲食堂怎么好。要我来讲，是怎么不好。”

    毛主席笑了：“你是反对派嘛！就把你的‘不好’讲给大家听嘛！”

    接着，我具体讲了食堂有三个“不好”。我说：“食堂耗粮特别大。本来，一家一户过日子，再穷也有个‘糠菜半年粮’。您老人家也曾讲，要‘平时吃稀，农忙吃干，老弱干轻活的吃稀，青壮年干重活的吃干’。大办食堂以后，不分老少，不管活轻活重，都在一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粮，全年口粮几个月就吃光了,吃不起。”

    毛主席伸出一个手指，打着手势说：“这是一。第二呢？”

    我说：“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挖点野菜，剩汤剩饭什么的就能养一头猪，全国一亿多户农民，每户养一头猪就是一亿多头猪。现在办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毛主席伸出第二个手指：“这是二。第三呢？”

    我说：“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户烧饭时，对锅灶碗盆，十分爱护。办了食堂，锅灶经常坏，碗筷随手丢。许多食堂要经常买锅添碗置灶具。还有，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借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影响干群关系。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整风整社解决；更严重的还有个烧草问题。您老人家提倡种树绿化，现在办食堂缺烧草，就到处砍树。农村的树木砍得差不多了！”

    我总括起来说：“刚才大家讲食堂怎么好，有的还讲公共食堂给社员吃‘四菜一汤’。我在江苏没见过。要我来讲，如果再搞下去，连‘一汤’都要喝不上了！”

    毛主席听我这么讲，就掉头问坐在一边的周总理：“渭清的意见对不对？”总理说：“他讲得有道理。”坐在另一边的胡乔木、田家英同志也表示赞许。毛主席就对总理说，作两个决定。一是派乔木、家英分头到湖南、浙江农村作调查，时间一个月；二是调查以后，中央开会讨论食堂问题。如果渭清讲的对，就“一风吹”；不对再作别论。这时,柯庆施插上来说，苏州地区条件好，食堂可以办下去。我说：“苏州也不能办。”毛主席说：“渭清同志，你回去以后，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

    我说：“主席，马上解散也不行。"

    毛主席问：“照你看，该怎么办？”

    我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食堂从“大办”、“散伙”到“再大办”的过程，说：这几年搞了几个“大办”，特别是“大办钢铁”、“大办工业”，不少日用品，包括火柴、食盐、煤球、锅子、碗筷等，都严重脱销，有的地方已经很长时间见不到了。所以要停办食堂，不光要确保口粮定量到人，分发到户，还必须解决一家一户用的锅、碗、烧柴等问题。不能办食堂“一哄而起”，停食堂“一哄而散”。如果马上解散，势必给群众带来新的困难。

    毛主席表示赞同，说：“就照你们江苏的具体情况，研究办理。”

1960年初夏，毛泽东（左3）在列车上召开华东地区省、市委第一书记及中央有关领导人会议（左4为江渭清）

    我从杭州返回南京以后，于2月23日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和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精神，着重讨论和研究了食堂问题。我们从当时具体情况出发，没有讲“解散”，而是讲“调整”。省委确定，要防止有些干部卸包袱，食堂的调整要慎重。城市的食堂可以先行调整，农村食堂的调整则要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实际上就是要求采取积极态度，逐步停办食堂，并为群众创造自己开伙做饭的条件。

    5月下旬，我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决定取消农村公共食堂。

“来时路”故事组选自《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

作者简介

    江渭清（1910.11—2000.6），湖南平江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湘鄂赣独立团中队党代表，独立师大队党代表、连政委、团政委，红军第三总医院政委，中心县委书记兼边区政委、道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副团长（政委）、新一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六师第十八旅旅长、六师第十六旅政委兼苏皖区党委书记兼苏南行署主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九月起，任中共南京（中央特别市）市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南京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政委，中共江苏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江苏省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福州军区政委。是中共八大、十大至十五大代表，中共八届、十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