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中央军委命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浙西、浙东、苏南、皖南的抗日斗争,粟裕任司令员。苏浙军区成立后,新四军积极向浙西日伪据点发起进攻,建立了浙西抗日根据地。1945年上半年,浙东抗日根据地通过反顽战役的胜利,根据地得到巩固,并取得了很大发展。
一、1945年春田岫山部投敌
要考察1945年春田岫山部投敌,需要从1944年浙东地区的形势变化说起。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于1944年1月8日在梁弄正式成立,公开了新四军的番号。根据地形势的好转,开始于1944年春。这时,日军为策应豫湘桂战役两湖战场上的作战,在浙江的丽水、衢州发动进攻。国民党军本来用于“围剿”中共的军队不得不转用于应对日军。根据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的报告,“敌陷丽水,周副指挥官(指周淘漉)率暂三十三师第三团及保一团调赴缙云,袭击丽敌,剿匪兵力骤减,奸匪乘我部队后调,卷土重来”[①]。可见,通盘而言,整个浙东战场形势的变化取决于日伪军、国民党军和中共三方面的角力。1944年秋,浙东游击纵队得以从三北地区重新回师四明山区,并取得了快速发展。
从中共浙东部队这一时期的主要对手看,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部分兵力逐渐转移出中国战场,对于宁绍一带采取守势,虽然在1944年曾发起较为积极的进攻,但方向主要在浙赣路沿线,而非针对四明山区。所以,中共在四明山区发展遇到的最大阻力,实际上来自国民党军。
当时,浙东地区比较强大的国民党武装是田岫山。他于1909年出生,河北人,原是 国民党第10集团军新编第30师第88团团长。新编第30师的前身是独立第45旅,旅长为张銮基,直属南京军委会。1937年淞沪战役之后,独立第45旅被打散,原为排长的田岫山收拢散兵,自称大队长,在浙东地区游击作战。田岫山反复无常,1942年,由于国民党内部对非嫡系武装的排挤,他投靠日伪。田岫山投敌后,在宁波、慈溪、余姚的日军集中精力整顿田岫山部,又使他“居安思危”,产生了回到国民党阵营的念头。[②]田岫山反正后,由于中共主动示好,加之张俊升的劝导,和中共逐渐接近,与国民党的关系则若即若离。但是,1943年下半年,田岫山等又接受国民党委任,以获得武器弹药。随后,田岫山与中共发生激烈交火,从松散盟友转化为敌人。此后,双方大小冲突不断。
1945年3月,上虞日伪军与国民党挺进第4、5纵队发生较为激烈的战斗[③]。迫于压力,当年5月,田岫山部又一次公开投敌。1945年5月27日,田岫山部300余人在参谋长郭玉鑫率领下,出现在余姚第泗门据点的街头。他们一律穿戴伪军服装,佩戴“特遣部队”臂章。此时,他们已被日军改编为“中央税警团第3特遣队”。日军命令他们据守上虞丰惠、许岙、丁宅街和第泗门等地。一夜之间,由于田岫山部的投敌,这些地方变成了敌占区。为何在日军江河日下的情况下仍要投敌呢?田岫山在对部下训话时声称:“中警的黄衣裳暂时穿一穿,中警的臂章也暂且缀着,等到机会一到,就可以把他们拉过来。”[④]这番话的中心意思是,自己搞的是“假投降”,目的是要“曲线救国”。田岫山是国民党挺进第4纵队的司令,但对于他的这次投敌,国民党天台方面竟未有所表示,而是采取默许态度。这与田岫山所说的到时把伪军争取过来,或许是互为表里的。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田岫山“假投降”的可能,但我们更找不到他“曲线救国”的有力证据。田岫山部再次成了伪军,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国民党方面对田岫山投敌的态度,也值得思考,反映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与伪军的复杂关系。
二、讨伐田岫山部
面对田岫山部的投敌,浙东游击纵队决定对其进行讨伐。此时,浙东游击纵队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军事实力。1945年夏,整个纵队已有4500多人,武器装备有所提高[⑤];而且在军事实力之外,政治力量和群众基础也在不断提升,1945年初,中共控制地区的人口达到220多万[⑥]。中共在政治、军事、财经等方面的一系列建设使国民政府倍感忧虑[⑦]。同年4月,蒋介石致电黄绍竑,指出:“浙东宁绍两属及三北奸匪益行猖獗,虞东姚南鄞西慈北竟成赤化,二月中旬奸匪在梁弄召开参议会,选举省参议员,设立鲁迅学院,并创设各种训练机关……发行金库兑换券。宁绍各县地方部队及挺进军第四纵队械弹通讯器材悉数被劫。”[⑧]可见,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开创的局面已颇具规模,今非昔比。
更重要的是,从1945年初开始,新四军军部派部分军队渡过长江,南进苏浙地区,在浙西天目山等地与国民党军展开战斗。讨伐田岫山,正好可以配合浙西地区的战斗,新四军有望将浙东浙西连成一片。当年1月13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粟裕担任司令员。浙东游击纵队改编为第2纵队(因中共来往文件仍称浙东游击纵队,所以下文沿用旧称),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下属部队番号不变。2月至6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在浙西天目山地区与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军第62师、第192师、第52师、第79师、忠义救国军等作战,获得较大胜利。5月19日,苏浙军区第4纵队第11支队在富阳西南汤家埠附近东渡富春江,与浙东游击纵队一部会师[⑨],打通了与浙东的联系。[⑩]在这一背景下讨伐田岫山部,是对浙西新四军与国民党军天目山第三次作战的战略配合。
田岫山部出现在第泗门的第二天,即5月28日,浙东游击纵队领导决定由刘亨云参谋长带领第3支队(缺第2大队)、第5支队和余上特务营执行讨伐田岫山的任务。当晚,部队从梁弄出发,包围了田岫山部泗门镇的驻地。29日拂晓,战斗打响。当日下午,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与此同时,来自周巷、庵东、余姚方向的400多名增援伪军被一一击退。这次战斗毙伤田岫山部特务大队100余人,俘其谍报参谋、副中队长以下官兵14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电台1部及军用物品一批,为整个讨田战役揭开了序幕。[11]
第泗门战斗胜利后,浙东游击纵队又先后取得鲍村、杜村、下管、老坝头、上沙岭等战斗的胜利。6月4日,浙东游击纵队攻占田岫山部占据的丁宅街,基本上完成了扫清田岫山部外围据点的任务,使田岫山部的两个主要据点许岙、上虞陷于孤立。这样,这两个据点什么时候打、怎么打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浙东游击纵队手上了。[12]浙东游击纵队与田岫山合作过,也发生过冲突。为何1942年田岫山投敌后没有去攻打,而当他再次投敌时却要马上将其消灭?针对这种意见和想法,浙东游击纵队领导层在彻底剿灭田岫山之前,作了广泛的思想动员和政治宣传。
一方面,浙东游击纵队公布了何克希与田岫山1943年至1945年5月的来往信件——《从信札里看田岫山》。这些信件表明,浙东游击纵队为了团结田岫山抗战,曾经作过很多努力,而田岫山却反复无常、背信弃义。浙东游击纵队还发表了题为《如此国民党军队》的专论。文章列举了田岫山三次叛国投敌的事实,公布了其与日伪军秘密往来的电文,揭露了其国民党军、伪军“一身二任”的事实。[13]
另一方面,浙东游击纵队发布了针对内部的《告全军同志书》和针对田岫山部官兵的《告田部官兵书》。《告全军同志书》指出:“我们为争取他抗战,曾再三再四的劝告他,挽救他,希望他悬崖勒马,改变反动的错误政策,为此,我们并对人民作了无数的苦心说服。现在,已经是仁至义尽,忍无可忍了!”“为了进一步巩固我浙东抗日根据地,为了打通和军区兄弟部队的联系,迎接盟军登陆配合反攻,驱逐日寇”,全军同志要“用一切力量来为浙东人民除害,来为自卫战争中惨遭田匪杀害的同志同胞讨还血债”。《告田部官兵书》回顾了与田岫山部三年来的关系:“以前,你们大家都明白,我们花了多少力量帮助田岫山,无非是希望争取他真正的抗战,不要再残害老百姓。因此,我们帮助你们周巷反正,掩护你们突出敌人的包围渡江南来,帮助你们的物资钱粮,今年二月间又打垮伪三十六师解救你们被困上虞。弟兄们!天下有哪个部队能像新四军八路军这样的真心实意的对待你们?”[14]以上两文表明,中共在对内和对敌的宣传工作上都非常注意策略与方法,作了极大的努力。
6月7日,浙东游击纵队进抵许岙前沿阵地,决定先攻打许岙,再攻打田岫山亲自坐镇的上虞城。许岙位于上虞城南20公里,是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子,村内有大大小小的碉堡28个。田岫山模仿日军据点的办法,一个碉堡安排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力,在地势上互为犄角,在火力配置上互相交叉、互相呼应。浙东游击纵队确定了攻打许岙的具体战斗部署:先打掉“太平碉”,突破敌前沿阵地;再打“蒋山碉”和“武德碉”,控制制高点;尔后向敌纵深阵地发展,攻占田家山,消灭“锦锋碉”。直至6月20日,经过14个昼夜的艰苦奋战,许岙战斗以浙东游击纵队的胜利宣告结束。[15]田岫山部受到重大打击。
三、张俊升部宣布起义
国民党军见田岫山失败,决定从天台北上,向浙东游击纵队进攻,具体部署为:北路暂编第33师(师长为周淘漉)两个团,西路保安第3纵队(包括保安第5团)两个团,南路浙江保安第1、2团,东路俞济民两个团,突击队一部两个团,共计十个团。不过,北上的国民党军并未先打中共部队,而是首先向张俊升部开刀。国民党军提出,张俊升有两大罪状:其一,近半年来与浙东游击纵队关系密切,反共不力;其二,坐视田岫山被打而不救。6月21日,国民党军分头袭击张俊升部驻地章镇、南堡和汤埠,张俊升部的一个支队被消灭,其后方机关被迫转移至中共浙东抗日根据地,在梁弄附近休息。国民党军则转向北上,与田岫山取得联系,并猛攻丁宅街。6月27日,国民党军占领丁宅街和官山村一线。晚7时,浙东游击纵队主力分两路出击,国民党军后退。28日,浙东游击纵队继续发动攻击,将国民党军击溃。当晚,国民党军全部撤至曹娥江西岸。29日,浙东游击纵队进占章镇、南堡。接着,副司令张翼翔率主力一部西渡曹娥江。30日,在嵊东之西谢、下岙一带追上国民党军暂编第33师和浙江保安第5团,激战五小时,俘获300余人,剩余国民党军向南逃窜。[16]
田岫山眼看国民党军增援已无希望,于6月30日凌晨率部弃城西窜,浙东游击纵队占领上虞城。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讨田战役的消息,宣告浙东游击纵队解放了浙东的第一座县城。新四军军部来电嘉奖参战部队,指出:“此次第泗门战斗,赖我指战员奋勇顽强,歼灭顽特务大队大部,获得胜利,证明我浙东部队已在历年战斗锻炼中生长壮大,不仅会打游击,而攻坚技术亦日益提高,能歼灭敌人,尤以此次许岙攻坚战斗摧毁顽田坚固碉堡大小二十八座,深堪嘉勉。”[17]这一评价,恰当地反映了浙东游击纵队的成长和战斗力的提升。上虞解放,使中共控制的三北、四明、会稽地区连成一片。
讨田战役的胜利和国民党军攻打张俊升部,促使张俊升加速脱离国民党军体系。张俊升193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洛阳分校,1939年成为国民党军新编第30师第89团团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洛阳分校镀过金的人”,却依旧没能改变国民党军非嫡系军官的境遇。国民党军以抗日为名,行消灭异己之实,曾使张俊升部在1942年的浙赣战役中差点全军覆没。1945年7月2日,张俊升在函复新华社记者时说:“在我挺五纵队遭受国民党顽固派大军袭击后”,“痛定思痛,深知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军队,才有光明的前途;才是真正准备反攻,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的力量”。7月11日,张俊升声明脱离国民党军队,接受中共和新四军的领导与指挥。7月13日,奉新四军军部命令,张俊升所部挺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2旅,张俊升不仅兼任该旅旅长,还被任命为浙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员。[18]而浙东游击纵队的第1旅则是中共在四明山区的主力第3、4、5支队。可见,中共给予张俊升及其部队的待遇非常高,也说明将张俊升部统战过来,对于浙东游击纵队而言十分重要。
四、结语
消灭田岫山部,统战张俊升部,本质上也是中共的力量对比逐渐取得优势的体现,其背景是浙东纵队的大发展。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浙东新四军已发展到1万多人,四明山根据地颇成规模,各项政治、文化、经济工作有序展开。其中,政治方面的变化最为直接与明显。1945年1月,连柏生[19]在浙东临代会的一年施政报告中总结道,过去一年“动员与武装民众,对敌伪进行反蚕食、反维持、反应付的斗争,结果使根据地扩大了六十三个乡,使我占优势的基本地区之内、敌伪的‘政令’已完全不能推行,大大削弱了游击区的伪化程度,伪政权政令的推行已经缩小到仅仅在其军事直接威胁的范围了。”[20]文化方面,伴随着根据地影响力的扩大,以党报《新浙东报》为中心的群众宣传工作进一步发展。据统计,《新浙东报》的发行量最多时有七千份。[21]经济方面,由于中共在“三角斗争”中逐渐取得优势,限制了日伪与国民党军的掠夺,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因此征粮工作也较往昔顺利。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征粮标准,自1943年起连续3年提升[22]。这是根据地的地缘形势空前稳固,基本区范围显著扩张的一个经济侧面的明证。
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四面环伺、政治经济上控制较强的浙东地区,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中,对田岫山、张俊升两部不同的应对策略,是实现这一“奇迹”的关键一环。当然,我们不能孤立地探讨具体统战工作的成败得失,而是应该着力观察抗战中后期浙东地区中共部队、日伪军与国民党军各方力量的生存状态及其之间的关系变化。
从地理上看,浙东地区的山川地形是需要强调的重要因素。三北地区紧邻钱塘江,是钱塘江南岸泥沙积淀而成的相对封闭的新陆地。对于中共在浙东的发展来说,三北地区是一块非常理想的跳板。该地区往南,越过日军控制的杭甬线,即是四明山区,再往南是国民党控制的天台—永康一线。三北地区属于“敌后地区”,四明山区位于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属于“敌顽结合地区”。四明山区海拔较高的主要山峰在500米至1000米之间[23],气候适宜、雨量丰沛,盛产茶、毛竹和药材,地势低处可种水稻杂粮。这样的地形便于隐蔽和开战游击战,也能在遇到封锁时生存下来。三北、会稽和四明三块地区呈现“品”字形布局,四明山区的中共部队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进攻时,往北可退到三北地区,往西可退到会稽山区。
用非嫡系部队去打中共,是国民党军经常实行的战略。国民党军的初衷是一箭双雕——削弱非嫡系部队,又“剿灭”中共力量,结果却有可能是这些部队被中共成功统战。中共向国民党军非嫡系部队田岫山部、张俊升部开展统战工作,正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最终,1945年夏受命前去攻打中共的张俊升挺进第5纵队转而被中共成功统战,便是生动一例。
抗战中后期,日伪军、国民党军、中共部队各种势力之间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与客观看待。这一点,可以从田岫山部数易其主中得到充分体现。除了很多回忆材料所提出的,田岫山是生性残暴、道德败坏的小人,浙东复杂的斗争局势也是其朝三暮四的重要原因。1944年7月,张俊升第89团(即挺进第5纵队)魏显庭部哗变,时任中共金萧地委书记的杨思一在日记中写道:该部“此后究竟投敌、投伪、投顽、投我或独树一帜自成局面,尚不得而知”[24]。杨思一分析出五种可能的取向,正说明当时浙东地区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极为复杂。在斗争中,何为主要矛盾,何为牵制力量,何为突破点,可谓扑朔迷离、变幻无常。这是1945年消灭田岫山部和统战张俊升部均能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总之,中共进入浙东地区时间较晚、力量较弱,相对而言,此时浙江省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力量均较为强大。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历程与行之有效的统战政策息息相关。如果说,1944年下半年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以日伪与国民党军的退却告终,标志着中共已经在浙东站稳脚跟,那么1945年消灭田岫山部、统战张俊升部,不仅让中共力量进一步壮大,也标志着浙东的势力版图彻底转变。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根据田岫山和张俊升的具体情况“一打一拉”,成功地清理了反对力量,为苏浙军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军力和后勤支持,对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有显著作用。
[①]《竺鸣涛电林蔚》(1944年10月17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23-334。
[②] 1943年3月,张恺向蒋介石报告,第88团和第89团“颇有归正之意,请饬顾长官再派人收抚”。据张俊升回忆,田岫山曾写信给顾祝同,表示自己脱离国民党军是事出无奈。顾祝同派自己的亲信——时任浙江丽水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朱楚藩到浙东,向田岫山表示笼络之意。参见《张恺电蒋中正》(1943年3月9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07-119;《浙江文史集粹》第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6页。
[③]《顾祝同电蒋中正》(1945年3月4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200-00088-108。
[④]《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第309、312页。
[⑤]《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2卷,第39页。
[⑥]《张云逸年谱》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编:《张云逸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
[⑦]1945年1月,顾祝同在给蒋介石的两封电报里汇报了中共在三北地区、四明山区、会稽山区等地的发展情形。参见《顾祝同电蒋中正》(1945年1月25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200-00213-137;《顾祝同电蒋中正》(1945年1月22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03-155。
[⑧]《蒋中正电黄绍竑》(1945年4月20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13-140。
[⑨] 1945年5月26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了中共浙东部队试图越过富春江、与浙西部队会合的情况:“浙东三北奸匪谭启龙率警卫队及一个大队于灰日由余姚梁弄出发,至诸暨江藻,与伪萧支队蔡正谊部会合,欲越过富春江,现仍被我滞阻于东南岸之大章村。”参见《顾祝同电蒋中正》(1945年5月26日),“国史馆”(台北)藏,档案号002-090300-00203-164。
[⑩]《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313—314、315—348、334页。
[11]《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09—310页。
[12]《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12页。
[13]《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13页。
[14]《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00、103页。
[15]《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16、317—319页。
[16]《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06、320页。
[17]《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107页。
[18]《浙江文史集粹》第2辑,第199页;《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3卷,第321-322页。
[19] 连柏生(1908-1992),上海南汇(今属浦东新区)人。1941年入党,浙东抗日根据地时期曾任三北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员、浙东抗日根据地行委会财经处处长、浙东行政公署主任。
[20] 连柏生:《连柏生在浙东临代会上的一年施政报告(摘要)》,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省档案馆编:《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34页。
[21] 黄德福:《从〈时事简讯〉到〈新浙东报〉》,余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余姚文史资料》(第12辑),内部资料,1994年版,第256-257页。
[22]《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页;《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6卷,第6-7、21页。
[23]宁波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宁波市志》(上),中华书局,1995年,第147—148页。
[24]《杨思一日记》上册,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金萧分会编印,1997年,第106页。
浙东分会 吴敏超
202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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