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红军攻占了遵义城。我们原红七军团十九师四十八团一营二连驻在城外的泥沟，担负保卫总部电台的部分任务。没多久，传来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消息，说是批判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又指挥红军了，干部战士都非常高兴。大约二十号深夜，我从睡梦中被唤醒，走出门，就见营长陪着一位不认识的首长在门外站着。经营长介绍，才知道首长是中革军委办公室的。

    “有什么任务吗？”我急忙问营长，刚才的睡意一扫而光。营长没开口，首长问我：“你是柴荣生吗？”

    “是。”我答道。

    他上前低声说：“党中央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说着拿出一封信。没容我细看，他接着说：“中央派你带一个排，把信尽早送到粤赣边油山地区项英、陈毅同志手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时陈毅同志因伤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听说让我送信回苏区，不跟随部队长征了，心里真是有点不痛快。首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十分严肃地说：“柴荣生同志，现在中央和江西苏区中断了联系，这封信关系到苏区党和红军的命运，就是牺牲了性命，也一定要送到项、陈二位同志手中。信送到后，你们就随项、陈行动。这个任务是很光荣很艰巨的，中央相信你们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

    听到这里，我心里的那点不痛快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只感到责任重大。接着，他又向我交代了敌情和大致的行军路线。营长再三叮嘱：“遇上敌人，只可避开，不可硬拼，要尽量走僻静的小路。”最后，营长问我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说：“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只是希望能调点好枪给我们。”营长立刻答应了我的要求。

    回到排里，心情一时难以平静。天还没亮，我却一点也不想睡了。我从衣袋里取出那封信，凑在油灯下仔细地看。信挺厚，长约二十多公分，宽约十几公分，信封是用牛皮纸制的，左上角写着“绝密”二字，正面只写有“项英、陈毅同志收”，两头牢牢地密封了口。打量着信封，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陈毅同志的身影。长征前，我在红七军团十军军部电台任报务员，曾多次见过他。他那潇洒的英姿，风趣的谈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猜，选中我来送信，一是因为我认识陈毅，二是我会发报，也能修理电台。也许苏区的电台坏了，或者报务员牺牲了，我去可以接替报务工作。正想着，不觉东方泛起鱼肚白，远远近近传来阵阵起床号悠长的号音。就要执行这艰难的使命了，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紧张。

    吃过早饭，我向全排简要地传达了任务，调整了人员，大家迅速地进行着出发前的准备。全排二十六人都穿上了国民党军装，一色新枪，还配了捷克式轻机枪和手提花机关，带足了子弹和手榴弹。我把信包在牛皮纸里，又裹了三四层油布，用细绳扎牢，贴身藏在胸口。我郑重地在队前宣布：如果我牺牲了，依次由三个班长接替保管，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把信送到，在任何情况下，信都不能落到敌人手中。同志们坚定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随后，我们由向导带路出发了。

    这时，中央红军大部队正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朝北向赤水、土城等地开进。我们按照预定的路线，由遵义向南，往贵阳方向和大部队背道而行。贵阳至遵义的路上，到处都是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有中央军、黔军，也有川军，混杂着一队队朝遵义涌去。我们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夹杂在其间，根本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跟着向导，夜行山路，晓宿野林，遇有小的村镇，也偶然去买点粮食和日用品。对我们这队“国民党军”，老百姓远远地躲避，乡保长被国军找烦了，也搞怕了，我们不找他，他也乐得安逸。连续走了四五天，我们顺利地绕过了贵阳，向导就回去了。

                                陈毅在大庾岭的住所

    贵阳以南国民党军不多了，我们这支队伍就显得刺眼，只能潜行于大山之中，靠指北针判定方向，往东沿黔桂交界处插向湖南。十多天的山路，同志们草鞋磨穿了几双，脚底板血泡叠血泡，脚踝肿得像发面。那一带地方河流还多，我们专拣没人的路走，每遇河流，只得涉水或泅渡过去。好在二十六人都会水，过河时，为了保证安全，我先派三班长带两个水性好的战士带着绳子泅过去，三班长攀登功夫极好，过河后拣棵大树爬上去，侦察瞭望，确无情况，我们才顺着绳索泅渡过河。南方的冬天虽然不十分冷，但从水中上岸，浑身水淋淋的，又没有干衣服换，山风吹来，冻得浑身发抖，我们只好一路小跑，走出十来里地后，再找个隐蔽的地方生火烤衣服，吃点干粮御寒。进入湖南境内，国民党军队又多了起来，几乎每个大村镇都驻有正规军或保安队、自卫队，还有些散兵游勇，四处打劫老百姓。我们加倍警惕，只走羊肠小道，尽量远离村镇。即使这样，从衡阳南边向韶关的路上，还几次和敌人遭遇，有一次迎面碰上约一个连的敌正规军，我们扭头就往树林深处跑，一气跑了十多里，翻过两座山头，才摆脱了敌人的追赶。夜间遇上小股敌军，我们也不恋战，打上两枪，乘乱溜走。不过，有时我们也拉开架势，在敌人眼前大摇大摆地走路。韶关铁路线由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守卫，兵力少，守备很松散。一次我们在山上侦察清楚了，天刚放亮，就下山，经过敌驻地附近，碰巧撞上了提着一大包银洋的敌军需，顺手缴获了这批军饷，这个军需还以为我们是国民党正规军，赶忙朝我陪笑脸，一个劲地说：“自己弟兄，有话好说…”我也不理他，直走出两里多路，才把他往路边一推，队伍扬长而去，这笔“洋财”正好解决了我们缺钱的问题。

    闯过韶关，我们转头向北，急走了六天，到了赣州南面山沟里一个叫东小里的村子。这里就是苏区了。离开苏区四个多月，这里已经被敌人糟踏得不成样子，房子烧得只剩下黑糊糊的断墙，村子里没有人声，连鸡鸣狗叫都没有，死一般地沉寂。我们找不到老表，也不了解情况，不敢在村里久留，赶紧爬上山头。在这里找红军游击队的希望落空了，怎么办？油山在哪里？项英、陈毅同志在哪里？我心急如火。召集班长们一商量，大家说：反正油山在粤赣交界处，我们就往广东方向走吧，只要他们在，我们就一定能找到。我们换上打在背包里的红军服装，迈脚向南。一路急行军，赶到粤赣边的信丰、南雄一带，这里是密密的树林和连绵的高山，我们在山上转来转去，像在海里捞针一样。十八天过去了，每天看见敌人在山下烧房子，烧山林，就是找不见红军游击队的影子。

    有一天，哨兵突然发现一个老表模样的人在远远地窥测我们，我当即派一班长张福林带人过去，打算抓住了解情况。可是那人很机警，转眼就不见了。第二天，那人又在前面不远的地方，隔着条沟向我们这里张望。我干脆朝他喊道：“老表，不要害怕，我们是红军，有事跟你打听……”那人回答说：“派一个人空手过来！”我把同志们部署好，派张福林去了。一袋烟工夫，张福林带他来到我跟前，他主动同我握手，一问，才晓得他是红军游击队的侦察员，他跟了我们三四天，觉得我们的装备不像游击队，但衣服破烂，又能吃苦，行动不像国民党军队，这才设法接近我们。从遵义出发以来，我们在深山老林里转了近两个月，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大家都很激动，和他紧紧握手。我告诉他有重要任务，请他立即带我们找游击队领导人。为了稳妥起见，我没有说出送信的事。他说：柴排长，赶快离开这里，敌人要来“清剿”。我们跟他翻过两三座山头，进入密林深处，他带我们走的根本都是没人走过的路，要靠两人用大刀砍开小树和荆棘，才能勉强通行。身上的衣服被树枝划开一道道破口，手上腿上也划出一条条血印子。走了两天，第三天中午，来到一块山洼子，在一个叫衡山岗的地方停下，这是一个荒芜人烟的遗弃村落，我们留在这里，他只身去游击队驻地，约摸过了个把小时，他回来了，带我去见游击队领导人。

                           江西信丰油山乐塔下村游击队的情报站

    离驻地约三百来米，他让其他同志停下，只准我一人上前。我跟他走进树林深处，只见在一块平坦的地方，有一座用树枝搭成的窝棚，窝棚门口的柴草上，坐着一位首长模样的人。他面庞黑瘦，头发胡子老长，衣服破烂，一条腿负了伤，缠着绷带，他两眼盯着我，闪着威严的目光，在他旁边，还站着几位同志，手里握着匣枪，也都注视着我。侦察员一报告，我才知道眼前的首长竟是陈毅同志，他被伤痛和饥寒折磨成这副模样，我已完全认不出来了。我上前一步，向他敬礼，报告了姓名、职务和来历。他冷冷地问：“你们来干什么？”我赶紧从怀里取出信，双手捧到他面前，陈毅急忙拆开信，匆匆看了几行，猛地一扬手，大骂起王明来。读完信，他招呼我坐下，连声说：“对不起你哟，怠慢你们啰！”停了一下，他问：“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我说：“出发时首长让我们跟随你行动，我还会发报，修理电台。”陈毅挥挥手：“算了，这里哪有什么电报可发，更无电台可修，我也不需要你们来警卫。”听他这么说，我也不便作声。他又问：“你们还有粮吗？”我说：“还有一两天的干粮”。他点点头，说：“还有粮就好。我们这里很苦，没有饭给你们吃，敌情很严重，大家在一起行动目标也大，还是分开游击好。”他问我原先在哪个部队，我答：在红十军。他即指示我经闽赣边回老地区打游击。我说：“信送到了，请首长开张收条。”陈毅哈哈一笑，拄着棍子站起身，拍拍我肩膀说：“我就是收条，还开啥子收条嘛。”站在旁边的同志都笑了起来。第二天，我们留下点粮食，然后就转返赣东北地区了。

    一九三八年初，赣东北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陈毅同志看望了连以上干部。我对他提起了三年前送信的事，他握着我的手，感慨地说：“亏了你送的那封信，我们才知道了王明垮台的消息。”

          柴荣生

    (贺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