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霞云

母亲沈霞云，1916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县棋盘镇大新庄。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与父亲晁福祥结婚。1941年在宿迁县委工作，1943年在宿北县委工作。1945年跟随新四军第三师十旅三十团进军东北。1949年起先后在广西钦州地委、广西民政厅、煤炭工业部办公室、辽宁煤炭工业局办公室、煤炭工业部华东煤炭工业公司办公室、山东省煤炭工业局办公室工作。1979年逝世，享年63岁。

苏北抗战时期

母亲的家庭比较富裕，外祖父沈献斗是宿迁县知名的中医，尤其擅长中医妇科，悬壶济世，为人善良，十里八村的要个方子或配副药，有的不收钱，有的收很少的钱。外祖父一生，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担当了数不清的风险和牺牲。

1940年4月，宿迁著名的“大刘墩惨案”，国民党顽县长鲁桐轩带领反动军队王光夏的常备旅，血洗大刘墩，杀害时任区委书记的父亲晁福祥一家亲属及革命者20余人。祖父晁岱胜和叔祖父晁岱安被绑到马陵山五华顶恐吓致死；共产党员王蔚和被绑在马后面活活拖死；堂叔祖父晁岱宾、堂叔晁佳祥等人被敌人用铡刀把头铡掉，残忍地挂在城墙上。敌人还烧毁60多间民房，通缉18名共产党员。惨案发生时，父亲晁福祥因去部队汇报工作，幸免于难。而母亲沈霞云带着年仅5岁的大哥和奶奶就躲在大刘墩附近。敌人撤离以后，母亲含泪掩埋了烈士，并参与转移及隐藏区政府文件的工作。第二天父亲返回家园，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义愤填膺，要公开为烈士举办葬礼。据当时的老人回忆：祖父等出殡的前一天，父亲委托乡亲，给当地赫赫有名的土匪头子带口信：“明天我晁福祥要给父亲出殡，谁敢捣乱我与他势不两立！”出殡当天，父亲披麻戴孝腰藏手枪，出殡队伍有几百人，土匪及恶势力见此情景，没敢妄行。此一举大大鼓舞了当地老百姓抗日的热情，也大大打击了当地土匪及恶势力的气焰， 对顽军起到震慑作用。后来地方政府为大刘墩惨案立碑纪念（李一氓撰文）。

张竭诚将军在他的回忆录《峥嵘岁月》一书忆晁福祥同志写到“他的爱人沈霞云同志在他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为支援部队做了大量工作，解决了很多我们不能解决的困难。”

苏北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环境部队南北转战，大家很少考虑个人问题。当时有许多红军团以上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有的30岁了还没成家。张竭诚提到：在宿迁县战斗过的老同志，许多人都在那里找了爱人成了家。我们五团的几名领导也都过了25岁。父亲当时任宿迁县县

委书记，常讲：“革命不是不要家，共产党人更不是清教徒。你们这些红军战士不要光知道打仗往前冲，谈恋爱也要主动进攻嘛。”母亲沈霞云就与父亲一起为他们“穿针引线”，当起了“红娘”。张竭诚和张翠英、宋维栻和晁峰、李少元和刘润涛等都是那时在父亲母亲的撮合下相知相守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黄克诚审时度势建议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开辟创建东北战略根据地。9月28日，新四军第三师在师长黄克诚的率领下，35000名官兵战略大转移，挥师北上。记述一代名将——新四军第三师十旅旅长钟伟战斗生涯的《军魂》（钟伟之子步平著）书中写到“1945年9月25日，攻克淮阴、淮安的战斗刚刚结束，新四军第三师就接到中央军委电令，要求三师最晚10月初要出发，向东北进军。特别是苏北人的乡土观念很重，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尤其不愿离乡北迁，当地有‘宁向南方一千，不向北方一砖’的说法。”母亲告别了奶奶、外祖父及亲人毅然决然仅带了1岁的二儿子振华（当时为了减轻部队负担，规定团以上干部带1名子女，无奈将10岁大儿子小珠留在苏北），跟随三师行军三千里奔赴东北战场。值得一提的是，母亲是“解放脚”（既幼年缠足，后又放开，但脚已残疾了），因跟随部队行军，脚趾发生骨折，只好随部队家属队，坐马车到达了东北。母亲曾提到去东北路上：天寒地冻的在马车上给孩子接尿，手都会粘到搪瓷盆上。《军魂》中还提到：“三师的部队绕道冷口北上，并且大大加快行军速度，每天都在九十里以上。尽管朔风凛冽，单薄的衣衫难以御寒；尽管山路崎岖不平，鞋底都磨破了；尽管部队连续多日急行军使战士们的体力急剧下降，伤病员日益增多。最后，十旅长途跋涉三千余里，历时47天，于1945年11月25日抵达锦州以西的冮家屯地区。”三师十旅的家属及孩子们同样经历恶劣条件的困苦并追随部队到了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

母亲到东北后在齐齐哈尔后方家属队任指导员，对部队首长和烈士的子女像对亲生孩子一般无微不至的关怀。部队的老同志都说：沈指导员脾气好，对人好，对孩子们好。母亲常说：他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消灭敌人，把家属和孩子留给我们，没有理由不照顾好他们。

刚到东北，三师处境十分险恶，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支持、没有政权、没有粮食、没有经费、没有药品、没有被服。三师很大一部分官兵及家属是苏北籍的，不适应东北冬天寒冷的天气。没有取暖棉衣、被服， 没有果腹的食物。父亲1947年5月22日在日记中曾记载“纵政群众纪律具体规定：一、粮食必须组织筹粮队统一筹借，行动中分散到营借粮，一定给粮票；二、对买菜油盐一定按市价给钱，禁止买鸡子少买猪吃；……” 1947年8月12日“连日雨，确使人有点生厌，阻碍交通。粮草及经费供给均较困难。大家都提意见没钱买菜、油、盐等……。”可以看出，当时部队的供给非常困难，将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浴血奋战却连鸡蛋都吃不到，猪肉很少吃到，可想五师（三师十旅于1946年9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五师）的家属及孩子当时生活物资是多么匮乏。

母亲随部队去东北时，苏北老家仅留有奶奶和大儿子。父亲是独子，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也是亲戚，行军途中因耐不住困苦，将持有的枪支留下跑回了老家。却跟奶奶说：“福祥在去东北的路上牺牲了。”奶奶听后万念俱焚，绝食而去，然后留在苏北的大儿子就不知行踪了。这事在部队1949 年南下时，父亲才听老家来人告知，不禁潸然泪下。

张竭诚将军书中写到“在我们的老部队第三十九军（第二纵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能打仗、不会打仗，军事知识缺乏的人不能当政工干部，更不能任高级政工职务。”父亲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五师十五团政委，1947年9月任第二纵队五师政治部主任。逢年过节，父亲在前线带兵打仗，冲锋陷阵，难得见一面。母亲同部队的留守人员及家属一直都是追随部队北战南征的。

父亲1948年元旦写道：“1947年在战斗整训环境中很快的过去了。这一年我经过三下江南、二打靠山屯、夏季攻势、围攻怀德歼灭新一军九十团、黑林追击战歼灭敌七十一军、昌图歼敌九十一师、长山堡守备战。秋季攻势双庙战斗、季家堡战斗歼敌一五〇团、围攻吉林、娘娘庙追歼敌二十二师战斗、一直到全歼彭武守敌七十九师。敌人疯狂的气焰，被我们打低了，解放区扩大了，我想1948年胜利一定比1947年更大。”1949年1月29日：“旧年元旦于礼贤镇抗战胜利后，三个旧年回忆。1946年元旦，记得是在阜新地区的旧庙， 正当敌人进攻，我军初到东北立脚不稳，供给无着，士气不高的时候。第二年，是于南满四保临江，北满三下江南，零下四十度，从城子街回来到五棵树，战士们几乎忘记了旧年。第三年，也是在冰天雪地攻克彰武、南下辽阳，我在哈尔滨开会的时候。今年是当华北华中东北解放，敌人恐慌动摇的时候。我们因执行监视傅（傅作义）军任务，对旧年工作未得充分准备。”母亲同第二纵队五师的家属在后方，一方面揪心揪肺的牵挂枪林弹雨前线的将士亲人，一方面要做部分后勤保障工作。新四军第三师的前身红二十五军团成长发展的鄂豫皖根据地，就有一首民谣：“小小黄安（现红安），人人好汉，锣鼓一敲，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母亲与其他五师的家属在后方，同样做着“女将送饭”的工作。

东北炮火硝烟烽火连天的岁月，一直持续到1948年12月，继辽沈战役胜利后，百万大军入关，决战天津，平津战役打了一个大胜仗。母亲与家属队随同部队，到了北京附近的采育镇休整，一家人才得以团聚。

平津战役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父亲所在部队行军几千里，渡长江、打湖南、到广西，男同志剿匪，女同志始终追随部队一路走来。1949年8月在部队首长的关怀下，找到了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总后文工团当兵的大儿子，父母与分别近4年之久的儿子在湖南沙市团聚了。这个时期，沈霞云作为母亲，在南下的途中及在广西驻地相续又养育了3个孩子，至此，母亲抚育了6个子女。在那个战争年代，母亲随部队从苏北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广西，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位行动不是很方便，既要工作又要照顾丈夫和子女的女同志，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

工业建设时期

1954年，母亲随父亲调到煤炭部工作，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更加艰巨光荣的工作。1964 年，中央任命父亲为华东煤炭工业公司党委书记（部级）。1963年至1970年，在毛泽东等国家及相关部委领导人直接领导下，成功地创建了中国工业12个特大型经济联合体之一、煤炭系统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试办煤炭“托拉斯”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下煤炭工业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煤炭工业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改革阶段，是中国煤炭工业腾飞的一个基石。华东煤炭工业公司步入了煤炭工业最辉煌的历史时期。父亲在华东煤炭工业公司任职期间，曾经做出一年下井考察及指导工作106次的典范，依然保持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精神。母亲也像战争年代那样默默地为父亲准备行囊，并承担全家的生活负担，让父亲能了无牵挂地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所以父亲才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与公司领导团队同心协力，成功创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煤炭系统具有典范的“托拉斯”体系。

父亲身患严重的糖尿病，每天定量二两主食，吃豆腐白菜，还要带头下井，真正是在煤炭战线和工人一起拼命干革命。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每个月的工资，一方面要照顾父亲的身体，一方面又要照顾孩子上学， 还有一个很大的支出，就是资助家乡的烈士子女和不断来往的乡亲们。

父母亲在苏北抗战时期及随新四军第三师战略大转移到东北，动员了许多父老乡亲送夫送子参军。有些苏北籍的战士到东北后在战争中牺牲了，长眠于那片热土上，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亲人身边。如“二打四平”，三师牺牲了几千官兵，其中大部分是苏北籍的，就有父母亲当年组织的地方武装及北上时动员参军的苏北子弟。乡亲们在战争年代舍命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父母亲对家乡来的老乡非常关照。父亲曾经说过：“家乡的人民群众，在战争年代掩护我们，参军参战，英勇牺牲，才有革命的胜利，才有我们今天，家乡来人要照顾好。”吃、住及来回路费开支占到每月工资的一半以上。父母亲的工资在当时煤炭系统还不算少，但是每个月开支维持不到月底。时任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吴允中在《深切怀念晁福祥同志》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福祥同志老家在宿迁县，离徐州市不远，他曾在家乡担任领导工作很长时间，同群众关系密切，因此他家乡经常有些群众来看望他或有困难要求帮助。因此，他家的粮食定量月月不够，要买议价粮，钱也很紧张。我同公司其他几个领导同志商量后，不让福祥同志知道，给了他家里一些粮票补助。”母亲有一个习惯，每天每月记流水账，今天支出几毛几分，明天支出几块几毛，月底统计入不敷出，当年的部分流水账单至今还保留在我们子女手里。

“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急剧到来，截断了煤炭工业发展的大好形势，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和法制社会。父亲受到批判甚至人身攻击，被“造反派”强制参加劳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社会环境混乱，为了父亲的安全母亲常嘱咐我们：父亲被人带走时我们都要跟着。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被造反派带走迟迟未归，母亲就领着我们几个孩子站在拘禁父亲的会议室门口， 直到深夜对方才将父亲放回家。父母亲备受煎熬的是，战争年代敌我界线鲜明，可以你死我活的拼命，而如今面对群众却迷失了方向。

                                             1973 年晁福祥、沈霞云于济南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的工资减少到家庭成员每人每月仅8元的生活费，父亲的烟从“前门”改成了烟叶。因各种秩序被打乱了，生活没有规律，母亲要经常给父亲做“小灶”，这时俩人相向而坐，母亲静静地看着父亲吃完她亲手做的饭菜，这种习惯直到最后。十年浩劫中母亲和父亲一起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相互支撑着。

父母亲感情极好，用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形容一点不过。父亲病危期间还特意嘱咐我们“今后一定要照顾好母亲”。父亲生命中最温暖的事是母亲的悉心照料、全力支持、患难与共。

 母亲从小受中国传统教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母亲13岁时外祖母去世，母亲承担起家务，照顾外祖父和幼小的弟妹。我们小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的衣服鞋子母亲都亲手做。20世纪60年代学着织毛衣，白天上班晚上织毛衣、纳鞋底。家里的女孩子从小就教做针线活，让我们学习自立，以致我们在后来的生活上都能应付自如。

一生的挚爱

母亲和父亲患难与共42年，无论是水深火热的苏北抗战，还是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无论是艰危险恶的广西剿匪，还是忍辱负重的 “文化大革命”，母亲始终是父亲革命事业忠诚的追随者和坚定的支持者。永远是我们子女的骄傲！

 三师分会 晁承仁 晁振华 晁立华 晁振广 李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