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史上的传世经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紧锣密鼓地拍摄中。这部影片的摄影师中最年长的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薛伯青。薛伯青以他的专业水准和红色经历为这部经典巨作作出了贡献。

薛伯青自幼对绘画具有浓厚的兴趣，专攻中国画的花卉、翎毛、静物等；所画作品布局讲究，运笔流畅，着墨细腻；画面栩栩如生，富有动感。之后，他受堂兄弟的影响，喜欢上了摄影；因其有美术功底，所拍照片在构图布局、光效、反差对比等方面都显出与众不同。

1928年，18岁的薛伯青只身前往上海，先在堂兄经营的照相公司学习拍照、洗印、修片；后渐渐对电影摄影产生了兴趣。1931年，完成了其处女作《粉妆楼》。1933年，薛伯青加入 “新华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长恨歌》《壮志凌云》等一系列电影佳片。

1936年11月，薛伯青赴绥远拍摄了抗日纪录片《绥远前线新闻》。此后，他更加关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存亡。

                                      1938年，薛伯青在上海

1937年11月，薛伯青作为上海新华影业公司的摄影师，为拍摄平型关大捷辗转太原、西安，先后结识了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的彭雪枫、张震、岳夏、边章武；以及西安办事处的博古、林伯渠、邓颖超、任泊生、钟赤兵等人；为他日后加入新四军上海地下工作小组打下了伏笔。

1938年11月，新四军已调任武汉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任职的任泊生到上海找到薛伯青，告诉他：彭雪枫任司令员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豫皖苏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任泊生希望薛伯青利用其公开身份配合他在上海开展抗日工作，薛伯青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他成为任泊生领导的新四军上海3人工作小组成员之一，从此走上为抗日救国出生入死的红色历程。

1941年皖南事变后，彭雪枫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建立淮北抗日根据地。薛伯青除了协助已就任新四军四师联络部长的任泊生完成在上海的主要任务——为新四军筹备通讯器材、电影器材、物资交换等以外，还利用拍片空隙与任泊生一起翻拍了很多苏、德战争图片，制成幻灯片，带到淮北抗日根据地给部队放映，成为战士们难得一见的时事学习材料，被称作淮北根据地的“土电影”。

1941年至1946年，薛伯青先后10次来往于上海与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之间，以自己的职业专长为新四军拍摄了两部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和《彭雪枫追悼会》，还为新四军部队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照片。

1946年6月和1947年5月，他还拍摄了2次上海群众《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

《新四军的部队生活》被周恩来在军调小组期间拿到南京放映，受到中外人士的极大关注；有力地批驳了国民党分裂派对新四军的造谣和污蔑，起到了直接且关键的宣传作用。

1949 年6月，薛伯青接到原新四军四师师长张爱萍的“归队”命令，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任华东海军摄影队队长；为我人民海军的初创时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

1952年6月，薛伯青调入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前身）；拍摄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影片，如《钢铁运输线》《永不消逝的电波》《狼牙山五壮士》等等，其中就包括这部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和中国革命斗争史的经典影片《东方红》。更有意义的巧合是，《东方红》是他拍摄的第100部影片。

    1964年8月，周恩来总理提出在国庆15周年时，搞一台大歌舞来歌颂党的丰功伟绩。仅仅1个多月的时间，就调集了全军文艺汇演和原空政文工团《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经典曲目，编排出大歌舞《东方红》。

                       《东方红》在天安门广场的工作照。前中为王苹，后排左起：白夫今、薛伯青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公演获得空前的轰动。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让全国人民在看到影片时，有亲临其境在大会堂看大歌舞的感觉。影片《东方红》是由3厂联合摄制，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厂）、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八一厂）迅速组建了各自的摄制组。八一厂派出了由总导演王苹、摄影师薛伯青挂帅的强大阵容。

其实，起初拍摄《东方红》的名单中并没有薛伯青，他当时已被调离故事片室，任八一厂技术室副总技师。因《东方红》在拍摄时遇到了技术难题，考虑到他经验丰富，紧急调他进组。

   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张景华（原新四军四师九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找到薛伯青：“《东方红》是宽银幕，你去拍需要解决摄影上不少困难问题，最主要是幻灯背景问题；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周总理说：《东方红》在大会堂演出成功，就是因为有了幻灯的配合，是一次舞台革命。《东方红》是3个厂的第一次合作，你要处理好与兄弟厂的合作关系。你年龄最大，资格最老，技术上也最有办法，要把好关。”薛伯青当即表示：一定搞好合作；有信心拍好《东方红》；一定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1964年11月30日，八一厂党委决定薛伯青参加《东方红》拍摄，要他着重解决两个技术问题：一个是在人民大会堂实景拍摄，另一个就是幻灯背景的使用问题。

1965年1月8日，《东方红》摄制组主创人员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周总理说：《东方红》的演出是成功的，但在大会堂演出1个月，也只有10几万观众能看到，群众有意见；要将她拍成电影，让全国老百姓都能看到，甚至让亚非拉的人民也能看到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影片；《东方红》一定要在大会堂的舞台上拍摄。

     薛伯青日记：我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经历了这段历史。《东方红》是一部革命斗争的光荣史；现在拍成电影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每次我观摩演出都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拍摄《东方红》是一场舞台革命，《东方红》演出时采用能变幻的舞台幻灯作背景，可拍电影背景用幻灯还是第一次。全部用幻灯背景是一个创举，国内外还没有过。总理说要“标新立异”。这是一个新问题，困难很多；要走群众路线，导演、专家、群众三结合。准备先拍一些，看是否能站得住。

王苹导演的女儿宋昭在《王苹传》中这样写道：“《东方红》演出的时候，幻灯在舞台上千变万化，特别是在人民大会堂那样一个36米宽、14米深的大舞台上，风云雨雪、火光炸点一下子什么效果都出来了，在现场看舞台演出的确很有气氛，让人振奋。但一到拍电影，问题就来了。第一，幻灯亮度不够。如果按舞台幻灯、灯光照明来拍，表演者的曝光就不足。如果把幻灯、灯光调亮，演员的曝光够了，天幕背景就看不出来了。第二，幻灯背景的焦点虚。”

薛伯青的摄影助理白夫今回忆：“人民大会堂是按会议场所设计的；所以，舞台宽，进深窄。当时为拍大歌舞把舞台接出了乐池，还拆了几排观众席。”

在试验幻灯初期，《东方红》摄制组就是否运用幻灯背景、是否在大会堂拍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还开辟了体育学院田径馆作为拍摄场地，几经研讨、推翻、论证、再确定。按周总理的指示，要拍出在大会堂看大歌舞的效果。而运用幻灯背景是最能表达这种生动、宏伟的场面，但幻灯背景在电影制作上还未有先例。它反映在胶片上的效果让人感觉光线不够亮，模模糊糊、灰蒙蒙的，焦点不实；色彩还原也不理想；不如绘景的效果清晰。

北影厂摄影师说：“幻灯背景没有办法拍，亮度提不高。美国实验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没搞出来，中国能行吗？只有绘景才能拍好《东方红》。人民大会堂舞台拍摄也有困难，舞台大，没有300万瓦电力，不添设备根本不能拍。在北影大棚拍摄最为合适，一切技术条件都可以得到满足。”所以，北影、新影的摄影师们主张还是沿用歌舞片的惯例，拍绘景。

绘景背景拍歌舞是效果不错，但非常死板，没有变化。尤其要在人民大会堂如此大面积的天幕上绘景、换景，工作量将非常巨大，困难会更多。

薛伯青一开始是保持沉默的，但当八一厂总导演王苹、北影厂导演李恩杰也对《东方红》是否用幻灯拍摄产生动摇的时候，他坐不住了。他说：“《东方红》的成功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用了幻灯背景。周总理对我们说过，中国电影工作者要有标新立异的志气。虽然幻灯是一个新问题，困难很多，但我们可以先拍一些看看。”

薛伯青执意要用幻灯背景，这其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他对周恩来总理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间接地接受周恩来的领导。是周恩来帮他转移了家里的手摇马达，命令他烧毁与新四军的一切文字、图片资料，使敌人无法抓到把柄；又是周恩来让他留在上海坚持斗争。在薛伯青看来，周总理的指示就像直接给他下达的命令一样，必须完成。

薛伯青还强调：“‘要拍出在大会堂看大歌舞的效果’，只有幻灯才能表现出各个场景的变幻，才能有动感。技术上的问题我来试。”

黄宝善是总导演王苹的助手、《东方红》的副导演，他回忆当年： “我曾私下里问过他（薛伯青），幻灯拍得出来吗？师傅点点头：没问题。但是怎么‘没问题’，他又说不出来。”

难怪连薛伯青的老搭档王苹导演也沉不住气了，一连几个月的试验、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到底幻灯有没有问题？要不要坚持用？王苹导演几次就幻灯问题询问薛伯青，得到的回答都是：“没问题，能拍。”“是没问题。”“这个亮度肯定能拍，色彩也能还原。”王苹导演相信他的经验，但心里还是没底。

1965年2月12日，幻灯试验小组成立，调集了全国的灯具厂、透镜厂、灯泡厂的技术力量攻关，重新设计、生产，历时半年多。薛伯青和八一厂技术室的赖志友潜心研究各项技术数据，与舞美组不断对比、调整，与摄影组其他成员尝试减弱主光等方法。

白夫今：“幻灯背景对摄影的难度，主要在处理演员演出区光线和天片幻灯的冲突上。演出区的微小光线都会削弱幻灯的亮度，所以，挡光、遮光是主要问题。幻灯离天片近，角度大，要用好几个幻灯打出一个点。当时的胶片感光度也不高，亮度有了，色彩又不饱满。又现从国际市场购买‘伊斯曼’胶片，试验胶片色彩。幻灯组前前后后经过了无数次试验，成就显著，终于达到了摄影组提出的要求，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拍摄方案。连周总理都称薛伯青为‘老专家’。”

《东方红》拍摄期间，薛伯青建议全部节目集中在大会堂拍，灯光气氛可以统一。若一个节目分成两个场地拍，灯光气氛不好连接。时间可以分成日、夜两组拍摄，进度也快。舞美组同意这个建议。但最后还是有些小节目被安排在北影厂的棚里拍摄。

    1965年3月18日，薛伯青到北影厂看场地大小，舞美组在试验“安源煤矿”的幻灯，薛伯青看到试验的幻灯景片是用大会堂的一套，觉得比例大小不合适，大会堂高，北影厂摄影棚小，高低相差一半。他凭着多年的经验提出要将大会堂的幻灯景物压缩才能适合北影的场地。他直接给出了计算方案，肯定地说：“不用再做试验，直接压缩即可。”但北影厂美工们还是经过了8次修改压缩试验，修改一次拍一次，花了10几天的时间，最终验证了薛伯青的提议是正确的。

其实，薛伯青是个相当简单的人，一切以工作为重，直来直去。他对待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从不马虎。与他合作过的同事们都对此印象深刻。他自己的经验丰富，能力超强，但他并不自私，遇到问题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解决方案，从来不会“留一手”。

到了4月15日，导演、摄影、美工讨论样片，争议的中心仍是幻灯和绘景的使用问题。针对不同意见，导演组同意用两种不同方式试拍两个节目，哪一种形式适合，就用哪一种。

    4月20日，摄影组小结试拍两场戏的样片情况。大家提出老薛拍的感光合适，彩色还原正常，就是焦点差些。北影厂、新影厂仍强调绘景的成功率高，而八一厂则坚持用幻灯。

白夫今说：“其实，《东方红》的幻灯成不成功跟摄影没什么关系，但要坚持用，就离不开摄影的配合。老薛为‘大歌舞’也放弃了很多。比如，他一生拍片强调用逆光，但‘大歌舞’要用幻灯，逆光就不能用。放弃逆光对他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赞成、反对双方各持己见，几经争论仍僵持不下。4月28日，《东方红》领导小组决定，再次由北影厂和八一厂各自试拍一场，由周总理最后定夺。北影厂用绘景，在棚内，用“伊斯曼”彩色胶片拍《游击队之歌》；机器也是全新的，直接有宽银幕镜头。八一厂用幻灯，在大会堂，用“阿克发”彩色胶片拍摄背景最为复杂的一场《保卫黄河》；且使用的是笨重的德国“阿里弗莱克斯”摄影机，拍宽银幕还要外加变形镜头。很明显，北影厂的胶片好、设备好、场地调控简单。八一厂用的胶片次之、设备差、场地难度大。

5月13日，薛伯青在大会堂布光，他和副摄影殷乔芳、助理白夫今商量，按照当时大会堂规定摄制组用电65万瓦计算，为了试拍幻灯配合演区光，将摄影组原定的主光11度改为8度，这样可以突出幻灯背景亮度。

人民大会堂舞台背景高18.5米、宽30米，演出人员共3500人（包括演员、合唱、朗诵、乐队），这样宽大的场景，还要带上观众席。大会堂控制拍摄用电不能超过65万瓦，超过65万瓦就会烧坏保险，影响大会堂全部工作用电。拍摄时，八一厂另用两台发电车，供应4台1万瓦的炭精灯，共计电量4万瓦，全部用电量69万瓦。（摘自薛伯青自传）

薛伯青拍片用灯少、省电是出了名的，他将这一特长沿用了一生。八一厂建厂初期每年都将他评为节电标兵。《东方红》算是薛伯青用电最多的一部影片。

    5月17至23日，八一厂正式在大会堂试拍《保卫黄河》整场节目。之后，在八一厂标准放映间放映《保卫黄河》的样片。《东方红》总指挥陈亚丁认为，舞台灯光很好，完全是故事片布光方法；幻灯突出， 说明幻灯有前途。舞美组也给出意见：幻灯比演出光亮，增加些色光，气氛会更好。王苹导演看完样片后十分兴奋：“幻灯成功了！效果好极了！再注意一下灯光气氛就更好了。”

黄宝善说：“剪辑出来的样片，《保卫黄河》一场，天片上翻滚的乌云、冲天的战火、弥漫的硝烟、汹涌的河水各种效果全部都有。北影那场戏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幻的背景，所以，用绘景拍得也不错。最后，总理审查拍板时就一句话：就用幻灯吧。结果，北影的摄影师第一次用幻灯拍摄的《游击队之歌》效果也非常好。这说明《东方红》用幻灯背景的决定是正确的。”

薛伯青对幻灯的坚持几乎近于固执。最终，导演组和领导们在他的试拍片里看到了曙光，坚定了使用幻灯的决心。总导演王苹曾说：“老薛为了用幻灯坚持了几个月，血压升高，可他却始终坚持工作。后来，司徒慧敏到现场来向他取经，回去传授给北影厂。他坚持用幻灯，最后，终于证明他的坚持是正确的。他坚决执行了周总理‘标新立异’的指示。”

    5月25日，周总理审查两个试拍节目。

5月27日，司徒慧敏召集摄影组开会，传达周总理的指示：

1、用“伊斯曼”彩色胶片拍摄《东方红》，争取到美国去订货。

2、《东方红》的所有节目，全部用幻灯拍。

为此《东方红》领导小组决定：北影厂负责拍摄其中10个节目。八一厂负责拍摄其中13个节目，包括：序幕《葵花向阳》，结尾场《天安门狂欢》，以及《井冈山会师》《遵义会议》《大渡河》《雪山草地》《情深谊长》《大生产》《保卫黄河》等。片尾字幕中，八一厂排名由原来的第三，提升到首位。

                                      《大渡河》剧照

           薛伯青在《东方红》幻灯背景的使用和技术保障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八一厂争得了荣誉，更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导演组的黄宝善回忆当年拍摄现场的情景时说：“我是王苹导演的助手，按现在的说法是执行导演。王老太和老薛头都是快手。每天，我都按照前一天的安排，提前把摄影机、灯光、角度准备好，不让演员花时间候场；演员一到，马上试戏、实拍。在现场，我与老薛的接触比较多，我俩配合得特别好。我把前一天开会的顺序、内容一宣布，跟着音乐排练一遍；有时，稍改些灯光；然后，就问老头：实拍？老头点点头：拍。他一开机一气呵成，拍完长出一口气。我在一旁问：怎么样？他轻声答：没问题。只要他说没问题就行了，肯定没问题。绝大多数镜头都是一遍过，很少三五遍，顶多两遍。我们拍了这么多场节目，只补拍过一个镜头，是郭兰英的南泥湾，还不是他的问题，是焦点跟虚了。所以，演员一听说跟八一厂拍，都特高兴。一是，能在大会堂拍；二是，拍得快。省体力呀！”

《东方红》的拍摄期是在北京最炎热的6—9月。人民大会堂作为实拍地，里面没有空调；即使有空调，也不能开。一是，场地太大；二是，拍摄用电本来就很大，再开空调，大会堂的用电负荷不够。所有演员都要备场，可想而知，当时的工作环境有多艰苦。演员组里舞蹈演员最辛苦，他们要一遍一遍走台，有时候要排五六遍，跳得满身大汗，脱下衣服都能挤出汗水；即使这样，他们在换场时还是有时间休息的。而摄制组所有部门必须每场都跟现场；尤其是摄影组，几乎是机器不离手。排戏时，他们要一遍遍试镜头、找角度；实拍时，更要他们屏气凝神不松劲；所以，他们是现场最辛苦的人，汗流浃背是常态。组里人都知道，薛伯青有高血压，他总是在头昏时要求躺一会儿；然后，起来接着再拍。

为了节省胶片，导演组还要求各部门：“胶片进口很贵，我们要争取一次成功。” 因此，每次实拍前，所有人都非常紧张；如果在谁那里被王苹导演喊停了，真的感觉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薛伯青在技术上的超强能力在此时就显得尤为突出，他基本能保证拍摄一次通过；节省了所有人的体力，受到摄制组和参演人员的一致称赞。

                     《情深谊长》拍摄工作照，前排左二掌机者为薛伯青

黄宝善还记得：“每天午饭后，我们午休到两点半。一到那时，就看见会场内的桌子底下、天片后面、走廊

上到处是横七竖八午睡的剧组人员，周边大厅的地毯上更是躺满了参加演出的人们。只有老薛一人坐在观众座椅上，往椅背上一靠，双手在身前十字相扣，闭目养神，每天中午都这么一个姿势。晚上拍到八九点钟，工作一结束，他就说一句：回去了，明早来。他有一个小本，上面记着广安门回厂的末班车时间。我们剧组住在西苑饭店，伙食和住宿条件都非常好，但他从来不住组里，每天一定要回家。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要回家带他刚出生的外孙女茜茜，他不放心保姆和家里的其他人。”

薛伯青喜欢与同事和徒弟平等相处，对他们也分外和蔼、耐心和尊重。当年的副摄影殷乔芳回忆说：“老薛肯放手让我们年轻人大胆干，他负责把关。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只是《东方红》是3厂合作，情况比较复杂；他的很多设想都没能实现，能力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说到与其他厂的分歧，那都是工作上的争执，很正常。其实，老薛非常注意3厂合作的团结问题，当他与其他人产生分歧时，怕自己直接说出来别人接受不了，还总是派我出面去协调。”

    据白夫今回忆：“那次，八一厂可是相当露脸；无论从进度、现场设计、秩序，到工作的顺利程度都一路领先，整个文艺界对八一厂刮目相看。老薛这边都拍完了，还从北影那边分过来两个节目；最后，还是我们先拍完。”

1965年9月18日，周总理审查整部《东方红》宽银幕影片后，摄制组征求他的意见。“没有意见”周总理很满意地说，“我要为《东方红》影片庆功。”

《东方红》自1964年11月成立摄制组开始筹备；1965年6月5日正式在大会堂开拍第一个节目《保卫黄河》；至9月16日全部拍摄结束；共拍摄宽、窄银幕影片各一部；经过上万人的辛勤劳动，终于在1965年国庆节前献映。此片轰动了全国，亿万人民反映热烈；尤其是全国文艺演出单位，对电影《东方红》的幻灯背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白夫今说：“幻灯用于舞台并不稀奇，因为舞台的表演区灯光一暗，幻灯背景很突出。用于电影就要解决前后亮度等诸多问题；最后，我们把亮度、色彩、焦点的问题都解决了。当时，这一技术属于国家保密项目，在世界上也居首位。因为幻灯片上画的与观众看到的背景是有差别的，它的保密数据是角度的计算；很多国家都想打探相关的数据，但我们一直保密。”对薛伯青来说，1965年，犹如他当年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战，开始人生红色历程的1938年一样，是个很值得骄傲和纪念，又很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他55岁；经过不懈努力，他实现了用幻灯背景拍摄他的第100 部影片《东方红》。

这一年，他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重托，开创了电影技术上的又一先例，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这一年，他负责试验的国产“友好牌”黑白底片获得成功。这一科研成果结束了我国电影对进口胶片的依赖，实现了胶片的国产化；同时也实现了薛伯青这位已从影30多年的老摄影师“要使用我们自己的底片”的多年夙愿！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堪称经典，至今无法超越。令多少人终生难忘！相信参加过《东方红》拍摄的人们，脑海中都会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每一次实拍都是从乐队、合唱、舞台演员到舞美灯光的一次顶级演出。随着王苹导演一声“开灯，实拍”的指令，现场的舞台面光、顶光、天幕幻灯等所有灯光同时打开；那一瞬间，仿佛空气凝固，场面极其震撼，足以令在场的每个人肾上腺素飙升，感觉天地万物都升华了。

薛伯青更是将他的精湛技艺和革命激情全部融入到这部作品之中，成就了他职业生涯上的又一个辉煌历程。

四师分会 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