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1938年夏，新四军第一、二、四支队先后挺进苏南、皖中抗日敌后战场。8月中旬，新四军第三支队在谭震林率领下，抵进南(陵)芜(湖)宣(城)地区，拱卫泾县云岭军部。9月28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新四军第三支队开赴芜(湖)宣(城)青弋江一线，承担对日军正面防御作战任务，并将国民党军一四四师和一零八师配置在第三支队后侧左右。这一命令不符合国共两党谈判时确定的新四军不承担正面防务的约定。但是，为顾全大局，新四军接受了这一任务。10月7日，谭震林派第五团团长孙仲德与国民党军一四四师进行了防务交接，正式接收青弋江防线。之后，新四军对日军先后进行了红杨树战斗、马家园战斗和湾沚战斗。11月12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又命令第三支队由青弋江防线调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区，承担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国民党军一四四师、五二师又分别部署于第三支队左右后翼。两次调防和两次军队位置部署，意图借日军之手消耗新四军，进而达到限共灭共的目的。

    正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两次命令和新四军第三支队的两次调防，确立了新四军军史上第一次在正面战场，对日军进行防御作战的历史定位。

    新四军第三支队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青阳约100余公里，南至泾县，北临长江约50公里的国民党防区和日占区中间狭长的险恶地带。此区域内国民政府委任的县、区、乡长都躲了起来，繁昌县政府也逃离县城到了乡镇。日军西侵南进气势嚣张，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老百姓人心惶惶，逐渐失去了抗战信心。

1938年秋至1940年冬，在铜南繁地区如此险恶的战场环境和低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新四军“在沿江的铜、繁一线与日军进行了 200 多次战斗。尤其是繁昌县城屡失屡克，先后打了 10多次比较大的仗”。新四军军史上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并取得胜利的繁昌战役“后来概括为五次繁昌保卫战”，就是这一时期发生的，“这是皖南新四军最早抗击日军的著名战役”。

谭震林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卓越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突破国民党的限制，排除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从党的建设、开展民运、动员和组织民众、发展民众抗日组织和抗日武装、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等方面，谋篇布局，开创了铜南繁正面战场全民抗战的新局面，奠定了繁昌保卫战胜利的社会政治基础。

     一、党的建设是民众抗日力量的源泉，是领导全民抗战和繁昌保卫战胜利的核心力量

    新四军第三支队进驻铜（陵）南（陵）繁（昌）地区时，铜陵除个别发展党员外，整个地区毫无群众基础，党建工作更是一片空白。按照国共两党谈判商定，共产党在国统区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后确定从政治限共到军事限共为主的方针。共产党内受东南局一切强调“合法”，听凭国民党指挥的右倾投降主义影响，放弃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在军事上，第三支队还被划归国民党第五军所属一个师的指挥，并受限在规定区域内活动，被紧紧的束缚住了手脚。对此，有着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和闽西南游击战争丰富经验的谭震林说：“我军除了对日军作战以外，一切都要听国民党指挥，这怎么行啊！所以我们要下决心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组织，发展抗日武装。”第三支队在他领导下，坚决打破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限制，创造性地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夹缝中建立和恢复党的各级组织。

    1938年12月，谭振林到繁昌后立即组建了中共铜(陵)南(陵)繁(昌) 中心县委，委派张伟烈任中心县委书记，直接在第三支队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心县委的活动经费也由第三支队提供。军部战地服务团和第三支队民运队均抽调干部派往各乡，开展党建和发动群众工作。同时，他们给机关和连队分配任务，到地方去和贫苦农民交朋友，帮助地方发展党员，并按现有行政区划设置基层组织，即区设区委，乡设中心支部，保（村）有三名党员的可建党的小组或支部，工作重点主要是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教育党员在国统区保守党的秘密，绝对不允许发生非组织横向联系，党员采取适合个人社会身份的方式工作。期间，铜南繁中心县委还在国民党繁三区公所，平沟乡公所和南四区桂工乡公所建立了党支部和特别党小组，以应特需。

    为提高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第三支队政治部负责党员教育，举办党训班。谭震林每周亲自讲一到两次党课，为党员讲《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 上政治课，分析形势。1939 年4月，铜南繁中心县委撤销，分别成立繁昌、铜陵两个县委，领导关系也由第三支队党委移交给中共皖南特委。此时铜南繁地区几乎每个乡、保(村)都有党员，党的组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到1939年底，铜陵已建立了四个区委，13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党员895名。繁昌的党组织也迅速从西南山区向平铺、新林、高安等河圩地区延伸和扩展。1939 年底，繁昌全县共建有五个区委，七个中心支部，206个支部，党员973名；到1940年底，全县中心支部增加到11个，支部增加到258个，党员增加到1211人。1939 年初至1940年底，是该地区重新建党后走向大发展的两年。

    在党组织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各抗日群众团体中，骨干都是党员并占有一定的比例。繁昌县猎户队分队以上干部都是党员，农抗会中党员占比最多的达20%。 1939年底至1940 年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特委给繁昌、铜陵等县下达800名扩军任务，最后不仅按期完成任务，还超额扩军至930名，而且党员占到半数，其中包括3%的区委级干部，7%的支部级干部。为新四军及时䃼充兵员的同时，更是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党员骨干力量。在第三支队的帮助下，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破坏的地方党组织，又重新建立起来并恢复了生机和活力。1939年11月13日凌晨三点，就是地方党组织和民众递步哨向第三支队报告日军出动准备偷袭的消息。

    繁昌保卫战中，第三支队发扬红军精神，“提出胜利保证和缴枪比赛”等。“全体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十分高涨。”“战斗中共产党员和连队中积极分子都能以身作则，坚持战斗，因此保障了部队作战的顽强性。”新四军浴血奋战，“尤其是共产党员表现了英勇的牺牲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战区民众。地方党组织发动带领群众积极支前，号召党员带头援军。农抗会、妇抗会、猎户队员纷纷踊跃参加，组成担架队运伤员、送弹药、送茶饭、修工事等事事争先。

    在繁昌保卫战塘口坝血战中，日军炮火摧毁了新四军阵地大部分工事，高竹、中分和下分保(村)等地的猎户队30多人和群众，送来了急需的手榴弹和枪弹，并把手榴弹的后盖打开送到战士面前，接着又帮忙抢修工事。猎户队员俞成章、葛为富、张文斗等，将负伤的指战员抢背下山，送到无战火的战地医院进行救治，往返数趟全然不顾疲劳和危险。

    繁昌保卫战后，新四军政治部孙晓梅写了一篇《繁昌战斗中的妇女们》的通讯，反映党组织动员起来的妇抗会，在繁昌保卫战中支援新四军的情景：没有一个女人为害怕战斗而离开自己的岗位，她们搓草绳、砍竹子做担架，照顾伤兵，临时捐募东西等工作，每个会员自告奋勇地担任起来。她们用不很熟练的动作，给伤兵洗伤口、施行包扎，喂蛋汤、换血衣。她们将山芋烧熟，用木桶亲自送到山上，一个个递给战士们。雨点飘湿了她们的衣裤而全不在意。战斗结束以后，一位老寡妇唯一的儿子牺牲了，她自然非常难过，妇抗会马上送去锦旗、米、 肉、蛋等东西去慰问，她悲痛地说:“我要告诉别的母亲，叫儿子都去当兵打鬼子，就是战死了，也是光荣的!”

    繁昌保卫战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带领群众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充分发挥了堡垒和先锋队作用。

     二、抗日组织和抗日武装，是民众抗战的生力军，是形成全民抗战和繁昌保卫战胜利的基础力量

     (一)深化民运工作，建立和发展群众抗敌组织

    当时低迷的社会政治氛围直接影响民众的抗日热情和信心。“要和日军强大的兵力进行争夺，光靠军队是不行的，一定要发动群众”。“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团结抗战，迫在眉睫。铜南繁地区的民运工作在谭震林领导下有序开展。 在组织机构上，他指示第三支队政治部设立民运科、团设民运股、连队设民运委员和民运工作组。在人员配备上，留下军政治部民运干事汪大铭负责民运科的工作， 同时选调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大批干部去开展民运工作，充实人员到县、区各级党组织担任领导职务。完备了民运工作组织体系，重点是建立群众抗日组织。从1938年底开始，先后在姚家冲、凤凰山、新屋岭举办了三期抗日救亡训练班。谭震林亲自授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新四军影响，培养了大批干部，为第三支队在该地区站稳脚跟打下了基础。谭震林还用自己的经费筹办了第一所小学——保兴小学，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民运队员的日记记录了当年谭震林在戎马倥偬间，亲力亲为重视民运工作的情景：“1939年5月5 日，同志们晚饭后到谭司令处汇报，检查总结；5月8日给民运队员讲述了《党对群众工作的政策》；5月13日晚，主持讨论《五十天民运工作初步总结》；6月3日召开地方和军队干部联席会议，作《五十天民运工作总结报告》，形成文件下发，指导民运工作；6月8日谭震林作了一天报告，中午休息时开组长会讨论布置《第二个五十天民运工作计划》等。”

    繁昌县民运工作首先在西南山区的赤沙滩、中分村和南乡的接官亭、平沟铺、 新林铺一帶展开。在第三支队驻地周边的铁门闩、中分村、八分村、港冲、赤沙滩、孙村、乌金岭等地农抗会、青抗会和妇抗会先后成立。手工业较多的县城和一些集镇还成立了工抗会、商抗会。“繁昌附近群众的抗战情绪很高，对敌非常仇恨，抗日团体的组织亦颇普遍”。随着民运工作的深入开展，1939年春夏铜南繁地区大多数乡、保(村)农、青、妇、工、商等抗敌协会，儿童团、盘查哨、瞭望哨、递步哨等群众组织以及猎户队纷纷建立，蓬勃发展。各种抗敌协会中，仅农抗会就有300多个，会员一万多人。群众性的宣传、劳军、锄奸、支前和配合部队作战等活动轰轰烈烈开展，民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支持新四军抗战逐渐成为各抗日群团的自觉行动和广泛共识。

    在繁昌保卫战塘口坝血战中，以抗敌协会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支前， 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肩挑手提送饭菜茶水，往返阵地抢运伤员。部队大声劝告支前群众：敌人进攻很危险，等枪声停了再来吧。乡亲们却大声回答：新四军出生入死全是为了我们，我们还怕什么!战斗结束后，一些农抗会员、猎户队员还主动献出家中的棺材和木板，及时将牺牲的林昌杨、赵培风、李志魁等13位烈士殓葬。在繁昌保卫战峨山头搏斗中，接晏乡金凤保(村)的人民群众，送茶饭、送山芋、送弹药、救护伤员争先恐后。从赤沙、马冲、范冲到夫子岭、铁门闩，几条冲几座岭，山上山下，抗敌组织和群众一两千人支前援军来往奔忙，显示出全民抗战波澜壮阔的无穷威力。城厢商抗会组织商民将大馍、包子、饭团、糕点、饼干、锅巴送到战士手中。晚上部队胜利归来，城关商户和居民，每家都在门口点上香油灯，为部队通街照明。白天锣鼓喧天，群众抬着猪、羊和挂面、鸡蛋、鞋袜直奔第三支队司令部和各营部进行慰问。城厢商民抗敌协会送去一头肥猪，100斤散酒，200支牙刷牙膏，十打毛巾，一挑糕点。还送了写有“英勇杀敌”“消灭倭冦”“保卫祖国”的三面大红旗。

    1939 年12月底，繁昌保卫战祝捷大会上，各抗敌协会均派代表参加。峨山冲送去两篮军鞋、五六十双袜底及若干慰问袋，并送去5位青年参加新四军。直晏乡筹粮两万斤，捐款1000元，收交铜铁400斤，做军鞋300双，鞋帮上还绣着抗日口号。赤吉乡44名青年踊跃参加了新四军。县妇抗会绣了面写着“赠给百战百胜的谭震林将军”的锦旗送给新四军，真切地表达了广大民众对新四军的支持和爱戴。

     (二)冲破国民党限制，排除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干扰，创造性发展和开辟民众抗日武装和游击区

    国民党为了限制新四军的发展，明令不准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谭震林指示五团协同地方党组织依据地域特点，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以村民自卫的形式，在山区动员有猎枪的青年农民参加“猎户队”民众抗日武装，建立“猎户队总队部”。在县设总队、区设大队、乡设中队、保（村）设分队。统一领导各地分散的“猎户队”。五团派军事教员帮助猎户队训练，上政治课，提高觉悟，激发和增强抗日信心。1939年繁昌县共有近80个中队，猎户队员 1000 余人，铜陵县有猎户队员 7000 人，其中金榔乡猎户队员就有 300 多人。他们放哨站岗，搞侦察做向导，配合部队作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9 年 11 月在繁昌保卫战塘口坝血战中， 直接参战的猎户队员就有 570 余人，另有 430 余人从事战勤工作。还及时为部队补充兵员，真正成为新四军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力量。

    1939 年 1 月，新四军民运部科长曾如清，陪同铜陵第一个民众抗日武装“沙洲游击大队”大队长章啸衡，去拜见谭震林并建立了联系。为改编这支武装，谭震林专程去军部汇报。2 月 3 日，叶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等4人联名致信章啸衡、谢节之：“我们现决定将你们的番号改为新四军三支队铜芜繁游击独立第一大队， 仍以章同志为大队长。”改编那天谭震林亲往宣布命令，章啸衡欣然接受，成为第三支队领导下控制沙洲这块长江南北交通跳板的地方武装。对此国民党第三战区以在“国统区组织非法武装”“破坏兵役法”等罪名，向新四军军部施压。对党内屈从于国民党的右倾错误做法，谭震林进行了坚决抵制。任命方休为该游击队教导员，傳绍甫为副大队长，加派骨干，强化领导。派一个主力连带领这支游击队打了几仗，锻炼其独立作战能力，使之得以保留并继续发展。

    谭震林胸怀抗日大局，亲自作帮会头目的争取工作。在蒲桥有个帮会头目余子才，动乱时局拉起了一支武装“劫富济贫”。其徒弟遍及第三支队防区，除掉这支武装不是难事。谭震林满怀诚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派支队民运科长金贯一、副官主任俞炳辉主动去接近余子才。自己还设宴邀请，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促膝长谈做争取工作。最后余子才自愿接受新四军领导，改编成了抗日武装。

    第三支队组织和领导民众，在该地区敌前敌后建立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其中有刘功成的郎坑游击队，杨羽林的羊山游击队，叶为祜的铜陵独立连以及柯美亨、吴金林游击队等，在配合第三支队作战的同时，还成为新四军皖南部队主要的后备兵源。陆续开辟出红花山，五华山、大小洲、保大塘、沙洲等十多个小块抗日游击基地，初步形成了以繁昌为中心的铜芜抗日游击区。军民团结运用游击战袭击日军沿江据点，破坏江防设施和通讯运输线，牵制和袭扰敌人。抗日游击战争在这一地区蓬勃发展，为全民抗战聚集了武装力量，是广泛的民众抗日社会政治基础。

      三、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进行全民抗战和繁昌保卫战胜利的重要力量

    谭震林领导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始终把发展、扩大、巩固统一战线放在重要位置。1938年 5月下旬，部队到达南陵土塘，谭震林就说：“要眼观抗日这个大局，扩大统一战线，这才是大事。”要求部队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以严明军纪和模范行为，去感染教育和影响各阶层人士，用实际行动去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去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把新四军的牌子亮出去。” 部队进驻铜、繁地区后，一边了解敌情，调整防御部署，一边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逃亡的国民党繁昌县政府得知第三支队进驻，异常欢欣，认为有了新四军保护，可以安心。县长张孟陶随即宣布：自明日起政府及各机关一律迁回本县八分村与中分村一带常住办公，推行政令，恢复正常秩序。并写信严催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成员自行回归，配合新四军第三支队开展抗日动员工作。

    1939年4 月1 日，谭震林在铜陵大屋基方村，主持召开铜陵、南陵、繁昌三县国民党县长、区长、联保主任及县、区动委会主任等各界代表13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筹划如何统一步调，共同抗日。宣传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宣誓新四军抗战到底的决心。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张孟陶，在发言中一再表示“要精诚团结，坚持抗战，动员民众配合新四军作战”。

    1939年4 月，在国民党繁昌县政府召开欢迎谭震林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大会上，谭震林发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5 月，与国民党繁昌县长、县党部书记长、联保主任等组成主席团，在县城召开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号召各界青年发扬五四精神，“立即行动起来，武装起来，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到底，沿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在繁昌保卫战中，国民党县政府的科长、秘书、动委会干部上火线劳军，组织伙夫送水做饭，照料新四军伤员。

    此外民运干部张东、郭宗璞先后被派驻铜陵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协助开展抗日动员工作。

    谭震林礼贤下士，亲自拜访开明绅士、地方名流乃至寺庙中的僧侣，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登门拜访繁昌的程少川、谢保先等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人士， 并多次派人持他的亲笔信函，邀请铜陵杉木墩的陈春圃、南陵牧家亭的韩明旺，泉水井的刘仕保等开明士绅，到第三支队司令部参加座谈会，通报敌情，商谈团结抗敌大事。还与樊义太、王近西、阮庭芳、陈笑波等绅士名流广交朋友，引导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纷纷走出来，为支援抗战出谋献力。

    川军一四四师，与红军打过多年的仗，对新四军始终戒备防范，成见极深。谭震林坚持顾全大局，团结友军的方针。派人多次登门联络，通报日军情报和我军动向，打消川军的戒心和顾虑。谭震林受国民党川军军长郭勋祺邀请，为川军官兵作 “抗日救国”的演讲。他纵论时局既有针对性又有鼓动性，使川军官兵感到，共产党新四军也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大家应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谭震林还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一起，应邀去川军第五军军部“联络情谊”、“交换敌情”。

    1939 年 11 月，日军企图从第三支队和一四四师结合部，偷袭消灭一四四师。对此谭震林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我军将士忠心赤胆，向来以民族安危抗战大局为重，今天大敌当前我们要以皖南战局为重，暂且不去计较那些反共顽固派的胡言乱语，友军一四四师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应主动出击，坚定把敌人阻击在我军阵地前，予以歼灭，不让敌人从我方地区迂回到一四四师侧后，这是一次恶仗，也是一次政治仗”。 主动支援川军，击败日军后与川军互派人员祝贺胜利，让其真正感受到新四军团结抗日的诚意。据谭震林的小女儿谭胜远回忆，她父亲曾讲，第三支队参谋长赵凌波是四川人，派他与川军联络，有乡谊之情。多次联络后，还与川军达成一个没有文字的协议，那就是川军支援第三支队弹药，补充新四军装备的不足，做为条件第三支队消灭日军的战绩，最后算川军的战绩上报统计。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深入的开展，使新四军第三支队的政治影响和威信不断提高，前任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张孟陶不无感慨地说：“我能在沦陷一半的繁昌主政，主要是靠新四军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新四军保卫繁昌浴血奋战，教育和感动各届民众踊跃支前，连时任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徐羊我也亲自带人抬着担架，支援我军作战。 战后为感谢第三支队指战员英勇杀敌保卫繁昌，国民党繁昌县政府，号召全县各界民众慰劳抗敌有功的新四军，各界民众积极响应。1939 年底在第三支队的祝捷大会上，国民党繁昌县县长特地代表政府，献上了“保障繁昌”的红绸横匾。“国共合作，军民联合，全民抗战”的口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一时期该地区出现了各阶层紧密合作，共同抗日的全新局面。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铜南繁地区发展壮大和巩固的成功实践，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社会政治基础，是繁昌保卫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

结语：繁昌保卫战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在谭震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在皖南抗日的正面战场上，最早抗击侵华日军并取得胜利的著名战役。它的胜利强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污称新四军“保存实力，游而不击”的谎言;唤起民众并极大地鼓舞了皖南军民的抗战热情和抗战到底的信心;同时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它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新四军第三支队，在铜南繁昌地区复杂恶劣的战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领导和组织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同仇敌忾，培育并形成了最广泛和最强大的民众抗日力量，开创了全民抗战的社会政治新局面，是繁昌保卫战取得最终胜利的社会政治基础。

此文参考了《谭震林传》、《七十年征程 江渭清回忆录》等珍贵史料。

                   军部分会 潘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