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解放战争，在长达八年的革命生涯中，刘贤俊一直坚持在浙东最艰苦的敌人统治区活动，从事着随时都充满危险的地下秘密工作。

秘密工作：不确定、高危险 

1941年春日军发动了宁绍战役，日本占领了绍兴到宁波杭州湾以南的大片土地。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使得浙东成为沦陷区，包括刘贤俊的家乡浙江嵊县——越剧的发源地，浙东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抗日战争时期的情报工作，是针对日本的军事布置和一些活动进行的，另外还针对一些汉奸的活动，了解情报，向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反映。但除情报工作外，还要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支援解放区以及组织群众，发展组织。

因为工作性质的独特，地下秘密工作随时随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为了确保组织安全，秘密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一个战士根本无法了解、当然也不能使之了解整个组织的情况。具体联系的领导同志负责给他下达任务，他所认识和联系的也就只有那个领导。秘密工作组织完全不像根据地，能够明确一个部队的各级成员有多少人。从事秘密工作的人，联系是单线的，活动是独自的，并且活动的人员和地点也不固定，常常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调动。而与之联系的这个领导调走了，或者因为什么原因在当地不能立足，就会换一另个，都不是由固定的同志担任。至于秘密工作的具体任务，具体了解敌人哪一方面的情报，发动群众开展什么样的暴动等问题，就更是频繁跟随形势和政策而不断变化。

同时，伴随这种不确定性的便是高危险性。部队的行军、作战都是集体活动，一般都有具体的作战任务和后勤保障，但单线的地下秘密工作者则是自己单独行动，一方面他们需要充分运用自己的胆识、谋略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也要自己解决活动的生活来源，在敌人统治区艰苦的环境下，自己筹措活动经费。

1942年到1946年，刘贤俊在日军占领的浙东地区从事秘密工作，一直以公开的小学教员的身份为依托，从而在当地立脚，并且解决工资解决生活来源问题。1946年正式加入部队后，他才辞去这一职务。

潜伏敌统区：搞暴动，搞牵制 

新四军浙东纵队撤离浙东地区后，只剩下一批坚持在当地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于绍兴、诸暨、嵊县一带从事地下活动。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主要的武装力量集中在正面战场，企图剿灭解放区，所以在后方浙东一带，基本没什么正规军，但仍有国民党的保安队、保安团在当地活动，负责搜捕、剿灭地下党工作者。

留下来的一批秘密工作者主要就在敌统区搞武装暴动，在国民党的后方“放火”，从而分散、牵制其正面战场的武装力量。浙东纵队主力已经撤退，留下的武装力量很少。但之后这股力量还是缴获了一个国民党地主的武装，包括机枪、步枪等。随后，他们就上了会稽山，大概是在1946年11、12月份的时候，上山以后就开始和敌人打游击。会稽山一带那时是在边区，也就是今天绍兴、诸暨、嵊县交界的地方，翻过山头就是另外一个县了。由于没有根据地，部队没有给养，生活来源都很困难。为了筹措经费，部队不得不采用一些非常手段。除部分地主和百姓会主动提供物资帮助外，他们一方面依靠武装，派人去找富裕的地主索要——“你们要给我们多少粮食、多少钱，不然的话我们就对你们不客气了”；一方面就努力做统战工作，争取一些人的同情。一些地主们其实对国民党也很不满意，因为国民党也压迫他们，他们就愿意跟地下秘密部队在一起并提供帮助。“总之硬的软的手段都用，要不然一点钱、一点经费也没有，根本就没办法活动。”刘贤俊说，“现在看起来有些手段是比较过、不太正规，但当时地下部队又不是政府，不能规定地主你要给我缴多少多少税，所以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只能是软的硬的手段都用了。”

没有根据地带来的另一影响是部队不能够在一个地方连着待几天，否则就会陷于危险境地。一般部队都是白天宿营，晚上行军——晚上行动目标就小一点，便于秘密行动。

关键时刻，一妇女救我一命

部队在那一带活动，当时很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缺医少药，打起仗来受伤人员一多就药品不足，当时连红药水都没有。刘贤俊当时任指导员，部队就派他到上海去买点药，主要以急救包为主。在敌统区，国民党对药品的控制非常严格，他通过在上海的关系和亲戚才弄到了一些药，所幸途中并没有遇到保安队盘查的危险。部队行军灵动性很大，并不在一个地方长驻，所以他买药回来的时候，不可能直接找到部队，必须通过联络站。出去活动的同志要在联络站那边住下，等着什么时候部队派人去联络站再领他找到部队。在部队上山以前，刘贤俊曾经在那个联络站住过，那次有人把他带到了联络站，又在联络站等到部队派来的人的接应，最后被送回部队。

所以这次买药回来，他知道联络站所在地点，就径直走去，路上不做打听以免走漏风声。就在快到联络站门口的地方，有一个妇女问：“你找谁？你上哪儿去？”然后他就告诉那个妇女找谁，那个名字现在他还记得很清楚，叫吴亚山，他说“我要到吴亚山家里去”。那个妇人就告诉他：“你不要去了，他家没人了。”一听到没人，刘贤俊就明白，可能出事了，于是赶快离开，没有进去。等他走到别的地方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个联络站已经被破坏，里面是特务在那儿等着。所以幸亏他没走进联络站，否则肯定就要被抓住了，更何况他身上还带着许多像急救包之类的药品，根本不是一般老百姓家用的，敌人一看就知道是跟部队有关系的。刘贤俊老先生半开玩笑地说：“那今天肯定就不能跟你们说这个话了。”至于那个在关键时刻提醒他、救他一命的妇人，他并不认识，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身份，是地下党的同志还是普通群众。解放以后刘贤俊又回去找过，但因为不知道那名妇女的姓名，仅凭借大体模样和年龄的描述，当地群众也没能帮他找到这个救命恩人。

信念：老前辈与接班人 

直到1949年渡江战役，解放军于5、6月份最终解放了浙东地区，这多年的地下秘密工作中，像这次一样非常危险的情况还有很多。而在被问起作为一名优秀的地下秘密工作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时，刘贤俊强调首先要坚定信念。1942年15岁的他在身为地下党员的老师影响下成为一名党员参加工作，从打倒日本鬼子到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解放全国，最后建立共产主义都是他一直坚持的信念。这些信念是动力，支撑着他，“要不然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一个人根本坚持不下来，甚至一天革命工作也干不了”。此外，遵守地下党的纪律也很重要，否则就很容易暴露，并陷入生命危险，所以地下秘密工作者要很机智，每次出门之前都要做充足的准备，例如万一碰到敌人盘问要怎么回答等。

在建党九十周年来临之际，刘贤俊也向后辈党员叮嘱，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要不然前辈的奋斗就没意义了。而现在条件好了，过去前人已经走了一段路，今后的路更长，也更辉煌。后人应该更有信心，继承前人走过的道路继续把它走下去，并超过前人，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老先生说：“我们就是先走了几步，以后还得靠你们了。”

在国家和革命形势最困难的时候，老一辈的共产党员走的每一步，都是值得我们敬佩、铭记和学习的。而在将来的道路上，作为接班人的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时刻以前辈的精神勉励自己！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春秋人文报》 杨春彦 采访/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