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冬，组织上派我到抗大八分校学习。

八分校校址在安徽天长县龙岗。后来由于日本鬼子“扫荡”，校址又迁到葛家巷子。八分校校长是张云逸同志，副校长是罗炳辉同志，教育长冯文华同志，政治部主任高志荣同志。八分校下设七个队，一队是营级队，二队是政治指导员队，三队是连长队，四队是地方干部队，五队是支部书记队，六队是文艺队，七队是冲破敌占区封锁参加抗日的青年和学生，他们大都是从南京和上海来的。

八分校学制为一年半。文化预课学半年，军政业务学习一年。因学员绝大多数是工人农民，识字很少。为给学习军政课打好基础，学校决定先学习文化课半年。学员入学时，教员将印好的单字指着让学员认（我当时认出了一千个字）。根据每个人认字的多少，不按职级，混合编队学习文化课。半年文化课学完，再按各自要学习的专业进行编队学习。

整个学习是在战胜种种困难中进行的。因学校设在农村，桌椅都没有，学校给每个人发一条小板凳，上课、开会都是坐这条小板凳。没有桌子，就把腿弯起来，以膝盖和大腿当桌子，没有黑板，就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没有粉笔，就用木炭当粉笔写字。

由于日本鬼子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经济封锁，我们在经济上很困难，在学习过程中同样遇到很多困难。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除了教员讲课外，没有任何学习材料。教员在讲课前，先将讲课提纲写出来贴在俱乐部墙上，供学员们抄写，这就是学员手中唯一的一份学习材料。没有学习用纸，学校每月给学员发一张白报纸作为学习用纸。我们对这张纸非常珍惜。一张纸两面用，而且是用两次。头一次用铅笔写，第二次用钢笔写。

学校每月给每个班（每班12人）发一瓶蓝墨水。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学习用品了。一次，有位学员灌墨水时，不小心将墨水瓶弄倒了，墨水洒在桌子上。这时大家赶紧将钢笔水挤到瓶子里，用钢笔把洒在桌子上的墨水吸起来再挤到瓶子里。墨水总是不够用，就买些颜料和水当墨水用。为了克服缺少纸、墨水的困难，大家自己动手做木笔带在身上，随时随地在地面上写字做算术题。大家说，地面是用不完的纸，木笔到处皆有，敌人永远封锁不了我们。

八分校的驻地离敌人的据点很近。离我们驻地较近的有天长县城、高邮县城、仪征县城。这些据点的鬼子和伪军经常出来抢群众的粮食、猪、鸡、鸭等东西。学校只要得到鬼子要出城的情报，马上就派队伍去反击。鬼子一出来“扫荡”，抗大的学员队伍就要出动行军，牵制敌人，配合部队反“扫荡”。有时，我们去抄敌人的老窝，使敌人不得不从我根据地退回去。学校在行军和担任战斗任务的情况下，夜里行军，白天上课。如果是白天行军，在途中休息时，学员们也都自动地在地上写字。通过刻苦的努力，学员在毕业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达到了学校的预期要求。

为减轻根据地群众的负担，学校的学员队都自己种菜，各班订出向厨房交菜计划。实际交菜数量都超过了计划数，做到了蔬菜自给有余。厨房将吃不完的菜用大水缸腌起来冬天吃。我们还把省下来的菜钱救济了苏北的灾民。我们不但种菜，还开荒种庄稼。在开荒、播种、收割庄稼时，学校停课，集中时间和力量全力以赴。平时，为保证种好庄稼，学校还成立了一个生产小组，负责对庄稼的日常管理。

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们也是很紧张的。早上六时起床。当听到值星排长第一遍哨音时，马上起床捆背包，披子弹袋、挂手榴弹，准备集合出操。听到第二遍哨时，班长将一班人集合带到集合场，按序列站队出操。早操不管做什么科目，都是先跑步和齐步走，再做别的科目。早操的时间为一个半小时。时间一到，队长集合队伍进行早操讲评，讲评完后，值星排长发出解散口令，各班回去洗漱。各班每天都留一名值日生负责为本班烧水、打扫班内卫生和内务、打菜。值日生一天一夜可以不派站岗。当学员出操回到班里，值日生已把洗脸水准备好。一个班就是一桶水，大家都在这一桶水里洗脸。早上洗漱时间是五分钟。时间一到，值星排长就集合队伍唱一支歌。这时，值日生把全班人的饭都盛好，把公用的四双公筷放到菜盆里。队伍回到班里，围着菜盆蹲下，待值星排长发出开始的口令后，才能用餐。吃饭时不准讲话。吃稀饭八分钟，吃干饭十分钟。逢节日（“八一”、元旦、春节）不限时间，可以讲话。吃饭都是在露天（雨天回到各班屋里吃）。晚饭后，一般都是到菜地给菜浇水、拔草，摘菜交给厨房并且记账。有时不去菜地，全队就在操场围成一圈做游戏，如丢包、瘸子捉瞎子。如果瞎子被捉到了，就罚唱一只歌，或者学一动物的叫声，然后再换两个人上来继续游戏。

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始终都很紧张而有秩序，真正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计显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