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傅秋涛1938年1月是新四军一支队副司令员兼老一团团长。当时老一团驻扎在皖南南陵三里镇，担负着保卫军部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1940年4月，日军出动数万兵力对皖南进行疯狂大“扫荡”，妄图一举摧毁皖南抗日游击区。4月26日在叶挺军长亲自部署下，父亲指挥老一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父子岭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成功地保卫了军部，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士气。当时，老一团由时任副参谋长的张铚秀主持了庆功会，同时，还为我做了满月礼。
1941年1月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9000多人在奉命北撤途中，被数倍于我的国民党顽固派重重包围，经过7天7夜的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且敌武器装备精良。我军则因武器弹药不足，伤亡惨重，伤员越来越多。1月的皖南山区寒风刺骨，那时部队缺吃少穿，只能忍饥挨饿，天当被，地当床，还要随时提防敌人的进攻，部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父亲当时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和他的战友们决意要杀出一条血路，突破重围，以求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为了确保突围的顺利实施，在当时的情况下，父亲母亲只得忍痛把我托付给当地群众抚养。后来，母亲说：“孩子送下山有两天了，部队还没能突围出去，我想知道孩子的情况。”部队就派了一位同志下山去探望。第二天清晨，那位同志回来告诉我母亲说，孩子寄养的那家人家全家人都被敌人杀害了，尸体还悬挂在那里，孩子不知下落。母亲当时就哭了起来，说：“以后要有了孩子，无论什么情况也不能让孩子离开我。”当时，父亲母亲以为我可能也被敌人杀害了，也就没有再找人寻找我。
但是，自我离开了父母，离开了部队，我的生命就陷入了危难之中。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在中共皖南地下党组织、红军游击队、皖南的父老乡亲们的全力掩护下，我这个饱经苦难与风险的孩子才艰难地活了下来。
据收养我的老乡告诉我，那时候，在我的周围经常有国民党特务、密探和还乡团分子转悠，他们经常化装成做小生意的、剃头的，走村串户到处打听——我这个共党傅秋涛的女儿的下落，为的是抓住我，好向他们顶头上司邀功领赏。为此，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则派人日夜守护着我，把我女扮男装，穿着男孩子的衣服，不能留长头发，我还经常转移住地。他们把我像传递接力棒一样，转移到一处又一处，为的是为我找个更加安全的地方。记得那时，我在被寄养的老乡家里最长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周，有时一两天，就得另外换个地方。那时我完全是一副男孩子模样，穿着男孩子的衣服和鞋子，剃了个光头。由于生活条件差，我还经常发高烧，可是那时缺医少药，是乡亲们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了我。我都不知道，那时我是怎么度过的那些时日，怎么活下来的？
我刚刚记事的时候，记得我被送到一户孩子较多的人家寄养。那时我对周围的人还不熟识，对当地的环境也不熟悉，可是我在那里还没住上两天，这家的男主人，约莫四、五十岁的年纪，一大早就被村里的还乡团叫去了，直到晚上都没有回家。第二天，他是被人用门板抬回来的，只见他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已经被打死了。听大人们说，还乡团把他叫去，就是发现他家多出了一个孩子，就盘问他，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他一口咬定说我是他亲戚家的孩子，敌人不相信，就把他吊在房樑上凶狠地毒打，直到把他打死，才叫人把他抬回来。村里的人含着眼泪扎了纸马、纸人、纸房子给他送葬。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送葬的仪式，虽然那时我年龄小，但我却知道，这位大叔是为了保护我才被坏人打死的。
葬礼一完毕，立即有两个叔叔来把我背上，就往大山深处走，一直把我送到一个新的寄养点。这件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永生永世不会忘。
还有一次，敌人抓住了我们的一名游击队长，提出的条件是：只要告诉他们傅秋涛的女儿在哪里，立即放了他。但是，因为他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最终这位游击队长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随着解放战争我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面临溃败的颓势，敌人窜进皖南山区，疯狂地放火烧毁老百姓的房屋，肆意抢夺老百姓的东西，并且把几个村的老百姓都驱赶到一个很远的村子里，那里几乎像是集中营一样。那一天，天上下着倾盆大雨，一路上道路泥泞湿滑，崎岖的小路上飘落着有很多松针，我脚上穿的布鞋早就前开后裂，露着脚趾和后跟，松针钻进鞋里扎得脚生疼生疼，根本没法走路，我只得忍者疼痛慢慢地走，一个国民党兵拿着带刺刀的枪在后面不停地驱赶着人群，看我走得慢，就朝我大声喊叫着：“小孩，快走，不许停下！”边说边用枪托打我。这时，一位老爷爷赶快朝我跑过来，一把把我搂在他的怀里，护卫着我，对那个士兵说：“老总你消消气，孩子小，路不好走，天又下这么大的雨，求你让我们一老一小慢点走。”就按这样，我在老爷爷的保护下，艰难地行走，直到到达目的地。我想，这位老爷爷一定是知道我是谁，他是刻意跑过来保护我，生怕我会发生什么意外。
在这个像集中营般的村落里。到处都是从各村赶来的难民，没有地方居住，也没有什么食品，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我的养父养母在一个墙角里找到了一块暂时栖息的地方，和我相互依偎着艰难度日。没过几天，在国民党严密防守的情况下，是红军游击队员趁着黑夜把我救走了。等我早上，一觉醒来，才看到这里是游击队的驻地，是在大山深处的崇山密林里，当我看着满目青山绿树，阳光灿烂明媚，我好高兴，觉得轻松多了。
回想我在这段远离父母的艰难岁月里，是中共皖南地下党组织的亲切关怀，是日日夜夜精心照顾我的皖南父老乡亲们竭尽全力地救护我、保护我，我才得以幸存。他们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无微不至。我安全无恙，他们比什么都高兴，我生病了，他们比谁都着急。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几天不退烧，当时，在那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老乡们求天不应，告地无门，只好跑到庙里去烧香，求菩萨保佑我赶快好起来，烧完香后，把香灰带回来泡水让我喝，我竟奇迹般痊愈了。就这样，我在皖南父老乡亲们无私无畏的大爱中，生活了整整9年，从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长到了9岁，安然地度过了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
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芜湖、南京相继解放，部队派人来找我，把我接回部队，让我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可当时的我，却根本不想离开寄养我的人家，更不想离开给予我无限关怀的这里的亲人。我向部队提出要将最后的养父陪我一起走，他们同意了，最后，我在养父的陪伴下，我们在青弋江上搭乘一个小小的竹排，沿江逆流而上，顺利到达芜湖，转而又乘坐轮船到达南京，有人把我带到总统府。见到了负责人梁金华叔叔，（后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他告诉我爸爸已经到上海了，我在他那里洗了个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他们又派人把我们送到上海华野指挥部，我这才见到了我的亲生父母。我的父母非常高兴，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失去多年的女儿竟然又能平安回到他们的身边，而且长高了，长大了。父亲母亲给我起的原名叫傅国美，意思是希望我们未来的国家富强美丽，没有硝烟，没有战争。这时父亲见到我，高兴地说：“改名吧，叫傅还（后来改成了寰），皖南人民不但把我们的女儿养大了，还安安全全地送了回来，我们这是失而复得哟。” 后来，我的养父也穿上了军装，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去了部队。只可惜，我上学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但是，在那么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皖南的父老乡亲们对我的救命之情，养育之恩我终生难以忘怀，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底，我将永远怀念着他们，永志不忘！
傅 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