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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爸爸妈妈 ——后奕斋、刘 芳百年诞辰纪念

  • 时间:   2019-09-30      
  • 作者:   晓淮 晓江等      
  • 来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7师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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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爸爸后奕斋、妈妈刘芳诞辰百年。在他们先后作古之后,对他们无尽的思念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我们姐弟五人,虽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长短不一,但他们始终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是对我们的成长、成人、成才影响最大的人。 在纪念他们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想把对他们的思念,对他们与我们“五晓”一起度过的风风雨雨,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在此倾诉。

我们的爸爸和妈妈都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教育下,积极参加革命,先后入党,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

我们的父亲后奕斋1915年9月12日生于安徽芜湖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那时我们的爷爷和陶行知同在芜湖县政府教育厅共事,爷爷常把爸爸带在身边,陶行知便成了爸爸的启蒙老师,经常教他识字、做人,自幼便接受进步思想。爸爸曾经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考上中央大学电机系。在大学里, 积极参与和领导学生运动,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南京学联的主席。因为宣传抗日并准备刺杀蒋介石,被捕坐牢了。后来经爷爷四处周旋,人是放出来,但被学校开除了。 出狱后爸爸就投身了革命。爸爸曾对我们说:“我为什么参加革命?因为看到中国老百姓太苦了”。当时的局势已容不得一个年轻人实现科学救国的梦想了。

我们的母亲刘芳是安徽省安庆市人,1915年1月15日出生。她从小生活在具有深厚中国文化传统的大家庭里,祖上的人,文人居多,也有少数做官的。在妈妈童年时,刘家开始渐渐败落。就在妈妈小学毕业时,她的父亲暴病而逝,他们孤儿寡母仅靠出租几亩薄田来维持生计。为了继续求学,妈妈就上了免费的师范学校,并且利用寒暑假和课余时间刻蜡板,以补贴家用。后来,妈妈考上了安徽大学,并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被留校做了助教。多年没有收入的家庭总算有了盼头。但为了抗日,妈妈告别了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妹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安徽省民众抗敌后援会流动工作队。

在抗战初期,“流动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知识青年的抗日组织。在流动队里,爸爸和妈妈互相认识了。那时妈妈风华正茂,才貌双全,表现突出,在革命队伍中,像她这样的女大学毕业生更是凤毛麟角。由于那时还在国共合作时期,妈妈经常到国民党军队中进行抗日宣传,被当时国民党的安徽省主席廖磊看上了,想让妈妈做他的小老婆。为此还找了党的负责人张劲夫,张伯伯只好多次搪塞过去。此事被流动队的女战士知道后,十分气愤,他们就积极地为妈妈找对象。经她们一一筛选之后,认为爸爸比较合适。爸爸那时已经入党,是队里三个领导人之一,而且口才极佳。但据说那时爸爸思想挺封建,还有点傲气,从来没有多看过女同志一眼。但是对妈妈还是很尊敬、很巴结的。于是,女战士们分别对爸爸、妈妈进行了开导,没有风花雪月,没有卿卿我我,用妈妈的话说,把两个人的铺盖卷搬到一起,就结为夫妻了。 

在根据地,有一段时间爸爸经常要到敌占区做统战工作。有一次,听说爸爸被敌方抓起来了,多日没有音讯,同志们以为他遇难了,正准备开追悼会。没想到他回来了,还带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叫倪则耕,是县政府秘书,敌方安排他监管爸爸。爸爸对他进行抗日宣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倪则耕本身思想进步,要求抗日,经过爸爸的宣传,他不但偷偷放了爸爸,还和他一起到了根据地。解放后倪则耕同志曾任安徽省工业厅厅长。

1940年秋,正当日本鬼子对淮南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时,妈妈却要生产了。她挺着大肚子,一手拿着草纸,一手拿着红糖,艰难地跟着部队行军。9月下旬,当部队到达盱眙县马头港半塔集时,妈妈临产了。那一带有个风俗,不允许外人在自家生孩子。虽然当地老百姓与新四军关系很好,但此时,却没有任何一家肯接纳妈妈。没有办法,大家就临时找了一个驴棚把妈妈安顿下来了。当晚,还派了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马大姐照顾妈妈,天刚亮时孩子就呱呱落地了,马大姐没经历过生孩子,见那么多血,顿时晕了过去,妈妈自己也搞不清怎么一回事,她说,就这么手忙脚乱地把孩子带到世界上来了。好在前几天,以王榕阿姨为首的女战士们,找到了一床七成新的棉被,大家七手八脚将它拆了,为新生儿准备好了单衣、棉衣和棉被。孩子出生以后,妈妈的日子更艰苦,据妈妈说,那时部队几乎没有粮食吃,基本上吃野菜和糠。在同志们的关怀下,给妈妈找到了一些黄豆,以此来“增加营养”。由于那时的条件差,晓淮又是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他们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妈妈的奶水不足,孩子吃不饱就要哭,尤其是在行军时,哭声会暴露目标,影响部队的安全。数次妈妈气得把孩子扔下,都是好心的战友们把孩子抱起来。后来,每到一个村庄,就去找正在奶孩子的妇女讨奶吃。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妈妈把晓淮拉扯到了一周岁多,直到1941年底,第二个孩子又快问世了。组织上考虑到妈妈的实际困难,让爸爸陪着妈妈,化妆成老百姓,把晓淮送回爸爸的老家安徽芜湖。

1942年1月二女儿晓江出世。当时正处于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爸妈都在新四军7师工作,晓江就被老乡(民工)挑在箩筐里跟随部队行军;后来形势紧迫,为了不妨碍行军打仗,他们不得不把年幼的晓江交给了名字叫‘“冬夏”的奶娘。可当时敌人追查共产党的孩子抓得很紧,最后奶娘实在保护不了晓江,才几经辗转传递,把晓江送到了已经是解放区的山东革命根据地。当时晓江才3岁多,骨瘦如柴。听老人们说,到解放区托儿所第一天晓江就拉了17条蛔虫。自此以后,晓江就一直跟随在爸爸妈妈身边,她还跟在当地儿童团员后面站过岗放过哨呢!

在晓江快5岁时,爸妈奉命带着她到上海作地下工作并筹募经费,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准备。当时部队一位年轻的黄大培叔叔护送他们从山东坐小民划子漂海到上海。爸妈乔装成小老板的模样,把外婆也接到了上海。记得那时我们住在蒲石路的一个有天井的房子里,家里总是把晓江关得严严的,不许她和外面的小朋友搭话。因为当时她满口的山东话,怕因此可能会暴露身份。就因为那满口的山东话,她也没少挨妈妈的打。那时的生活非常不安定,在一个地方不能住太长时间,所以要经常搬家。组织上也给了一定的经费,让爸爸妈妈过相应的“富人”生活;但他们舍不得。妈妈说,那时,他们为党筹集经费,经手的金条也不少,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为自己多花一分钱。因为一想起在解放区的生活,想起在前方的将士,就是粗茶淡饭也觉得很奢侈。他们不但自己节简,还经常帮助别人。听一位曾经和爸妈一起工作过的叔叔说,那时做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他每次见到妈妈时,不仅能得到组织上的指示,还能得到几块大洋,以改善生活。但是,为了更好地隐蔽下来,表面上还是要符合“赵老板”和“赵师母”的身份。比如出门时,尽量穿上像样的衣服;去菜场买菜,故意把荤菜放在篮子上层,以显示自家的生活水平不低。爸爸有时还要化妆成跑单帮的,去解放区汇报工作,妈妈总要装成十分痛苦的样子,痛述爸爸可能有外遇,扔下一家老小不管。

妈妈告诉我,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出生后,爸爸几乎没有主动抱过我们。晓山刚出生时,妈妈还躺在床上,爸爸兴致勃勃地揹着背包来了,妈妈以为爸爸是来看新生的婴儿来的,结果,爸爸连孩子也没有看一眼,说临时接到任务,马上就出发,匆匆地离去了。妈妈说,只有一次,是爸爸主动抱晓淮的。那是1941年底,他们送晓淮去老家,在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到芜湖时,爸爸主动地把晓淮从妈妈的手中抢过来抱了,因为在通过关卡时,必须给日本人鞠躬,这样,爸爸抱着孩子就免去了鞠这个躬。后来,部队要转移,妈妈不得不把刚出生不久的晓山留在了芜湖老家。老家人重男轻女,又把晓山送人了。我们“五晓”就这样各自东西。解放前,几个小的孩子几乎就没见过爸爸妈妈。

直到1949年夏天妈妈才来接我们,可是晓山已被送给了人家,组织上又特批了20石大米把晓山赎了回来,这样,我们“五晓”才从五湖四海聚在一起了,但要大家要和睦相处很不容易,用妈妈的话说,当年我们在各自的环境里都是一霸。所以,妈妈想了很多办法,帮助我们很好的渡过了一个磨合期。那时的生活条件较差,每天米饭和泡饭管饱,小菜就是青菜和咸菜当家,生活改善时才有点肉、蛋和豆腐。晓湖在爷爷家比较受宠,刚来时,吃饭要有“专座”,妈妈就給他一个靠背椅子;还要有几个菜,妈妈就把同一个菜分成几个小碟给他,但从来不训斥他。很快他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一切都百废待兴,爸妈的工作很忙,平时很少能见到他们。但是妈妈总是在她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给我们启蒙教育,她用杯子、暖壶、酱油瓶等作样子,教我们画画,培养我们的学习兴趣,还教我们用铜钱、鸡毛和碎布作毽子。有时间还给我们姐妹们讲居里夫人的故事,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热爱科学;还教我们缝制衣服和织毛衣等手工活。她经常教育我们要帮助家里干活,随时注意艰苦朴素。我们小时候的大字帖都是她给我们写,还记得那字帖上写着:“姐妹兄弟,团结友爱;和和气气、不吵不闹。”我们上了大学以后,积极要求入党,爸爸就对我们说,“学生一定要把功课学好了。”他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做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要去做空头革命家。他们还说,你们不能只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伟大壮丽的事业而去申请入党,还要看到它的极其艰苦曲折的一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事实上他们充满革命激情的战争年代以及在解放以后和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所有的亲身经历都证明了他们确实为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文化大革命中,爸妈受到了极其残忍的折磨和非人待遇。文革初期,造反派把妈妈关到了嘉定,晓江找到她时发现她的衬衣上有密密麻麻的破洞,妈妈告诉她那是造反派用皮带抽出来的,因为皮带头上的框去掉以后就有那么个铁钉,一抽一个洞。晓江掀起妈妈的衣服看到她身上、背上、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有的地方还新伤压着旧伤。有一次在批斗大会前,妈妈看见了孙兰。趁没人注意时,孙兰偷偷拉着妈妈的手说:“千万别自杀!”可是,孙兰第二天就跳楼了。妈妈说,他们强加于我的问题都是捏造的,我没有问题,不能自杀,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妈妈一辈子从事党的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解放后,许多当年她的学生都当了干部,有的职位还挺高,但是妈妈从来没和我们讲过,直至她去世后才在人们的回忆和悼念中听说。

爸爸妈妈虽然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我们感到他们一直在天上注视着我们。当他们看到我们姐妹兄弟都已经在安度晚年,第三代学有所成,从事着他们喜欢的工作,一定会非常高兴和得到安慰。他们再看到我们聪明漂亮的第四代时,一定更高兴了。我们一定会告诉孩子们:他们有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太婆婆(奶奶)和太公公(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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