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摘  要：1937年底，日军占领浙江省省会杭州后，对于浙西杭嘉湖地区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亦未能建立深入基层的统治。1938—1939年，国民党军队乘机在浙西发动游击战，进展较为顺利，恢复部分县级政权与乡镇保甲。为配合游击战的进行，偏安金华的浙江省政府在天目山区设置浙西行署，对杭嘉湖平原加强政治与经济统御。不过，民间兴起的游击队军纪不佳、缺乏统一指挥，正规军对其整顿改编不力等，成为困扰国民政府高层和影响游击战深入开展的严重问题。浙西游击区的开辟，是浙江抗战之重要环节。研究浙西从沦陷区到游击区的过渡，不仅可以丰富抗战研究的地方性经验，亦可探寻沦陷区、国统区等语词中包涵的变动的、复杂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流动的军队、暗中存在的交通与物资运输管道，各方势力或明或暗的冲突斗争与实力消长等，而这些均为战时中国的真实图景。

关键词：浙西 沦陷区 游击战 日军

中图分类号：K26；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6）00-0000-00

钱塘江以北以西地区一般称为“浙西”[①]，所辖杭嘉湖地区自唐宋以来便是经济繁盛、人文荟萃之地，也是七七事变后最早被日本占领的区域之一，后来汪伪政权的重点统治区域。相对于上海与苏南沦陷区的研究，学术界对长江下游这一区域的关注甚少。[②]1937年底淞沪会战结束后，浙西东部的杭嘉湖平原几乎全部沦陷，西部天目山区一度被日军侵扰，但未被其占领。全面抗战初期，浙江的军事态势可以概括为：中日两军沿钱塘江对峙——日军占领了钱塘江以北的省会杭州以及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国民政府仍保有对钱塘江南部、东部以及浙西西部天目山区等广大地区的统治。1938—1939年，中国军队以杭嘉湖西部的天目山区为根据地，以未沦陷的浙东南地区为后方，不断进攻袭扰驻守在杭嘉湖平原的日军，并试图重新恢复县乡政权。同时，杭嘉湖地区自发建立的民间抗日力量也逐步兴起。浙西游击战顺势展开。日伪则利用军事上的“扫荡”和政治上建立基层组织，予以应对。

浙西游击区的开辟，是浙江抗战之重要环节。游击战一般是在敌后展开，即是在日军已占领区域展开，事实上不失为观察战时沦陷区的一个独特视角。游击战的发动、展开与沉寂，与日军对沦陷区的军事占领、日伪政权的统治力度、沦陷区基层社会的状况等密切相关。以往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初期国军游击战的研究较为忽视[③]，倾向于将国统区和沦陷区分别阐述[④]，而将大量处于两者之间的地区模糊处理。实际上，有些地区或可以用“前方的后方”形容，如本文论及的天目山区、抗战前期的宁绍地区。这些区域未被日军占领，但紧邻沦陷区，面临随时被占领的危险，并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必要一并被纳入研究视野，予以考察。研究游击战，不仅有助于呈现国统区（包括“前方的后方”）和沦陷区之间随时变动的边界、犬牙交错的态势、地理空间的意义，也有利于观察沦陷初期当地社会的政权运作、社会状况。本文拟利用相关档案史料，探讨抗战前期的浙西如何在各方势力的变动中从沦陷区转变为游击区，及临近沦陷区的国统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的积极作用，以期更加深入细致地展现战时地方社会的真实图景。

 一 、日军对浙西的占领与治理

     日军对浙西的军事占领非常迅即。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6师团和第18师团在上海与浙江交界的金山卫一带登陆。[⑤]当时，负责防守杭州湾北岸的国民党第8集团军，大部分兵力被调往淞沪战区，而准备接防此处的刘建绪第10集团军尚未赶到，金山卫一带守备力量极为薄弱，未能阻止日军登陆。日军登陆后向上海松江进攻，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即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11月9日，淞沪地区中国军队大部向浙皖赣边境撤退，一部分沿京沪线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淞沪会战基本结束。11月13日，担任右翼军兼第8集团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到达浙江嘉善，与负责防守浙江嘉兴地区的刘建绪会面。[⑥]这一区域本有苏嘉、吴福线的国防工事可以利用，但由于从战场上仓促撤退下来的部队秩序混乱、士气不振，加上日军掌握制空权，中国军队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11月15日和19日，嘉善、嘉兴相继沦陷。浙西东北的门户洞开。从11月5日日军登陆至12月24日浙江省会杭州沦陷，中国军队在浙西的表现可以用节节败退形容。这与淞沪战役后整个战局的急转直下有关。如果不是因为日军在占领上海之后的主要目标是直取南京（南京于12月13日陷落），浙西的战况将更加不利。杭州沦陷后，中国军队退至钱塘江南岸防守，日军也停止进攻，这种隔江对垒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0年初。

1938年初，日方对杭嘉湖平原的占领已成定局，并开始从军事上的侵略转为谋求政治上的推进，即消化军事成果、巩固已占领区域。在日方的操纵下，1938年元旦，杭州维持会成立。3月1日，杭州自治委员会成立，[⑦]各县市自治会也先后成立。6月，伪浙江省政府和杭州市政府相继宣告成立。伪省政府成立后，立即在“沪杭路一带军事结束之区恢复县治，委派杭县、嘉兴、吴兴、嘉善、海宁、平湖、德清、武康、余杭、长兴、桐乡、崇德、海盐等13县知事。”县自治会改组成为县政府。随之成立警察局，维持治安，开征屠宰税、牙税、契税等，便于推行省政。[⑧]可见，日方主要依靠伪政权治理占领区域。

当然，各级伪政权刚刚成立时，本身的工作内容较为有限。比如开展宣传工作，使人民尽快回乡；着手社会救济工作，如创立时疫医院和小本借贷所等，以小恩小惠示好民众。这些工作的影响力不大。日方不断敦促伪政权编查户口，组织保甲，发给良民证，成立警察队，以便进行征兵征粮的工作，希望尽快把政治势力向下推进到乡镇和农村。[⑨]其中，推行保甲、编查户口等关键性工作，进展不易。如1938年11月，海宁县公署召开县政会议，日方宣抚班班长久保寺提议“各区保甲制度确实推行案”，要求各区会同警察所一个月内完成此提案。但直到1939年4月，这一工作仍停留在户口调查和人事登记阶段。[⑩]可见，从维持会到自治会再到市县政府，政权的建立与改组表面上看起来十分顺畅，但是从军事占领转为政治治理，并非一蹴而就之事。杭嘉湖地区的日伪各级政权在推行与实施各种政策时，遇到不少问题，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管是维持会、自治会时期，还是伪政府时期，各级伪组织财政预算紧张。在农村地区，原有的税收大项——田赋征收大大减少。由于国民政府地方官员在撤退时将田赋清册带走，伪地方政权因缺少征收依据，而暂时无法开征田赋。[11]杭县伪县公署在报告1938年田赋征收经过时，指出：“查本县田赋自经事变以后，历年征赋底册全部散失，致二十七年田赋册串无法编造，启征为难。于是百计搜寻，征调里书，仅得原额十分之二三，其间挂漏错误自所难免。”[12]除了征赋底册散轶外，部分农民在战乱初定后尚未恢复耕种，亦为重要原因。1938年，杭县征收的田赋仅为8000余元。至1939年，由于时有土匪出没，部分富室巨户避难在外，田赋征收仍受影响。[13]从城市看，避难者返城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以杭州为例，1937年抗战发生前，杭州原有人口为59.6万人，杭州被日军占领时，居民仅剩10万人。1938年上半年秩序逐渐恢复，同年6月人口增至18万，到1939年3月进一步增至21万，1940年3月和1941年3月的统计分别为31万和35.4万人。[14]可见，城市人口的回流并不理想，这与人民不愿生活在沦陷区有关。人口少，商业难以发展，市面不能繁荣，必然影响到征税效果。杭州维持会时期，由于经费困难，会方先向杭州市商会借用法币9000元，后又挪用商米公粜价款及保管之各种款项6000余元。待维持会逐步颁发条令，征收各种捐税后，因市面未恢复，所得仍不敷开支。至1938年2月底，财政赤字为1500元。在自治会时期，由于伪组织规模扩大，支出浩繁，不得不向杭州中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借用法币26800元。[15]总之，战乱导致民众逃亡各地，农村土地抛荒，田赋征收受到影响，城市同样由于市民外逃（特别是逃到钱塘江以南），商业萧条，使得捐税征收困难。新税的开征缓不济急，造成各级伪组织财政困难。

其次，社会动荡不安。1937年11—12月，日军对杭嘉湖地区的军事占领是迅疾的，但此后秩序的恢复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调整期。杭州自治会成立后，虽有警察局维持治安，但仍不时有盗匪事件发生。[16]部分原因是社会大动荡之后，不良势力、地痞无赖等不能受到有效约束。街道上的摊贩，多为原来的市井流氓，而摊上售卖的东西，有些是盗窃来的脏物。另外，日本士兵逛街时，只要欢喜、高兴，就任意拿走商店摊贩正在出售的货物。摊贩敢怒不敢言，向伪自治会交涉。伪自治会也束手无策，除了每天征收摊贩捐外，额外又强征大洋一角，送给日本宪兵部作为经费，请求弹压。[17]在广大乡村地区，土匪和游击队更是行踪不定,造成了社会治安不佳。

1939年2月1日，浙江地区治安委员会成立。对于这一委员会的职责，该委员会委员长土桥一次（日军驻杭州第22师团长）指出：“有关维持治安之各项工作，并非仅依靠日本军自身的行使武力所能完成，只有通过中国政府各机关及各民间团体的善意而积极的努力与协助，方能实现其目的，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此，日中官民必须密切联系，进行一丝不苟的统制，禁止兵匪的活动，确立治安。地区治安委员会即为实现此目的，作为浙江省日中警察官吏相互联系的机关而设立的。”[18]日方认识到，仅靠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安定地方，要治安稳定，根本在于伪组织（中国方面的官吏与警察）和民众的“合作”。只有用中国官吏和警察来管理中国民众，才能从战时的军事占领过渡到平时的治安状态。

虽然浙江地区治安委员会成立时，离日军占领这一区域时已超过一年，不过该委员会的工作还是充满挑战。1939年11月，日军第22师团参谋长、浙江地区治安委员会副委员长马场英夫，在致杭州特务机关长渡边四郎信中写道：“鉴于维新政府财政的现状，在治安区内大力征税以支付行政费用，促进行政及其他事业的进展，愈益显得重要。但在治安不良地区，征税员的行动有危险，因而成绩不佳。有鉴于此，除使用警察队员外，今后主要利用讨伐等机会，或用若干兵力支援其行动，以利征税。请给予协助。但请注意，勿使之被敌人利用进行反宣传，称日本军强抢金钱或进行掠夺等；实施过程应始终直接对中方机关。”[19]由这段材料可知，治安的稳定，与上文谈到的财政状况紧密相联。日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考虑是非常审慎的，一方面希望征税过程中日军在军事方面有所配合，另一方面又担心日军的直接出动会引发民众的反感，与其所谓“亲善”主张不符，客观上有利于国民政府的宣传。所以，日方利用伪组织担任中介，以期更有效地征税。只有获得税收、改善财政状况，才能支付治安和行政费用。为减少矛盾和冲突，日方希望在治安与征税方面按照以下述模式开展工作：日方（以军队为主）→伪组织、伪军→民众，日军尽量不直接与民众发生关系。但是，在这一链条中，伪组织、伪军的力量恰恰是较为软弱的。如因为广大农村有游击队活动，嘉兴伪政府在征收田赋时，“征收人员不敢前往，故候田主入城，拘往逼索。”[20]伪政府人员不敢下到农村征收田赋，只得等待田主入城，而客观事实是大多数中小地主仍居住于农村，可见征收工作的有限性。

再次，伪政权也并非一心一意地追随日军。这是日方上述设想无法实现，其统治最终不能贯彻到中国底层社会的重要原因。有的伪政权表面上听从日方，但暗中又支持国民政府。如1938年2月，当中国军队渡江到海盐、平湖一带时，维持会经常暗地里予以协助。[21]1939年4月，中国军队攻占桐乡县城时，伪县政府教育科长沈菊舲提供的情报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当原国民政府工作人员亦随军队从钱塘江南岸潜回北岸、秘密开展工作时，往往多方联络伪政权成员，他们或是往昔同事，或是亲朋好友，不少伪政府成员，愿意提供情报、予以支持。如原国民党海宁县党部委员顾达一[22]，重新潜伏回海宁工作，便得到未曾离开海宁的以往同事的支持。杭嘉湖地区的海盐、海宁两县位于钱塘江北岸，且此段江面较窄，最具渡江条件。浙江省政府于1938年初成立了（海）盐（海）宁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达一率领若干人员首先秘密渡江返县，作为先头部队展开敌后工作。[23]顾达一富有责任心，工作能力强，为配合渡江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争取或惩治伪组织成员，如“说服各维持会负责分子，现海宁、硖石、斜桥等处已有情报送来”；组织“本会特务员在海盐之通元镇发动民众扑杀敌向导员康锦源”，等等。[24]可见，行动委员会在海宁的工作离不开伪政权部分成员的暗中支持。当然，日方干涉伪政权行政，不给伪政权以自给自立的地位，也是伪政权成员暗中支持国民政府的原因。1938—1939年间，在海宁历次伪县政会议上，日方宣抚班班长均参与会议，并提出事关保甲、征税、修路等较为重要的事宜，最后基本都形成决议，予以执行。[25]日方的干涉和指导，一方面是对伪政权工作能力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是要监视、操控伪政权成员，恐其有异动之心。可见，伪政权成员与日方的关系，表面或合作融洽，实际各有打算与考虑。

总之，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杭州后，对浙西的军事占领以防御为主。此后，日军的作战目标指向徐州、武汉、广州等地区，企图占领中国更广大的领土，这一态势决定了其在已占领区域的兵力较为薄弱。即使在杭嘉湖这样的重点占领区域，除杭州、嘉兴和吴兴等较重要的城市外，其余县城与据点兵力不过几十至两三百人。杭嘉湖地区人口繁密，如此有限的兵力只能固守点线，而无法深入农村。这一时期，日方希望借助伪政权进行政治推进，但在实施初期，由于伪政权和伪军刚刚建立，客观上财政窘迫、力量有限，政治秩序的重建亦需要一定时间。淞沪会战和1937年底日军的军事行动，造成民众流离失所、市面萧条的局面，伪政权普遍遇到税捐难筹、财政困难等问题。日军占领中国时的烧杀抢掠等暴行，在国人心中烙印至深。广大民众对日军的恐惧与敌视心理，及应运而生的民族主义情怀，使日伪在统治过程中遇到重重阻遏。其中所反映的财政、治安与民族情感之间的关联问题，尤为显著。这一态势，为当地不愿当亡国奴的民众和撤退到浙东南的中国军队收复失地，提供了契机。

 二、浙西地区游击战的兴起与发展

      在日军侵入浙西地区时，国民党军队在浙西也组织了一些较为成功的阻击战，为当地驻军、政府机关和民众的撤退赢得了短暂而又宝贵的时间。如11月8日至15日的嘉善保卫战，第10集团军第128师（师长顾家齐）第382、第384旅官兵表现英勇。在7天战斗中，伤亡官兵2980余人，其中各级军官伤亡190余人。[26]12月中旬，日军一个旅团从长兴向孝丰进犯。此时从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第48军第176师（桂系部队），正在孝丰休整。12月20日至21日，双方在天目山告岭发生激战。告岭的得失，关系到杭州、富阳地区中国军队的安全撤退。当时刚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出身桂系，他严令176师固守阵地。[27]最后，日军放弃进攻，天目山区未被其占领。从淞沪战场上撤退的大量部队，得以安全转移至浙皖赣交界地区和浙东南地区。天目山区后来也成为发起浙西游击战的重要基地。

大体而言，1938—1939年，中日两国军队沿钱塘江对峙。日军固守杭嘉湖平原绝大部分的大小城市及交通线。中国第三战区所属的刘建绪第10集团军司令部驻节浙东南的兰溪，并派兵北渡钱塘江；与此同时，部分原来撤退到浙皖苏交界处的部队，也从天目山一带东进至杭嘉湖平原，展开游击战。浙江省政府偏安永康，同时在天目山设置浙西行署，对杭嘉湖平原进行政治领导与经济统御。

从一定意义上说，杭嘉湖地区游击战的兴起，与日军的战略意图和部队转移有关。日军占领沪宁杭三角地带后，亟谋北进与西侵，以图扩大战争成果。1938年初，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连接华北和华中，将包括杭嘉湖地区在内的江南部队北调至蚌、淮地区，另派第11师团陆战队接防杭嘉湖[28]，8月更换为第22师团，即土桥师团。这一阶段，日军在杭嘉湖地区的兵力约有1.5万人。大致分布为：杭州3000人，嘉兴2200人，吴兴800人，余杭、武康、海盐、海宁、平湖、桐乡、德清等各县城区从100余人至400多人不等。在一些重要市镇和交通线附近的据点，也有几十至上百的日军驻防。[29]徐州会战后，日军转用兵力于长江方面。1938年7月，日军在九江登陆，准备展开武汉会战。这一时期，第三战区给蒋介石的汇报中提到，日军在杭嘉湖地区的兵力为2.3万人。[30]这些日军以防守已占领地区为主，并非精锐作战部队。

在此有利形势下，钱塘江南岸的抗日力量开始活跃。参与浙西游击战的国民党正规军，比较重要的是第三战区第10集团军第28军第62、63师。1938年3—4月，第62师主力、第63师一部成功渡过钱塘江，深入敌后作战。第62师士兵多为湖南人，因其头带竹笠，而被称为笠帽兵。两年内这支部队几次出入游击区，一直至1942年初日伪“清乡”开始才全部退回后方。由于作战勇敢、纪律良好，这支军队深得浙西民众的赞誉，也得到第三战区当局的肯定。[31]抗战前，第62师曾驻扎在平湖、乍浦一带的海防线上，熟悉当地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32]，这为其抗战开始后在这一区域进行游击作战提供了便利。除了62师、63师等国民党正规军外，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组建了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作为省属武力，配合正规军队担任游击。[33]自卫团共有8个支队，第5支队郑器光率部于1938年9月首先渡过钱塘江，进入浙西地区展开敌后斗争。随后过江者，还有第6支队徐志余、第3支队黄权的部队。[34]参与游击战的，另有忠义救国军[35]和地方上形形色色的地方游击队。中国军队一般采取破坏道路、遮断河道交通的方法，将日军孤立于据点，使之不能往复驰援。这也体现了蒋介石1939年1月颁布的《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对第三战区的要求，即“应以一部加强游击兵力，指向京沪杭要线，袭击敌人后方，并保持沿江据点，邀击敌人舰船，继续妨害其运输。主力应尽可能保持现在态势，尽量吸收敌人多数兵力而消耗之。”[36]浙西游击战的开展，不仅是第三战区作战方针的一个表现，也是武汉会战后蒋介石在长沙、南岳、西安等军事会议上，研讨抗战第二期作战战略调整——游击战术与正规战术并重的反映。浙西游击战初兴，官兵士气高，作战勇敢，且能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遇到日军“扫荡”、气焰嚣张时，部队便退回钱塘江南岸休整训练，以待时机。

从浙西游击战的具体作战情况看，游击战正式发轫于1938年春。3月14日至28日，第62师第148旅一部先行偷渡钱塘江，在海宁黄湾、尖山一带登陆。日军查知情况后，派6艘舰船向澉浦、长川壩发起猛烈炮击，另派三架飞机在江面上空侦察，并从海盐、海宁分别调集部队增援。第148旅旅长将第372团（团长汤家揖）派往平湖以东地区积极活动，亲率第368团（团长谢明强）乘夜在沪杭铁路以西地区攻击日军据点。4月1日，第368团返回袁花镇附近，掩护第62师主力和第63师之一部顺利渡过钱塘江。在同步推进的国民党县政权、政工队员的配合下，这一地区的游击战进展颇为顺利。5月2日，中国军队攻占海盐县城的西门及南门，在市区与日军发生激烈巷战，16日成功克复海盐县城。5月下旬，中国军队数度袭击桐乡、罗头和乌镇之日军。[37]1938年上半年，除第62、63师的行动外，第10集团军第79师在富阳、余杭等地袭击敌人，第59师在湖州一带活动。[38]独立第45旅张銮基部在嘉善、平湖一带活动。[39]

日军这一时期的驻军以第116师团清水部为主力。[40]面对中国军队的游击行动，日军于1938年7月31日调集兵力，开始实行大规模“扫荡”，企图重新夺回据点。中国军队积极布置，一方面遮断交通[41]，另一方面在嘉兴、海盐、海宁和桐乡一带主动发起进攻。第62师第368团先后克复袁花、伊桥、澉浦等地，第372团相继克复新篁、沈荡等地。8月28日，日军佐藤中将途经陈家港时，被368团的伏击部队击毙。不过，第62师也在渡江后持续半年的战斗中伤亡较大，特别是遭日军“扫荡”、连续作战后，急需回到后方休整。9月3日，第10集团军令第62师将防务交给由郑器先领导的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五支队，随后该师南渡钱塘江进行休整。[42]

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五支队，由绍兴警察大队训练组编而成，作战基础较好。1938年初，第三区（即绍兴地区）奉浙江省政府令兼管已经沦陷的第二区，使钱塘江南北在政治上合二为一。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贺扬灵提出“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保卫大绍兴”的口号。贺扬灵是黄绍竑的亲信，黄绍竑在1937年12月重新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即命贺扬灵负责绍兴地区。绍兴位于钱塘江南岸，日军随时有可能渡江南来，因此，军事与政治训练一直坚持进行。三区部分军民认为攻击是最好的防御，故而支持北渡钱塘江之举。1938年9月5日，第五支队渡江成功。这支部队，“起初规定的游击区是崇德、桐乡、海盐、海宁。十二月间奉令改为嘉兴、嘉善、平湖、海盐、海宁。”从1938年9月至1939年6月第五支队回到钱塘江南岸整休，在这9个月的时间中，该支队与日军接触20余次，毙敌300多名。[43]

1939年上半年，因国民党游击战的积极开展，日军加强了“扫荡”作战。1939年1月，日军第22师团及第34旅团大规模“扫荡”浙西，并占领乌镇、新市、海盐和袁花各地。4月，日军的攻势更显凌厉。中国军队分成右纵队和左纵队迎击敌人。右纵队的新编第30师（由独立45旅改编而成）多次在沪浙边境的枫泾、新丰、赵家桥等地袭击敌人。6月1日晚，他们在破坏沪杭铁路第32号大铁桥时与敌遭遇，激战甚烈。[44]左纵队由整休后重新返回浙西的第62师、江南第1挺进队、忠义救国军第二支队等部队组成。3月29日晚，第62师第368团官兵掩护群众，在莲花桥破坏硖石至王店段沪杭铁路，使日军运输中断。第372团破坏沪杭公路20余华里。5月20日，第62师师长陶柳指挥两个团围攻石门日军。[45]另外，日军还于1939年2月15日，从杭州、湖州和武康三路进兵，进攻我方游击根据地天目山。驻守筏头的第62师第367团予敌猛烈回击。16日佛晓，日军在飞机、大炮和骑兵的配合下再次进攻，又被击退。后日军改道由凉亭潭沿溪坑而上，双方在盘山展开激战。[46]

1939年9月起，浙西地区在军事统御上划归第三战区第1游击区，由28军军长陶广担任第1游击区总指挥。基本部队除了上面提及的第62师、第63师、第79师外，还有第192师、新30师、江南第1挺进队及忠义救国军等。由于各种原因，此后该地区的游击战渐趋消沉。

1938—1939年游击战的兴起，是杭嘉湖地区军事上的一大亮点。蒋介石于1938年8月致电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杭嘉湖一带各游击部队不辞艰苦，奋勇杀敌，良堪奖慰，尚希转饬各部继续袭击，彻底破坏交通，相机收复失地，以牵制当面敌军为要。”[47]可见，蒋介石对浙西地区1938年的游击战较为满意。游击战兴起的最大原因是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较之1937年底发生了变化。前文谈到，日军因发动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对这一地区以固守为目标，兵力布置为1.5万人左右。而在1938—1939年，杭嘉湖游击区的中国正规军队经常保持在1万名以上，如第10集团军第28军第62师陶柳部官兵为6657人，第70军第192师胡达部为7182人。还有游击队改编形成的第1挺进队3810人、位于浙皖苏交界处的忠义救国军（21275人）的一部分，1938年9月渡过钱塘江的抗敌自卫团第五支队（2000人）等。[48]当然，这些部队并不是同时活动在杭嘉湖平原，但在发起攻势作战时，往往会出动1万以上的兵力。[49]加上一些没有被正规军收编的从事抗日的游击队，浙西部队总数当有三四万人。数量如此庞大的中国军队，是抗战前期游击战可以顺利开展的兵力基础。

钱塘江以南以东地区、浙西天目山区仍为我方控制，便于军队的出击与回撤。游击战初期，我军沿钱塘江一线发起进攻，战斗发生在东起海盐海宁、西至富阳的江岸边。另有部分军队从天目山区东进，越过京杭国道进入沦陷区。浙西天然的地理形势，使我军进可攻、退可守，作战较为灵活。浙西游击战的兴起，牵制与消耗了日伪力量，使敌人无法深进，不能在杭嘉湖地区因点线而成片与面，延迟了日军南渡钱塘江的计划，也在客观上策应了徐州会战与武汉会战。

当然，在游击战中，士兵为消灭敌人流血牺牲，民众也付出极大代价。如游击队在打击敌军后撤走，附近民众往往承受了被敌人报复的痛苦。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谈及：1938年“二月，我张营企图破坏沪杭铁路，在距临平五华里的地方，派兵散伏铁路两旁监视，并拆卸铁道螺丝十余节，将轨道移动时，有由沪开杭之敌兵车二十五辆，到达该处，当即倾塌，我监视兵猛烈射击，歼敌数百余，敌老羞成怒，尽将附近房屋烧毁，并屠杀民众甚多……从此敌人对于铁路公路沿线房屋，全数焚毁，路旁左右两百公尺以内桑树，一律砍伐，每隔三里，构筑碉堡，派兵守护，并组看护团防护。”[50]其中所谈到的敌人烧毁铁路公路沿线所有民房、屠杀民众、砍伐桑树等疯狂报复行径，当然是日伪军犯下的极大罪行，不能因此否定游击队在此区域的作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对游击战的畏惧心理。另外，军队进驻时，不论是破路塞河，还是建筑工事，都需要发动大量的民力来帮助军队。抗战开始后的3年内，浙西征调民力总共在800万工以上，征料及军需供给在2500万元以上。[51]这一方面体现了民众对游击战的支持，另一方面，站在民众的角度，其付出与牺牲，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若游击队能以抗日为第一目标，民众自然竭力拥护，愿在民族大义下牺牲自身最大利益予以配合。反之，若游击队纪律松弛、抗敌不力甚至扰民害民，民众自然会与其渐行渐远，不欢迎游击队的进驻、不再支持游击作战。

 三、民间游击队的困扰与整编

      浙西游击战开展过程中，最大的困扰便是正规部队无法真正统合、改编民间兴起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多数纪律松弛、作战不力。

对于民间游击队的各种不良作为，民众最难以忍受的，恐怕是他们扯着抗日的大旗，却不事抗日，专门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有时，一个消息说敌人马上要来了，于是大家慌起来。什么××队的指挥部和司令部早已得了讯息避到乡下去了。他们讲得很漂亮，说是‘避免正面冲突，保全地方元气’。你不逃吧，又怕敌人来一套烧杀淫掠的老调。凭过去的经验讲，这是很可能的，因为这里究竟是××指挥部或××司令部的驻防地呵。但是你逃吧，街口和渡头早已有奉令检查汉奸的有枪阶级在等着你。不管你有无汉奸嫌疑，只要把你带的细软和行李留下，准可放你过去……在敌人、土匪和不良的游击队的三重压迫之下，稍有资财的人都离开了游击区。”[53]这一记叙生动细致地展现了不良游击队畏惧日军、欺压民众的事实，以及民众在游击区进退两难的痛苦处境。富裕阶层苦于被勒索敲诈，客观上也有能力逃离游击区。他们的出走，是对原有社会经济秩序的再次涤荡。政府撤退、军队撤退、敌伪当道、匪徒横行，正所谓沉疴遍地，在生命安全和财产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普通民众生活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1938年春，中国正规军越过钱塘江、重新进入浙西后，一面与日军作战，一面改编整顿游杂部队，好的加以收编，恶劣的予以打击。4月，第62师到达海盐后，委任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姜维贤担任游击大队长，与国民党军互相配合作战。与此同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命张性白为江南第1挺进队总指挥，收编杭嘉湖地区的散兵游勇和游击武装。至1938年8月，第1挺进队下辖5个游击区。朱希为第1游击区司令，其活动范围主要在江浙边境；钟灵为第2游击区司令，其活动范围主要在铁路线南；刘参为第3游击区司令，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崇德、桐乡间；赵安民为第4游击区司令，其活动范围主要在运河、塘南、双林一带；赵振华为第5游击区司令，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京杭国道附近。李泉生部被改编为挺进队第1独立大队。^[54]这样，浙西区域内的各路游击队，基本统一在江南第1挺进队的旗帜下。

不过，对游击队仅仅加以组织收编，未实行纪律和训练上的有力整顿，显然是不够的。1938年6月，蒋介石专电顾祝同和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指示对江浙一带各游击队的纪律，需要特别设法整顿。具体方针是“一面派政治工作人员监督指导，一面挑选各游击队中官长集中施以短期之训练。须知游击队性质，注重实际行动之宣传，以爱国家爱百姓为唯一精神也。”^[55]蒋介石的指示，是从政治督导和训练军官两方面入手，以期提高民间游击队的质量。如果说政治督导是要求政工人员主动深入游击队开展工作的话，整编训练则需要军官（包括士兵）调至后方整训。1938年冬，姜维贤部编为浙江省国民抗战自卫团第7支队，调至钱塘江南岸的余姚、上虞受训。^[56]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间游击队都愿意迁往他地集中整训。如第1挺进队第2游击区司令钟灵的部队，在1938年12月初奉命南渡集训整编时，部队成员以不赞成者居多。该部有1500多人，“其中沈进生部八百多人，方振明部二百多人，孙祥贞部二百多人，谢友胜部三百多人……在命令下达后，各部均有难色。原因是部队成员均为本地人，乡土观念浓厚，不愿意离开本土，再以部队生活严肃、不习惯，都不愿去，其中沈进生因本人有鸦片烟瘾不敢去后方，首先抗命。钟灵认为沈进生抗命后必然会影响各部，为此将沈进生扣押，命该部集中待命。但沈进生被扣后，其部属大多星散回家。而孙、方各部也处于不安状态，形成僵局。乃由平湖县长张革非调停，始得解决。除沈进生、孙祥贞二部驻原地编入金山、平湖两县自卫队编制外，仅谢友胜全部，计四百多人，随钟灵南渡至嵊县长乐镇整编。”^[57]可见，游击队的整编并非易事，钟灵1500人的部队，或就地解散，或并入当地自卫队，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官兵接受易地整编。暂不论400多人易地整编后的素质提升至何种程度，留在当地的1000余人，实际与原先的混乱状态并不二致。

至1939年初，蒋介石在致浙江军政领导人顾祝同、黄绍竑的电报中，再次严肃地强调游击队的整顿问题。他将游击队的整顿与统一，视为当时抗战的“唯一大事”。蒋介石指示，“应适心研讨，全力整理，凡是以整顿与统一之办法策略与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必使其办通而后已。举凡与游击有关之各种非正式部队，更应设法取缔，或软或硬或设法消灭归并，与其借国军名义以扰民，坏我军誉，不如任其降敌之为愈也。此时应先从彻底调查其各部实情，再令召集开会，如果其真有力量，能守纪律者，经费不足时可作最后之限度酌增经费，但必须其不扰民也。”^[58]较之1938年6月的指示，蒋介石对游击队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由收编统合、收买为主，转为设法取缔、“消灭归并”。蒋的这种严厉措词表明，游击队的不良表现，给正规军敌后作战和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困扰，使其必欲除之而后快。

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可以理解，这一时期社会各方面对浙西游击队的观感很差。1939年，《战地》的一篇文章认为：“一、游击部队的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以致江南三角区地带有若干的游击队，有了游劫队的称呼，他们以土匪式的行为去打家劫舍，奸淫劫掠，这种行为破坏了游击队的名誉，使民众对一般游击队起了错误的认识。二、游击队彼此攻讦，只看见了私人的利益，而不顾到国家民族的前途，造成民众对游击队的绝端不信任。”[59]从此可见，游击队问题的核心在于：队伍系自发组建，无统一指挥与编制、无正规训练、无固定经费来源，导致其自行征税或打家劫舍，纪律差，扰民严重。在一年多的游击战中，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指出，在沦陷区那种变乱恶劣的环境之中，即使平日纪律很好的国军，时间一久，本质也会变坏，何况那些本来就不是正式队伍的游击队。所以弄到后来，游击队的名义，就变成万恶渊薮，游击队的意义也就失去了。[60]这说明，上至蒋介石、黄绍竑，下至普通民众，都认识到游击队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谋求改变的困难。

1939年5月，浙西行署会同第三战区厘定更为严格的游击部队整训计划，令饬全部游击队西开，省政府拨款5万元，交由第28军军长陶广主持整编。经过一年多的敌后作战，原来江南第1挺进队麾下的各方势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实力最强的第1游击区朱希部在1938年11月练市附近的战斗中损失巨大，总指挥张性白也提出辞呈。第1挺进队由丘玉林领导，所辖部队有所减少，但这一时期浙西地区又有一些新的游击队产生。1939年6月上旬至7月中旬，陶广先后指示游击区各部队到指定地点进行点编，组成有系统的浙西国民抗敌自卫团，督练于临安县的昌化河桥镇，分派政治训练员和军事训练员实施训练，至9月底完成初期教育。与1938年底的情况类似，游击区的部分官佐依然认为，若须受政府之管辖节制，毋宁留驻前方。如原本答应接受点编的王伯钦中途怀疑，率部逃匿于屠甸一带，致使该部仅剩100多人到达后方。^[61]从1939年下半年对浙西国民抗敌自卫团官兵的30条奖惩记录看，受惩罚者22人次，而受奖赏者仅8人次。惩罚原因有“任意收编部队任意撤销”“受训期内任意请求退学违反调训意旨”“勒索敲诈”“赌博”“不听命令贻误公务”等，奖赏原因则为“击退良渚敌寇”“策动伪军反正”“构筑国防工事异常努力”等。^[62]调至后方、经过整训教育后的浙西国民抗敌自卫团的官兵表现尚且如此，一般在游击区活动未受整训者，其纪律和行为可想而知。

国民政府对浙西地区游击队屡次改编整顿，效果不甚理想，从目前掌握的有关材料看，或有以下原因：

第一，游击队领导者和成员本身的素质堪忧。1937年底国军西撤时，掉队官兵散布各地，善良者后来或西行归队、或改业，狡黠者则聚众拉起部队，自称各种官衔，如团长、营长，甚至司令。他们委派基层行政人员、挟制乡镇保长，称霸一方。第三战区当局在改编整顿游击队时，往往需要对部队进行大换血才能收效。如1939年初江南行署主任冷欣改编江南第2挺进队时，先派一批较为优秀的干部到部队中充任教官，协助训练，对所在部队有所了解，然后突发制人，扣押原有的十余名中上层军官，委任教官取而代之。[63]这种做法虽符合蒋介石指示中整编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精神，但又会使游击队更加害怕到后方接受整编。1938—1939年，整编过程中屡次出现游击队首领不愿调至后方整训的情况，即与他们的此种心理契合。这如同硬币的两面：若整训时对部队官兵不进行大换血，则效果不佳；若大换血，则付出的代价较高，且会遭到游击队的抵制。

第二，民间兴起的游击队数量太过庞杂，蒋介石规划的派政工队员监督指导，效果十分有限。有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据浙江省战时政工队队员回忆，在太湖沿岸一带，刀枪会的组织非常普遍。特别是长兴沦陷后，社会秩序大乱，土匪群起，陷入无政府状态。更多的民众投入刀枪会，以求自保。1938年春起，会员大量增加，达三万人，几占全县人口的九分之一。^[64]所以在政工队员到达长兴以后，对于这类组织予以注意，以冀打入内部，提高其政治认识。但政工队仅有十几位队员，投入这样的组织中，显然有无从着手之感。可想而知，要使如此庞大的组织维持一致行动和良好纪律，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游击队调至后方整训时间较短，大部分时间在游击区活动，环境复杂。由于日军控制了主要城镇和交通线，游击队在夹缝中寻找生存空间，作战流动性大。加之武器落后、训练不足，遇到日伪“扫荡”时，或溃散或投诚，表现不尽如人意。若自身较有实力，处于上升阶段时，往往会一边收编奉命前来弹压的伪军，一边与日军作战。如1938年春夏，朱希部队在嘉兴湖州北部一带活动，公开通知伪军：率20人来归者，委为排长，50人以上者为连长，100人以上者为营长或大队长。[65]游击队和伪军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大而言之，国军在抗战中以正规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从浙西的情况看，在游击战中，又以正规军为主，民间兴起的游击队为辅。游击战和民间游击队在国民党军作战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应当也是第三战区整编游击队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1939年全国范围内游击战发展较好的时期，蒋介石已指出若对游击队整编不成功，就任其投降敌人。蒋介石的这一态度与抗战中期军委会对游击队进行大规模的整顿、缩编，有所呼应。

全面抗战初期，在国民党军的各个游击战场上，浙西地区的游击战表现较好。1940年后，这一地区的游击战虽仍在坚持，但亦伴随国军游击战的发展大势，走向低潮。时间推移中，游击队自身素质和战略战术无法改进，坐失机会与人心，而日伪控制基层社会能力的逐步提高、汪伪登台、“清乡”运动的开展，基层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等等因素，均使这一地区各方较量的实力与相持局面悄悄改变。

 四、浙西行署的建立与运作

       战争时期，军事之重要性固然列居首位。不过，军事的顺利推进也需要政治的密切配合。1937年底杭州失守后，一般舆论即将浙西称之为“沦陷区”。“沦陷区”一词，似表明国民政府已经对这一区域放弃责任，而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1938年春夏，正值游击战发展之时，浙江省政府选调人员，改组原有的行动委员会，将各地县级政权渐次恢复。因有军事上游击队的活动和政权的部分恢复，于是，沦陷区顺理成章地改称为游击区。浙江省政府规定，重新回到这一区域的县政人员不得再擅离县境。1938年7月，日军开始“扫荡”中国军队，杭嘉湖平原东部的环境日趋紧张。8月，时任海宁县长的田稷丰，擅自率领警卫及工作人员南渡钱塘江。省政府立即将其撤职查办，并令绍兴保安司令部贺扬灵看守全部人员。后经审判，将田稷丰判处10年监禁。[66]这一事件对敌后基层政权的稳固，起到了一定的敦促作用。表1则约略反映了1938—1939年游击战开展后，国民政府在游击区致力于巩固基层力量的努力。可以说，恢复的乡镇数量占绝大多数。这一统计或有夸大之处，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以往对沦陷区域的认知。所谓日军只能占领点线，不能做面之占领，亦可由此具体统计数据观察出一二。

持久的敌后游击战，尤需充足的后勤保障，游击部队可从根据地获得物资与人员之补给，并在敌人“扫荡”时退避于根据地进行休整训练。位于浙西西部的天目山区自然成为抗日根据地的理想选择。这里群山起伏，西靠浙皖山区，向东跨越京杭国道即为杭嘉湖平原地区。1938年初，浙江省政府浙西办事处成立，办公地点位于天目山禅源寺，由李楚狂任主任。12月，办事处改组为浙西行署，负责开展浙西沦陷与未沦陷22县的行政工作，以便就近领导。行署具有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行辕性质，其地位凌驾于各处厅之上。具体职权有：第一，颁行各种临时办法。第二，节制、整理辖区自卫团队。第三，便宜处置辖区军政事物。第四，指挥、监督辖区各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67]可见，浙西行署的权力很大。黄绍竑将亲信贺扬灵调任为浙西行署主任。一直到抗战结束，贺扬灵担任行署主任6年之久，被称为“天目王”。总体而言，浙西行署领导下的22县政权，在抗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除敌人“清乡”期间外），能维持重要政令的推行（包括在游击区），甚至可进行募债与收税。

1939年3月13日，浙西行政会议在此召开，黄绍竑也亲临参加。这次会议明确了行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任务[68]。其中政治方面的目标，是在沦陷区设立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的基层政府机构，充实乡镇保甲、动员民众和防止奸伪。这些工作的开展，是为了在政治方面形成一定基础，为深入沦陷区的游击队提供情报和物资，有助于游击战的开展。从地理上看，浙西行署和以安徽省屯溪为中心的第三战区指挥总部相连，因此，浙西行署所在的天目山区亦顺势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浙西军队整训和作战的根据地。

 表1 1938—1939年浙西乡镇恢复情况

资料来源：汪浩：《抗战中之浙西》，第195—196页。

   1939年6月，浙西行署所在地禅源寺附近成立了浙江省战区政治干部训练团，团长由黄绍竑兼任。该团在较短时间内建造起大礼堂、办公室、教室、宿舍等大小共计109幢建筑。从1939年7月至1940年10月，这里举行了7期训练班，分别针对乡镇工作人员、小学教师、浙江省直属政工大队和县政工队人员等。以第1期为例，学员是浙西22县的399名小学教师，其中60%来自游击区。7月15日开课，共有157个学时。学习课程包括政治方面的抗战建国纲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军事方面的步兵操、特工常识和卫生急救法，以及教育方面的战时小学和战时民众学校训练、抗战歌曲等，还包括52学时的战斗和射击训练。至8月19日学员毕业，第一期培训共持续了35天。[69]由课程设置看，组训内容具有强烈的战时特征，兼顾军事政治训练的全面性与小学教师的职业特点。小学教师、乡镇工作人员、县政工人员等都在基层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应当说，战时训练班是及时而必要的。

1938年，黄绍竑基于“政治重于军事”的理念，建立了三个省直属政工大队，各县设立县政工队。省直属第1政工大队198名队员，全部推进至浙西工作。政工队多由知识青年组成[70]，在政治进攻的口号下，配合军队在敌后从事艰苦、危险的宣传工作。[71]各县也都有县政工队。浙江省第3区（绍兴地区）的13名政工队员，是最早（1938年3月）越过钱塘江，随渡江军队到达浙西的人员。1938年6月初，又有第3区的65名政工队员和50余名青年营成员北渡钱塘江，在海宁黄湾附近上岸。政工队员起初在海宁、海盐工作，后来扩展到平湖、嘉兴、嘉善一带。他们创办报纸、流动图书馆、战地小学，排演话剧，设立浙西青年政治训练班，号召、组训民众，进行抗敌宣传。[72]至1940年，在浙西工作的政工队员共计344名，其中女性57名。处于游击区第2区（安吉、孝丰、吴兴、长兴、德清、武康）和第10区（崇德、桐乡、嘉兴、嘉善、海盐、海宁、平湖）的政工队员分别有113名和145名。[73]这些政工队员深入民间，其政治文化活动给游击区带来了活力，在凝聚人心、强化抗敌意识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抗战初期历次敌我接触中，时有政工队员牺牲。

浙西行署还建立了无线电通讯网，每天与各县相互通报消息。上午7至8时为规定情报通讯时间。后方部分县还设立了有线电网。平日行署与各区县之间的文件往来，则依靠“递步哨”，沿路各县均有组织。在桐庐、分水、於潜、昌化、安吉、孝丰交通线上设有民夫管理站，只要验明通行证，随时可以叫到民夫挑运行李，付给少量工钱，按站卸接。[74]这些通讯与交通设置，无疑大大加强了行署与游击区各县的信息交流与往来，人员过境与物资统御也变得更为方便。虽然很多通讯和交通方式都是因陋就简，但交通线即为生命线，起到了沟通杭嘉湖游击区和天目山根据地的作用，间接地还沟通了上海等地区和重庆大后方的联系。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部分英美人士穿过杭嘉湖平原地区来到天目山区，再安全转往重庆。

浙西行署不仅有相当的军事保卫力量，还要举办如此多的事业，经费源自哪里？由下表可知，浙江省政府拨款占到42%，自身的经济专款收入为31%。这表明浙江省政府对行署的大力支持，以及行署经济统制的成功。浙西行署在沦陷区积极抢购特产，如丝茧、茶叶等，同时，行署设置物产运销管理处、对敌经济封锁处，竭力输出天目山区的特产，如土纸、竹木、果菜、药材等。[75]表2中经济事业费支出较多，可能即是抢购土产、收购特产的支出。不过，浙西行署地处山区，面临日用必需品匮乏的窘境。特别是棉纱、布匹、肥皂、袜巾及其他零星日用品等，均无制造场所。如仰给后方，运输不便，且后方也产出有限；如从沦陷区域输入，便会发生敌货冒牌侵入事件。[76]行署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因陋就简，设立简易工厂制造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解决此类民生问题。

表2 浙西行署1940年度财政收支情况

资料来源：《浙西行署各类统计表》表19、20，浙西行署档案，档案号：L041—000—0071，第13页。此表中各项收入与支出数据相加后，与“总计”略有不符，原表数据如此，未作修正。

  天目山区在浙西游击战中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浙西行署这一机构的工作，还有这一区域广大民众的支援配合。在浙西行署所辖22县中，未沦陷的安吉、孝丰、临安、昌化、桐庐、於潜、新登、分水，及部分沦陷的长兴、富阳、德清、余杭各县，在与游击战密切相关的粮秣械弹运输、伤病官兵转移、工事构筑、道路桥梁破坏、向导放哨、情报联络等方面，投入大量壮丁。以富阳一县为例，自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在运送粮食武器和抬运受伤官兵方面，发动民夫10600名。[77]而该县的壮丁为37367名[78]，发动人数占近三分之一。在构筑国防工事方面，上述各县在1938-1939年两年间动员壮丁10余万人。[79]未沦陷区域的民众，为游击战提供的支持可见一斑。

从上述情况可知，浙西行署的工作卓有成效。行署组织的干部整训、文教设施等，为保存与发展浙西的抗日力量创造了空间。基层干部和小学教师的整训，增强了他们在游击战中的适应能力和抗战到底的信念；天目山区的3所临时中学吸引了不愿生活在游击区、又无力远行的青年学子；天目山区印制发行的报刊《浙西日报》、《民族日报》等，滋养了处于痛苦不安环境中的广大民众。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块紧靠日军占领区域的安全之地。在日军疲沓时，国民党军部队可随时东进游击区；在日军加紧“扫荡”时，又可飘然西退。天目山区，是浙西游击区的大后方。浙西是一个地理概念，战时也是一个政治与军事概念。浙西行署领导下的沦陷与未沦陷的22县，我们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以期在更广阔的层面理解游击战的要素、进程与意义。

 结论

      浙西游击战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酝酿而生的。在浙西游击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民党正规军。虽然游击部队的出击是较小规模的、不定时的，但浙西位于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带，这种出击具有政治、战略与宣传上的重要意义。从地理上言，浙西的地位非同寻常，杭州在其辖境内，其西北即为南京，东北则是上海，是经济富庶的财赋之区。对浙西民众而言，游击战的展开与军队的进驻，表明这里不是被阻绝、被遗弃的沦陷区，而是游击区。游击战使日军感到困扰——占领重点区域浙西仍是一个“治安不良”之地，必须不定期“扫荡”，并随时调整治理方针。而且，正是游击战的开展，伪组织难以在乡镇一级普遍产生较大影响力，日伪统治悬浮于区县上层，不能深入农村。

游击战的发生和发展超越了狭义的军事范畴，它与敌我双方基层政权的建立与运作、双方的宣传动员工作、财政税捐的获取能力、士气高低与民心所向等均密切相关。而这些要素之间，又是互为影响的。在1938—1939年游击战开展顺利的时期，国民政府领导的各县政权相继恢复，大多乡镇保甲为我方所控制，民间抗日情绪高涨，税收可以正常开征，特产贸易也畅通无阻。正是因为如此，日伪的政治统治与深入农村地区的能力都受到很大局限。但是1940年之后，随着日伪基层工作的深入和“清乡”的展开，通货膨胀的影响，再加上游击队作战日久、整编不易，游击部队纪律进一步下降，抗日不力，也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蒋介石与第三战区的领导者不可谓不重视整顿改编游击队，但持续多年的战争环境及政治财政上的一系列困难，终究使游击战走向低潮，也使国民政府在1938—1939年一度恢复的行政力量再次受到打击。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后，日伪当局加强对浙西的“扫荡”，并大举进攻天目山区。由于天目山地区地势险峻，日伪的进攻多为窜扰性质，很难长期盘踞，所以浙西行署的战时工作仍屹立不倒，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浙西天目山区的文教发展、民众生活的勉力维持，以及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政权再次进入敌“清乡”区等，是浙西跌宕起伏的抗战往事中之精彩环节。当然，相对于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战场的优秀表现，国民党领导的浙西游击战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如游击战主要依靠政府与军队，没有也不敢充分发动群众，无法在沦陷区彻底打开局面，建立长期据点和小块根据地。这与国民党军更重视正面战场，相应地将敌后作战置于附属地位有一定关联，而与两党两军执行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关联更大。当然，国共两党在敌后作战中的不同表现，也影响到了抗战胜利之际国共对于局势的掌控。

有关浙西抗战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抗战研究的地方性经验，亦在试图探寻“沦陷区”“大后方”等约定俗成的用词中，所包涵的变动的、复杂的含义。这些所谓“区域”，不是画地为牢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流动的军队、忽兴忽灭的基层政权、频繁往来的人口、暗中存在的交通与物资运输管道，各方势力或明或暗的冲突斗争与实力消长，均为战时中国的真实图景。

 基金项目：第57批（2015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编号：KLH3154059。

 作者简介：吴敏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①]从行政区域言，抗战时期的浙西，主要包括杭嘉湖地区的嘉兴、嘉善、平湖、海盐、海宁、桐乡、崇德、吴兴、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杭县、余杭、临安、於潜、昌化、分水、新登各县，及富阳、桐庐县钱塘江以北的部分，共22县。

[②]在浙江抗战史研究中，楼子芳主编的《浙江抗日战争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根福与岳钦韬合著的《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对浙西沦陷区有所涉及。

[③]这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大陆方面有洪小夏的《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战场研究（1937—1945）》（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台湾方面有刘凤翰的《论抗战时期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近代中国》总第90期，1992年8月）、张玉法的《抗战时期的鲁苏战区》（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台北：近代史学会出版，1996年）。

[④]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由于游击战开展得较为出色，根据地与沦陷区之间的区隔，不似国统区与相近的沦陷区之间区隔明显。本文考察的浙西地区，抗战初期中共成员主要活跃在文化领域，故论述中仅提及国统区和沦陷区。

[⑤]《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初期陆军作战一），《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7年，第574页。

[⑥]《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184—185页。

[⑦]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48、253页。

[⑧]《浙江省政概况》，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第186页。

[⑨]《浙西敌伪活动之纵横面》（1940年3月），浙西对敌斗争丛书之三，浙江省档案馆藏：浙西行署档案，编号L041—000—0057，第13页。

[⑩]《海宁县公署第四次县政会议记录》（1938年11月17日）、《海宁县公署第十一次县政会议记录》（1939年4月15日），《一年来之海宁县政》，1939年10月出版，此书是海宁伪县公署成立一周年的纪念特刊，馆藏地为北京国家图书馆，第20、44页。

[11]以杭嘉湖地区的海宁县为例，1937年11月7日，海宁县党部委员、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顾达一撤离时，“将重要公物如田赋底册、地籍册、清丈仪器等，络续派专人负责移运后方，自卫队及其他工作人员，亦作有计划之撤退，尚有不及运出部分，全部丢弃钱塘江中……胜利后本县开征田赋（收复地区豁免一年）及地籍整理未感困难，全赖运回之田赋底册及地籍图册等完整无缺。”（王梓良：《浙西抗战纪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8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18-119页）

[12]《杭县县公署工作报告》，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第323页。

[13]同上。                                                                     [14]《杭州市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特刊》（1938—1941年），杭州市档案馆编：《民国时期杭州市政府档案史料汇编》，杭州，内部出版物，1990年，第233页。

[15]《杭州自治会财政科工作概况》，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第277—278页。

[16]《杭市厉行保甲制》，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第291页。

[17]王叔明编：《抗战第一年》（上），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293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64页。

[18]《浙江地区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土桥一次在浙江地区治安委员会会议上的致词》，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第133页。这一委员会由伪浙江省省长汪瑞闿担任副委员长。

[19]《第二十二师团参谋长马场英夫致杭州特务机关长渡边四郎函》，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第139页。

[20]汪浩：《抗战中之浙西》，浙江：天目印刷所，1940年，第251页。

[21]《黄绍竑致武昌蒋委员长电》（1938年2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全宗号787，案卷号4072。

[22]《顾达一先生小传》，陈达人：《海宁抗战八年史略》，台北：海宁同乡会会讯社，1992年，第73—74页。

[23]王梓良：《浙西抗战纪略》，第120页。

[24]《浙江省海宁海盐联合行动委员会工作报告表》（1938年4月），浙江省档案馆藏：L30—000—37，第5、9页。

[25]《一年来之海宁县政》，第30—31页、37页。海宁宣抚班是“华中派遣军杭州特务机关海宁班”的俗称，设于硖石镇中央、离伪县政府不远的地主宅子里。宣抚班成员岛田政雄这样回忆宣抚班的情况：班长久保寺德次，班员四人，分别是名取（负责交通和物资运送）、岛田政雄（负责宣传教育）、拓殖大学毕业的青年田部（负责治安情报工作）和翻译戚世民。宣抚班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杭州特务机关的指示，责令海宁伪组织从事各种行政工作。一般是每周一次交替去杭州特务机关领受命令、提出报告或者领取来自日本国内的信件和给养，每天去火车站领取从上海寄来的海宁班的报纸杂志和邮包。（岛田政雄：《我在“宣抚班”干了些什么》，海宁市政协文教卫体育文史委员会：《海宁文史全编》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502—503页）

[26]嘉善政协文史委员会：《记我一二八师嘉善抗日阻击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嘉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嘉兴文史资料》第1辑，抗日战争史料专辑，1986年，第18—21页。张发奎在回忆录中谈到，刘建绪的部队到达嘉善时，“进不了国防工事，因为村里的长者与保甲长都携带了地图与钥匙逃走了。”由于找不到适用的工具，加上时间仓促，所以没有砸开国防工事的门锁。（《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第185页）另据第128师的官兵回忆，382旅“赶到嘉善时，除了在火车站上从县长于树峦手中拿到开启碉堡门的一大串编号钥匙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了，既没有向导人员，也没有工事位置图。”后来打开了部分工事的碉堡门，布兵防守。（嘉善政协文史委员会：《记我一二八师嘉善抗日阻击战》，第18页）由此可知，日军在金山卫登录后，我方军民的撤退确属匆忙，仓促赶到的防守部队未能充分利用已有的国防工事。当然，工事只起到掩护与协助作战的作用，从后来的具体战斗过程看，日军武器装备先进、士气高昂及有空军的配合，是取胜的关键。

[27]凌压西：《天目山告岭之战》，薛岳、岳星明等著：《正面战场：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304—305页。

[28]亦有资料表明，在此留守负责警备任务的是日军第3师团的步兵。“五月中旬，由于第三师团主力参加徐州会战，故将该师团所警备的江南地区，令该师团的步兵约二个半大队担任……如右述，江南地区因警备兵力薄弱，在嘉兴、太湖东西地区，杭州西北及西方地区，及宁国附近等虽遭受敌军的游击作战，但为警备队反复扫荡，已达成警备之任务。”（《华中华南作战及对华战略之转变》（初期陆军作战二），《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1987年，第127页）

[29]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第26—27页。

[30]《刘建绪致蒋介石电》（1938年7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全宗号787，案卷号4197，第28533页。电报中提及的2.3万人是否包含伪军数量，不得而知。浙西行署的资料显示，1942年11月，该署调查表明，日军兵力12177名，伪军兵力6640名。（《浙西游击区各县敌伪兵力》，浙江省档案馆藏：浙西行署档案，编号L041—000—0064，第25页）

[31]第三战区对第62师的评价是“素质较好”，而对同期在浙西作战的第192师的评价是“尚能担任所授予任务”。（《第三战区所属各部队实力训练程度表及主官姓名驻地表》（1939年4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全宗号787，案卷号2671，第8页）

[32]据战地记者宋子亢说，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常训勉部下：“浙江已是我们第二故乡。我们要回到老家，就先得保卫浙江，浙江不保，我们可没面子去见故乡的父老。”（宋子亢：《沦陷前后的杭州》，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03辑，第490页）

[33]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国民抗敌自卫团组织法》，规定沦陷各省组织国民抗敌自卫团，省主席兼任总司令。不久之后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在金华成立，黄绍竑任总司令，1941年冬撤销。（王兴龙：《抗战时期“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研究》，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7、39页）

[34]《黄绍竑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2、393页。

[35]张世瑛：《抗战时期敌后游击战的再认识——以忠义救国军为例（1937—1941）》，“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届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重庆，2013年8月。

[36]中国第二历史资料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660页。1939年蒋介石对第三战区的指示大致以破坏京沪杭交通、袭扰敌人为主，如该年2月的《国军攻势移转部署方案》，指示“应各以有力之一部分向杭、嘉、京、苏各地区之敌袭击”；6月的《二十八年夏季作战计划》，指示“第三战区应妨害敌长江航运，积极破坏京沪杭交通，特应增加淞沪地区游击兵力，积极袭扰敌人。”（同上，第662、665页）

[37]《各地游击战》（一），“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抗日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第41—43页。

[38]《各地游击战》（一），第9—18页。

[39]《第三战区向第三次参谋长会议的业务报告书》（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全宗号787，案卷号2499，第13页。

[40]《刘建绪致蒋中正电》（1938年7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全宗号787，案卷号4197。其中，杭州、富阳附近日军兵力为1.5万。（《第三战区当面敌军番号、兵力、位置调查表》（1938年7月8—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全宗号787，案卷号5585，第80—82页）

[41]据顾祝同给蒋介石的电报，“切实破坏嘉兴至松江之公铁路，彻底达成遮断任务，已令第368团以一部担任凤阶桥曹庄余贤埭王店诸家之线警戒，大部破坏嘉兴至硖石之公铁路，第372团以一营担任乍浦平湖海盐之线警戒，保卫已收复地区。”（《顾祝同致蒋中正电》（1938年7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全宗号787，案卷号4197）

[42]《各地游击战》（一），第44—45页。

[43]罗新野：《战斗两年来的第五支队》，《战旗》1939年第64-65期，第8页。

[44]《各地游击战》（二），“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抗日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第163—164页。

[45]《顾祝同电蒋中正》（1939年5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编号002—090200—00026—319。

[46]楼子芳：《浙江抗日战争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9-40页。

[47]《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38年8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全宗号787，案卷号4197。

[48]《第三战区所辖各部队实力及训练程度表及主官姓名驻地表》（1939年4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全宗号787，案卷号2671，第7页。

[49]如1938年5月，第62师在沪杭铁路以东地区游击攻占海盐城，余宗陈部亦曾一度入当涂城。6月，第62师在海宁、平湖一带，独立第45旅在嘉苏及苏沪一带，第79师在富阳西北地区，江南第1挺进队在沪杭路以西，江南第2挺进队在吴兴、宣城以北地区游击甚为活跃，时予敌人以重大之打击。《第三战区向第三次参谋长会议的业务报告书（各阶段游击作战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全宗号787，案卷号2499，第13页。

[50]刘建绪：《抗战两年来我的战斗生活》，《战旗》1939年第68期，第16页。

[51]贺扬灵：《浙西抗战三周年总结》，《浙江政治》1940年第4期，第22页。

[52]王梓良：《浙西抗战纪略》，第39页。

[53]朱吉民：《杭嘉湖游击武力之成长、没落与再生》，《战地》1939年第5期，第9页。

[54]王梓良：《浙西抗战纪略》，第41页；王国林：《东南抗战前哨》（《天目抗日》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55]《蒋中正条谕军令部电顾祝同刘建绪》（1938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编号002—020300—00005—013。

[56]王梓良：《浙西抗战纪略》，第41页。

[57]郑国光、徐以尊整理：《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在嘉兴地区抗日游击战斗情况》，《嘉兴文史资料》第1辑，第34页。

[58]《蒋中正电顾祝同黄绍竑整顿与统一游击队方针》（1939年1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编号002—020300—00005—028。

[59]莫亚：《在浙西发动组织民众游击队的前提》，《战地》第3卷第8、9期，1939年10月，第10页。此段话实际是国民抗敌自卫团第1支队支队长赵龙文所说。

[60]《黄绍竑回忆录》，第394页。

[61]《浙西二十八年对敌行政之总检讨》，浙西民族文化馆印，1940年，第21—23页。

[62]《浙西二十八年对敌行政之总检讨》，第31—34页。

[63]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四），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1期，1964年7月，第44页。

[64]《浙江省政府直属战时政工第一大队第一期工作报告》，杭州市档案馆藏：编号L003—003—526，第40页。在以往叙述中，刀枪会一般也纳入游击队体系，但事实上刀枪会中的大部分人是普通民众，他们寻求的仅仅是自保。

[65]朱希：《回忆我在浙西的抗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州文史》第3辑，抗日战争史料专辑，1985年，第34页。

[66]王梓良：《浙西抗战纪略》，第74页。

[67]许扬本：《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浙西行署》，政协临安县文史工作委员会：《临安文史资料》第2辑，1990年，第108页。

[68]《抗战中之浙西》，第185、188页。

[69]《浙西行署工作报告》（1940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浙西行署档案，编号L041—000—0055。

[70]以海盐政工队为例，共有30名队员，最年长者31岁，最年轻者16岁，平均年龄为22.3岁，多毕业于初中或小学。（《浙江省第十区海盐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干部人员名册》、《浙江省第十区海盐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现有队员名册》，1941年9月30日填具，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省政府档案，编号L029—001—0549）

[71]汪浩：《抗战中之浙西》，第19页。

[72]胡云翼：《战斗二年来的三区政工队》，《战旗》1939年第64-65期，第20—22页。

[73]《浙西行署各类统计表》表131，浙江省档案馆藏：浙西行署档案，编号L041—000—0071，第97页。

[74]林泽：《浙西行署内幕透视》，政协临安县文史工作委员会：《临安文史资料》第二辑，1990年，第127页。

[75]《浙西二十八年对敌行政之总检讨》，第67—68页。

[76]《浙江省一区行署国民抗敌自卫团司令部关于一年来工作报告及改进意见》，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省政府档案，编号L029—001—0930，第81页。

[77]《历年军民合作事业之事实表现》（1943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省政府档案，编号L29—006—0250，第110页。

[78]《浙西各市县户口壮丁》，浙西行署秘书处：《浙西对敌行政统计提要》（1942年），杭州市档案馆藏：编号L003—004—091。

[79]《历年军民合作事业之事实表 吴敏超现》（1943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省政府档案，编号L29—006—0250，第112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吴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