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今年是全民抗日战争80周年，也是新四军成立80周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企图灭亡中国。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仇，促成国共两党再度合作，联蒋抗日，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于同年10月12日。次年春，即逆着国民党军大溃退的浪潮，毅然挺进华中敌后，独立支撑起大江南北半壁江山。在8年全民抗战中，新四军在人民群众支援配合下，与数量占优、装备精良、凶悍残忍的日寇及其帮凶伪军浴血奋战，从小到大，以弱胜强，成为华中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和一支威震敌胆的劲旅，被誉为“铁军”。新四军为赢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华中敌后斗争的显著特点

（一）特殊的战略地位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不仅要突破日伪军的封锁、拦击，还要摆脱国民党的限制与挤压。当初，新四军军部设在国民党三战区控制的安徽泾县，部队受国民党掣肘，只能在指定的防区活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不为国民党所承认，但重建军部后的新四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东进、北上”战略方针，先后建立了地跨苏、皖、鄂、豫、浙、赣、湘等7省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等8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依托根据地，出没、战斗在上海、南京、武汉、徐州、抗州、合肥等大中城市附近和水陆交通要道两侧的华中敌后地区，直接威胁日伪指挥中枢和重要战略基地，处于日、伪、顽军夹击的地位，但夹缝中苦斗的新四军不仅站住了脚跟，还牵制、消耗了大量日伪军，有力地策应了华北八路军抗战，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陷日军腹背两面挨打、首尾难顾的不利处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面战场日军停止了进攻，两军对峙，转为战略防御阶段，敌后战场成为主战场。新四军充分发挥“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作用，最多时，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加之，一块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粉碎了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图谋。新四军特殊的战略地位，不同于其它任何抗日军队。

（二）复杂的斗争局面

整个抗战期间，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两面政策。新四军既要同国民党军共同抗日，又要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进攻，以争取生存，发展的权利。同时，还要把握分寸，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底线。国民党承认共产党、新四军是合法的，但不承认在政治地位上与其平等。新四军把国民党当作友军，而国民党顽固派视新四军为“异军”，常以政令、军令打压新四军。新四军既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当时，华中敌后有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汪伪政权、共产党抗日民主政权）和四种力量（日伪军、国民党军、地方实力派武装、新四军）并存和相互争雄的复杂局面。此外，由于日伪反共宣传和伪化政策，使汉奸大量滋生；带有封建色彩的帮会、刀会以及土匪、游杂武装广泛存在等等，使斗争局面更为复杂。如何分清敌我友，争取中间力量，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始终是新四军慎重决策的问题。

（三）艰苦的斗争环境

新四军在日伪卧榻旁和国民党眼皮下摆战场，全力确保占领区的日伪军和力图恢复统治发迹地的国民党军，岂容他人在此“酣睡”和“折腾”，于是，层层封锁，处处设卡，碉堡林立，汉奸特务到处活动。新四军深入虎穴狼窝斗群魔，既无大山作依托，又无丛林作隐蔽，斗争环境异常险恶。稍有疏忽，便可能陷重围之险，遭合围之灾。为迷惑敌人，欲向东去，先向西行。为防袭击，不仅昼伏夜出，有时一夜数变宿营地。不仅要粉碎日军无数次疯狂的“扫荡”，还要挫败其残酷、持久的“清乡”。而每当新四军全力反“扫荡”、反“清乡”之际，国民党顽军则趁火攻击新四军，坐收渔人之利。因此，新四军不得不在“前边打狼、后边拒虎”的严峻形势下，苦战求胜。

新四军在被封锁、被分割的敌后，外无国际援助，内无政府接济，条件十分艰难。正如叶挺军长所说：“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抢械不补”。加之，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部队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只能用黑豆、红薯充饥。天寒地冻还穿不上棉衣。新四军居无定所，行无车船，在梅花桩式的据点和铁路、公路、河道构成的纵横交错的封锁线之间，远程奔袭、快速转移，就靠两条腿跟敌人的汽车、汽艇赛跑。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紧张时，新四军为使群众免遭敌人报复，只能不住村庄民房，而露宿荒郊野外。刘少奇同志说：“新四军打鬼子不但要有人，有枪，还要有个家”。随后，新四军在敌后大力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抗日根据地，有了安身立命的“家”困难才有了很大改观。

二、用铁军精神战胜武士道精神

抗日战争是在中日综合国力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开始的，是一场力量完全不对等的战争。单从武器装备看，战前，日本能自制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属世界军事强国。而中国只有几个能生产步枪、轻机枪等轻武器兵工厂，重炮和飞机均要外购。国民党空军是一战后发展最快的军种，当时，有飞机600余架，其中作战飞机306架。而日军拥有战机2700架，是中国的9倍，且能自造和补充。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器装备还远不如国民党军。尤其是新四军建军之初，三分之一的战士手中没有枪，每人平均子弹不足10发。就连国民党军都讥讽“凭你们这样的破枪烂炮还敢跟日本鬼子打？简直去送死！”然而，新四军就是凭着这些“破枪烂炮”，在8年全民抗战中，与日伪军作战2.46万次，歼敌（毙、伤、俘）47.87万名。自身付出8.2万指战员的伤亡。仅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有374人。新四军英勇无比、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慨和显赫战绩，让侵略者惊恐和折服，日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哀叹：“共产党的军队乃是皇军大敌”。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称新四军是“一支日军最怕的军队”。战争是物资力量和人的对抗和较量，但决定战争的是人而不是物。新四军何以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不可战胜的皇军”？主要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铁军精神”。铁军精神内涵极为丰富，这里，侧重最能体现其本质特征的“奋斗牺牲”这一条进行阐述。

（一）     有我无敌，奋勇肉搏

侵华日军受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毒害，又经严格、正规的超常训练，意志和素质十分顽强。尤抗战前期的鬼子兵宁死不当俘虏，更善于白刀格斗，拼刺刀时退出子弹以示决死。所以，新四军将士与其交手都是殊死搏杀。在华中大地比比皆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场面。陈毅在1939年7月7日《纪念我们的死者》一文中说：“本军先烈们的牺牲，大多经过肉搏的最后阶段。”该文列举了在韦岗战斗中，新四军3支队5团参谋温国德紧抱持军刀的日军土井少佐，从路上滚进水田，夺刀刺死土井，因负伤流血过多牺牲。陈毅称此举开辟了肉搏之先例。陈毅该文发表后，新四军各部肉搏事例屡见不鲜。如：1941年4月26日大胡庄战斗，新四军3师8旅24团2连指战员，先后打退700余日伪军的4次冲锋，在弹药打光后，用刺刀、枪托与敌近身肉搏。副营长巩殿坤，连长晋志云以下82人壮烈牺牲。此战，毙敌170余名。又如1943年8月17日桂子山战斗，新四军2师5旅13团4连与日伪军反复争夺阵地。孤胆英雄翟大金，接连刺死十来个鬼子，兄弟连队阵地上响起“向翟大金学习”的口号，战士们跳出掩体，用大刀与逼近的敌人展开搏杀。此战，180多个日军毙命，其中，有三个吹嘘百战无一伤痕的日军“圣战士”，还有百余名伪军被打死。这一仗，是淮南抗战史上最激烈、日军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斗。再如1946年8月15日的大鱼山岛之战，更为惊心动魄。当时，正在岛上开辟工作的新四军浙东纵队海防大队一中队70多名指战员，突遭在海空掩护下的500余名日伪军的登陆进攻。副大队长陈铁康，中队长程克明，指导员严洪珠率队与敌激战7小时，先后牺牲。班长施铁山和几名战士持手榴弹冲入敌群同归于尽。另有20多名战士抱着鬼子兵一起滚下山崖。全队牺牲42人。此战，毙日军52人，伪军30多人，成为与华北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齐名的壮举。舟山日军指挥官惊叹：这是皇军海岛作战以来，碰到这样英勇善战、血战到底的中国军队还是第一次。

（二）     不辱名节，宁死不屈

皖南事变突围中，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身负重伤，为不拖累部队和落入敌手，毅然拔枪自尽，兑现了“99发子弹射向敌人，1发子弹留给自己”的誓言。1941年9月，日伪对常熟地区“清乡”。时任辛莫区委女书记朱凡，因叛徒出卖被捕。敌对其劝降，要她招供新四军去向和区委党员名单遭坚拒，即对其施以割肉剜乳酷刑，见其仍不开口就用绳索捆其双脚，推下阳澄湖，绳索另一头栓在汽艇上，沿着刚收割完，还冒着锋利芦杆尖的湖边拖行，鲜血染红了湖水，朱凡壮烈牺牲，年仅22岁。1941年9月6日，日伪对茅山地区大“扫荡”，新四军16旅47团团长、江南第五行政区专员兼句容县长巫恒通，率众突围重伤被捕。他痛斥敌人劝降，并拒医绝食8天，壮烈殉国。驻句容县日军头目为之震憾，下令备棺殓尸，集合队伍为巫恒通举枪行军礼，以示敬重。陈毅闻讯，称之，“死节之惨烈，抗战以来所仅见”。

（三）    身先士卒，捐躯报国

新四军指挥员在作战中，总是出现在最危险，在最激烈的场合，冲锋在前，退却在后。1940年4月1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总队长鲁雨亭在抗击敌“扫荡”中的山城集战斗中，率部与敌激战终日，打退敌7次进攻，毙伤敌300余人。生死关头，他执意让政委孔石泉率主力突围，他带小部兵力掩护，当看到政委和主力安全突围后，即率剩余战士从另一方向撤退，不幸头部中弹，倒地瞬间高喊：“共产党万岁！”。彭雪枫在追悼会上称颂他“是一个只知有党，不知有已，只知有国，不知有家的真正的出色的民族的布尔什维克英雄。”

1941年11月28日的塘马战斗，日伪军3000余步、骑、炮兵包围了新四军16旅驻地一塘马及周围村庄。新四军第6师参谋长兼16旅旅长罗忠毅、旅政委廖海涛一面指挥部队阻击，一面令旅参谋长王胜率旅部和中共江南区委机关千余人突围。罗、廖率3个连与敌反复冲杀10余次，毙伤敌500余人，终因寡不敌众，除少数突出重围外，罗、廖等指战员270余人壮烈牺牲。

1943年3月16日，新四军3师参谋长彭雄，8旅旅长田守尧等58名干部战士，乘海船往山东转赴延安学习途中，行至连云港附近小东沙海域，遭遇日军巡逻艇攻击，彭、田率众用手枪、步枪与日艇上的机枪和火炮血战，毙伤敌各6名，彭、田等16人以身殉国。罗忠毅、廖海涛、彭雄、田守尧4人，是新四军抗战期间与敌交战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

（四）    为了大局，舍生取义

1943年3月18日佛晓，日军千余人从淮阴城和老张集分别出动，朝六塘河一带“梳蓖式”地搜索过来，一直“扫荡”到刘老庄前5里地，被刚突围出来，在该庄宿营的新四军3师7旅19团4连哨兵发现。此时，4连完全来得及转移，但连长白思才和指导员李云鹏，考虑到要为身后的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疏散争取时间，决定死守刘老庄，坚决把敌人阻击住。天刚大亮，日军步骑兵，在炮火掩护下向4连发起冲锋，全连指战员依托村后开阔地的交通沟，连续打退敌人4次集群冲锋，战斗持续到中午，敌指挥官见冲不上去，集中火炮猛轰，瞬间弹如雨下，硝烟尘土遮天蔽日，战士们冒着炮火抢修工事，阵地始终巍然不动。炮击持续数个小时，全连只剩下20余人，经过整天战斗，粒米未进，滴水未饮。炊事员、卫生员、司号员都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直到黄昏敌停止炮击，准备新一轮冲锋。此时，4连弹药耗尽，在白连长号令下，将轻重机枪和多余的枪支拆散或打断，埋到土里，尔后与乘夜色摸上来的鬼子，用刺刀、枪托、铁锹展开白刃格斗，直至全部壮烈牺牲。由于4连在刘老庄顽强阻敌，使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得已安全转移。在战斗结束后很久，敌人才敢走近战壕，没有活捉一名俘虏，没有缴获一件完整武器。敌指挥官原以为与其对抗的新四军至少一个加强营，可是数来数去只有82具尸体，不禁大惊失色。英烈们的壮举深深感动了当地群众，战后三天内淮阴人民在刘老庄南头的田野上，为英烈举行公奠，之后树起数丈高的纪念碑——新四军抗战八十二烈士之墓。同时，还把自己的82名子弟，补充“刘老庄”连，以示继承先烈们未竟之业。朱德总司令高度评价82名壮士：“无一不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1945年9月6日，新四军3师在淮阴战役中，向龟缩在淮阴城内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攻城战斗。该师特务团7连5班长徐佳标，率班攀登南门城垛时，双手被敌人马刀砍断，他发现近处敌暗堡正在射击，部队遭受伤亡，他强忍着剧痛，一寸一寸地爬到暗堡跟前，用身体堵住了敌喷火的枪眼。城下部队乘机发起冲锋，激战半小时，攻占城门。此役，毙伪8师师长以下300余人，俘8328人。徐佳标是我军第一个用身体堵枪眼的战斗英雄。

新四军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钢铁意志”所涌现出的英雄事例举不胜举，从这些典型，足以看出铁军精神无比巨大威力。

三、新四军华中抗敌胜利的经验

新四军胜利的经验很多。这里，主要就军事方面谈几点：

（一）    正确的战略指导是胜利的前提

新四军从组建到番号撤销，在战斗的各个阶段和形势急剧变化的关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都及时作出正确的战略指导，使新四军在复杂艰难的斗争中，取得抗日与反顽作战的一次又一次胜利。

“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敌后挺进”的战略方针，为新四军实施战略展开指明了方向。新四军集结后，国民党当局给其划定的活动范围，是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控制区之间的狭窄地带，其用心是“借刀杀人”或让其在战争消耗中自生自灭。毛泽东为新四军拟定了挺进敌后，东进北上的发展方针，让新四军先到国民党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新四军贯彻了这一正确发展方针，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部队从万余人迅速得到发展9万余人。造成足跨大江南北，威震宁沪重地，抗日拒顽的大好局面。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新四军选准了战略基点。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兵力转向巩固占领区，国民党由限共转向反共。中共中央从全国战局出发，为打通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战略联系，控制连接华北与华南的枢纽地带，决定大力“发展华中”。派刘少奇进入华中敌后主持中原局工作，调八路军一部南下并要求新四军一部渡江北上，共同开辟苏北，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开辟了回旋地域广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占主导地位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这里退可以跟国民党“划江而治”，还可以西进南下。当条件成熟时，第4师西进与第5师配合，发展河南敌后抗战新局面，第1师主刀南下苏浙皖边，开辟东南反攻战略基地，均是以华中根据地为出发地的。

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把国共合作关系推到了破裂的边缘，共产党若不反击，则承认反共有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名存实亡。但反击过当，国共将完全对立，统一战线彻底破裂，则于民族抗战大局不利。中共中央采取“政治反击，军事自卫”的战略方针。政治反击，揭露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争取了中间势力的同情与支持，提高共产党、新四军在国内外的声誉和地位。军事自卫，使新四军的力量得以集中，处于主动地位，使国民党驱赶八路军，新四军到黄河以北的阴谋破产，撤销新四军“命令”，随着新四军重建军部而成为历史笑柄。

（二）充分发挥游击战争优势，创新战法，集小胜为大胜

游击战本是新四军的“拿手好戏”，但由于作战对象、性质、地形变了，新四军的战略战术和战法运用也要因敌、因时、因地制宜，不断创新，打出一片新天地。基本原则是：变被动为主动，保存自己。敌人“扫荡”，新四军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反“扫荡”；敌人“清乡”，不是被动避退，而是积极反“清乡”。两个“反”字，既体现了新四军的无畏英雄气慨，又反映了不墨守陈规和灵活机动。如：1941年夏，陈毅、刘少奇直接指挥的苏北、苏中反“扫荡”。面对1.7万余人日伪军闪电合击新四军军部盐城，军部主动撤离盐城，主力实行“敌进我进”。粟裕率1师为把敌人从盐阜地区吸引走，在苏中全区发动攻势作战，连克黄桥、姜堰、加力等10余个日伪据点。同时，又令1旅集中兵力围攻泰州城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团部，造成日军极度恐慌，迫其抽调“扫荡”主力救援泰州，中断了对盐阜的“扫荡”。于此同时，黄克诚师长率3师乘敌疲惫、分散之机，在盐阜地区进行反击作战，相继收复阜宁、益林等多个城镇，逼近盐城。敌顾忌盐城丢失，又被迫从苏中抽调主力回援，至8月底气衰力竭，“扫荡”被迫告一阶段。

依靠群众，把游击战争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这是新四军又一重要原则。新四军虽然人数少于敌军，但根据地的民众已被发动、组织和武装起来，新四军许多战斗都有民众的参与和配合。破路塞河、封锁消息、运送弹药、抢救安置伤员、捉拿敌探、冷枪扰敌、坚壁清野等任务，大多由民兵、自卫队和群众去完成，这就保证了新四军能集中兵力机动歼敌。如：针对日伪军“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伪化手段，新四军则采用“一分军事，九分政治的对策，军民一体，造成反伪化的”人山人海“。1943年初，日伪企图把新四军与民众隔绝，予以消灭，特地从苏南10个县征集竹材381万根，在苏中东起如东县南坎，西至如臬县丁堰，南达南通县天生港的“清乡”区周边，构筑231里长的竹篱笆墙。新四军华中军区第4军分区发动80万民众，在7月1日中共华诞这一天，军民同时行动，一夜之间，将日伪经营3个月的竹篱笆封锁墙化为灰烬，显示了抗日军民”人山人海“的巨大威力。反观国民党，抗战期间它在华中敌后置留了不少部队打游击，但在日军事政治压力下，先后约有30万投敌编为伪军，少部溃散当了土匪。唯有新四军跟日寇对着干。究其原因：国民党的游击军脱离民众，新四军则依靠民众。

在战法上，“制敌而不受于敌”。新四军一般不跟日军作正面的、阵地的、防御的较量，而是采取主动的、无固定阵地的、外线的进攻战。

一是即打即离的伏击战。继蒋家河口、苇岗伏击战告捷后，第4支队连续在安徽舒（城）合（肥）公路和安（庆）桐（城）公路数十次伏击日军运输车队，共毙伤日军千余人，俘10人，击毁汽车15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破坏了日军的运输，配合了国民党武汉保卫战。

二是出敌不意的奔袭战。1939年1月18日农历除夕，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粟裕率3团冒雨长途奔袭安徽芜湖日军机场外围据点官陡门。21日凌晨4点乘放不备，突然冲进据点，仅8分钟解决战斗，全歼守敌300余人。同年9月，新四军江抗一部，在营长廖政国率领下，从苏南奔袭上海郊区，乘夜火烧日军虹桥机场，引起驻沪日军极大恐慌。1944年6月26日，新四军5师鄂城总队长汤楚英率一个加强排，乘夜潜入武昌城东北青山日军机场，次日凌晨突然对守敌发动攻击，仅20分钟，全歼守敌29人，震动了武汉日军。

三是扬长避短的夜战。夜战是新四军之长，也是日伪军最害怕的作战样式。1938年7月1日夜，新四军1支队2团，对宁沪铁路上的新丰车站发动夜袭，用白刃格斗和火攻，全歼日军40余人。1939年10月3日，新四军2支队4团乘夜抵近江苏江宁龙潭、仓头之间的铁路桥下埋伏地雷。凌晨5时许，引爆日军一列开来的火车，炸死4节车厢内日军50余名官兵，接着又击毙日军护路队6人，迫使日军火车停开3日。

四是适时组织大型“歼灭战”和攻坚战。1944年春后，敌我力量发生重大变化，侵华日军在中国军民沉重打击下，日伪军在华中地区的“扫荡”和“清乡”已成强驽之未。粟裕认为新四军应由“坚持为主”转为“发展为主”。于是，他提出了酝酿已久的集5个团兵力，采取攻坚打援并举的车桥战役计划，得到苏中领导的一致赞成。车桥镇是日伪军控制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日伪军在此深沟高垒，架设铁丝网，设防十分严密。四周筑有大小土围子，上设碉堡53座及许多暗堡。以车桥为中心，外围还有10多个坚固据点相拱卫。日伪军曾吹嘘：新四军若能打下车桥，我们情愿撤出苏中。”3月5日凌晨1时50分，攻坚部队以1个团在1个炮兵大队的支援下，首先从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从四面八方越过外壕，架起云梯，爬上围墙，夺取了所有碉堡，迅速攻入镇内，经激烈巷战至黄昏，全歼伪军一个大队和日军1个小队大部。当日下午，在通往车桥公路上的韩庄、芦家滩一带预伏阵地上，打援的二个团对前来增援的日军车队引爆地雷、猛烈开火和白刃格斗，连续击退敌4批次的冲锋，使其始终未与车桥之敌会合。6日晨，车桥残敌逃窜，战役至此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日军大队长以下465人（伤24人）歼伪军483人（伤168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车桥战役捷报传到延安，新华社赞扬此役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陈毅、刘少奇发来贺电，称“车桥之战，连战皆捷，斩获奇巨，发挥了我军第一师英勇果断的作战精神，首创华中生俘日寇的新记录”。

四、日伪言说下的新四军

目前，对新四军的研究侧重于利用新四军自身的史料，这是最基本的方法。而以日伪言论为切入点，从反面考察，衬映新四军的研究工作还非常薄弱。因此，全方位系统考辩新四军抗战史，对更好地拓展视野，不无好处。下面，不妨摘选一些日伪有关言说：一是关于新四军是华中敌后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日防卫厅战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1分册中称新四军“根据党、政、军一元化的原则，在中共领导下尽力向日军占领区扩大势力”。到1944年春止，其创建的解放区就有“华中的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鄂豫皖、浙东及华南的东江、琼崖区”。这其中，又以“苏中、淮南辖境最广，统治较为坚强”。新四军以巧妙的组织和战术，继续着顽强的抵抗。“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的各种工作，八路军的沉着踏实和新四军机敏灵活的工作，都是日军及和平军最烦恼的地方。”上述这些正是新四军与日伪浴血奋战真实写照，而日伪之无可奈何。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对新四军的一种间接肯定。二是关于新四军的战术与作战。新四军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巧妙战法运用，与新四军交手的日伪军感受颇深。当时的日伪媒体也曾过如下的报道。武克《“中共”军内幕分析》《朝日新闻.文友》1.2卷之中说：新四军游击战“登峰造极”。称“根本上‘游击战’成为军事性的，毋宁说是政治性的较为合理。”其次，认为游击战的特点是“动”，是“变”，他们随时随地主动打击敌人，使本单位立于有利的作战地位。他们“在空隙中回旋，在外围绕转，此剿彼窜，去而复来，追上去他已逃走，撤回了又复出现，若即若离，出没无常，聚散不定，避实就虚，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分工合作，出奇制胜。”

新四军发动政治攻势，大打心理战，瓦解敌军工作卓有成效。对此，日伪亦不回避，称新四军“把中心放在妨碍与瓦解新政权，扰乱民心，提高抗日思想，离间民众对日军关系等方面。”另外，最令日伪头疼的数新四军对战俘的教育改造工作，对此他们忌恨至极却又束手无策。而“成为我方俘虏的新四军士兵、工作人员等，尽量释放使其归农……但是，将这些人随便释放，会反而导致在清乡地区民众内散布毒素的后果，给现在陆续潜伏地下的新四军人员提供正适宜的隐蔽场所；但如照原样利用他们，又有可能被他们反利用。”我们从敌焦头烂额之窘态中，亦可领略到新四军政治攻势之强大。

新四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之民运工作做得好，深得民众拥护。据侵华日军陆军少尉河村大雄回忆，新四军“神出鬼没，均为便衣，与农民无法区别”。伪清乡军总结新四军特点第一条即是“土著性强”，称“其巧妙之组织力，自深入农村至今已完全土著化。工作人员到达时，看来都是良民，但一瞬间即化为民兵，以手榴弹袭击区公所，烧毁竹篱。”其次，新四军措施得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民间”。再次，新四军得到民众多方庇护。日伪称新四军“本多乡村出身，还归本色自不十分困难。因此，居然能鱼目混珠隐藏在民间，待局势稍有缓和，则又潜行活动。这种和谐的军民关系让日伪军气急败坏却无计可施，称“事变未发生前，政府以中国全军之力讨伐‘共匪’”，犹且不能奏肤功，何况时至今日……所谓清乡军是否可以铲除‘共祸’，令人不无几分疑问。”

总之，新四军在8年抗战中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日伪虽在宣传上百般辱骂，极尽歪曲丑化之能事，但从中也迫不得已流露出无可隐讳的事实，承认新四军是抗日力量的源泉，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而取得了巨大成效。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和过硬的军事技能。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这实际上也是对铁军精神的反证。同时，也是对国民党顽固派所散布的，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实行封建割据”等反动言论的反击。

历史就是一本教科书，历史事实不容篡改。然而，82年后的今天，由于大量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影视剧上映，固然有一定的宣传教育意义，但其中也不乏片面，不真实甚至戏说的成分，易误导国民尤青少年。我们不否认，抗战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也涌现出众多可歌可泣的抗日将领和部队，如：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民党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800壮士，坚守四行仓库阵地，与敌血战四昼夜，打退日军1万多人数次的进攻；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战歼敌万余人；国民党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率军作战，身负重伤，不肯撤离，临难之际仍高喊杀敌报国等事例。但是，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仅4个月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寇，却把东北军调到陕北打红军；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一手制造了亲痛仇决的皖南事变等等，使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发挥不了更大的作为。尽管国民党也打了一些漂亮的战役战斗，但都坚守不久就撤退，且兵败如山倒，致使大片国土沦丧，百姓遭殃。从战略上讲，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是一点不为过的。

有人说，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游而不击”、“招兵买马、抢地盘”这是不顾事实的一派胡言。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之初，达成的共识就是国民党200多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打，而刚组建仅5万余人的八路军、新四军，武器装备远比国民党军差，也只能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至于“招兵买马、抢地盘”是表象。别看蒋介石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不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上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在行动上，他却强调由政府和军队去抗战，反对全国人民起来抗战。而只有共产党动员全体大众，实行全民抗战，招抗日的兵，买抗日的马有何不对？在日占领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是为了有立脚之地、有抗敌的依托，这怎么叫抢地盘呢？这在当时，共产党是合理合法的。到抗战结束时，八路军、新四军光复国土近百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达8000余万。部队从一开始的数万人发展到120余万（八路军90余万，新四军30余万），为后来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军力基础。还有人说，“新四军只打国军，不打鬼子”，这是睁眼说瞎话。新四军主要敌人是数十万的日军，还有数十万的伪军。同时，还要随时对付屡屡制造摩擦，寻衅滋事的国民党顽军。叶飞曾说：“不反顽，新四军就无生存之地，也不能抗日打鬼子。”8年间，新四军与顽军作战3200余次，歼敌14.3万余名。而与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的次数是与顽军作战的10余倍，歼灭数量也是顽军的3倍多，历史事实回击了“瞎话”。

下面，我们再用几组比较客观，准确的数字来驳斥这些歪曲历史的谬误和瞎话：

日军在二战中总损兵力649万。其中，日军436万，伪军（含伪满、伪蒙、汪伪）213万。在中国战场日军损兵445万，占其总损649万的65%；太平洋战损124.7万，占总损20%；印缅战场（含中国远军入缅作战）损失16万，占总损3%；苏军出兵东北，歼日军70余万（含受降），占总损1２%。

日军在中国战场战损445万（被歼223万，受降222万）。其中，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被歼153万，占被歼223万的87%；敌后战场（东北抗联、八路军、新四军）日军被歼52万占战损223万的23%。

国民党军歼日军153万，比共产党军队多了100万。而共产党军队歼伪军118万，国民党军为0，如按国军与共军的人均歼敌数量比，共军是国军的数十倍。

从以上数字的显示和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和主力军。

第二，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是日本战败投降的关键。由于中国军民抗战，拖住了百万日军配合德军对苏联进行东西夹击和抽出大量兵力投入日本与美国的太平洋战场。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国在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只是加速了日本投降。

第三，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大规模的战役战斗比共产党军队多，其战损也大，这也是事实。但是，八路军、新四军是靠集小胜为大胜，歼日伪军的总量，并不比国民党军少。假设，蒋介石国民党真心实意、全力以赴地抗日，不搞内耗；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开始就有数十万军队并拥有良好的武器装备，抗战能打14年之久？中国军民能付出3500多万人的重大伤亡？当然，这些假设和如果是不可能，也是不成立的，但它值得我们去反省和深思。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2师分会  汪江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