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有一个热络的话题是：怎样认识国共两党两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我认为应当把握以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一、对于社会历史问题必须分析当时社会的矛盾对立状况及其发展，了解我们所要考察的对象在当时社会中所处的状况。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必须明确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什么。

    三、根据抗日战争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对两党两军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以避免片面性。

上述就是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所应当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当然论述者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方能正确地予以运用。

下面按照这个思路从4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抗日战争发生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由封建社会逐步变化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东北三省，实施殖民统治。其他列强通过历次侵华战争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种种特权，例如：开辟租界、享受“领事裁判权”、区域驻军和航行权等等，使整个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全国仍长期陷于内乱不断，军阀混战，革命的进步力量受到压制、围剿，封建势力在广大城乡仍占据统治地位，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买办统治集团，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四大家族就开始与英美帝国主义相勾结，与本国地主阶级相勾结，利用反动政权，掠夺人民财富，垄断全国的经济命脉，迅速形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蒋介石政权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的总代表。受到压制的中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广大社会阶层。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三座大山，与中国广大人民的严重对立，这就是抗日战争发生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正是由于这一深刻的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蒋介石对日寇的侵略采取了消极的不抵抗政策，直到民族矛盾发展到要亡国灭种的地步。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以至发生西安兵变的逼迫之下，经过共产党的调停，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集团才被迫放弃了“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于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关系生死存亡的民族矛盾的激化，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得到了暂时缓和。但是这个国内矛盾仍然存在着，表现在反侵略战争中双方采取了许多截然不同的方针政策，以及在统一战线中的摩擦不断发生。

根据上面的分析，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工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其奋斗目标是建立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这个革命任务，除了使农业生产力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还包括使民族工商业从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下获得解放。因而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由于中国反动势力的强大和残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只能依靠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担当。

第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日派，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包括国民党20多名中央委员，50多名高级将领投靠敌人，当了汉奸卖国贼。日汪所组建的一百多万伪军，主要来自成建制的原国民党部队，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人民的莫大的耻辱。

为了团结抗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来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拥护其领导抗战，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其番号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停止了原来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改为减租减息政策。

鉴于1927年北伐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了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所谓“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做法。

《新四军军歌》《八路军军歌》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所唱“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等歌词，都明确说明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把抗日救亡和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两个伟大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松懈过。

第三，全方位地考察国共两党两军在战争中的实际作为。

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新中国，中国有关各方在战争中是怎样做出努力的呢？我们必须全方位地考察国共两党两军在战争中的实际作为，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留在抗日阵营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由于把持着国民政府这个全国性的政权，掌握着它所统治区域的行政权力和经济命脉，一切财权、物资（包括军需物资）的生产和分配、外援军火物资的调配；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拥有200多万军队，有美国、苏联的军需物资和空军的直接支援，因而能够支持较长时期的战争，有的作战规模比较大，甚至还派出了远征军到缅甸作战，以保卫大西南地区和外援物资通道。

共产党方面，在抗战开始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总共才4.5万人，装备十分简陋。除了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分配给一些物资外，以后不久就断绝了供应。只能依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夺取敌人的装备，以及用简陋设备自制弹药和武器，依靠人民的支持，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积小胜为大胜，并逐步取得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到抗战末期，主力部队已发展到约120万人，开辟了约有130百万人口的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牵制了半数以上的日军和绝大部分伪军。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消灭日军约130万，其中正面战场74万，敌后战场52万。伪军110多万主要由敌后战场消灭。从总的态势来说，依靠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和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相互配合支援，才能取得这样的战果，并在国际同盟国配合支持之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至于在抗战中的两党两军的具体作战情况，战斗力和战果，国内报刊以及敌军方面均有评述，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以某些个例说明问题，本文不予赘言。

应当看到，尽管国民党军队内部存在派系之争，官兵关系很不协调，面对民族大义和凶恶的侵略者，多数将士敢于用命，英勇奋战，并且出现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歌颂和纪念。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忽略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黑暗的一面，不能忽视其上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而这些方面对于战争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并且还必然深刻影响到抗战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本文要论述的是从全方位考察两党两军在抗战中的表现。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苦难。国人在抗战中不正常的死亡达350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千亿美元。日军把当时的国都南京当做屠场，杀人30万，在广大城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建立无人区，制造了无数惨案。日军为了掠夺战争资源，强征中国劳工进行奴役劳动。单是河北省的龙烟铁矿，8年中死难劳工就达27000多人，平均每千吨铁矿石就要付出9条生命。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极大地摧残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

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除了开展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军之外，在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和建设民主政治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下面分7点加以说明，其中许多是抗日时期作者所在的苏北地区新四军三师（黄克诚部队）和苏北根据地的事例。

一、剿灭匪患，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发展生产。当时苏北地区有个谚语是“捉不完的虱子，剿不完的土匪”。土匪与恶霸地主勾结残害百姓。反动势力还利用封建帮会小刀会组织暴动对抗新四军。有的匪部配合顽军的摩擦，袭击地方民主政府。一次袭击八滩区政府杀害干部战士达11人。新四军三师坚决部署所部加紧进剿土匪和暴乱的反动帮会，采取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彻底平定了匪患，使百姓生活和生产秩序得以恢复，民众打心眼里拥护和支持共产党。通过抗敌和剿匪斗争，新四军扩大了主力部队，并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共建立了18个县的县政权和一个运河办事处，以及82个区政权，670个乡政权，并普遍组建了地方民兵武装和群众救亡团体。

二、修筑海堤，救民于海啸灾祸。据《阜宁县志》记载，抗战前的近百年间，阜东沿岸地区遭受台风海啸侵袭达数十次之多，1939年8月29日一次罕见的大海啸，苏北沿海数百里纵深尽成泽国，单是阜宁一县死亡人口就达13000多人。海啸袭击成了苏北沿海百姓的心腹大患。1940年黄克诚部队来到苏北以后，根据广大民众的呼吁，决心要修起防灾的海堤。工程浩大，不能像国民党政府那样增加捐税来解决工程费用。黄克诚与阜东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商定，采取3条措施：一是以盐税作担保，发行修堤公债100万元。二是以工代赈，万民上阵。三是部队在人力和财力上尽力支持。这3条方案在阜东县参议会上获得通过之后，经过积极筹备，于1941年5月15日正式开始动土施工。经过军民共同奋战，战胜了暑热、梅雨、疫病和合龙时的种种困难，终于在7月31日完成了全长90里的大堤。新堤建成的第二天晚上，一场比1939年更大的海啸呼腾而来，但新修的大堤屹立不动。沿海百姓欢呼雀跃，额手称庆，他们衷心拥护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把这条海堤称赞为军民连心堤，并特立“宋公堤碑”。有诗为证：

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

从此不愁冲家祸，每闻潮涌想宋公。

北宋时期范仲淹曾率民众在这一带修过海堤，命名为“范公堤”，早已堙废。当地民主人士杨芷江写诗歌颂新堤，有句“范公已往宋公继，拜罢先贤拜后贤”。

对于这样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行动，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通过当地反共人士和土匪造谣，企图阻挠修堤，后来又由土匪组织袭击，先后杀害了修堤指挥部的监工员陈景石（县粮食局科长）和副总指挥陈振东（八滩区长）。修堤总指挥宋乃德也险些被害。后来县大队设伏消灭了这股匪徒。

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国民党当局制造的花园口决堤事件。1938年6月，日军占领开封，逼近郑州，国民党军队不顾广大人民的死活，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利用洪水阻止敌人前进，结果日军仍迂回前进，占领武汉。而泛滥的黄河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44个县境，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淹死89万人，并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1940年自华北南下的八路军，东渡黄泛区，有诗描述：

 远离延水赴淮滨，收复金瓯挽陷沦。

百里泛区黄水恶，千村涝患万黎贫。

黄泛区直到解放后才逐渐恢复原貌。此事件曾震惊全国。

三、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颁布法令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二五减租”是将土地的实际收成减去百分之二十五，然后按租例交租。规定借贷的最高利率，压制高利贷的盘剥。这样做既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的生活，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战热情，同时保证了交租交息，有利于团结地主富农各阶层参加抗日。实行减租减息后，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涌现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农村抗日政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有诗为证：

往年租税重，佃户饿断肠。自从有了农救会，合理分成都有粮。有了粮，快收藏。防备鬼子来烧抢，武装起来保家乡。

四、大力发展生产。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民生，支持战争。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经济掠夺，敌后根据地的生产力遭受很大破坏，加上自然灾害，抗日军民的生活极度困难。1942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号召敌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投入生产运动，增加粮食与日用品生产，准备与灾荒斗争。苏北区党委、淮海和盐阜行署相继发布了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负责推动。身为苏北区党委书记和师长的黄克诚也拿着粪筐拾粪。苏北根据地结合地区特点，开展了制盐、纺织、榨油、制烟、肥皂和生猪加工等工商业活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

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仅苏北根据地党政机关和部队，1944年一年中的生产成果就达10亿元（法币），约可节约总支出的三分之一。部队的军衣和伙食开支也做到了部分自给。这样做大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解了根据地财政拮据的状况。

为了长期坚持敌后斗争，扶植民族工商业，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同日伪顽开展货币斗争，盐阜区创办了“江淮银行”。银行的任务和货币政策是独立发行“抗币”，排斥伪币，限制不断贬值的法币，并适当地发放信贷。例如1943年反扫荡胜利结束后，为了恢复生产，单是在益林、东沟两镇就发放了70万元贷款。抗币很快就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在苏中和苏北广为流通，甚至在敌占区也受到欢迎。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提倡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苏北地区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十分注意爱惜人力物力，节约一分一厘。一张白纸两面用，一只信封用两次，自制墨水。1943年部队发放夏季服装时，棉布不足。黄克诚提议改革军衣制式，减掉军帽翻沿、军衣翻领和两只口袋，不发绑腿布，解决了困难。此外，还规定节约口粮标准，脱产人员开会一律自带粮票。一切军用器材、卫生用品和人员编制有严格限制。

为爱惜民力，1944年1月20日，苏北军区再次发出训令，规定：部队平时食粮、柴草在30里以内者一律自运。30里以外者尽量自运，但可呈请政治机关批准，凭“民夫证”请民夫运送，并按规定标准给予工粮报酬。

以上这些生产、节约和爱惜民力的措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才能做到。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大生产运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得到了全面复苏和进一步发展，为作战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五、建设民主政权。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采取“三三制”政策，即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这样做有利于广泛发扬民主，调动各个阶层的抗日积极性。

民主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做到官民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的根据地的人民法院把审判庭搬到村上就地办案。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民主政府的这些好作风，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人民更积极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成了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实行民主，主要在于选用好干部。当年有首《选乡长》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杨柳叶儿青，杨柳叶儿长，今年要选举个好乡长。能吃苦，能耐劳，又积极，又坚强，办事公平十六两。不分男和女，只要他热心肠。不选那些滑头鬼，不选那些白眼黑心狼。

国民党统治区所实行的则是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进步措施完全相反，是倒退的落后的和腐朽的一套。

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其掠夺财富的行为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利用统治权力，在商业投机、征粮征税、金融和物资交流以及通货膨胀中牟取暴利，大规模地搜括人民的血汗，集中了200亿美元的财富。他们空谈“民生主义”，却根本不实行减租减息等等改善民生的措施。上行下效，地方政府更以“国难当头”为借口，横征暴敛，贪污勒索，老百姓讽刺称之为“国民党万税”。他们口头上喊“民权主义”，实际上却对抗战中群众热火朝天的救亡运动怕得要死。1939年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设法破坏一切抗日的团体和组织。在他们认为“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地区”实行“联保连坐”，建立“通讯网”特务组织进行监视。有的保甲长利用征兵进行勒索，公开买卖壮丁。国民党军队害怕新兵逃跑，就用麻绳把他们成串地捆绑起来，像大闸蟹一样送往军营。这种军民对立、官兵对立的现象严重打击和摧残了人民群众的抗敌热情。我记得当年有个四川方言讽刺话剧《抓壮丁》生动地反映了这个情况。

六、繁荣抗战文化，活跃人民精神面貌。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校歌自豪地强调做“抗战教育的模范”。各敌后根据地在十分困难条件下兴教办学。救亡歌曲、抗战戏剧等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尤其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许多文化人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深入基层，创作了一批面向工农兵和为战争服务的作品，受到群众欢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的文化活动却受到种种限制。

为了压制民主，国民党当局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一些进步报刊常常出现被“开天窗”的情况。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三百年，郭沫若（当时是非党进步作家）写了一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文章揭露和批判明末统治阶级由于黑暗腐朽因而导致了灭亡，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由于胜利而骄傲，导致失败。史论公开发表后，国民党当局十分心虚害怕，组织文化界反动人士进行文化围剿。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却视郭文为瑰宝，认为防止骄傲自满十分重要，把它列为整风文件，并由各根据地改编为戏剧演出，以教育广大干部和军民，收到很好的效果。“不幸”的是国民党当局并不能从历史中接受教训，悔过自新，因而郭沫若的这篇史论恰恰成了国民党政权迅速垮台的谶语 。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倒行逆施，对战争是十分不利的消极因素，也为它后来的失败种下了恶果。有诗《甲申殷鉴》为证：

七十年前忆整风，识珠慧眼荐郭公。

明王腐朽灰飞灭，李闯骄矜昙现匆。

肆虐国贼终化土，亲民赤子自腾龙。

晨钟暮鼓遗音在①，青史昭昭似鏡明。

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敌后根据地的军民根据中共中央这一总的策略方针，正确地进行了反摩擦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人民军队和进步势力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十分害怕，不断制造摩擦，做了很多亲痛仇快的事情。1941年1月制造借口围剿皖南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揭露批判，重组军部并扩编新四军；同时要求军民照顾大局，适当保持克制，防止分裂。这样做，在国内外舆论中取得良好的反应，而顽固派陷于十分被动。

新四军军长叶挺被顽固派无理拘押达5年之久。他不为蒋介石的高官厚禄所动，写下了著名的《囚歌》，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

苏北地区也不断发生摩擦。1943年反“扫荡”，日军先向国民党韩德勤部进攻，韩部根据协议通过我根据地顺利转移，新四军并给予军需支援。然而韩部却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当日军转向进攻盐阜区时，趁机占领我淮北根据地部分地区。3月17日，新四军发起山头子战役，全歼韩部总部，生俘韩德勤。战后新四军礼送韩德勤出境，并归还部分枪械。这样做，既孤立了顽固派，又争取了中间势力。

当年，有一支反摩擦歌曲，对于争取顽军士兵很起作用。

歌词中有一段这样写：当兵原为保家乡，决不能自己互杀伤。是鬼子烧了你家乡，是鬼子杀了我爹娘。自相残杀鬼子笑，热血同胞痛心肠。我们要团结，我们要抗战。谁要分裂，谁要投降，谁就是自取灭亡！

以上7点，对于两党两军在抗战中的作为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第四，抗战文艺应当全方位地反映抗日战争。

诚然，抗战诗歌当然要以军事斗争为主要题材，有所侧重，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重要的方面。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两党两军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历史的正确认知，将使我们更有信心地面向未来，创造未来。

1943年11月25日，新四军陈毅代军长由苏北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在敌后一路考察游览，走了三个半月，留下了11首珍贵的诗篇。他的《过太行山书怀》，洋洋洒洒54韵。诗的前面以大视野描述了敌后各个根据地的建立。然后着重写根据地的斗争，他写道：

人心有向背，所到皆振臂。政治尊民主，联合定大计。

 经济重生产，首事减租息。文化归大众，工农兵统一。

  民间艺术源，提炼显神迹。请看解放区，人足家自给。

 盗匪告肃清，乞丐无处觅。稼穑与工商，生产事蓄积。

  在在无贫乏，耕三而余一。华夏五千年，治隆谁能匹。

 以此言抗战，到处破强敌。以此言建国，扫除苛政迹。

 可怜顽固派，摩擦空费力。可怜敌与伪，泥足危岌岌。

 人民革命军，狂潮如卷席。沛然谁能御？四海望宁一。

辛勤百年来，收功在近纪。

     这样的诗歌鼓舞了敌后军民的斗争信心。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写了一首排律《砺剑之歌》，内容主要为征程回眸，着重对苏北的斗争进行全方位的讴歌，以此献给我当年所在的老部队和老根据地的人民。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具有新中国的雏形，从苏北根据地的斗争可见其一斑。当年，新中国尚处于东方地平线之下，但已经是呼之欲出了。《砺剑之歌》是这样写的：

青锋血火生，抗日挺干城。   北斗明方向，繁星耀夜空。

 倭刀穷暴虐，劲旅历峥嵘。   东渡齐燕奋，南来淮海争②。

 刘庄喋热血，赤胆唤黎明③。  烽火联壕堑, 军民共死生④ 。

 双雄吞海宇, 八女殉江冲⑤。  挥汗新堤立，亲民匪患平⑥。

 减租纾困乏，增产慰征鸿。   民主公权建，雏形国祚兴。

 甘棠群众誉，砥柱泰山同。   防腐整风力，反骄瞻远功。

 修文扬笑脸，习武载歌声。   狼虎夹击恶，艰辛封锁重。

 不愁供应少，善取寇营中。   巧制枪和弹，勇诛貔与熊⑦。

 斩荆唯自力，终胜庆同盟。   七秩桑田换，云鸽疆宇腾。

   和平诚可贵，历史永箴铭。   怒对含沙蜮，风雷起鞘中。

当时有一些民主人士到延安和敌后边区参观，看到敌后军民亲密无间，民众全身心支持抗战，民主政府清正廉明，真正为人民办事，以及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到处呈现团结乐观向上的气象，与国统区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他们认为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希望就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爱国华侨巨子陈嘉庚回去后就大力组织捐款援助敌后。

当时美军观察团也曾经派出几批人先后到延安和敌后考察，历时几个月或半年以上。考察以后他们中很多人也认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延安和共产党身上。这些人中有的持有明确的反共立场。当时的美军中国战区总司令史迪威曾经有过援助延安的主张。

全面地考察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之后，明眼人就不难得出谁是谁非的结论，就能正确地评价两者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数、国民党军队的人数，基本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力量的3倍半，而且它拥有全国性的政权，有美国的大力支持，军队的武器装备优良。这个貌似强大的反动派，却在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之后，仅仅3年时间，就被人民所打倒。其很快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除了其反动的本质和战争的非正义之外，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中所积累起来的腐朽堕落、背离人民大众等种种消极因素极大地削弱了它所拥有的能量。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此之谓欤！

我们应当这样来分析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否，愿与大家共同探讨。

注：

    ①阿英写的话剧《李闯王》，最后一场有李自成隐匿为僧之后的大段忏悔独白。此剧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②抗战爆发，该部即东渡黄河深入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1940年南下支援华中新四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③在苏北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第四连在刘老庄阻击战中共毙伤敌约400人，全连 82名勇士壮烈殉国。

     ④在反扫荡中实行坚壁清野，村村挖交通沟相连，便于隐蔽转移。

     ⑤1941年反扫荡中，鲁艺分校八女投江殉国。1943年反扫荡中，师参谋长彭雄、旅长田守尧由海路赴延安，在黄海遭遇战中壮烈牺牲。

     ⑥修堤和剿匪，根除苏北百年海患和陈年匪患。

     ⑦三师抗战八年累计歼敌、伪、匪共约10万人。该部本身由2．5万人发展到了7万人。

                                三师分会   周东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