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李垠同志1919年2月出生于湖北宜城县，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6年10月23日李垠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李垠同志的父亲是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丈夫胡克同志是新四军五师的新闻工作者，全国解放后任山西阳泉日报社社长，因在解放战争中头部负伤，于1951年去世。李垠同志既是烈士子女，又是烈士遗孀。抗日战争中，李垠同志在新四军五师(鄂豫边区)工作中，曾生育过三个孩子，由于战争环境，自己无法携带，先后寄放在老乡家，三个孩子无一存活。1948年第四个孩子因患麻疹，无药医治，也夭折了。几十年来，李垠同志虽无儿无女，但她性格坚强，把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的事业。

以下是李垠同志写的简历，从朴实无华的文字中可见一个老共产党员不居功不自傲，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对党无比忠诚的高尚品德。

家庭和童年

我老家在湖北省宜城县襄河李家营，土地革命时是襄枣宜苏区。我记事时家里有四口人，祖母、父亲、妈妈和我。父亲是个自修中医，住在襄樊。大约是1929年或1930年夏天，父亲回到老家。不久，红军游击队来了，家乡开始了土地革命，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妈妈也参加了妇女会，我跟妈妈在妇女会搞儿童团和宣传工作。祖母住在姑母家。从此我跟着父母走进了革命大家庭。

1931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铲共团围剿苏区时，我们跟群众跑到李家营。当时我发高烧，父亲把妈妈和我藏在严四埝家（大家叫他严四奶奶）的厨房里，用柴草把我们盖住就走了。

第三天夜里，严四埝把我母女转到竹园里。鸡叫时，她来告诉我们，父亲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天不亮，严四奶奶又把我们带到贫农李德章家，把我们藏在他家门口大草堆里。过了几天，敌人转到王家集后，德章伯伯连夜把我们送进东山，找到了游击队。在游击队，同志们把我们作为烈士遗属给于关怀和照顾。从那时起，杀父之仇这笔血泪账，一直记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铲共团身上。我要找党，要为父亲报仇。

我母女跟游击队跑了一些时候，环境更加恶化了。同志们要我们找亲戚家去隐蔽。当时表哥刘茂怀也在游击队，他带我们到姑妈家去，在他家附近的山洞里住了些时日。以后叔叔又把我们接回家住了几天，最后把我们送到襄樊外祖母处。外祖母一直在李家当了十几年佣人，我跟外祖母住在李家。跟李家的女儿李琼芳一起读了二年小学，以后靠同学李翠梅帮助和学校的奖学金上了二年多初中。

解放后家乡找妈妈开了烈属会，政府给妈妈发了烈属证，在襄樊，妈妈是烈属代表。

从抗日救亡到入党

1938年夏，在武汉党领导的青救讲习班学习时，我参加了同学们组织的战地服务团，一起参加的有胡熙、苗蓬（胡克）、路德、范林等，负责人是章一梁。后来从八路军办事处派来李守宪、林滔、王方涛等，共19人。我们8月从武汉出发前往鄂东前线，由广西军八十四军一八九师一个科长带到黄梅，和一八九师政治部住在一起。不久，大家选林滔为团长，章一梁、李守宪是分团长。全名叫一八九师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属政治部编制。

在一八九师时，李守宪和我们接触较多，曾透露他是党员。我也把我父亲在土地革命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事告诉了他，还表示要找党，为父报仇。

10月底，武汉沦陷，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一八九师向鄂北跑，我们跟到襄樊。战地服务团被解散。李守宪找到地下党的张执一，把胡熙、苗蓬和我等六、七人带到南漳，成立襄郧师管区学兵第三队宣传队。李守宪是队长。春节后，张执一来南漳，调李守宪走，调杜伯英来当队长。1939年2月胡熙、苗蓬和我一起入党，由杜伯英领导。5月，学兵队调郧阳。宣传队同去，与司令部宣传队合并。7月，司令到各地视察，带宣传队沿途演剧。路经茨河时，我与苗蓬商量找张执一要求调动工作，当晚苗蓬就找张执一去了，过了几天，苗蓬来说已调我们到一七三师政治部政工队。我们来到一七三师，这里党的负责人是潘琪、苏韦。 “九一八”演出后，苏韦说要撤退，给了苗蓬一个小条，要我与苗蓬以回家结婚为理由，到黄龙垱找地下党。我们于10月离开一七三师到黄龙垱孙家大湾，找到孙家襄、孙家葵，在那里住了一二个月，孙家襄说现在还不能走，要我们先回家住些时，有消息就通知我们。我和苗蓬就回到我老家宜城李家营，住在叔叔家。期间苗蓬去黄龙垱一次，还没有消息。我们又到襄樊妈妈处住。春节后，苗蓬又去黄龙垱，回来说，可能有机会走，但也不一定。这时我已怀小孩，他怕我走不了，说他先去看看，以后来接我，这样苗蓬就先走了。

苗蓬走后

苗蓬走后，我一直住在家里，这时杜伯英来住过几天。1940年夏，日寇进犯鄂北，我随外祖母、姨母、妈妈逃出襄樊。在历咀、茨河一带山里呆了些时，妈妈得重伤寒，又跑败兵反，就想到外祖母娘家谷城盛家康找亲戚。路上我生了小孩。在从茨河到谷城的路上，姨母找到一个姓严的亲戚，我们到他那里，在厨房里住下，姓严的是这里小学的校长，叫我也在那里教书，还给过一斗米。我教书时间很短，因学校换了人，严校长一家都要走，我们也不能在那里住了。严校长说谷城黄家康有个难民收容所，叫我们到那里去。9月，我们到了黄家康，进了难民收容所。村里有个难童小学，有个姓陶的教员是襄樊的街坊，大家叫她陶二姐，她爱人姓张，也在这里教书，好像还是负责的，是本地人。还有个姓李的教员，他们帮我联系在难童小学教了两个多月书（他们只知道我是跟家里逃难去的，不知道其他情况）。

不久，我离开难童小学，在襄樊妈妈那里住了两天，就到黄龙垱，找到孙家葵和孙家襄，他们有个妹妹叫孙家英也在家里。我向他们谈了在家生小孩逃难到难童小学的情况。在那里住到春节后，因不能马上走，为了隐蔽，由一个交通员把我送到彭家湾附近一个小学教了几个月书。校长姓孙是党员，我住在一个姓吴的党员家里，在彭涛家里还住过几天，彭涛当时在边区是随南县委书记。学校还有个姓彭的党员，当时有个叫丁一的还有个姓曾的来过几次，在这里收集了一些枪弹，搞了些步枪运走。有一次运枪走时，我也要走，丁一他们说这次是急行军，要我以后再走。

1941年8月，党组织告诉我，有人来接，要我准备走。很快我离开学校。来人把我送到另一个地方住了不久。见到了来接的人和余复民，还有另外几个人。9月我和他们一起到了鄂豫边区随南地委。

到鄂豫边区后

我到随南后，地委书记余益庵要我在地委宣传队工作了两个多月，后经我几次要求，组织同意派我到区党委工作。不久，有人跟部队到小花岭，把我带到区党委。组织部的同志找我谈话时，我要求学习。于是把我分到洪山公学中学部学了一个多月，同时帮助搞学救工作。洪公校长是简文，管教学的有周达夫、石坚等。我常和付平、尚晓平、黄淑英等在一起。1942年4月调我到小学部工作。学校转到南山时，我和付平一起带小学部一个班分散在老乡家住了些时，学校集合到天汉后不久就又转到了大悟山。

学校到大悟山时，边区正在开县长、县委书记联席会，陈少敏同志要洪公搞个讽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事务主义的剧。周达夫、石坚、黄淑英和我参加了集体研究和编写。演出后，洪公就交行署转黄冈去了。我留在区党委。不久，我又从大悟山调到黄陂县委搞双减，由县委书记孟昭毅领导。又过了不久，陈少敏、吴祖贻、孙西歧、须浩风等（胡克也在）经黄陂到黄冈，又把我带走。我们在陂安南住了几天，到达黄冈。当时正好赶上开全县妇救大会，会上布置为部队搞衣服的纺织贷款工作。陈少敏等同志在会上都作了报告。会后，把我留在黄冈，和县委民运部（负责人漆先庭）、县妇救会一起，具体执行这一任务。这里县委书记是蔡承祖，组织部长是张仁，大事就找他们，有时参加他们召开的会。1943年夏，我跟黄冈的同志一起转移到陂安南。见到这里县委书记汪心一等同志，胡克也在这里工作，我去住了几天，在这里帮县委宣传部长屈捷办了一期干训班。之后有人到大悟山时，我随同一起回到区党委，经组织部须浩风同意转边区党校学习。当时党校支书是易家驹，同班学习的有石坚。没过几天，我被陈少敏同志要出，调到边区建设银行。总行长是庄果，在黄冈搞贷款时认识的。在大悟山呆到10月后，配了会计出纳一起到陂安南搞银行办事处。在这里为部队搞了些定购军粮。县委扩大会后，我因严重贫血，休息了几个月，银行工作由李肖接。1944年8、9月份，我病尚未好，因巡宣团小蔡调走，我坚持在巡宣团工作了一个多月。不久，我回到大悟山，到整风班第二队学习。二队的负责人是王维心和魏金昌。在小组会上我谈了在家生小孩到难童小学一段情况。当时大家觉得对国民党区的情况不了解，又无法调查，有的同志就提出，那一段党龄先不算，调查清了再说，我坚决不同意。当时组织部孙西歧到整风班，我还提过意见。整风班还未结束，我就跟孙西歧到中原局机关，帮助搞了些文件收发。因为生病，我在中原局机关住了一段。以后，我到胡克处养病，胡调走，我随县委黄绍九、曹志坚，指导员邓禹一起活动。春节时到地委，跟几个同志一起过铁路回宣化店。这时停战协定签定不久，过铁路还要拿有韩东山签署的护照。当时胡克在《七七报》工作，住宣化店街上。我在这里住到中原突围。

从中原突围到冀中

1946年4、5月，中原局组织部的张成台和李科长告诉我们部队要行动，要胡克跟我一起突围到其他解放区去，组织上负责转关系。还给每人发了几块银元。于是胡克、老龚和我一起离开宣化店。走到安应，听说有一列火车运伤病员北上，我们在赵家棚等了10多天，准备搭乘火车。但火车未上成，因我刚生了小孩，身体虚弱，老龚就到天门把胡克的母亲找来，由她带我们到了武汉，先住在一个姓徐的亲戚家里（这家是银行职员，解放后在武昌人民银行工作），后在武昌一个庙里租到两间楼房，老龚和我们住在一起。

胡克的父亲是国民党青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从重庆到南京，路过武汉，我们决定跟他到南京再转道苏北。老龚不去，就留在了武汉。8月，我们跟到南京，住下几天后，我们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找到新华书店的地址。第二天我们写了一封信，说明我们是从五师突围出来的。我们把信夹在一本书里，送到新华书店，递给一个售书的女同志。过了几天，我们接到一封以我表哥名义写来的信，我们借看书为名又到新华书店，在后院一个男同志和我们谈了话，问了一些五师同志的名字，胡克大都认识，那个同志就叫我们到梅园新村找刘真。第二天，我们去找到刘真，谈了我们的情况和希望早回解放区的意见。过了不久，刘真告诉我们，上海有船到烟台，要我们马上到上海马斯南路办事处去。在梅园新村我们领了路费。回家弄了些“青岛驻京办事处”盖印的空白纸，第二天从家里开小差到上海。先到马斯南路办事处，一个同志告诉我们，船是李实负责交涉的。当晚就把我们送到救济总署解放区分会李实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李实把我们送上船，国民党特务来，把我们赶下了船。李实要我们先在旅馆住下，以后再设法走。我们拿着“青岛驻京办事处”的证件，在旅馆住了些时，一天在南京路碰到一八九师的章一梁，要我们到他家去住，当时他在水产机关供职，家住江湾，我们看他还热情不像恶意，和李实商量后就住到章家去了。住了约半个多月，李实告知决定我们到天津去，说中央已联系好了，有人在天津接。他帮我们买好了船票，还弄了一个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证件，领了路费和一床被子。从章家走时，章一梁把我们送上船。

到天津后，我们按指定地点和联络信号，找到从冀中来接我们的老崔。第二天，老崔把我们带到冀中，回到了解放区。在老崔家住了一夜，他又把我们送到河间。在冀中，胡克先在独七旅工作，头部负伤后转冀中导报社。在冀中导报参加整党学习后，又参加了土改。1948年夏，调到山西阳泉工矿区《阳泉职工》报工作。

全国解放后，胡克同志任山西阳泉工人日报社社长，因解放战争中头部伤病复发于1951年去世。

我在农业机械化学院工作到1962年，之后借调到武汉参加新四军第五师战史编辑室编辑工作。1965年到国务院工交政治部办公室工作。后调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工作。直到离休。

                                                 五师分会  李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