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共威海卫市委驻地。左一为父亲，时任中共威海卫市委宣传部部长，中间是中共威海卫市委书记宋惠同志，右一是中共威海卫市委统战部部长徐想起同志。
继1938年1月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威海卫起义后，1940年2月，在东海区党委组织发动的第二次威海卫武装起义中，我党首次正式组建了威海卫人民的抗日武装。这支抗日武装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抗击日伪军、收复威海卫的斗争中，可歌可泣，英勇悲壮。当年我作为中共威海卫特区委员会的书记，直接参与了组建这支部队的工作。现就个人的记忆叙述如后，以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缅怀为国捐躯的威海优秀儿女。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遭到第二十九军的抗击，中国人民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3月7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国民党驻威海卫的党政军警等机构，在此之前就撤离了威海卫市区。刚被国民党任命为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代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原公安局长郑维屏，率其所部驻扎在文威边区的东、西武林一带的山村，以大队长安廷赓为首的海军教导总队第二大队，也撤退到文威边区的文登架山村一带。而已离开军界的原总队长张楚才则赖在城里，投降日寇当了无耻的汉奸。
我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路指挥部成立后，指挥员丁光和政治特派员孙德运等人，率部进驻正棋山的东麓——威海卫第八区（桥头区）的方吉、于家夼、马夼邓村，与毗邻的国民党部队建立了联合的抗日阵线。在我党我军的推动下，这些部队分别部署在羊亭、冶口、温泉汤等村一条弧形的防线上，抗击着来自威海卫市区内的日伪军不断的进犯。相比而言，这时国共合作的抗战形势还是好的，民心安定，士气高涨，在多次战斗中也颇有战果。
为了集中力量抗击日伪军，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路于6月奉命西上蓬莱、黄县、掖县一带，同时在胶东设立了三军三路留守处。 9月18日，三军三路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12月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行前，虽然散发了“为西上告文荣威同胞书”，但总是稳定不了三县人民群众的情绪，特别是三军三路驻地一带的群众，更是显得震惊和惶恐。在这个期间，安廷赓部由于忍受不了郑维屏部的排挤和欺压，撤退到牟平县的冯家、午极一带，与牟平县的地方势力派、顽军苗占魁、张建勋等部靠拢在一起，支撑着牟平县境内所谓的“抗战”局面。
由于三军三路和安廷赓部的相继西撤，空出了一块相当大的地盘。郑维屏便趁机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他把原威海卫公安局所属的三个分局扩编成三个团，号称保安第一旅。原第三分局的局长石兆麟（外号石猴子）担任第三团团长，团部就设在荣威边区荣成县境内的杜家、孔家等村，其他部队则分散部署在威海卫境内的洛后、观里、盘川夼等村。
原驻驻扎在文登、荣成两县沿海一带的盐务警察王兴仁和胡寿恒部，此时也有了一些发展，扩编成保安第二旅（实为空架子）。王为旅长，胡为副旅长兼荣成县长，其所属的梁俊逸中队驻扎在孟家庄、桥头村一带，张文彬中队驻扎在三军三路驻地的墩前等村。
这些国民党顽固派的部队，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态度。日本鬼子来了，他们打几枪后就撤退。日伪军撤回据点后，他们又大摇大摆地回到原驻防地，形成了与日寇相对而望的半休战状态。但对待老百姓，他们却打着“抗战”的招牌，作威作福，鱼肉人民，游击队变成了“油饼”队，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8月1日，郑维屏部袭击了八路军五支队抗日联合办事处，制造了“葛家惨案”。更为严重的是，自“葛家惨案”后，各顽固派部队加紧了对我党我军的挑衅行动，不断制造各种摩擦事件，迫使我党转入了相当困难的地下工作状态。刚激发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情逐渐冷却，建立不久的民众抗日自卫队的活动也停顿了下来。文荣威边区的人民陷入国民党顽固派的全面统治之下，迷惘和失望的情绪笼罩在广大抗日救亡民众的心头，人民多么需要有一支自己的抗日武装啊。
1938年10月，中共威海卫特区委员会重建。在中共文登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发展和加强党的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恢复与健全青年、妇女和教职员工等各个救国会以及自卫队的组织活动，到1939年1月中共威海卫特区委员会成立时，上述各群众救亡团体的建立与活动，在东南乡一个较大的区域里，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坚实的基础。6月，东海特委在栖霞县的郝格庄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此后我们的军事斗争的工作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阶段。
根据东海特委军事工作会议的精神，我们在建立威海卫人民抗日武装、开展军事斗争方面，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在思想上主要做了两件大的工作。第一件事是组织干部（包括特区委成员）学习胶东区党委（当时称第三区党委）发来的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两本书，并广泛分赠各村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的朋友，供他们阅读。同时大量分赠胶东《大众报》上由林一山同志撰写的《抗日必胜论》的连载文章，后来翻印成单行本。这些学习材料澄清了广大干部群众一些混乱的思想，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件事是向党员和各个救国会会员不断地进行民族教育、阶级教育和抗战形势的教育，告诉他们党要抓枪杆子，只有拉起我们自己的武装队伍，抗战才有希望，胜利才有保证。同时，发动大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一旦时机成熟，随时拉起队伍，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沦丧的国土。
二、在武器装备方面，主要是发动党员和各救国会会员，广泛搜集枪支弹药。先是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旧式武器，如大刀、红缨枪和土枪土炮，进而是通过关系，向伪军主要是顽军收买子弹和枪支，但数量很少，多为残缺需要修理的。旧式武器大多分散在农村，掌握在我党领导和控制的自卫团员手中，以公开合法的形式持有。步枪和机枪子弹，则送交东海特委军事部集中保管，累计先后共送去五六百发子弹。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不能上送了，我们就留下来准备拉队伍时自己使用。
三、在组织工作方面，主要是争取掌握自卫团和发动新兵员这两项工作。组织自卫团的工作，早在三军三路驻防文威荣边区时就开始了。当时三军三路指挥部的政工人员邹本兰（桥头区河西庄人）等人，就在附近一些村庄里组织成立“民众抗日自卫队”，曾引起郑维屏的恐慌和不安，想方设法加以阻挠与破坏。三军西上后，郑部马上以行政当局的合法地位，通令各区各村限期普遍成立“民众自卫团”。他们把“抗日”二字勾掉，把“队”改成“团”，以示与我党的区别。我们则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机会，将原有的抗日自卫队合法化，自卫团长等骨干人员，基本上没有变动，仍然掌握在我党手中。这样的村庄在桥头河以西就有墩前村，团长是梁镇圃，化名刘青山，是共产党员，后任东海军分区后勤部兵工厂厂长，因拆卸旧炮弹爆炸不幸牺牲；西山村的团长是刘德淇，化名王玉，是共产党员；方吉、河北的团长是邓基，是共产党员；大院的团长刘忠谋，化名林国卿，是共产党员；碑口、报信的团长刘忠是共产党员；邓家店的团长邓国卿，是共产党员；柴里、黑石、于家夼、江家口的团长夏俊卿，是共产党员；产里的团长是殷树柏，化名李志明，是共产党员；逍遥的团长是王和泰，是共产党员。桥头河以东的雅格庄团长是韩玉瑚，化名刘玉林，是共产党员；洛后的团长是吕福本，是共产党员；盘川夼、河西村、屯钟家的团长先是我，化名章若明，后是钟毓嵩，化名陈秀峰，都是共产党员，形成了我党实际控制共计二、三十个村庄这样一个好的局面。在桥头区，除了桥头、孟家庄等少数几个村的自卫团为顽固派掌握外，基本形成了连片的我党控制区。这些村庄的自卫团员，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拿汉奸，递送情报，工作非常活跃，为后来建立威海卫人民抗日武装和坚持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这样好的一个形势下，我们开始着手举行发动新战士入伍的工作。各村的党支部对此工作抓得非常认真，原则是“成熟一批、送走一批”，由文登中心县委号称“铁交通员”的刘锡荣同志带领西上，输送到我八路军五支队，先后被送走的兵员达二、三百人。后来形势发生了恶化，交通线受阻，我们就把发动起来的青年就地组织起来，待机建立自己的武装。如墩前村，还将这些青年组织成游击小组，练习打麻雀战。日伪军出动抢掠时，他们就打冷枪骚扰敌人，保护群众安全转移，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可以看出，准备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组建一支威海卫人民抗日武装的条件基本成熟，只待有利的时机了。
1939年12月中旬，东海特委在所属北海区的栖霞县唐家沟村（东海特委驻地）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各县县委书记、有关部长等100多人。威海卫特区委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我（特区委书记）、张言（梁学张，宣传委员）和慕恩慈（即王少木、妇女委员）3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王志恒（于可恭）同志传达贯彻胶东区党委会议提出的新任务：紧急动员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对西线我军的压力，粉碎敌人的“扫荡”。从会议的名称、内容、参加人员、时间和会后的行动，据我所知是东海特委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带有战略阶段转变的性质，是对东海人民开展新的武装斗争的直接动员令。
为了配合东海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护送特委机关返回东海地区就近指导工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同我们一起东进。当部队到达昆嵛山东麓的靠山庄一带，不料遭到郑维屏等顽固派军队的阻挠。为了照顾大局，本着忍让为国、团结抗战的精神，我军主动折返西撤，我们十几个随军东进的地方干部，只得由地下交通站护送，连夜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分头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194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三，我正在屯钟家村家里过春节，特区委政治交通员郭连同志匆匆赶来通知我，说地委（这是东海特委已改为地委）来了两个领导，有急事要马上见到我。我急忙赶到威海特区委机关驻地的墩前村张言家，原来是地委新任组织部长滕景禄同志和民运部长于洲同志两位领导。只见他们风尘仆仆，完全是一副农民打扮。未及寒暄问候，即开始了传达。他们说：青岛日军已经在海阳一带集结，即将由东向西，对东海区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年关大“扫荡”）。地委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国民党顽固派的部队必将望风溃散，不战而逃。所以我们应该立即行动起来，紧急动员全体党员和一切抗日群众，开展一个广泛的拣枪运动，把顽军所丢弃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把流窜为匪，危害人民的散兵游勇的武器收缴下来，拉起自己的抗日武装队伍，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独立开展东海地区的游击战争。最后两位领导一再嘱咐我，时机千载难逢，千万切莫错过。传达完上级的指示，两位领导等不及参加我们特区委的讨论，他们又冒着风雪，急匆匆地奔赴荣成县委去了。
我们特区委经过一整夜的研究和分工，第二天一早大家分头到各村传达贯彻，我负责桥头河以东的几个村子。上午10点左右，当我刚走出桥头村不远，只见日寇的飞机就在头顶上盘旋侦察，我真是大为惊叹，地委的情报是何等准确，措施又是多么及时有力。当即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组建一支人民的抗日武装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不出所料，东海区的国民党顽固派部队，特别是文威荣三县的郑维屏、丛镜月、王兴仁、胡寿恒等部，在日伪军扫荡还未到来时，就惊恐万状，望风而逃了。这些顽固派部队有的弃枪逃跑，有的到老百姓家里把枪支隐蔽换上便衣逃跑，有的化为散兵游勇危害百姓。甚至整排整连插枪统一遣散。一时之间，母猪河以东大片地区形成了一个国民党部队瓦解，政权解体，万民无首的真空地带。守土抗战，人人有责，我们共产党人怎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时机终于到来了。党的指示，人民的期望，历史的进程，我们怎能违背，怎能不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勇敢地行动起来。一句话，他们弃枪逃跑，我们守土抗战。
在特区委的领导下，广大党员和群众迅速行动起来，很快形成了一个拣枪、起枪的高潮。有的村虽一时尚未接到特委的通知，但在邻村的影响下，也纷纷行动起来。形势发展之快，令人振奋。有的在山沟里或草垛中拣到枪支，有的为顽军士兵调换便衣时取得枪支；有的用武力收缴流窜为匪的散兵游勇的武器，较大规模的则是起取顽军集体插下的枪支。截止2月底，综合各村统计，我们掌握了兵员200多人，其中包括郑部、王部溃散的一些本地籍的士兵；起取各种枪支一百七八十支，党员欢欣鼓舞，人民群情激奋。
在广泛搜集枪支，组织兵员的过程中，我们还镇压了一些敌特、汉奸和罪行昭著的铁血锄奸团、“抗八”小组的少数死硬分子，打击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保障了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0年3月3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继文登、荣成两县之后，我们威海卫特区委也拉起了队伍，一支由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威海卫人民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九军东海总队第三区队（文登县为第一区队，荣成县为第二区队），在荣成县的双顶子洼村正式成立了。
这支刚刚诞生的抗日队伍，指战员近200人，各种步枪100多支，加上土枪和大刀，基本上每人可手执一件武器。区队长由我们争取过来的王兴仁部中队长张文彬担任，特区委军事委员王冰（梁万春）同志担任副区队长，我担任政治教导员，张言同志为政治处主任，特区委的其他委员暂时都作为政治处的工作人员。区队下辖3个中队，一、二中队均以钢枪武装，三中队则以土枪、大刀装备，作为训练新兵、储备兵员的预备队。一中队长张孟（梁镇孟，墩前村人），二中队长王合泰，三中队长（或指导员）邹振华（逍遥村人），都是这次组建武装的骨干。中队以下按排班编制，排班长由挑选的优秀同志担任，例如西山后村的孙学同志（刘德学，后来在作战中牺牲），报信村的刘忠同志和墩前村的邓庆同志（梁镇庆）等，都是带兵的好班长。
然而，那些热心于制造麻烦的国民党顽固派，却对我们这支新兴的人民抗日武装，恨得要命，怕得要死，千方百计窥伺方向，寻找时机，企图扼杀我们于摇篮之中，我们是在与顽固派、日伪军的不断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就在组建抗日武装的当天晚上，刚诞生的第三区队就遭到顽军王兴仁残部的袭击，我军被迫自卫还击，大部分安全转移到山后坡的榛子崖村，除少数未经战火锻炼的新战士在突围中失散返回家乡外，只损失哨兵人枪各一。按照特区委在榛子崖村召开的临时会议决定，第三区队由榛子崖村向东进发，转移到伟德山前，向荣成县的第二区队靠拢，配合行动，协同作战，开展工作。
3月中旬，荣威两个中队在龙峰村、院东一带活动时，遭到东窜的秦毓堂残部袭击，双方激战，互有伤亡，我三区队二中队长王合泰同志不幸牺牲。此时，时值东海军区司令部东进至此，三方协同反击，把秦匪残部击退。我们会师以后，形势才逐渐稳定下来。但区队长张文彬终因经受不了频繁的战斗和艰苦生活的考验，离队返回了河南老家，区队长由王冰同志继任。
3月25日，农历二月十七日，特区委在西山后村第二次集合新兵员，包括在双顶子洼村突围失散回家的战士。当夜幕降临时，又遭到郑维屏残部张培绪、张培文等的突然袭击，他们佯称是我军海阳区队，前来与我部会合的。因我们当时缺乏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麻痹受骗，特区委组织委员岳东、民运委员王斋被劫持，缴去我长短枪10多支，区队里原在郑部干过的个别士兵乘机倒戈叛变，只有我、王玉和梁回云三人带出一支天门开单打一长枪，突围脱险到叭蜡庙村，与周子峰同志一起直奔埠岚村，到东海军区司令部，向司令员王志恒同志报告了这一事件。王司令员当即命令司令部直属二营二连与我们一起，火速返回西山后村歼灭敌人，营救被围同志。怎奈我们往返20多公里返回该村时，郑部残匪早已逃之夭夭。这是我三区队建立以来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岳东、王斋二位同志被劫持以后，我们曾通过各种途径，多方设法营救，均未奏效。不久即传来噩耗，他们已惨遭郑部活埋壮烈牺牲，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4月初，曾在威海卫城里担任国术馆馆长的原郑部一团三营即大刀营营长商立旦，率一股匪军窜文威边区，夜袭了埠岚村，杀害了该村党支部负责人，刺伤了时为文登县农救会会长刘锡荣的耳朵，之后又袭击了驻在杏树夼村的我特区委社会部的保卫队。我军在反击突围时，此时已调回保卫队担任队长的张孟同志负伤。在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第三区队经受住了锻炼，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屡遭袭击，屡受挫折，力量有所削弱，但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擦拳磨掌，决心为烈士们报仇。
国民党顽固派郑维屏部在日伪军的“扫荡”以后，惊魂稍定，则又到处收集其残部人枪，企图东山再起，并开始在昆嵛山建立根据地。胡寿恒部的梁俊逸中队投向威海卫日伪军后，被收编为伪警备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孔宪源）第三中队，驻扎在孟家庄、桥头两个大村镇，构筑碉堡岗楼，监视我军和地下抗日工作人员的活动，文威荣边区的形势骤然恶化。同时，我们部队在给养、被服、经费和弹药等方面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5月初，威海卫三区队被调到东海军分区司令部，改编为警卫连，由张孟同志担任连长。
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很快，甚至是瞬息万变。随着文荣两县我军的节节胜利，开辟了大片地区，相继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文荣边区的形势也有所好转。8月17日，东海军分区司令部决定将以警卫连为基础，恢复威海卫抗日大队建制，由王明同志任副大队长，王冰同志为副教导员，率领200多名指战员返回文威荣边区，英勇抗击着日伪军，保卫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威海卫行政办事处，掩护边区群众开展反抢粮、反蚕食斗争，坚持和发展人民游击战争。这支部队在战火中逐渐发展壮大，后来扩编为威海卫独立营，在营长江海（曾任海南军区司令员）、政委宋奇光（曾任海军广州第二水面舰艇学院政委）的指挥下，继续积极打击日伪军，屡建战功。1944年秋季，在文西、文东、荣成三个兄弟独立营的配合下，取得了军事、政治攻势的胜利。1945年8月，又配合东海军分区独立团，胜利地收复了威海卫。
由我党领导的，我直接参与创建的这支抗日武装，在与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驱逐日寇、收复威海卫的使命不久，即奉令渡海北上，奔赴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先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某部，后为第四十一军某部，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全国解放后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如今依然在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守卫在祖国的南疆。
章若明
2015年夏天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