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四军对日作战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日作战的战略指导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日斗争的总方略，在战略方针、作战形式、发展方向、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正确指导下，新四军在极困难条件下取得了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
【关键词】新四军 对日作战 华中 战略指导
新四军即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新四军对日作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篇章。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指导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总体决策部署下，由新四军领导机关组织筹划加以实施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对日作战战略指导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就预见到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长期性，在1935年12月25日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号召全党要准备着长时间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在会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强调：“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进行持久战”。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在1937年8月1日发给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电报中提出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
1937年8月22日，毛泽东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红军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为基本任务；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根据洛川会议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完成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经过国共两党多轮艰难谈判及斗争，在南方八省坚持了三年艰苦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与当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就停战和合作抗日达成有关协议，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此后直至1938年春活跃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结完成改编，担负起发动群众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与开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随着新四军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游击作战的主战场。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新四军共计对日伪军作战24617次，毙伤日伪军293706人，俘虏124203人，缴获各种炮690门，轻重机枪4821挺，长短枪235950支，取得了对日游击战争的重大胜利。
抗战期间，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以军事斗争为主，采取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合法的与非法的多种军事斗争形式，结合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种斗争形式，加上灵活的斗争策略，实行全面的对敌斗争，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打破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新四军在组建前，就有着南方三年山地游击战的丰富经验，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新四军受命进入华中地区对敌作战，面对日伪军这个新的作战对象以及华中的平原水网地区新的作战地形，以往的山地游击战的方式方法显然不再适用，必须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战略战术。
1938年4月29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发给毛泽东的关于新四军的作战原则的一份电报中提出：“以小部的动作，开展最广泛的游击战，主要是破坏交通，截击运输；在最优良的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劣势敌人后，即迅速分散；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避免硬打强攻和相等的敌人决战；创造很多基点，构成游击网，进行突击的动作；取得更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参加配合行动；求得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战斗，避免持久决战；时时处在主动地位和在敌人侧翼活动，避免正面冲突。”即对日斗争应作战与破坏并重、集中与分散结合、军民一体、速决歼敌、以奇制胜。正如陈毅同志在中共七大书面发言中总结到：“我们把灵活的武装游击战争与地下工作的各种经验综合起来，创造了游击进攻与分散待机的宝贵的革命经验，使斗争范围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公开的、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诸方面。”“假使说新四军与敌汪的斗争仅限于军事斗争，那是大大的错误，虽然军事斗争在其间是主要的。我们以政治上的民主设施以对抗敌伪之黑暗虐杀；以解放区生产建设，安居乐业来对抗敌人的经济掠夺；以解放区之大众抗日文化运动来对抗敌汪的复古文化和麻醉文学；以我党领导的全体军民的坚持抗战来粉碎敌人的‘扫荡’；以敌后抗战的艰苦成就来遏阻敌汪所掀起的投降潮流。”可见，新四军对敌斗争无论在方式手段还是策略运用上均呈现出了高度的主动性、多样性与灵活性。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三种地形互有优劣，各有特点。其中，山地最适合进行游击战争，适合抗日武装利用合适地形进行伏击作战，便于部队分散转移，而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利于机械化部队机动并不适合进行游击作战；河网地区进行游击战的可能鉴于山地和平原之间。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在山地领导游击作战的经验，而缺乏在平原水网地区进行游击作战建立根据地的实践经验。
华中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该地区除部分山地、丘陵地外，大部分为平原水网地区。由于华中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日伪军、国民党军以及新四军三方争夺的重点。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斗争也呈现出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等特点。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中指出，新四军主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同月，毛泽东还从理论上论述了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说：“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长江局、东南分局以及项英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了新四军的行动方针，就是要利用有利时机，主动积极的深入敌后，以灵活坚决的行动，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建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根据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组建后，立即开赴敌后，迅速向东、向北发展，在以平原水网为主要特征的大江南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中敌后战场。新四军先后创建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和浙东八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的人口达3000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50%；有组织的民众900万，占根据地人口的30%。新四军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攻陷武汉和广州两座重要城市，侵华日军补给线过长、兵员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节节抵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日军已经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逐步将进攻的重点由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转向对敌后抗日武装的扫荡，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的基本经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强调了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军事上，毛泽东论述了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新四军应积极进行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粉碎日伪进攻，避免敌人回师巩固占领区。会议还指出，华中是目前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会议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情况和经验，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为传达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解决新四军组建后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合法身份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与新四军领导人商讨会议精神的贯彻及新四军的发展方针。3月6日在新四军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提出新四军发展方向三原则：“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经周恩来与中共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领导人的反复讨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新四军最终确立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由于当时新四军驻地以南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防区，驻有重兵10多万人，而且日军尚未向浙赣线进攻，那里仍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因此新四军就不可能向南发展，只能向南防御，因此策略性提出“向南巩固”的方针，就是进一步巩固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和苏南的茅山根据地，而不向军部驻地以南的国统区发展；此时的东部地区已是日军的占领区，日伪军占领了大、中城市及交通沿线，新四军应该向位于东线的京（南京）、沪之间的广大敌后地区去作战，从日军手中夺回失地，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造成广泛的国际、国内影响，因此提出了“向东作战”的方针；“向北发展”，就是要新四军多抽部队过江，加强江北部队的领导，把江北特别是皖东和苏北发展成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
1941年始，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游击战争，进入到受日、伪、顽夹击的严重困难时期。侵华日军将战略指导的重点转到整顿和巩固占领区，确保占领区治安，大力扩充和强化伪军。日军在华中各根据地连续发起大规模“扫荡”作战，在苏南、苏中等地进行“清乡”。此外，国民党仍然奉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国民党顽固派时刻不忘消灭新四军，急欲执行驱赶新四军到黄河以北的计划。针对新四军敌后斗争的新情况，194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指示，强调：“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华中我党我军今后斗争的特点。”“必须以长期的游击战争来坚持华中阵地，决不能退让，也决不能向华北、华南转移”。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提出华中应全面考虑发展三个基本战略区的战略思想，即豫鄂陕区、江南和苏鲁战区。其中，苏鲁战区应作为华中的基本根据地和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1941年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严重困难条件下，艰苦作战，努力坚持华中抗战阵地。
1941年底，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仍然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号召全党全军“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为总结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经验，部署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和加强根据地建设的任务，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在苏北阜宁县单家港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提出 “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华中敌后抗战总方针。这一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和聚集力量准备反攻三大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敌后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样才能在极困难条件下，胜利地、长期地坚持敌后抗战。1942年至1943年，各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通过大力加强思想教育活动，建立健全组织机构，优化指挥机构，加强群众工作和官兵军事素质能力训练，积极展开对敌伪顽的反“扫荡”、反封锁、反“清乡”斗争，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新四军坚持敌后斗争的可靠依托以及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的基地。
作者： 张德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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