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中旬，党中央军委3局分配我到八路军总部去工作。我从延安出发，途经山西临汾时，彭雪枫同志把我留下来了。彭雪枫同志是八路军总部作战处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办事处有一部工作电台，50瓦，使用充电机，另外还有两部15瓦、两部5瓦的电台，电台队长原是办事处秘书兼任的罗若遐同志，我被留下就任电台队长。1938年2月，彭雪枫同志带了几十个人和电台，由临汾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当时这里对外的番号就叫“新四军4支队8团队留守处”。我们带来的一部15瓦的电台，使用手摇马达，还有两三部5瓦的电台。4个报务员，有胡灿传、赖仰高，还有一个姓赵的同志和我，不久，又从延安来了赵希忠，他是延安通信学校毕业的，还不能正式当班。这时，电台联络的对象有：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115师和长江局等，都是上级台。到竹沟不久，有位首长（记不清是谁）到山东去，要一名报务员，就派姓赵的同志去了。4月间，长江局给新四军4支队8团派了电台，调赖仰高到8团工作，之后，又派胡灿传带电台到西华县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去工作。这时，电台还有3个人：我和赵希忠，再一个是从洛阳来的，叫季青。

1938年9月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是彭雪枫。10月1日，支队从竹沟出发，踏上了东进敌后的征途。在竹沟成立游击支队的后方留守处。为保证中央和我们东进部队的联系，长江局发给留守处一部电台。考虑到部队在敌后活动，通信联络十分重要，就把赵希忠和季青两人留在留守处，我随部队东进。

东进路上，就我一个人带着电台，那时没有电话，对外联系就靠电台。昼夜都要工作，行军一停下来，汗流浃背，没有心思埋怨“秋老虎”，只是抓紧时间，赶快架线开机联络，就怕与延安失去联系，联系上了，心里好高兴噢！

10月上旬，到了西华县的杜岗，长江局介绍来了报务主任李建华同志，她是中央苏区第一期学员，同时从延安通校来了报务员廖金贵、廖凯林，机务员罗之伟，这样，我们电台才算真正充实起来。年底，胡灿传同志带电台随独立营回睢杞太地区执行保障任务。

1939年初，部队到了永城的书案店。天气严寒，我被冻肿了的手足，像被蝎子刺地一般疼，但“嘀嘀打打”的电键声又像欢愉的乐声，令人兴奋。春荒来到，苦中有乐，正如张震参谋长风趣地说：“我们吃的是香肠（红薯）与牛肉干（高粱馍），大都市里恐怕不容易吃到这个吧。”首长们和战士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精神上是痛快的。从延安通校又来了王雨翔和孙藻勋两个报务员。为了解决报务人员不够的困难，我们还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养了4个报务员，但他们只会收发报，没有电工知识，后又送到中原地区学习，到10月才回来。11月6日，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新兴集6支队驻地，进行巡视。华中无线电通信大队长陈士吾及朱连队长、萧易侠、张起信、刘建华等电台报务人员随刘少奇同志来到6支队，陈大队长传达了军委3局的电报，任命我为新四军6支队电台中队长，支队又任命我兼政委。

支队开始东进时只有300余人，到11月2日，改为新四军第6支队时，部队已发展到12000余人（连同地方武装），已有3个主力团，3个总队。由于缺少电台和报务人员，各团都没有配备固定电台，部队有任务时，临时派流动电台去保障通信联络，完成任务再回到支队司令部。12月底，廖金贵同志带电台随1团去皖东北第4总队工作。到团队的操纵红色电波的战友们，比司令部电台同志更辛苦，也更有乐趣：室内是一个伏案电键“滴滴打打”的低音伴奏，村外和数里外战士们则是最高音的枪炮、手榴弹的轰鸣声，都像合奏一首歌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40年春，由江北指挥部介绍来了报务员杜新安、余清泉。由大别山地区介绍来了何永忠和翁杰夫，延安通校分配来史珍和李天民。这时电台的人员也多了，就成立了1台和2台，1台队长赵希忠，主要任务是对党中央、军委总部、新四军军部、冀鲁豫、江北指挥部电台的联络，还要抄收延安及各地区的战报。2台队长胡灿传，主要任务是对下面的团队，后来又担任与各旅之间的联络，晚上负责抄新闻。

6月20日，黄克诚同志率八路军344旅及新2旅共5个团12000人与我部胜利会师后，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4纵队无线电台通信中队的中队长是赵宾玉、副中队长黄子坤，我担任中队政治委员。

随后，以黄克诚为首的八路军5纵队成立，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我仍任4纵队电台中队长兼政委。第4旅电台队长是刘坤，5旅是余清泉，6旅是何永忠。赵宾玉、黄子坤到了5纵队。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命令将4纵队改变为新四军第4师，原第4、5、6旅改番号为第10、11、12旅。同时成立萧县独立旅，连同特务团，共8个团，我担任了司令部参谋处3科科长兼电台中队长。3个旅的电台区队长由原电台队长充任。

5月，部队过津浦路东以后，进行了整编，9旅辖3个团，电台区队长黄衡。11旅，辖两个团，电台区队长余清泉。后余清泉调军部，由胡灿传接任。12旅改为保安司令部，电台区队长是何永忠，后何调师部任副中队长。第3军分区（邳睢铜灵）电台队长赵希忠。骑兵团电台队长刘桂生。25团电台队长吕白。

这时，各团和地方总队，多数没有固定电台，师部和各旅都有流动台，有任务就临时派出，完成任务后再回来。设立了单独的新闻台，随师政治部宣传部门活动。

有线通信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师部有通信连，连长高震远，副连长陈国才，旅有通信排。

在这几年里，除上级先后派来10余位同志外，共培训了4批报务员：第一批1939年初，在书案店，只有4人，刘桂生、杨东生、马永新、李如朴。学了3个月之后，又送到豫鄂挺进纵队学习机务。第二批是1940年5月底开始，有20个人，大部分是经抗大分校选送来的学员，也有少数是机关选调的。第三批是1941年底在洪泽湖畔的半城，这一批学员的水平最整齐，开学时34人，毕业33人，只有一人因为随爱人调动而中途退学。学习时间约半年。第四批是1945年夏天，40多人，驻在淮河边上的上店子附近。另外，从江淮大学分配来了3名学生，他们是黄淳、陈益、张汶。

4师无线电通信工作在长期的战斗中，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各指挥机关和首长，在战斗中都特别注意电台的安全，电台的人员伤亡很少，敌后抗日战争中，有两位报务员同志牺牲，5次电台损失。1939年3月26日，日军由开封调集2千余人，乘汽车30余辆，坦克6辆，向我驻瓦岗集的独立营猛烈进攻，我军与敌人激战，毁敌汽车3辆，俘日军1名，胡灿传同志带电台在这里执行通信保障任务，电台受到敌人坦克冲击，突围时胡灿传同志只身脱险，机器损失。1940年12月12日发生“耿、吴、刘叛变”事件，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电台区队长王雨翔只身脱险，机器丢失。1941年春，在津浦路西反顽斗争中，32团与敌骑兵战斗中，电台损失，报务员被俘，很快又逃脱归队。1941年4月19日，陈锐霆同志率部起义，到路东时，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没有将电台人员及时换掉，该部内少数反动分子利用电台和原部沟通联系，杀害我同志，带部队叛逃路西。我军派去的报务员李天明同志牺牲，电台丢失。1942年冬，33天反“扫荡”时，26团在朱家岗和日军血战中，电台区队长李圣书同志牺牲，机器损失。

彭雪枫师长对电台工作最关心，行动时总是把电台安排在司令部一起，驻军时，就抽特务团的同志保护电台，他经常到电台上去看望同志们，给同志们以鼓励，每次缴获的战利品，都忘不了电台，总是亲自叫人送到电台上来。

4师的报务工作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埋头苦干，一丝不苟，值班人员每天都要填写报务日记，内容主要是当时收发报的情况，交接班时也把情况交代清楚。所以在完成收报工作中，没有发生责任事故，报务员在机上工作态度也比较好，曾受到军部曹丹辉总队长的表扬。我们除完成军事、党务的收发电报外，在拂晓报社和新华社淮北分社未建立新闻电台以前，还帮助收发新闻电报。我们还曾出过一个刊物，刊名《天空战线》，是彭雪枫师长题写的刊名。

1942年夏天，在淮河边上的上店子，曾召开过一次全师电台区队长会议，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同志到会讲话，他除鼓励外，并号召我们政治上努力学习整风文件，业务上精益求精。会后把各位区队长留下来又学习了几天机务，主要是对机器的简单维修和一般故障的排除。

我在4师做通信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前夕，通信科长由朱连同志接任，黄衡同志任副中队长。

我们电台工作成绩虽然是大家共同努力取得的，但首先靠党和首长的领导。而令人难忘的有两个事例：一是1941年夏，我们驻在路东洪泽湖畔。湖边的蚊子又大又多又厉害，我们工作时，受到大群蚊子的围攻，仍聚精会神地用右手操作电键或抄收来电，而左手也不敢去还击，可以说是无声的“流血战斗”。彭师长知道后，首先叫供给部被服厂做一顶大蚊帐送给我们，我们收到时不知心里多么感谢首长的关怀和爱护啊！怎么办？每个同志都是默默地尽心尽力地埋头苦干，以实际优质工作来表示对党对首长的答谢。二是1942年10月14日，彭师长在淮北参议会上作军事工作报告时说：“电台人员都是技术人材，大都是熊梦飞科长一手教出来的。他们终日终夜带上机子，听几千里几百里以外的无线电码，用耳听，用手抄，用眼看，浑身神经都紧张着，一抄就是几百几千字，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不下台，那些同志很辛苦，可是他们的工作学习都很好。”而我觉得自从1933年就参加红军和共产党，是随红军长征的老战士，理应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更应该在“天空战线”上带个好头，常以此来和战友们自勉和共勉。

                       4师分会 熊梦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