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物质当然先于精神,物质第一,精神第二。
不过,有时精神也可能是第一,这有现实例子。
如今四海闻名的“沙家浜”,当然是个“物质”,可她最初只是一台戏,即原名《芦荡火种》的名剧《沙家浜》。剧作当然是精神产品,“沙家浜”这一“物质”,就是由《沙家浜》这一“精神”变成的,这有事更有史为证。
现在正说的“沙家浜精神”,是由“沙家浜”这个“物质”升华出的,这确是一个既新潮又响亮的时代用语。但是她的“出生”年月,并不算多久远,要论“资历资格”,肯定并不如我。
老汉今年虚岁八十又五,参加革命也有七十多年,身份和头衔是:当年的新四军小兵,后来的解放军文艺兵,接着是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地记者,又作为《解放军报》记者参加了援越抗美战争;已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新闻工作者(即记者)协会,还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和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理事等等。如今只是个离休老兵,定居在北京的部队干休所,却与江南的“沙家浜”以及那片热土,一直“藕断丝连”,几乎缠绵了一辈子。因此如果要我为此说点什么,还是颇有文章可做的。
我且从头说起——
序“幕”:历史渊源
当年我曾在“沙家浜”所在地区驻军,时间虽然只有二年不到,那里却从此把我给“缠”上了,直到那里已经名扬中外,仍然有着联系以致牵连,这使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本人就是“沙家浜精神”,从发生发展到发扬光大的重要见证人,至少是个“之一”。
其实话说回来,在几十年以前,谁也没听说过什么“沙家浜”,更别说又有个什么“精神”,只知道江苏省有个常熟县,从县境内到苏州北边,有个既浩淼又曲里拐弯的大水荡子,后来听说那里叫阳澄湖,湖上都是大片芦苇滩,还有些大小渔村,其中一个名字很怪,叫做“厍”家浜,第一个字没几个人念得出,有人说这音“沙”(我查了汉语词典,正确读音是she,应念为“设”或“社”),这才成了后来的“沙家浜”。就因为这个“浜”藏在湖中芦苇荡里,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游击队一些伤病员,就隐藏在这里治疗养伤,归当地即常熟党的地下组织领导和联络,又由本地人民群众保护照顾着。由这些伤病员们开始,渐渐拉起一支抗日武装,他们的对手除了日伪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杂牌队伍,也就是号称“忠义救国军”的“胡传奎”那伙人(胡传奎确有其人),这就有了些故事及各种人物,也有了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从“厍家浜”出来的这支队伍,后来被编进新四军主力部队,1949年起又成为解放军20军的一部分,也就成了我们的兄弟部队。这支部队的文艺战友崔左夫等,将他们当年的故事写成文章编成书,一时广为流传。20军文工团的陈荣兰大姐,转业进了上海市,当上了人民沪剧团的团长,恰好我与上海人民沪剧团有些老关系,更有不少老朋友,这才使我与后来的“沙家浜”,特别是样板戏《沙家浜》,也有了某种关系或关联。
故事再回头说,我们部队从新四军到解放军和志愿军,与20军确是“铁哥们”老关系,当年都是新四军1师老师长粟裕将军的部下,他们是1旅,旅长叶飞,我们是3旅,旅长陶勇,叶旅长和夫人王于耕还兼任了我家乡地区的领导。后来又都是“华野”主力1纵和4纵,解放战争中一直并肩作战,大军渡江后一起攻进了大上海,他们驻在沪北远郊,我们去参加解放舟山群岛。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第一批赴朝参战,我们来沪接防,和他们一样,军部在嘉定,有一个师驻常熟,在军部的我就常去常熟,从虞山到阳澄湖,我们都去游山玩水过,不过没去什么“沙家浜”,连“厍家浜”都没去过,但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尤其是当地的人文景观,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我个人对于常熟,另有一段深刻记忆。抗日战争开始后,原在江北老家教私塾的父亲,为了抗日救国决心投笔从戎,在江北找不到抗日军队,听说江南才有,就通过关系来了常熟,却碰上了国民党的杂牌队伍,也就是胡传奎那样的“忠救军”,竟把我父亲当“新四军探子”抓住了,已经决定将他枪毙,刑前他悲愤地吟诗喊冤,诗曰:
赤胆忠心闯江南,誓灭倭寇还河山;
有兵不战钻山洞,空留耻辱满人间。
我未杀敌遭敌杀,人到黄泉心不甘;
今日头断太冤屈,中华男儿应自惭!
他的大声吟诵,被那里一位文书听到了,此人也是个书生,更有爱国爱才之心,忙对上司为我父亲说了好话,请求“胡传奎”们刀下留人,竟被说服恩准免死,事后又在那文书帮助下逃了出来。他被抓被审时,听出新四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就去寻找他们,辗转漂泊中又得知,新四军已“东进”到了江北苏中地区,连忙赶回老家,党的地下组织也找到了他,入党后一直在地方工作。而他参加革命的转折点就是常熟,那个救他一命的文书,很可能就是位常熟人,这使我从小就听父亲常常讲起常熟,特别是在那里的险遇,所以常熟早就是对我有着特殊意义的福地宝地。
第一“幕”:书归“正传”
上面这段虽非闲言,既已叙罢且归“正传”。我们部队在沪北接20军防一年多,奉军令也开赴朝鲜,还是接的20军防地,将他们替换回了国,由我们上前线痛打“美帝”。苦战不到一年,打出了朝鲜停战,终于迎来了东亚和平。为了欢庆这一伟大胜利,1953年10月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周年时,祖国派来了规模巨大人数众多的慰问团,奔赴前线各地慰问中朝军民,并且是哪里来的“最可爱的人”,就由哪里的“祖国亲人”慰问,我们部队是华东地区上海北郊来的,来的就是华东分团又以上海人为主,慰问演出的“主力军”则是上海人民沪剧团。我们在嘉定、常熟等地驻军时,就没少看沪剧,只觉得有点嗲兮兮又软绵绵,但是很好听,“老家”来的剧团当然受到“子弟兵”的格外欢迎。由于我是所在部队的《战地》报记者,对本部队的战斗情况和英雄事迹比较熟悉,领导上让我陪同“祖国亲人”去各团各阵地,一边慰问演出,一边搜集创作素材,这就和他们亲密接触了,又从此成为好朋友。
当时沪剧团带队的是市文化局的汪培(他后来在市艺术研究院),团里挂头牌的主要演员是丁是娥,演出的主要剧目是《罗汉钱》,这部戏在全国会演时得了大奖,“女一号”小飞娥就由丁是娥扮演(正是她后来又是《沙家浜》前身《芦荡火种》的“女一号”阿庆嫂),她的丈夫解洪元在剧中还是她丈夫“张木匠”,另一女主演筱爱琴却成了他们的“女儿”,胖胖的石筱英把媒婆“五婶”更演活了,与她演对手戏的“燕燕”,一曲《紫竹调》唱得至今还在流传。《罗汉钱》的编剧是宗华和文牧,前者后来成为我的战友、作家韩晓鹰的妻子;后者却成为名剧《芦荡火种》的原创作者,都是上海文艺界的重要人物。我们部队干部战士不少是北方人,却都被南方的沪剧迷住了,剧中有一段“小飞娥”关于“罗汉钱”的大限“咏叹调”独唱,我这个男兵竟能一字不落地从头唱到尾,可见他们的演出多么深入“兵”心。他们从1953年10月到朝鲜,直到1954年1月才班师回国,分别前我们都互留了地址,以后凡去上海必去沪剧团探望“亲人”,我们军文工团的葛乃庆,转业回上海竟成为那儿的导演,加上宗华、韩晓鹰夫妇,尤其是丁是娥、解洪元和筱爱琴、邵滨逊夫妇等,都格外欢迎去看望他们的“最可爱的人”。1955年我到北京后,沪剧团每次进京,都请我去看他们的新戏,不断和这批“祖国亲人”们保持着亲密接触。作为“沙家浜精神”之一的“军民鱼水情”,早就在我们中开始了。
第二“幕”:好戏这才开锣
来自20军的陈荣兰大姐,就任上海人民沪剧团团长后,把人民军队的传统作风也带来了。沪剧过去主要演出些儿女情长类的剧目,陈团长来后先带剧团常去部队演出,就加了些革命斗争和军队题材节目,为了演得好像个兵,她就派人深入部队体验生活,编、导、演等主创人员还下连当兵,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干脆就参军入伍成为战士,老演员邵滨逊、筱爱琴夫妇等,都成了军属大爷大妈,团里的演出剧目,更有了一批革命历史和战争题材作品,从而使这个地方剧种,由原来比较“阴柔”转为“阳刚”了。正是陈荣兰团长,将老部队一批伤病员在“厍”家浜的故事,引进剧团交代给编剧文牧和导演杨文龙等,和他们一起打造出了一台革命战争题材新戏,这就是先为名剧的《芦荡火种》,后来又成为“样板戏”的《沙家浜》。他们原创的《芦荡火种》演出后竟“一炮打响”,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沪剧“皇后”级主演丁是娥的“阿庆嫂”,作为“春来茶馆”老板娘,与胡传奎、刁德一“智斗”的男女声三重唱,也成了几乎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唱段。
《芦荡火种》的走红,竟引起了一个“大人物”的注意,此人就是当年的“第一夫人”江青,她正在搞什么“京剧改革”,主张多演现代戏。1963年正是由她“点将”,邀请沪剧团来京演出《芦荡火种》,好让北京的京剧团观摩学习,准备改编为现代京剧。只是这时的江青,远不如后来在“文革”中那么“牛”,连正任北京市长的彭真等人,也不大瞧得起她,由她请来的上海沪剧团,到了北京竟不安排剧场让他们公演,连住的地方也不给,只得在前门外一条小胡同内,找到家十分“蹩脚”的小旅馆安身。他们一到我就赶去了,还约了军事博物馆的画家彭彬,他是陈荣兰大姐的新四军老战友,我们看到他们“下榻”处的窘相,身为北京人也为北京市如此对待他们,认为太“不够意思”,因而很“不好意思”。
但是陈团长和大演员丁是娥等都不计较,看来他们确是学到了革命部队的艰苦奋斗作风,照常乐乐呵呵又快快活活地,准备向首都人民和领导们汇报演出。因为北京市没安排正式剧场,陈团长就通过部队的老关系,借到了城边上的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歌剧院原址),在那儿演出了许多场,我和彭彬带着全家人都去看了,自己更是看了又看。团里同志告诉我们,“江青同志”不仅也去看了戏,还去他们住的“蹩脚”小旅馆,“亲自莅临视察”过,不过这个说法不是他们当时说的,而是我现在特意“加工”出的,因为那时的江青,虽是“第一夫人”,为人却还“平易近人”,甚至相当“谦虚谨慎”,与她后来成为“红都女皇”时,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她“亲临”小旅馆“视察”这样的“大事”,也不是陈团长向我们正式“传达”的,只是团里的丫头小子们,当作趣事轶闻随口说出的,可见谁都没把江青当一回事。
《芦荡火种》在总政排演场演出多场,那里有别的任务恕不接待了,陈团长又请总政文化部安排,到北京郊区驻军部队去,借那儿的大小礼堂继续演出,对各部队进行慰问,我和彭彬都是部队的,就陪他们一起去了。见沪剧团每到一个单位,全团同志就都分散开来,深入各个兵营驻地,见谁头发长了按坐下就给他理发,女同志则将宿舍里的脏衣服和被单等,搜罗出来一一拆洗一番,乐队的老同志自带着工具材料,找出一双双旧军用皮鞋胶鞋,全给修补加了后跟。演出前观众入场时,陈团长又率领全体人员,列队夹道欢迎干部战士,演出结束后又全团出动,打扫剧场清理环境,离开这里时又留下了大红纸写出的慰问感谢信……他们这一系列行动,把我和彭彬都给感动了,我们相约着在《解放军报》上,对他们表示热烈赞扬,由我写文章,彭彬作插图,以《我们的文工团》为题,占了军报小半个版。不料这篇表扬稿,又引出了新的故事。
第三“幕”:大戏进入高潮
发表我们这篇稿子的军报到了上海,被正主管宣传文化的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看到,马上报告了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是沪剧团到北京先遭冷遇,却受到了部队热烈欢迎,《解放军报》特地发表文章,表扬了沪剧团,这使我们的报道,也得到了上海市委的重视。只是这事当时我不知道,要不就可以趁机藉此贴上去,巴结那位据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老的柯老和后来的“四人帮”狗头军师,我也就爬了上去,此后也就更交代不了了!好在这事并未发生。与此同时,北京京剧团按照江青指点(那时她还无权“指示”),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现代戏,排练出来以后就在北京公演。沪剧团来京演出,我是应邀看戏的贵宾,京剧团在京演同一出戏,我却要自掏腰包买票去看,北京的“近亲”远不如上海“远亲”与我更为亲近。
北京京剧团主演《芦荡火种》中“女一号”阿庆嫂的,是此团“台柱子”京剧名旦赵燕侠,她的演唱功夫与沪剧“皇后”丁是娥不相上下,可谓异曲同工,都很美妙动人,尤其是“智斗”一场的男女声三重唱,其唱词更是字字句句皆为珠玑,后来知道这出自文学名家汪曾祺的大手笔,难怪它确是不同凡响。于是这台京剧现代大戏,也就红遍了京城内外和大河上下,这一名剧也就此进入“高潮”。由中国“第一夫人”亲自陪同全党全国“伟大领袖”,亲临剧场“视察”(这是对领导人的专用语)了此剧,从而使《芦荡火种》这台戏,从此登上了艺术“顶峰”!
正是“伟大领袖”看了戏后,连续发出“最新最高指示”,金口玉言指出,此剧应该加强武装斗争云云,又指出“芦荡”里都是水,会把“火种”给淹灭了,应该将剧名按照故事发生地点,改为“沙家浜”,这也是京剧剧名的常例惯例。原来当初沪剧团的编剧文牧,在写作剧本时,已将故事发生地“厍”家浜,改为谁都认识的“沙”家浜了,连剧中代表“水”即当地人民群众的老大娘,也叫为“沙奶奶”了。这“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一发出,本来没有的一个“沙家浜”,也就横空出世,从此闻名天下!
其实后来的这一切,最早就是从前门外小胡同那家“蹩脚”小旅馆开始的。如今那家小旅馆已被拆迁,早就“灰飞烟灭”了,不然倒可以加以修复,建成又一座《沙家浜》历史纪念地。更令人遗憾和痛惜的是,到了后来的“文革”运动中,从北京的赵燕侠到上海的丁是娥,以及成千上万名著名艺术家、作家和学者们,都被当作“三名三高”和“黑帮黑线”以及“反动权威”甚至“牛鬼蛇神”之类,统统被“横扫”和“打倒”了,由丁是娥、赵燕侠等首创首演的《沙家浜》,已经成为“革命样板戏”,剧中的阿庆嫂已成为新时代的红色英雄偶像,连她开的“春来茶馆”,也一下开遍了全国各地,包括《沙家浜》在内的“革命样板戏”,竟成为继《国际歌》之后又一“无产阶级艺术”的“巅峰”之作!人们一时也忘了首演首创这台戏的丁是娥、赵燕侠和一起创演推出这些艺术精品的劳动者们。幸好有的知情者还活着,其中有个我这老头儿,才能告诉人们,那些“革命样板戏”的源头到底在哪儿!?也会使人知道,这是不是真是什么“伟大旗手”的什么“伟大功勋业绩”!
1976年10月6日,一声“秋”雷震醒全国,“文革”就此收场,虽然流毒遗害依然不断,真正的艺术杰作仍然“活”着,阿庆嫂“智斗”刁德一、胡传奎,郭建光与沙奶奶等的对唱、重唱和合唱等等,不仅还在世间继续流传,其艺术魅力丝毫不减当年,以致感染感动了我国一代又一代人。于是“精神”也就变成了“物质”,就在常熟的阳澄湖畔,居然出现了一个现实的“沙家浜”!
第四“幕”:精神变回为物质
改革开放以后,原创首演《芦荡火种》的丁是娥等名角和编剧文牧、导演杨文龙,特别是老团长陈荣兰等等,都已先后辞世,可他们最早打造出的名剧《沙家浜》,已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红色经典”,原称人民沪剧团的小单位,也成为国家级代表一个剧种的上海沪剧院。由丁是娥等首唱的“春来茶馆”中的“智斗”和郭建光与沙奶奶等的对唱等著名唱段,依然风靡全国成了保留节目,不只在国内到处传唱,沪剧新星茅善玉小姐,还将原来只是《罗汉钱》中一支民间小调,也是剧中一段小插曲的《紫竹调》,唱到了世界歌剧“皇宫”维也纳金色大厅,又醉倒了大批洋人先生女士和小姐们,使这本来只是地方剧种的沪剧,不仅走出了上海,更走出了国门,一下成了世界舞台上的东方民族歌剧。
后来的这一切,其实都是由当初的人民沪剧团和随后的上海沪剧院开创的,这使人们注意到了《沙家浜》故事原始发生地点,找到了已成“沙家浜”的老“厍家浜”,又从这处“文源”,发现了更为可观甚至是巨大的“财源”,“经济基础”就与“上层建筑”巧妙结合互相促动,一批有开发和发展眼光的“商人”联合“文人”,就在常熟境内的阳澄湖芦苇荡中,平地一声“雷”地创造出了一个鲜活的“沙家浜”村镇,新开了一爿招引四方客的名店“春来茶馆”,在其对面又搭了一座露天剧场,正滚动演出着《沙家浜》中的“智斗”一折,四周还有各种相邻相近的设施建筑等等,一座新镇也就拔地而起了。以此为基地又以阳澄湖特产大闸蟹和“湖八鲜”等等,招来了国内外食客游客,更以此为中心开发了“莲花岛”、“美人腿”等等风光迷人的新景观,设计出许多游览节目和活动项目,将这里打造成为中外闻名的AAAA级旅游景区。正如《沙家浜》“男一号”郭建光所唱的:“朝霞照在阳澄湖上……”,一台“样板戏”的“朝霞”,果然把大片的阳澄湖,一下子全给照亮了!
人们再接再厉,在此基础上继续“开挖”,通过原常熟县(现在已发展为“市”了)的党史、文史等史志部门与专家们,“发掘”出了当年组织联络这里斗争的党的领导者,查到他们的姓名及其事迹业绩,又找到曾在这里治疗养伤的伤病员们,了解到他们来历经历等等,还将被阿庆嫂“智斗”斗倒的胡传奎、刁德一等的原型轶事,都一一查明搞清楚了,从而使当地当年抗日军民,如何与日、伪、顽(即国民党顽固派)们,坚决斗争的革命历史,更为具体丰富和生动形象了。正是在这些重要的“精神”成果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了更新的“物质”成果,在这里建成了一座高大宏伟又新型的“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使来这里观光游览的男女老少,受到了更多更深的思想政治感化,这就又成为当地影响巨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于是,原来这处只有芦苇荡的水乡,从此跃升为中外闻名的“红色经典”名胜景区。
其实这些都是沪剧团一台戏引发出的,现实的“沙家浜”,应是沪剧院在演出剧目以外的,又一更为重大甚至辉煌的“副产品”。正是因此,上海沪剧院老院长,著名剧作家余雍和先生,几次邀请我和彭彬,由他亲自陪同我们同去沙家浜胜地一游。由于种种原因,此行一直未成,我却以新四军老战士身份,先去了沙家浜,当然地享受了当地所有旅游节目,也专程去了“沙家浜纪念馆”,认真参观学习过,还受到常熟市领导和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使我甚感欣慰深为感动的是,在“沙家浜纪念馆”中,不仅看到了当年中共常熟县委领导人的照片与史料,还看到在这里养过伤的老同志带头人(他名字中有个“光”字,也就是剧中“男一号”郭建光的原型)的形象资料,连胡传奎、刁德一的史迹等等,也都看到了。使我大感亲切的是,又见到沪剧“皇后”丁是娥的熟悉形象……这里把已逝历史及其人物,都重新“复活”一一展现了。
我边看边想道,从沙家浜到纪念馆,如今的这一切,作出这些创意,开发这片热土,积极筹划和辛勤建设者们,确是对今人和后人,从以往历史到以后未来,都已作出了重大贡献,连我这个老兵,也跟着沾光享受了,我从心中喊出:谢谢了,“沙家浜”的所有创造者劳动者们!
尾声:精神物质,都将永存
本文开头写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物质第一,精神第二。这当然是对的,可是也有例外,如常熟的“沙家浜”,就是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的,是一台戏造成的结果。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还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毛主席就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也会反转过来,对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影响。他在《矛盾论》中写道:……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引自《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341页)
所以,从《沙家浜》到“沙家浜”的演变发展,也证明并证实了革命导师们的教导无比正确。
我所以回顾当年写出此文,是对于“沙家浜精神”确有所感更深有所悟,正是“沙家浜”最重要列为第一“精神”的“军民鱼水情”,几十年前就已在上海沪剧团中,继承实行做得很好了,他们本身及其行动,就是《沙家浜》中沙奶奶、阿庆嫂和郭建光等的“原型”,我就见证也亲历了这段历史。加上已成现实的“沙家浜”,这种可贵精神确已得到传承发展和发扬光大。当然,如今的沙家浜,早已没有郭建光等新四军伤病员,也不再有驻军部队,可能连武警都没有,至多有几个维持秩序和治安的警察和保安,但是这种“军民鱼水”的精神及其优良传统,必须永远保持,这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当前的“官民”关系,我以为这比当年的军民关系更为重要,已经和正在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发生着深刻和直接影响,应该也必须引起特别重视。
按照党的要求,“官”即干部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人民群众就是他们的“沙奶奶”和“阿庆嫂”们,也是他们的保护神和监护者。可惜现实又是恰恰相反,有不少“官”们已经成为当代的“红色”胡传奎和刁德一等等,成了欺压和剥削老百姓的贪官污吏,也就成为新一代郭建光和阿庆嫂、沙奶奶等的斗争对象,当然都是如今党委纪检委的查处对象。这种极不正常的反常的“官民”关系,必须坚决纠正,应该回归为当年的“军民鱼水”关系。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提出的“沙家浜精神”的根本目的。
还有一点应予注意,现在有的“官”们在台上冠冕堂皇,大吹如何廉洁奉公为国为民,一下台就被“双规”现了原形,可见他们说的唱的,都是为了骗人胡弄人,是些业余的“表演艺术家”。倒是些真正的专业艺术家,包括表演艺术家们,例如创造出《沙家浜》的沪剧团同志,自己以身作则首先做到并做好了“军民鱼水情”,再通过艺术作品创造了更完美的“军民鱼水情”,以致推动了全社会的军民鱼水关系。这表明他们唱的做的不只是硬功夫,更是真功夫,也以此感动了无数人,他们的作品也才更为深入人心并流传于世。
那些对人装腔作势,实际贪赃枉法的业余“表演艺术家”,在他们面前应该羞耻永远愧对这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们。也正因此,我们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对日、伪、顽军队的斗争,也就是郭建光、阿庆嫂与胡传奎、刁德一等的斗争,直到如今还在继续,只是换了新的方式形式和斗争对象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的“沙家浜精神”,不仅重要,更为必要,我也才写了此文,参与鼓吹和弘扬这一可贵精神。
1师分会:洪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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