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也男

华灯初上，北京的夜在流动的灯光中闪溢着幸福与安宁。时常走在长安街街头，看着身边流动的人群，一股暖流常常在心间涌动，也许身边走过的人都不认识我，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但是我却觉得他们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可爱。他们的幸福眼神，他们无忧的举动都会带来我会心的微笑。泪光也常常在我眼里流动，七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经常会在这时闪现在我脑海，我多想告诉身边走过的人，没有七十年前的那些战士，没有七十年前的那些牺牲，没有七十年前那些漆黑的行军路，也许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那时我刚刚20岁。

1939年的中国，整个民族都在日本战车的碾压下呻吟。中国经历了空前的浩劫，人人行色匆匆，对未来充满了恐慌与茫然。

在惶惶不可终日中，我无法上学了。从小丧父，母亲改嫁的我，被抚养我的叔叔送到三北的庄黄济众医院做护士，那个医院的院长是我的堂舅。医院里的人都称我“陈小姐”或者“MISS陈”。刚开始我对新四军也模模糊糊，只是从心里对日本人有刻骨的仇恨。

还记得一日，日本鬼子突然向我们医院扑来，当我发现这些禽兽时，他们已经爬上了医院的铁门，正在摇晃着铁门伊里哇啦地乱叫，我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慌忙逃到一个老乡家躲避，日本人尾随我们而来。找不到我们，便到处乱捅，刺刀扑扑的声音，吓得我们魂飞魄散。幸好没捅床底下，我才幸运地躲过一劫。

当时的三北游击队司令部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打日本鬼子的抗日武装，下辖三个主力支队，简称“三五支队”，部队常在庄黄医院附近流动，由于“三五支队”没有后方医院，病人也经常住到我们医院。有一次，“三五支队”派了一名叫李环琴的女护士到医院来管理“三五支队”的伤员，她和我同住一个房间，我才正式的第一次接触新四军。她动员我参军，我开始萌动了想法，我知道他们是打鬼子的部队，是救国救民的部队，是穷人的部队，打鬼子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

那时候，鬼子经常到医院附近扫荡，环境恶劣，医院也不能正常运转。后来，部队精简，李环琴暂回浦东老家，临走时，她对我说：“等形势好转，再出来接你。”

不久我也在医院呆不下去了，回了老家，在那里等李环琴的消息。果真，李环琴给我来信，说出来做“生意”（暗语），让我到三北某个地方来找她。

我接信后，匆匆收拾行装，提着装行李的小网篮，从宁海坐船到了三北。然而此刻，原在医院附近的三北办事处已搬走了。闻听此消息，我很是沮丧。但我决心一定要找到部队。我走到镇上碰运气看能不能碰到熟人，从早上一直等到天黑。就在绝望之时，我突然发现了曾在医院养伤的一名司务长从街头路过，我喜出望外，上前一步叫住了他，司务长也认出了我，他惊奇地问：“陈小姐，你在这里找谁？”

我说：“我找你们部队，原来的办事处已经搬了，找不到人。”

司务长说：“你跟我走吧。”

他带着我到一个村保长家吃了饭，而后带着我到了“三五支队”司令部，在那里我又见到了李环琴。

我高兴得流下了泪，我终于找到了抗日部队，心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因为我曾在医院工作过，组织上就分配我到五支队，做医务工作。不过当时我思想上压力不小，因为在医院里我只是护理工作，还从来没有给病人单独看过病。

到了五支队的支队部，他们给我一个药箱，药箱里面装着内外科的药。由于部队只有我一位女同志，部队为了照顾我，便给我安排了一名挑夫。挑夫一头挑着药箱，一头挑着我的行李。

就这样我开始跟着部队行动了。

1943年春，我调到三支队的支队部，打仗的时候，我背着急救包，穿着草鞋，和战士们一起爬山越岭，穿梭在枪林弹雨中。

我跟着三支队二中队曾经参加了解放四明山梁弄镇的战斗。

1944年4月份，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派30余人带着电台到浦东，张席珍从浙东调浦东支队任参谋长，我和俞叔平跟随张席珍也从浙东调到浦东，由张席珍带队，带着一部电台，到了浦东支队打游击。

浦东是平原，日本鬼子据点很多，我们只能晚上行军或战斗。漆黑的夜里，有很多时候困乏的实在走不动了，走着走着就睡着栽倒了。

浦东是敌人“清乡”过的地区，我部队流动性很大，南汇、周浦、新场等地都是日寇的重要据点，汉奸特务活动猖獗，部队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坚持对敌斗争，每天晚上部队都要转移，当时，我部队已发展到二三百人，医务人员只有我和俞淑平及原来一个姓张的同志，忙不过来，后来，俞梅平才调来。我们没有固定医院，只有一付药担子是我们的全部家当，药品是设法买来的，也很紧张。部队晚上行军，医务人员跟着部队跑。到了新的宿营地，如果没有敌情，第二天战士们休息，我则打开药箱，在空地上摆一张桌子，开始门诊。当地老百姓闻声也赶来看病，我们也给予了细心治疗。中队没有卫生员，到门诊部来看病的多数是伤风感冒之类，也有的是外伤，偶尔给病人做些小手术。1944年11月，浦东支队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

1945年初，苏联红军大反攻已逼近德国柏林，位于东方主战场上的中国军民，经过7年多的抗战，正积极准备反攻力量，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太平洋战线的美军，已挺进至菲律宾，美国空军的B29轰炸机也出现在被日军占领的上海，炮击做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皇军”。

1月20日，在碧蓝的天空上，排成一字形的美军轰炸机从东南方向飞临上海上空，市区各目标区瞬时黑烟直冲云霄，上海近郊的老百姓目睹日本侵略者被轰炸，兴奋地互相转告：“日本鬼子挨炸了！”这时，只见日军机的炮弹在空中爆炸，散发出朵朵烟云，突然，一架美军轰炸机拖着长长的烟柱掉了下来。坠落于上海浦东三林乡大绞圈村东南200公尺处，随着一声巨响，火光冲天。美军飞行员跳伞降落在村西100公尺处的一块麦田里，美军飞行员把降落伞藏在附近植被茂密的一块墓地里后，朝附近村里走去。

日本鬼子也四处寻找这位美军飞行员。美军飞行员被我军救出后，淞沪支队领导朱亚民、陈伟达、张席珍、曾平等立即接见了他，中共淞沪地委宣传部长金子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与美军飞行员交谈中得知，飞行员名叫托勒斯，是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队、第一一八战略侦察队中尉飞行员，22岁，生于美国阿肯色斯洲，父亲以修配汽车、无线电等零件为业，他在大学里读了一年书，主修机械工程，1943年参加空军训练，1944年11月自愿报名来华作战，在中国已参战13次，这次，他驾驶P51野马式飞机，从江西赣州机场起飞，到上海执行空袭任务，俯冲射击时因离地面太近，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油缸，飞机起火，他被迫跳伞。

托勒斯见到我部队满是困惑，反复问：“你们是什么队伍？”金子明部长告诉他：“我们是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他摇头不信，说：“我起飞前，队长通知，在上海执行任务遇到危险，可飞到郊区跳伞，那里会有国民党的军队来接应，没有听说有共产党的部队呀！”

金部长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先后有几十万军队来过上海，但在日军进攻后都撤退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上海周围坚持斗争，与日军打游击战，所以，你就获救了。”

当时，我奉命为美国飞行员治疗，我看到托勒斯的面部、左手和右脚都已不同程度被烧伤，就仔细地对美国飞行员的面部、左手和右脚伤口作了消毒和包扎。托勒斯脖子上挂着十字架，清理伤口时碰到伤处，托勒斯突然站起来，闭着眼睛做祷告，我们很多战士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觉得美国人真不可思议。

由于托勒斯面部已被烧伤，他自己不能吃饭，我想方设法找来面粉，做了饺子，一口一口喂给他吃，托勒斯非常感动，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连声说：“谢谢！”

就这样，在那个早春里，托勒斯融入了我军指战员的生活。清晨，田野里的庄稼披着白白的微露，平原如水网般的河道两侧挂着薄薄的透明的冰凌，处处闪着太阳的晨晖。气温还很低，但托勒斯竟穿着短袖衣服走来走去，口里一直不停地赞美上海浦东真是个好地方。

慢慢地，托勒斯和战士们熟了，托勒斯经常去我们所在的医院门诊部玩，他兴趣勃勃教我跳舞，教我们学英语……我很认真地学，没有几天，就学会了几句简单的英语会话，我和战友教托勒斯跳秧歌舞。

在我军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照顾下，托勒斯的伤口渐渐愈合，为保证他顺利归队，支队部决定护送他去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临别前，托勒斯很激动，依依不舍地和我们拥抱告别。他把身上所有的物品都拿出来，和支队同志交换纪念品，他把一张绸布航空图和一支柯尔特手枪送给支队长朱亚民，朱队长回赠他一支毛瑟手枪；他将一支夜光指南针和一把匕首送给金部长，又用一只塑料火柴盒及剩余的几根火柴，和部队抽烟的同志交换火柴盒，他说：“当我点火抽烟时，就会想起你们的。”

随后，金子明部长带领十七八个指战员护送托勒斯，乘坐我海防大队的船渡过杭州湾，安全抵达浙东抗日根据地。

1945年春天，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微露。然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也越来越严峻。根据上级指示，淞沪支队由朱亚民、陈伟达、曾平等率领，经浦东开赴青浦地区，张席珍和俞淑平留在浦东，坚持原地斗争，我和俞梅平随部队来到青浦，行军作战时，我们总是跟支队首长一起走，4月初的一天，部队出发前，大家很高兴，因为很快要与浦西部队会合了，当部队到达柿子园一带时，与国民党特务武装殷丹天部发生遭遇战，我们跟着部队走进一个村庄，恰好碰到曾平的警卫员。他惊讶地问我：“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这是敌人占领区。”随后又黯淡地说，“曾平同志已经牺牲了”。闻听曾平同志牺牲，我心里很是难受，泪水打湿了我的脸庞。战斗还在继续，我擦干眼泪，忙着抢救伤员，天很黑，几乎分辨不出哪个是我们的同志。康则焘同志负了伤，陈伟达政委叫我给他包扎，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我摸黑进行了包扎，并吩咐担架队员赶紧把他抬到后方医院治疗。几天后，传来不幸的消息，康则焘同志也永远离开了我们。

淞沪支队在青浦地区打的仗不少，有战斗就会有伤亡，战斗中负伤的同志都由我和俞梅平俩人抢救护理，后来由于情况紧张，重伤员分散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治疗。平时由我和俞梅平去换药打针。我俩穿着便衣，乘着老百姓的小船，手提藏着药品和医疗器具小篮，装扮成老百姓，到各个村庄去巡诊。

淞沪支队北撤时，尚有30多名伤员，有的随部队，有的住在老百姓家养伤，部队离开青浦前，对这些负伤的同志都作了妥善安排，稍能行动的都乘船随部队撤到苏北，有几个同志伤势很严重，随部队行动确有困难，被移交给了地方党组织，安置在原地治疗。

11月，浙东纵队第五支队和淞沪支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三旅七团，我调到团部卫生队工作，在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了七战七捷、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外线出击、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大小20余仗战斗。

当在枪林弹雨中行走多了，其实也就不再太在意自己的生死。当身边满是视死如归的人，自己的精神也会越来越坚强。

人活着总要有点精神，革命年代没有吃，没有穿，连觉都睡不好，但我们是充实而快乐的。快乐的源头就在于我们有崇高的理想和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我们把大多数人的幸福当作了自己的幸福。

我常想，即使当初我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抗日的战场，我也无悔。

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未来肯定属于我们中国共产党！

                  陈也男口述， 石志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