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师分会比较特殊，父辈多是“皖南事变”的幸存者。在编写“红色家谱”之前，已经开始收集这些幸存者的资料，现在汇总整理之中。

    这次为了编辑“皖南事变”幸存者的小样，由七师分会李湘滨和军部分会陈南鸥分别将收存的亲历者简历和照片进行逐一的核对，李湘滨对缺少部分做好标记加以完善。可以看到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经掌握当年“皖南事变”幸存者800余人。大部分亲历者的材料是来源于子女们的提供，质量相对高；但由于格式的不同，每一篇材料都需要按照规定的体例加以修改与规范。有些牺牲先烈的材料只能是从相关书籍上转载下来，还有些亲历者是通过网络上复制下来的资料，累积下来几百人的照片和资料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笔者当年就是由七师分会李湘滨发函给家父罗爱民的原离休单位国家外国专家局寻找“皖南事变”幸存者，而让我带上老人的简历和照片送到七师分会，由此让我跟随李湘滨走上寻找“皖南事变”幸存者的艰辛之路。原本是一件并不复杂的寻找之事，有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出具的信函，公对公地办事，收集散落在各地的“皖南事变”幸存者，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任的团体的行为，旨在弘扬新四军的铁军精神。笔者在2018年8月第一个发函给江西省地矿局组织部，寻找幸存者是徐贤朝。尽管徐老已经过世，但是其原单位给以大力配合，复印了徐贤朝大量档案资料，使得“皖南事变”幸存者多1人。

    最困难的是2018年8月所发现的“皖南事变”幸存者，是原七机部基建局副局长江胜武，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迫害致死。因原七机部早已撤销，第一封信函只能是发给国家航天局老干部办公室，却是行政机关不负责管理离退休干部。随即通过熟人的运作，得知江胜武的档案存于档案馆。第二封信函是发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笔者是该航天系统的退休职工，亲自进入公司办公大楼联系此事，被告知由离退休工作部负责管理。只得再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离退休工作部送达第三封信函，对方经商量后却推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级别不够，不能调阅江胜武的档案！”我们只能联系江胜武的子女，由他们想办法找到父亲江胜武的资料。结果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寻找一个过世老人的档案资料就如此地艰难吗？李湘滨气愤之下，以个人的名义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写信，陈述寻找“皖南事变”幸存者，就是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建立而流血牺牲的革命者，令人失望的是如同石沉大海一样的无结果。

    笔者在2018年12月给西部战区档案馆发信函，了解“皖南事变”幸存者熬德胜有关资料。对方以手抄写的方式将熬德胜有关资料用机要形式寄回来，结果发现熬德胜的参加革命与入党时间的不对？如此公对公地办事，组织上对个人档案管理还出现纰漏令人不解。但是继续寻找“皖南事变”幸存者的步伐并没有停止，近日李湘滨得知菲律宾归侨新四军老战士张匡时和苏辛涛住家地址，便与笔者分别按地址去寻找老人后代的踪迹。笔者通过小区物业查看现房主登记已经更名姓李，对方不肯提供联系方式。笔者只能利用双休日亲自登门查询，是张匡时老人小儿子一家人继承父辈的房产，并对笔者不辞辛苦地寻找其父张匡时的行为而感动，答应帮助找到老人生前一些资料。笔者第二次登门时，借到张匡时老人《泉州华侨史料》第二辑和《碧海丹心——北京市侨联菲律宾归侨联谊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影集》两本书，以及家属提供张老三张1寸不同时期黑白照片，弥补了我们已有《铁血侨魂》缺张匡时照片的遗憾。而李湘滨寻找幸存者苏辛涛住家地址，却因老人的过世后其子女将房产变卖，查找到两处地址而线索被迫中断了。还是笔者比较幸运，找到张匡时老人之子张怀林继续发掘其父辈侄子张百钧也是幸存者，是由张老带着侄子参加新四军，不幸的是牺牲于“皖南事变”。庆幸的是通过张老之子，我们又查找到归国华侨新四军老战士许呈炜老人的线索，李湘滨经过多方联系终于找到许老之子许向众，他提供了老人的简历和照片，使得“皖南事变”幸存者增加3人。事实上，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寻找“皖南事变”幸存者之路，但是参与者抱定克服一切困难而追根抛底地寻找幸存者不间断。

    我们都是“皖南事变”幸存者的后代，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义不容辞地收集资料，只是想把这些“皖南事变”亲历者的简介保留下来，以便铭记这些新四军老战士的英名，是在践行不忘初心之举措。大家为之所付出几年的艰辛努力，是在传承新四军的红色基因，是记录下“红色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也是七师分会2019年计划完成《浴血皖南——皖南事变亲历者简介》一书编纂工作的落实。

                                    七师分会 罗亚滨供稿

                                     2019年4月5日